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哈佛校长和《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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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军伟
美国内战是整个美国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一次战争,死亡人数众多,并由此诞生了一个没有奴隶制的美国.战后围绕着美国“自由的新生”创造了一个新的宪政秩序,并为美国在21世纪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内战对于19世纪中后期美国南北双方的社会整合与战后重建意义重大,美国内战史因而一直都是美国史研究的重点领域.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哈佛大学现任校长德鲁·吉尔平·福斯特的《创新之母》 ,可谓该领域的一部相当有分量的著作.该书独辟蹊径,以内战时期南部蓄奴州奴隶主家庭的白人女性为视角,通过对大量的日记、书信、手稿、档案和图像资料等一手材料的梳理解读,并结合少量小说、散文、诗歌、民谣等文学作品和二手研究,细致生动地展现了南方白人女性在内战时期的日常生活和复杂心态,着重表现了她们在传统与现实的冲突中的犹豫与坚强.该书以其卓越的研究,荣获美国历史学会美国题材年度非小说类最佳著作奖、美国历史学家组织“弗朗西斯·帕克曼奖”等多项大奖.2015年,该书中译本由人民出版社推出.
福斯特是研究美国内战史和南部史的专家,在研究美国内战时期反映南方阵营思想的意识形态和南方女性生活方面卓有成就,广受学界赞誉. 《创新之母》作为福斯特脍炙人口的代表作品之一,好评不断,究其创作背景,除了美国妇女史研究的初步兴起及其自身受这种思潮影响并积极推动和践行美国妇女史的研究这一主要原因外,还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福斯特本人的经历和家庭背景.福斯特早年与母亲在“女性”这一身份的理解上长期对抗,且家庭内的男女成员都深受美国内战影响.另一个因素是大量的历史遗存.南方妇女们留下了大量的作品,如日记、信件、散文、回忆录等,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材料.前者是其创作动机,后者为其研究奠定了基础.
学术史梳理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的美国内战史研究侧重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主要关注的是内战的起因、内战过程中的具体战略与事件等.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新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兴起,内战史的研究路径随之更新.学者们开始将更多的眼光投向内战时期的社会和社会中的底层人士及边缘群体,挖掘民众的日常生活.这种研究丰富了美国内战史的内容,充实了内战史研究的“演员队伍” ,拓宽了美国内战史的研究范围.福斯特的《创新之母》敏锐地注意到内战时期南方白人女性所面临的困境和转变,揭示了战时白人女性的社会生活及内战对南方白人女性的诸多影响,是美国妇女史和社会史研究的上乘之作.
美国的妇女史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受制于传统史学的研究取材而一度无人问津.但随着社会层面上的,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女性主义运动的风生水起,妇女史研究开始进入更多学者的视野,并逐渐发展成熟； 经由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新社会史的学术风潮, “自下而上”研究历史的学术倾向和对家庭、婚姻、性别等为传统史学所忽视课题的深度挖掘,新的学术增长点被滋生,妇女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近年来的妇女史研究不再只是关注精英女性,同时也关注普通女性； 妇女史也不再只是历史的“添附” ,弥补传统历史研究的空白,而是具有高度主体性的鲜活历史.在《创新之母》一书中,福斯特对内战时期南部白人女性在日常生活中为邦联所做的种种努力、管理黑人奴隶、迫于生计而走出家门求职等诸多景象的呈现,还原了白人女性在该时期的复杂心理和逐步成型且倾向独立的主体意识,开创性地为研究内战时期的白人女性提供了一种新的叙事模式,使得美国南方妇女史研究“至少已经渡过了襁褓期” .
现实的脱轨与传统的背离
福斯特在《创新之母》中认为,传统的南方作为绝对的农业社会,社会秩序的维持依赖于以奴隶制为经济基础的种植园经济,家庭是其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南方的父系社会结构建立在白人男性在家庭中对于白人女性的领导地位和对奴隶的绝对管制上.但当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时,南部邦联和北部联邦的军事冲突引发了南方社会的剧烈动荡,促使女性对她们自身产生了新的理解.一种旧的、保守的、依附的、从属于家庭和白人男性的“南方女性”逐渐开始了自我改造过程.
