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古代南北状元PK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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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考试,是古代绝大多数读书人出官入仕的唯一途径.站在金字塔尖的状元,更是万众仰慕的佼佼者.而状元们籍贯的变化,也反应了我国经济地理格局巨大变迁.
以前状元主要出身于北方,伴随着经济重心从黄河流域向江南地区转移,南方籍状元数额逐渐增加,至明清时期形成绝对优势.
拼才华,更要拼关系
隋文帝开科举,隋炀帝设进士科,但由于历史湮没,隋炀帝时的开科情况今已不详.一般认为,中国科举史上有名可查的第一位状元（文科状元）是唐武德五年（622年）的孙伏伽,但这一说法也有争议.
受限于史料,历代科举考试所产生的有名可考的状元人数,也没有一个权威的数据,一般认为在700人左右.
“状元”一词始于唐代.凡举人进京会试,须先到礼部投状报到,故时人称进士第一名为状元,又称状头.唐代一般不举行殿试,会试就是最后一次考试,所以状元就是会试第一名.
但唐代状元并没有高出一般进士之上的特殊荣耀,也不为史书所特别记录.如王维、柳公权等人,史书中只称“中进士”,并不强调其状元头衔.
唐代状元含金量低,究其原因就是唐代的试卷不仅不糊名,考官还会根据考生的推荐人递上来的“行卷”决定录不录取.
所谓“行卷”,就是考生们把平时写的一些最得意的诗赋文章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呈送给朝廷权贵或者社会名流,请求他们向主考官推荐.
最有名的典故,就是王维为了考中状元而博取太平公主的推荐,便在宴会上给爱好音乐的太平公主弹琵琶,借机送上自己的行卷.
所以,想成为唐代状元,不仅要拼才华,更要拼关系.像王维这样的名门子弟,优势相当明显.在唐代,名门望族有“五姓七望”之说——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王维即是出身太原王氏.
这些名门望族无一不在北方,这也是唐代状元以北方士子为主的原因之一.相比北方,那时的南方虽然有八王之乱后南迁的世家大族,水稻生产也渐成规模,但论状元数,还是被北方碾压.
改变这一状况的是安史之乱.北方生灵涂炭,人口南迁,南方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超越北方.南方状元的人数占比,也从安史之乱前的一成多,上升到三成以上.
宋代的状元很值钱
到了宋代,南方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中心.宋初的时候,通过大运河、汴河运达开封的南方漕粮为400万石,几十年后这一数字就增加至700万石.而整个北方黄河流域运抵京城的漕粮只有200万石,由此可见南方的富足.
百姓生活富足,就要开始增加教育上的投入.这直接的后果就是,整个北宋时期,南方籍的状元人数,已能与北方并驾齐驱.
但北方还是领先一点,个中原因,就是北宋初年的皇帝和宰相都是北方人,他们对南方士子多少还是有些偏见.最偏激的是宋太祖赵匡胤,相传他的遗训之一就是“南方人不许当宰相”,十足的“地域黑”.
同样不靠谱的还有他选状元的方法——参加殿试的举子,都要完成三个题目,谁最先交卷即为状元.但在开宝八年（975年）乙亥科的殿试中,王嗣宗和陈识两人同时完成,同时交卷,这下赵匡胤就犯了难,沉吟许久,他下令让两人在朝堂上摔跤,谁赢谁为状元.
最后,因为王嗣宗有点秃头,陈识则头发茂密,陈识被王嗣宗揪住头发摔倒在地.王嗣宗就这么中了状元,因而被人戏称“手搏状元”.
赵匡胤这么玩,跟他行伍出身、性情粗豪有关,但赵匡胤一介武夫,却十分钟情于“文治”.在唐代科举制度的基础上,赵匡胤作了两大改革.
一是废止了唐代以来的“公荐”制.考生再也不能从达官贵人以及主考官处获得推荐.二是开启了殿试,进士们都成了“天子门生”.这两大改革,都能减少营私舞弊现象的发生.为了防止主考官在评选时,后来又有了“糊名弥封”和“誊录法”.
这些举措,都大大增加了进士乃至状元的含金量.在唐代,士人取得功名后还要经过培训考试合格,才有资格担任官职.而到了宋代,只要是进士五甲以上就可直接授官,而且升迁的速度和级别之高也是其他途径人仕的人所比不了的.
