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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古代重要碑刻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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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瑾杨恩泉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Yunnan region are simple, but Yunnan has been very prosperous as early as two thousand years ago. Stone inscriptions of Chinese characters are found in all number and relatively late, but they are very important.It provides important literature and documentation of Yunnan in early period about culture, history, social system and links to the Central Plains . Some of the early stone inscriptions occupy an significant position in Chinese calligraphy history.

从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我们常能看到史家用“百蛮”、“西南夷”这一类的词语来概括云南的民族,用简得不能再简的语言来记述云南的历史,似乎云南真是未开化的蛮荒之地.事实往往出人意料之外,如果在当年汉武帝眼中的西南夷真是不足道的蛮荒之地,他怎会在长安旁边开凿昆明池备战,又怎会两次派以文才、智识见称的两司马出使、经略西南.通过现代考古学发现证实,早在两千多年前的云南已经是世界上一个重要的经济文化交流大通道和贸易往来的中心区域了.

虽然我们无法证实滇文化有无文字的存在,但从云南青铜文化中强烈的写实、叙事性看,当时的人们很想通过这些似乎永恒的器物留给后人更多的信息,并似乎不得不借助相对复杂的雕塑、刻画来表现,由此推断,当时还没有相对成熟的文字.有趣的是,明清以来整理的《白古通记》、《南诏野史》等云南早期史籍,以及方志等各种文献中,云南最早出现的寺庙,不是供奉佛神而是供奉书圣王羲之.可见当时的人们对汉字以及书法艺术的流入,充满了敬畏和崇拜.云南早期文字的缺失,并未影响云南出现重要碑刻,反而一些碑刻在中国书法史上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纵观云南古代碑刻,虽然它们被发现的时间较晚、数量较少、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但是在中国古代书法发展进程中,云南古代碑刻在书法史上的地位以及对后世的影响皆不可小觑.

以“研究印学、保存金石”为己任的金石印学团体——云南印社,联合多方力量共同举办的“南中吉金——云南历代碑刻拓片精品展”,集中了一大批云南历代碑刻拓片精品,为研究云南历代碑刻拓片提供了更优越的条件,我们也借机得以亲谒云南历代碑刻拓片精品,感知先贤留下的文化遗迹.这里按年代顺序,对云南古代重要碑刻逐一加以介绍：

云南早期石刻出现当在西汉中晚期,且多集中在今滇东北部的昭通地区.昭通为东汉犍为属国称朱提,为连接内地沟通印度次大陆的重要门户通道.朱提是当时重要的官工铜器制造地,汉代青铜饰鱼虫、吉语的盥洗亦多出产于此地,从工艺制造和图案文字可知为当时云南最早受汉文化影响之区域.考古资料显示,云南境内发现有明确纪年最早的的汉字石刻就出自该地区.东汉建初元年“摇钱树”石座铭文,器座呈覆斗形,一面刻“建初元年三月戊子造”九字,其余三面刻“朱雀”、“瑞鹤”、“玄武”.但作为具备完整碑刻形制的,云南一地仅为汉《孟孝琚碑》.

孟孝琚碑砂石材质,出土时即已残缺,残碑高1.33、宽0.96米,碑文共15行,每行残存21字.全碑上端断残,碑文两侧有青龙、白虎（建国后移亭加固保护时为水泥所封）、下有玄武、上段及碑额缺失应为朱雀.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在昭通城外白泥井出土,现存云南昭通市第三中学内.当年由谢崇基移置昭通城内凤池书院藏书楼,并刻有谢崇基题跋一则.据谢氏题跋云“是碑碑侧刻龙形各一,下刻物形,若龟蛇,其文辞古茂,字画遒劲,方之滇中古刻两爨碑之上”.因其为残碑,未留下明确的纪年,根据文字考证主要有西汉河平四年（前25年）,东汉建武十二年（36年）、永元八年（96年）、永寿二年（156年）、永寿三年（157年）、建安二十一年（216年）等六说.后经谢崇基、云南昭通府恩安知县范修明据原碑的官刻、字体、文风来考查,将其考订为东汉永寿二至三年立碑较为可信.

