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三有体制唯有在实践中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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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精神”与“只跑一次”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着力构建“三有”新体制,这个新体制需要建立在实践基础上,靠群众和基层的创造.上级管理部门和研究单位下基层,不是指手划脚,而是虚心学习,总结经验,提升推广.
我在浙江大学兼任了多年的管理学院院长,建立了民本经济研究中心,经过多年调研,我觉得浙江的经验值得推广.记得2003年同志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有一次他在西湖国宾馆宴请了杜润生和我两个人.在宴会上,我对同志说,浙江的经验不能光是浙江来分享,还应由全国来分享.我说浙江人的“五千精神”有动力、有活力、有创新力,值得推广.
什么是“五千精神”？第一是千辛万苦来创业；第二是千家万户搞生产；第三是千方百计来经营；第四就是千山万水找市场,你到南美也好,到北美也好,到欧洲也好,到大洋洲也好,都可以看到浙江人,可以看到浙江人办的市场,不管水有多深,山有多高,都有浙江人的足迹；第五是千头万绪抓根本,政府的职能是创造良好的环境,为老百姓提供公共服务.
“五千精神”集中到一点上,就是老百姓和企业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政府是创造环境的主体,政府为老百姓、为企业提供环境,包括政策环境和法律环境,老百姓才能安心创新创业.有了这样的环境后,老百姓就富起来了,给国家上交的税收也就多了,政府就更有能力为老百姓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进入良性循环.同志赞同“五千精神”,当场表示支持我在浙大创立的民本经济研究中心,专门研究总结浙江经验.
“三有”新体制靠谁来创造、谁来执行？还是要靠广大老百姓.在计划经济年代,发展的主体是政府,企业和老百姓是被动的,是“要我干”的体制.现在搞市场经济,主体是企业和老百姓,所以动力不一样了,活力也就不一样了,创新力就更不一样了.最近,我去了浙江桐庐调研,发现当地在推行“只跑一次”的改革.我听了以后很受启发,我们旧的经济体制是“九龙治水”,不是创造环境让老百姓搞活创新创业,而是要求这个,要求那个.所以这个“只跑一次”的改革经验很值得推广.
什么是“只跑一次”？在以往的老体制下,企业办事要跑无数次,盖许多章,时间很长,影响了创业创新和企业发展.现在是只要跑一次,只要盖一个章,通过网络全覆盖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实现行政审批信息全上网,综合监管全入库,行政监管全覆盖,确立标准管理、信任管理,倒逼审批制度改革,使工业投资项目审批从原来的42个环节减少到10个,从原来用时131天减少到10天.这实际上倒逼了各政府部门的改革,倒逼了政府职能的转变.
与此同时,法律上怎样为老百姓的创业创新提供服务也很关键.浙江省人大作出了《关于推进和保障桐庐县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决定》,为改革提供了法律保障.他们为了“只跑一次”,清理了法律法规,发现与“只跑一次”改革不相适应的法律制度有22部,行政性法规有33部,大量法规都是部门制定的,这些该废的要废,该立的要立,该改的要改.
“只跑一次”推动了改革和创新,也推动了依法治国的进一步深化.所以我觉得新的体制还是要靠实践来构建,总结基层的经验,进而在全国推广.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构建“三有”新体制,必须紧紧依靠广大群众和基层实践的创新精神.
“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也可以说
这让我想起改革开放初期,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同志于1984年对《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有很高的评价.他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
所说的“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指的是《决定》提出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过去在改革中为什么总有姓“资”姓“社”的争论？因为我们的习惯思维是,首先问一下老祖宗说过没有,老祖宗没说过的话你不能说,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你不能做.
我参加了《决定》的起草,当时讨论要不要写上“商品经济”,阻力是很大的.有的认为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是社会主义.我指出,根据我的调查,哪里搞了商品经济,哪里的经济就发展得快,哪里的老百姓口袋就鼓起来.所以,提出商品经济是老百姓的要求,是实践的要求,没有问题.因此,我坚持要把商品经济的理念写到《决定》中去,但是,这在起草小组内部就通不过.
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以中国体改研究会的名义在西苑饭店开一个理论研讨会,有2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大家一致认为,提出商品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必经之路.我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向建议提出商品经济的必要性,提出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并无必然联系,只有发展商品经济才能建设民富国强的新中国.时任社科院院长的马洪随即组织了院内同志起草了《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的文章.在听取了各方面意见后,最终在《决定》里采用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表述.
所以,我认为,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也可以说,没说过的话也可以做,因为这是时代的呼唤,是思想理论上的重大创新.
（作者系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博导,本刊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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