据统计,北宋一百六十八年,前后共任用宰相七十一人,其中进士出身六十四人,非进士出身仅七人.
至于状元,及第后一般都只在地方大州当三年通判,待下科状元产生即调回朝中任职,并迅速提升.北宋状元官至宰相（同平章事和参知政事）而政绩为史家所称道者,有吕蒙正、王曾、李迪、苏易简、蔡齐等.
状元及第之荣耀,有人甚至赞叹说：“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凯歌而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矣！”
地域歧视再也不管用了
状元如此重要,同样是“地域黑”的寇准必然要争一争.宋真宗年问科举考试完毕,成绩最好的是山东人蔡齐和江西人萧贯,寇准是陕西人,自煞站蔡齐这一边.他对真宗说：“南方下国人,不宜多冠士.”意思就是说那些南方小地方的人不适宜当状元.
最后真宗果然点了蔡齐当状元,寇准十分高兴,逢人便夸口：又为中原争得一状元.还有江西人晏殊,以神童被召试入朝,真宗对他赞赏有佳,赐以同进士出身.
寇准又站出来反对：“殊,江外人.”所谓“江外”,即是江南.这次就连真宗也看不下去了,反驳了一句,“张九龄（唐元名相）不也是江外人吗？”
地域歧视不限于士子,有时就连官员也要被连累.宋真宗想要起用王钦若当宰相,大臣王旦即以“祖宗朝未有南人当国者”为理由大加阻挠.但不用南方人当宰相这个祖训,实在不合时宜了,因为那时的科举考试,南方人录取的人数已远超北方.所以后来宋真宗还是起用王钦若为相.
这时,南北两派的攻守之势,已经彻底改变了.北方人的主张,变成了争取保障北方士子的进士名额,这就有了司马光、欧阳修之间“分路取人”与“凭才取人”的争议.
来自山西的司马光代表北方的观点,主张分路取人,各路（省份）按照举人录取名额十分之一的比例录取进士,这样就能保证北方士子的“基本盘”.
但对于士子质量更高的南方而言,这就没法接受.所以来自江西的欧阳修的观点是凭才取人,公平竞争．不搞“配额制”.宋英宗听取了欧阳修的意见,继续凭才取人.
南人和北人斗争的最后,就是王安石变法.王安石是江西人,他的新党核心,如吕慧卿、章悖、曾布等都是南方人,而反对派旧党的核心如司马光、文彦博、富弼、韩琦等人,都是北方人.
新旧党的斗争,当然是利益集团的斗争,但地域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但王安石一心为国,在科举这件事上,他认为现在进士科所考的诗词歌赋毫无用处,所以规定进士科不考诗赋,专考经义和时务策等.
这个改革看上去有利于恪守传统经学、不尚浮华的北方士子,但万万没想到,南方人擅长的不仅是诗词歌赋,经义和时务策也不逊色,南方士子依旧在进士及第人数上占据了压倒性优势.
据学者统计,现在有据可考的北宋进士有9630人,其中南方所占为9164人,北方仅有466人.
朱元璋炮制了“南北榜糊涂案”
到了南宋,北方沦为故国,状元榜渐渐也被南方人独占.南方免于战乱,社会安宁,无论是状元数量超高的江浙和福建地区,还是其他省份,其州学和县学的普及率都在90%以上.而一个地区重学之风一旦形成,便会延续下去.
然而到了元代,南方士子的才学却无从发挥.朝廷78年不开科举,后来虽开了科举,但其制度设计在各方面对南方人都不公平.即便侥幸中了进士,也只能做小官.绝大部分文人人仕无门,便加入到元杂剧的创作队伍,倒是促成了元曲的空前繁荣.
等到朱元璋建立明朝,南方士子这才又成碾压北方之态.最夸张的一次是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丁丑科春榜,该科开榜后,录取的52名进士全部为南方人.更巧的是三位主考官也都是南方人.这便引起了落第的北方土子不满,他们联名上书控告考官阅卷不公,偏私南方人.
朱元璋为此大为震怒,命复阅试卷,增录北方籍优秀人才入仕.但让人尴尬的是,他们选出的北方考生试卷,不仅文理不佳,还有犯禁忌之语,一份合格的考卷都没有,可见北方考生水平相当一般.