全碑记述汉代武阳令之子孟广宗(字孝琚)的生平事迹.其文辞典雅,字里行间透露了南陲一隅的孟孝琚“十二随官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博览（群书）”倾慕汉学,注重孝道,知明礼仪的良好品格.从书法的角度看,其书体方正平满,简朴古茂,体势夸张,横排纵放,结体宽舒方整,用笔圆劲峭拔,布局茂密浑穆,气势恢宏大度,亦汉碑之上品.尤其是碑文方笔隶书,取势横扁,左右舒展,笔画瘦劲古朴的笔势,不仅打破了“北方南圆”的陋说,而且可以探索“汉隶与今隶递嬗痕迹”(梁启超语).更为研究西南古代民族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爨宝子碑全称为“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碑质为沙石,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出土于南宁城（今曲靖市）南70里扬旗田村,为当地一户豆腐坊取用制作豆腐长达74年之久.咸丰二年（1852年）时任曲靖知府的邓尔恒（邓廷桢之子）篡修《南宁县志》搜辑金石文字时,偶然发现访得,并刻题跋一则.后将此碑移至郡城（今曲靖市）内武候祠中,1937年移到曲靖第一中学,建碑亭保护.

爨宝子碑俗称“小爨”碑,立于东晋太亨四年岁在乙已四月上旬.太亨是晋安帝壬寅年（402年）改的年号,次年又改称元兴,至乙已（405年）又改号义熙.云南远在边陲,不知内地年号的更迭,故仍沿用太亨年号.碑身长方形,通高1.83、宽0.68、厚0.21米.碑首半圆形,碑额题“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墓”,5行15字.碑文400字,13行,每行7～30字.碑正文下有题名13行,每行4字.均为正书.除最后一字缺损外,其余都清晰可辨.碑文的主要内容除叙述世袭其振威将军一职的爨宝子这位23岁就已夭亡的建宁太守的主要功绩,以及其爨氏统治南中的生平、家世.据《南中志》载至晋南北朝,爨氏已称雄南中.1971年陆良县曾出土石刻一方,上书“泰（太）和五年岁在亲（辛）未正月八日戊寅立爨龙骧之墓”恰可为佐证.碑末署名的有主簿、录事、西曹、都督、省事、书佐、千吏、小吏、威仪等大小官吏13人,更可考查当时地方官吏的设置情况,以补史志之缺,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此碑的出土与发现,弥补了南朝禁碑对碑刻书法的局限,与五十年代初出土于南京象山的《王兴之夫妇墓志》成为了研究南朝正书的重要依据.其文字字体雄劲古朴,用笔方折,拙中带巧,古气盎然,书体在隶楷之间,反映了汉字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的迹象,是研究中国书体演变的重要实物例证.前人多所称道,康有为称其书法“朴厚古茂,奇姿百出”、“端朴若古佛之容”；李根源说该碑“下笔钢健如铁,姿媚如神女”.

爨龙颜碑俗称“大爨”碑,立于南朝刘宋孝武帝大明二年(458年),现存云南省陆良县城东南约10公里的贞元堡(又称薛官堡).碑为长方形,额半圆形,高3.38、上宽1.35、下宽1.46、厚0.25米.同爨宝子碑相比,高出155厘米,平均宽超出71.5厘米,厚则超出4厘米,称其为“大爨”是名副其实的.碑额有青龙、白虎、朱雀浮雕,下部正中有穿,左右是日、月浮雕,日中有踆乌,月中有蟾蜍.碑阳正书24行,共904字.碑阴是题名,分上、中、下三段,共313字,均为正书.碑文叙述的是爨氏家族的渊源,追述死者祖孙三代的仕历,表明当时爨氏势力的格外强大及其与政权的关系.碑是爨龙颜死后12年所立,比爨宝子碑晚53年,到现在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碑文为爨道庆所作.

此碑在元人李京的《云南志略》中就有著录,明万历年间的《云南通志》中也有记载.清道光七年,云贵总督、金石学家阮元在陆良贞元堡（今薛官堡）访得,令知州张浩建亭保护,并写了跋语,此碑从此闻名于世.

