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黄河和古代封建集权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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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古代文明发祥地都处在大江大河流域,而四大文明古国之所以能创造出辉煌的河流文明,原因在于它们很好地掌握和发挥了“制河权”的作用.所谓制河权,主要是控制、治理河流的能力和保护、利用河流的能力.这两种能力越强,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就越高.
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古老国度,中国之所以称为中国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因为其境内有黄河与长江两条“巨龙”.特别是被称为母亲河的黄河,可谓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唇齿相依、荣辱与共.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中华一脉,中华一统,是因为有了这条蜿蜒5 000多千米的母亲河.是它,维系着我们独有的民族魂、华夏根.
白圭说：“我治水的本领超过大禹.”孟子说：“你错了.大禹治水是顺应水的本性进行疏导,所以大禹把四海作为蓄洪区.你却把邻国当作蓄洪区.水倒流叫洚水,洚水就是洪水,是有仁爱之心的人都讨厌的.所以你错了.’
像这样提到治水的对白,在《孟子》一书中有多处.该书还用了整整一个章节,指陈当时的人以洪水冲刷邻国是不仁道的行为.孟子所说的天下之“定于一”,通俗易懂地指出：只有一统,才有安定.
不仅如此,《春秋谷梁传注疏》对大一统治水的理念,也有同样的记载.公元前651年,周王朝力不能及．齐侯乃召集有关诸侯互相盟誓,不得修筑有碍邻国的水利,不在天灾时阻碍谷米的流通.《春秋谷梁传注疏》所载的这一“葵丘之盟”,正是对“一统”的精彩记载.
这一传统年复一年,朝复一朝,横贯中国整个封建王朝时期,并在中华文明中逐渐筑成一条铁律,小至溪流,大到黄河,盟誓永续.
人类社会的历史,很长一段时间是与饥饿的斗争史.饥荒时缺少粮食之接济,尤其可以成为战争的导火索.《春秋》里常有军队越界夺取粮食收成的记载,《孟子》提到的饥荒也很多.
公元前300多年,魏国的国君因他的辖地跨黄河两岸,曾告诉孟子当灾荒严重时,他必须命令大批人民渡河迁地就食.
如果从地理意义上去仔细分析,不难发现,中国大多数地区的降雨量极有季候性,全年雨量的80%基本出现在夏季三个月内.
中国的季节风所带来之雨与旋风有关,从菲律宾海吹来含着湿气的热风,需要由西向东及东北之低压圈将之升高才能冷凝为雨.如果这两种气流不断地在某一地区的上空碰头,那么当地就可能霪雨为灾,且生洪水之患.反之,如果它们一再避开另一些地区,那些地区又必然干旱.
只是我们的先人缺乏这种气象知识,只能在历史书里提及,到六岁必有灾荒,1 2年必有大饥馑.
从狩猎者和捕鱼者变成农耕者,从“穴居野处”的迁徙不定的生活转为定居生活,由“采食经济”变为“产食经济”,是人类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变革.除了中华文明以外,地球上各个古老文明,如古埃及文明（尼罗河文明）、印度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两河文明）、玛雅文明、印加文明等,都是以大江大河为摇篮,并在定居农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得不无道理.他认为,历史运行的基础是文明,而文明产生于挑战.文明的生长是挑战、应战、平衡,新挑战、新应战、新平衡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文明是通过活力生长起来的,这种活力使文明从挑战、应战再达到新的挑战、新的平衡.
战国时期,经过兼并战争,黄河下游虽然只剩下魏、赵、齐、燕等国家,但是“壅防百川,各以自利”的现象仍时有发生.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其“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对黄河进行了统一治理,才基本结束了这些状况.
凝望黄河,很容易让人浮想联翩,几百万年的时光洗礼,永不停歇的风把那些黄褐色的土壤,变成纤细如同面粉一般的飘浮物,而后堆积在一个广大的地区.那些细如粉末的土壤在水的搅拌之下,又迅速变成一种黄包的糨糊,它们构成了黄河水独有的标签.
这种现象于中国历史的展开,有好几重影响：因为黄土之纤细,可以供原始的工具耕耘,如木制之犁及锄.有历史学家由是展开联想：“周朝之开国,与推广农业互为表里,显然是得到这种土壤特性的裨益.于是,在公元前1000年,中国社会已经在文化上表现出均匀的一致.它的基层细胞组织与小块耕地的操作结下不解之缘,也表现出家族的团结.”自古以来,黄河就把中华民族紧紧地连在一起,增强了民族的粘连度.
亚述人的壁画告诉我们,骑马的弓箭手所组成的游牧民族,是如何威胁农耕民族的.古代北方的一些国家不堪其扰,只好筑土壁构成一座相连的城塞.
这样的军事要塞,其作用在秦始皇手里发挥至极致,万里长城构筑起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国防线.它说明古代农业社会的官僚机构,必须置身于一个强有力的体系之下.
黄河的治理,让中华儿女表现出超出其他民族的团结,也使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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