原创《贿赂案件超九成交易说明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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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一家律师事务所组建了一个研究团队,通过对相关法律数据库的检索,选取了2013年1月1日至2016年11月5日期间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区域内的210份受贿罪有效判决文书进行分类、整理、分析,总结出广州市受贿案件的一些基本状况,形成报告并得出了一些有意思的结论.
比如,在这些案件中,以为对象有178件,占比84.80%,以+购物卡为对象的有12件,占比5.70%.其他如通过银行转账,或者接受字画、电脑或电子产品的受贿,占比不到一成.
由于交易往往发生在密闭的空间,整个犯罪过程很容易陷入“你知我知天知地知”的隐秘世界.要突破这类个案,口供显得尤为重要.而恰恰在所有的法定证据中,口供又是最不稳定的、证明力相对偏弱的一类法定证据.这无疑对侦查和指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交易型贿赂案中,行贿人既是犯罪的参与方（通常还是获益方）,又是案件最重要的证人.若如实指证,行贿人自己难逃法律的制裁.因此,行贿人以沉默应对侦查是其自保的常见选择.更何况,不少行贿人也有担心因“出卖”利益同盟者而遭到报复.
如何打消行贿人的疑虑,争取在分化“行贿—受贿共同体”之后,将案件拿下,是各地反贪部门都为之焦虑的工作难点.在一些地方的司法实践中,配合侦控方取证的行贿人往往被“法外开恩”,这也是受贿案远高于行贿案比例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按受贿与行贿的对偶关系来说,两者的案件数本该平衡才是.
当然,呼吁设立“污点证人”制度以打消行贿人的后顾之忧,近十余年来一直不曾停歇.这种基于实用主义的制度选择,可能并不符合“违法必究”的刑事政策,但在公正和效率不能两全时,制度必须作出选择.一个“公正优先、兼顾效率”的方案或许是最终可能形成多数共识的选项.
（摘自12月5日《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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