爨龙颜碑碑文古雅,结体茂密,笔力遒劲,意态奇逸,继承汉碑法度,饶有隶书遗意,运笔方中带圆,是隶书至楷书过渡的典型.它是现存晋宋间云南最有价值的碑刻之一,向为金石学家和书法家所推崇.清道光时阮福赞道：“……可叹刘宋、萧齐八十年间,宇内竞无片石.伟哉此碑,远立边裔,至今岿然.”清人范寿铭列举南北朝诸名碑与大爨相比,认为“是碑尤五刻中之最隽者……盖由分入隶之始,开六朝唐宋无数法门.晋以还,此两碑(大爨碑与嵩高灵庙碑)为书家之鼻祖矣.”赞赏此碑最盛的莫过于康有为,他称其“下画如昆刀刻玉,但见浑美；布势如精工画人,各有意度,当为隶、楷极则”、“浑金璞玉”、“雄强茂美之宗”、“古今楷法第一”、列为中国书法“神品第一”,几乎达到至高无上的境地,甚至将其与古圣贤相比：“爨龙颜若轩辕古圣,端冕垂裳”,作诗抒情云：“铁石纵横体势奇,相斯笔法孰传之?汉经以后音尘绝,惟有龙颜第一碑.

王仁求碑位于现今昆明安宁小石庄,立于唐代武则天圣历元年（698年）.碑高约2.81、宽1.50米,凡34行,每行53字,碑额10字.碑文及额均正书,由蜀地成都著名文人闾丘均撰文,王仁求长子王善宝书丹.碑通体为红砂石,由碑身和碑座组成,碑座刻赑屃.碑首刻六条长脚虬龙,碑额凿一佛龛,内刻两佛并坐像,头部均残,佛衣也残损不清,两佛结禅定印,结跏趺坐于仰莲坛基上.佛像下碑额正书“大周故河东州刺史之碑”,碑题“唐朝故使持节河东州诸军事河东州刺史上护军王府君碑铭”.碑文里详细叙述了王仁求的家世、才干和业绩.王仁求墓砖志反映出此墓是一座迁葬墓,旁证了碑中既为“唐”亦为“周”的碑额和碑题.

此碑曾一度荒没于野草之中,至明嘉靖年间,为杨慎寻得,并为其专门赋诗两首,《过石椿村访唐河东刺史王仁求碑》.乾隆年间,金石学家王昶来到云南查阅云南省志,得知王仁求墓在安宁葱蒙卧山,墓久废,而碑尚存.随即请人拓归,并加题跋,将其收录在《金石萃编》卷六十二.阮福《滇南古金石录》、道光、光绪三本《云南通志》均录有碑文,可惜错讹较多.《新纂云南通志》在卷八十四金石考四中,参考了雍正九年修纂的《安宁州志》卷十九记录的不缺字碑文,并与原碑一一对应,为其释文最全本.

早期的金石研究将王仁求碑作为历史文献来研究的较多,“详细读之,当年之滇,可得其概”,兼谈王善宝的书法,其书法风格“淳古,有初唐风味”,基本已经成为研究者的共识.

南诏德化碑位于大理市北郊南诏太和城遗址公园内,系青石刻碑,高4、宽2.40、厚0.60米.碑立于776年（赞普钟十五年即唐大历元年）,是南诏王阁罗凤被迫叛唐投吐蕃以后,为说明“阻绝皇化之由,受制西戎之意”不得已叛唐而立的,传为南诏清平官郑回所撰,唐流寓南诏御史杜光庭书写.碑阳刻正文3800余字,由于当地流传此碑石可入药之说,千百年间,遭受长期人为破坏严重,今仅存220字.碑文着重叙述了南诏和唐朝原来的密切联系及双方交恶的经过,双方3次兵戎相见,最后南诏归吐蕃的过程.碑阴刻41行,3000余字,现仅存556字.内容为南诏重要职官题名.现存碑文内容资料为明代云南著名文学家和理学家李元阳在《万历云南通志》中首录.