战争开始后,大量白人男性被征召到前线投入内战之中,使白人女性直接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当白人男性从家庭中被抽离前往战场时,白人女性生理上的柔弱、情感上的不舍和家庭结构的瓦解使得南部社会不再稳定.原先依附于白人男性,从属于家庭的白人女性不得不一方面直面作战区可能带来的危险,另一方面只能在无奈中成为家庭的主人,在从事大量日常劳作的同时直接管理奴隶.福斯特写道：
对奴隶进行直接控制,是旧南方最基本、最关键的政治行为.随着男人奔赴前线,这一至高无上的公共职责,落在了白人女性的肩上.
但是,随着战争的持续,奴隶们变得难以管教,其反叛、渴望自由的意向越来越难以抑制,白人女性不得不依赖自己所讨厌的、与自己身份固有属性相违背的暴力来对奴隶进行管制,尽管她们讨厌暴力.而当她们使用暴力时,她们自己管制奴隶的无力感便凸显出来.与此同时,暴力的使用本质上也是对传统白人女性身份所指向的娇弱、服从、淑女等特质的抵牾.因而传统白人女性的身份属性及其固有特质,不断被社会现实和内战时期的家庭生活消解,她们对奴隶及奴隶制的情感也变得复杂和微妙起来.
由于爱国心的驱使和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的现实,白人女性开始直面危机,她们逐渐走出家门,走进社会,走向公众.越来越多的妇女开始组建各种委员会,有了新的社交方式,而非传统的淑女之间的交往.她们用尽各种手段,甚至于抛头露面地为前线的战争筹措资金、物资,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之中,以支援南部邦联的抗争.较为下层的女性还进入到学校、政府机关、医院等此前主要为白人男性所把持的事业单位寻求工作,在服务社会的同时亦谋求一份收入来维持已经不再体面的生活.而中上层的女性则进行大量的阅读并尝试写作,成为一名作家,在书籍里“想象的生活”中寻求慰藉和大胆的表达与省察自己.尽管这些行为违背了南方社会此前对于南方白人女性的定义,舆论亦不乏争议与质疑,但现实无疑更加残酷且具有说服力.举步维艰的生活使得白人女性放下娇贵的身段和贪慕的虚荣,从事繁杂的家务和辛苦的工作； 战争的失利和联邦军士的入主使得白人女性炙热的爱国心受到极大挫败,愤怒的她们甚至于放下矜持和教养,对联邦军士释放了积压的怒火和极大的恶意,并做出诸多毫不“淑女”的无礼行为.
要言之,福斯特在书中展现了内战时期南方女性的生活因为社会既有秩序的脱轨而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南方白人女性的身份及这种身份所指代的既有内涵,在传统和现实的张力之间不断地被日常生活消解.
内战与白人女性身份的重塑
南方白人女性身份的确立及界定离不开一些固有的参照系.在与“他者”的相对位置和相互关系中, “南方白人女性”这一概念得以明确.从性别上来说,传统白人女性身份的界定离不开家庭这一场域,更离不开在家庭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的白人男性.大量白人男性的参战和战死,使得许多家庭不再完整,白人女性无法再依靠白人男性,而需自己独当一面.从种族上来说,白人女性的优越感是建立在白人之于黑人的上的.但随着白人男性的离去,无力独当一面的白人女性既不能有效管制黑人奴隶,又因为柔弱的特质既依赖奴隶的服务又害怕奴隶的侵犯与背叛,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情感,丧失了心理上和实际上相对于奴隶的优越地位.
福斯特指出：
战前南方白人男性和女性对自己的定义和理解,总是和如下范畴有关： 首先是种族,标志着束缚和自由、优等和劣等的差异； 其次是性别,用以区分独立与依赖、家长和从属； 最后是阶级,在处于化进程的美国,阶级之别在南方社会中更加微妙、更加隐匿,但是在财富、权力、教育和品位的差异中,在荣耀和教养的归属中,阶级依然清晰可见.