但朱元璋更愿意相信,是这些南方人串通一气,把北方考生最差的卷子选出来给他看.于是下令,涉事人等要么凌迟处死,要么发配戍边,受牵连者不下千人.
为平息风波,当年六月,朱元璋亲自策问,开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惊讶的录取名单：61名进士全部都是北方人,所以该榜又称“北榜”.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南北榜案”.因为前榜全为南方人,而后榜又全是北方人.所以老百姓又称之为“南北榜糊涂案”.
但与其说这是一场科举舞弊和反舞弊事件,还不如说是朱元璋在搞平衡,借此案来笼络北方知识分子.
此后的第二年,朱元璋死去,没来得及将按地域调配进士名额的想法定为制度.直到明仁宗洪熙二年（1425年）,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才制定办法,卷子照样弥封誊录,但注明“南”、“北”字样,分配名额是“南六十,北四十”.
南北分卷取士遂成.到了宣德年间,又从南北卷中分出中卷,规定南卷取五十五名,北卷取三十五名,中卷取十名.
南北分卷,显然有利于北人.但南人的优势太明显,所以在实际录取时,南方省份取中的比例还是会略高于规定,北方省份取中的比例则略低一点.但这只限于会试录取,到了确定进士排名的殿试,就不存在人数限额问题了,完全是自由竞争.
明朝276年期间共出了89个状元,其中南方78人,北方11人.这个比例,大概就是南北方士子水平的真实差距.
只要入复社,就能中科举
在明代,分榜制度有提高落后地区考生的学习积极性,乃至维护国家统一的功效,但缺点也很明显.
同期中榜的考生,地域之间的亲疏尤其明显.这就形成了“乡党”,以其首领的籍贯命名,如浙党、楚党,齐党,合称齐楚浙党,后来他们投靠魏忠贤门下,形成阉党,兴起党狱,企图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
魏忠贤死后,东林党开始反击.这其中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崇祯三年的南京乡试.应试的三十余名复社成员全部中举,杨廷枢中第一名解元,同时中举的复社人士有张溥、吴伟业、吴昌时、陈子龙.
复社能取得如此骄人的业绩,究其原因,多半是因为主考官姜曰广正好是东林党人.到了第二年会试、殿试,复社诸人也是成绩骄人,吴伟业为榜眼,夏日瑚为探花,加上同为东林党人的陈于泰拿下状元,三甲已被江苏人垄断,而有趣的是,主考官、首辅周延儒也是江苏人.
周延儒能当上首辅,其实就是张溥、吴昌时等人的功劳.他们采取“众筹”的方式集资,合力把周延儒推上首辅之位.周延儒回报的方式,就是帮助复社诸人进入政坛.自此,复社其实就是科举利益联盟了.
当时的读书人认为,只要入复社,就能中科举.然而复社的堕落也自此开始,明亡后,不少复社中人不能保气节,与在科考中长期营私或也有不小干系.
清承明制,科举也不例外,只是在南北分卷制度的基础上,发展为分省定额取中制,区域配额越分越细.相比明朝,清朝状元的南北分布基本没变化.
在114名状元（其中2个满人状元,1个蒙古状元）中,南方占了100人,其中经济发达的传统考生大省江苏、浙江占了七成.北方只有11人,排名前列的是山东和直隶,这与明代基本一致.
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甲辰科状元刘春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相传这个状元是慈禧太后“改”出来的,原本确定的状元是朱汝珍,榜眼是刘春霖.
但名单呈上去,慈善太后发现朱汝珍的名字中有“珍”字,联想起珍妃.而朱汝珍又是广东人,跟康有为、梁启超是同乡.慈禧心中不快,又看到刘春霖的名字吉利,加之刘春霖的籍贯是直隶肃宁人,“肃宁”二字也吉利得很.于是慈禧便点了刘春霖为状元.
但这个故事,显然跟很多其他关于状元的传说一样,是人为编造出来的.按清朝殿试的制度,能点状元的只能是皇帝,而皇帝在圈定“状元”之后,才能拆开弥封,才知道这个状元名叫“刘春霖”.
（选自《看历史》2017年第8期）
古代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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