南诏德化碑为研究南诏的形成、社会制度、云南各民族的关系、南诏与唐王朝和吐蕃的关系,以及研究南诏初期统治阶层的结构、职官制度等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文献资料.为研究云南民族史、西藏地方史实物资料.

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在曲靖市北出土,现与爨宝子碑并存曲靖一中.立于大理国段素顺明政三年,即北宋开宝四年（971

年）.碑面较小,碑高1.25、宽0.58、

厚0.61米,分上下两段.碑顶有道光二十九年喻怀信记；碑上段为正文,11行,每行13字,左行,正书；碑的下段是官衔题名,8行,皆人名,行书.此碑行款特殊,正文直行.从左至右,才能读通；上下题记、题名,又需从右至左,才合顺序.全碑共403字,书体行楷,书法敦厚遒劲,历代的书法家对之评价甚高.

元世祖平云南碑现存洱海西岸大理点苍山之麓,碑立于巨硕的石龟背上,分上下两节,中有石条挡护,边有石框镶砌,碑额为大理石,雕二龙戏珠,额篆“世祖皇帝平云南碑”.文字50行,上石30行,每行20字,下石28行,每行25 字,共1300字.因岁月摩娑,现存1000余字.元朝文臣程钜夫（程文海）奉元成宗敕撰写碑文.碑文歌颂了元世祖忽必烈的赫赫功勋,对他平定大理国采取的许多政策、策略多有表述.此碑以正楷大字书丹,劲瘦工严,有欧、柳遗风.想此为颂主丰碑,记经国大事,非海内高手不可落笔.而《书史会要》一书也称其“矩夫字体纯正,下笔暗合书法,亦工大字”.

元代圣旨碑在昆明西北郊的筇竹寺大雄宝殿里立元代圣旨碑一方,正面是汉字白话文,背面是直书蒙古文,二者均有较高的历史文献价值.白话圣旨碑有“云南鸭池城子玉案山邹竹寺住持玄坚长者为头和尚”等言.“鸭池”为元初蒙古人对昆明的称呼,也作“押赤”或“雅歧”,这与《元史》的记载相同.《元史》云：“乌蛮所都押赤,城际滇池,三面皆水”.此碑不书年号,只写“龙儿年四月二十三日”,也即是龙年四月二十三日,为元仁宗延佑三年岁次丙辰(1316年)所立.

除以上列举的云南重要的碑刻外,在唐宋之际即南诏、大理国时期以及元明时期,由于“滇密”佛教文化渗透于国家政治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一个以佛教思想和佛教体系运转下的地方政权或地域文化形态中,大量与佛教文化相关的艺术作品和文字文献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大量刻有古梵文的墓幢、墓志等也成为云南特有的碑刻艺术代表.但相较于汉字书法的艺术而言,这类碑刻作品除去文献历史资料或工艺艺术价值外,很难体现具有书法意义的美学价值.在明清之际,随着改土归流与内地的往来和交往日益频繁,云南地方文化真正意义融入了汉文化为主体的思想文化中,一大批寓滇的官僚文人阶层与各地经学书院的建立,促进了云南士族文化的衍进,诱发了云南本土文人的产生和发展,同时亦促进了云南书法尤其是在碑刻艺术方面的总体水平的提升.与此同时大量寺观、楼宇、塔阁、以及墓葬等建筑对石刻碑文的大量需求促发了云南明清之际官民社会中碑刻艺术的涌现.但这时期碑刻的书法艺术价值相较而言还与中原内地存在较大差距,研究和整理工作还存在诸多不足,在今后一段时期,随着云南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入,尤其是金石学的复兴,将会对云南具有代表性与地域文化指向性的,古代及近现代的碑刻艺术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和了解.

参考书目：

①李根源《云南金石目略》,1935年.

②孙太初《云南古代石刻丛考》, 文物出版社,1983年.

③《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

④云南文史研究馆编《云南书法史图录》云南美术出版社,2014年.

（责任编辑：刘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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