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项英之女：和父亲在一起只有1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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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秘密送往延安
1931 年,我( 即项英之女项苏云) 还没有出生时,爸爸就到江西苏区去了.妈妈( 张亮)当时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由于怀着我,未能一起前往.在我两岁的时候,妈妈也被调到苏区,就把我托入了陶行知先生( 著名教育家) 在上海英租界办的孤儿院——上海劳工幼儿院.后来,孤儿院关闭了.陶先生只好把我转移到了他在江苏准安创办的新安小学寄养.
陶先生把我交给新安小学的郭青老师时,没敢告诉他我是谁的孩子.当时我还没有名字,陶先生就给我取名苏云,说我是在江苏天空中飘来飘去的一朵云,还让我改姓张,叫张苏云.因为姓项的人很少,而爸爸又是的知名领导人( 注：项英时任苏区代理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副主席).
1938 年初,日本侵略军大举南进,江苏即将沦陷时,新安小学的校长汪达之让郭老师带着我奔赴西安.郭老师带着我,搭货车走了一段,然后再换乘驶往西安的火车.记得车过陕西潼关时正值夜间,突然遭到了日军的炮击,车上的灯刹那间全部熄灭,所有乘客都屏住了呼吸,不敢发出任何响声.
到了西安,郭老师不知投奔何处,我们苦等多日,他身边的盘缠也所剩无几.就在这时,汪校长的信终于寄来了.他在这封信中,才向郭老师说明了我的真实身份,并要他带着我去找在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说只要到了那儿,就有办法了.
我们找到八路军办事处,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伯伯正好在西安办事处,他与爸爸非常熟悉,就亲自给父亲发了一封电报、问明他确实有我这么个女儿.至此,组织上才正式批准,由郭老师带着我到延安.
当时和我同乘一辆卡车的,还有陕北红军领袖刘志丹的女儿刘力珍,华北局情报部长王世英夫妇和他们的孩子王敏清等,另外,还有高层领导高岗的儿子、张国焘的儿子( 他们原本是准备去苏联的,但由于国民党方面的阻挠没能成行,也就只好又返回延安了).
到延安后,我们找到组织部,陈云叔叔( 时任组织部部长)、李富春叔叔( 时任组织部副部长) 得知我是项英的女儿,便把我的名字改成了项苏云.
我在延安安顿下来.郭老师进了延安抗大学习受训,我则被送进了鲁迅小学学习.
一天,陈云和李富春两位叔叔告诉我：“小苏云,你还有个弟弟也在延安,在机关保育院里.”他们还说：“这件事,除明清( 时任陕甘宁边区妇联主任) 最清楚,6 月初,你妈妈带着一个叫阿毛的3 岁男孩来到延安后,将男孩交给组织部她就走了,她离开延安,后来去了哪里,也不清楚.”
和爸爸相处的12 天
1938 年9 月,郭老师带着一个人来找我,说我爸爸到延安了.我当时又惊奇又高兴,急得马上就要走,饭也顾不上吃完.来人是张浩( 原名林育英,林彪的堂兄,时任白区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并参与政治局的工作) 的警卫员,和我一同去的还有张浩的两个儿子.
警卫员将我们带到延安城里的一个院子,一排平房前.我进屋后,坐在右边椅子上的张浩伯伯,就给我一一介绍：坐在床上的是朱伯伯,朱德；坐在左边椅子上、抱着小女孩的,是刘伯伯,刘少奇,那个小女孩就是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还说,等一会儿,就和朱伯伯一起去大礼堂参加欢迎你爸爸的欢迎会.
那时的延安大礼堂,条件十分简陋,人们都挤坐在木条板凳上,但会场的气氛十分热烈.我跟着进去以后,大人们都相互招呼,可我谁也不认识.我就走到主席台前,转过身,面对着整个会场.这时,陈云叔叔走过来,对我说：“小苏云,我带你去找你爸爸.”他把我领到一排座位前,对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人说：“老项,这是你女儿.”
爸爸连声说：“陈云同志,谢谢你,谢谢你们！”同时双手抚托着我的双腮,双目炯炯有神,微笑着,端详着.这时,周围拢来好些人,七嘴八舌地嚷着：“叫爸爸！ 叫爸爸呀！”看得出,大人们比孩子更高兴.
我不知道叫爸爸,愕愕地,直直地,双眼盯着他看,心里想着：他是我的爸爸,一定是我的爸爸.可是喉咙里像塞了棉絮,就是喊不出声.爸爸把我搂在了怀里,我顿时感到周身的温暖.这时,台上,朱德总司令正任致欢迎词.接着,爸爸上台致了答词.就在这时,不知什么原因,我的鼻孔突然流出血来.一时间,这个送纸,那个递手帕,帮我止血.“不！ 要、用、湿、毛、巾！”一个别样的声音传过来,一条湿毛巾也盖在了我的脑门上.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国际友人马海德先生.