然而内战的爆发与持续,将战前白人女性定义自身赖以维持的范畴和所需要的语境摧毁： 白人男性大量被征召至战争前线,由此导致了男性的大量死亡或伤残和社会中白人男性的缺失,寡妇和大量未婚的单身女性失去了“归宿”而满怀失落与愤懑； 黑奴不再温顺,白人女性无力对其进行有效的管制； 甚至于连隐秘的阶级区分也伴随着“褪下的裙箍”而不再鲜明. “当南方精英女性面对战争带来的新世界时,她们努力去应对一个旧社会的毁灭,而在旧社会中,她们因身为白人而享受特权,又因身为女性而受人掌控.白人特权、财富、文雅、物质保障都受到威胁、无法依靠,于是她们努力为自我定义和自我价值创造新的根基. ”面临着新局势下公共价值的崩塌,南方白人女性对这个世界及其对白人女性的社会预设产生怀疑,她们越来越独立并开始主动找寻一个新的定位,传统对于女性的定义已不再适应南部邦联堪忧的境况,她们对自己逐渐产生了新的理解和尝试,发现了“新的自我利益和新的自我” .传统的女性身份的定位和指向与现实之间矛盾重重,充满了不自洽,南方白人女性新的自我认同和主体意识在被塑造,唯有这样才能缓和白人女性主体和现实间的冲突矛盾,以此抵制社会现实所发生的剧烈变化.
这本书名为《创新之母》 ,源于战时南方女性面对变革的全面冲击时所说的“必要性是创新之母” .尽管南方白人女性的主体意识的重塑并非全然是自发的、自我的女性解放,但其迫于现实需要而进行的“创新” ,如走出家庭这一传统的白人女性领域而走进社会和走向公众等诸多行为,在客观上确实促进了白人女性主体意识的重塑, “对于南方妇女来说,变革的源泉不是主动选择,而是来自于现实需要. ”而且随着战争的持续,这种尝试与重塑变得愈发地主动.这也正是全书的主旨,战争迫使女性“创新” ,虽然她们面临着自我身份和社会舆论的双重压力,但“创新”所开启的南方白人女性的重塑无疑是在新时期更好生存的必要.
结语
《创新之母》对内战时期南部白人女性在日常生活领域的呈现,还原了白人女性在该时期的复杂心理和逐步成型且倾向独立的主体意识,开创性地为研究内战时期的白人女性提供了一种新的叙事模式,扩宽了美国内战史和妇女史的研究路径,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但值得注意的是,福斯特书中对战时南方黑人女性的着墨并不多.书中仅有的一些黑人女性也是在行文中被高度扁平化的黑奴,缺乏个性,未能很好地体现内战时期南方女性的风貌和黑人女性及白人女性的关联.这或是受限于史料,或是受制于关注点的局限和主题的选择.但可以想见,黑人女性也有因“必要性”而引起的“创新” ,当然,或许可以期待相关的专题研究.此外,在史料解读上,由于福斯特运用了大量的日记和回忆录等史料,尽管其为第一手材料,但均具备主观的创作意图,存在记忆和叙述双重建构的可能,因而在史料的解读上尤其值得注意.但这种建构却也为揭示南方女性的心路历程提供了另一种契机,谨慎处理对于南方女性复杂内心的勾勒作用显著.最后,笔者以为全书最大的价值在于福斯特以其独有的女性笔触和学者的严谨态度,通过对驳杂史料的爬梳与驾驭,展示了战时南方女性出于“必要性”而对白人女性身份认同的重新定义和主体意识的重塑,且因其勾连着战后南方女性融入此前北部联邦早已经进行的女性主义运动,贯穿至今,故具有极强的现实关怀.
（作者为重庆大学博雅学院学生. ）
哈佛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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