散会后,爸爸要带我一起回去住,可我感觉和爸爸仍是怯生生的,不好意思,就说宿舍的同学都在等我,要先回学校去.爸爸就派警卫员把我送回了学校.窑洞里大通铺上的一排女同学都点起了小油灯,她们在等我回来讲见到爸爸的情形,围着我问这问那.我只好让警卫员先回去了.直到第二天放学,爸爸亲自来学校接我,我才跟他走了.
这样,爸爸和我,还有在保育院生活的弟弟,总算在延安团聚了.
那天团聚之后,又把弟弟送回了保育院.在和爸爸相处的12 天里,爸爸多次嘱咐我要听老师的话,要听叔叔阿姨的话,要好好学习,学好本领,长大了,才好为人民做事.
爸爸每天总是亲手帮我穿袜,穿衣,穿鞋,刷牙,洗脸.晚上,帮我洗完脚,安顿我睡下,他又坐在油灯前,看书看报,或赶写材料.第二天,当我醒来时,爸爸已经跑完步,忙着打水、打饭了.当时我就想,有爸爸,多好啊！ 爸爸做事有条有理,不会乱了顺序.可是帮我穿衣穿袜,又总是笨手笨脚的,比如提一提裤腰,好像把我整个人都提了起来.
万万没想到,第13 天清晨上学后,日本鬼子的飞机飞到延安上空,乱扔炸弹,乱扫机.老师带着我们分散到山里、树林里躲空袭.这时,爸爸奉命离开延安赶回华中,到学校向我道别,但是学生们都不在,他要赶路,就走了.
半个月后,西安有人来,捎来爸爸托人带给我的东两,一封信,一筒饼干,一副手套.
随大队撤离陕北
后来,得知爸爸牺牲( 注：1941 年,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时任新四军副军长的项英在突围时,被叛徒杀害,牺牲时年仅42 岁) 的消息后,才意识到,延安的一别,竟是我和爸爸的生离死别.应该说,我从小就是在没有父母的环境中长大的,这次在延安的见面和接触,才使我对爸爸有了印象,而爸爸也把他一生的父爱,都在那12 天给了我.
1948 年春天,和任弼时等领导同志正在撤离陕北.在往河北行走的途中,任叔叔仍然惦记着我,他专门给八路后勤部部长叶季壮拍了一个电报,叮嘱他找到我,让我随一起行动.
当时我正在野战医院组织的宣传队里,为群众做宣传演出.接到通知后,我就动身了.背着自己的铺盖卷,拿着路条,每走到一个村,就拿着路条找村长,安排吃饭住宿,然后再走.这样走了3 天,才找到了叶季壮部长.他看过介绍信说：明天我安排一个小鬼送你到西口,对面就是.翌日早晨,有个小鬼拉来一匹马,把我的行李捆上,我们俩走了一天,过了黄河到了对面的西口.刚好杨尚昆、叶剑英、汪东兴等人都在.
后来,我就随着的后勤大队走.当时大队长是汪东兴,和我一起走的还有任弼时的女儿任志远等,全大队约有一二百人呢.走了几天,路过冀西北,继续走,一直走到了河北的平山县西柏坡.
到了那里,任叔叔让我随着工人代表团到了东北,我在哈尔滨,又见到了我思念的李富春叔叔和蔡畅妈妈.这时,党要选送一批延安青年去苏联学习,我正好赶上了.就在1948 年秋,我和其他20 名青年一道赴苏联学深造,成为后来被称之为“4821”的成员之一.
( 摘自《党史博采》、《现代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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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英杀妻”之说实属讹传
1935 年春,瞿秋白、周月林、项英的妻子张亮等在苏区突围时被俘.后来瞿秋白被杀.3年后,周月林、张亮出狱.外界传言,是周月林、张亮出卖了瞿秋白.1938 年,张亮曾去南昌找过项英,但后来再无消息,于是,民间流传着“项英盛怒之下杀妻子张亮”的说法.
据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部原副部长王辅说,他曾两次走访原新四军军部秘书长、后为顾问委员会常委的氓.氓证实,1958年春,东南分局、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时,张亮找过项英,由于项英知道张亮曾经被俘,而且被俘后情况不明,故未将她留下,而是给了她一些钱让她走了,至于到了哪里,并不清楚.
后来,老红军、曾任项英警卫排长的李德和也向王辅证实,1938 年二三月间,项英在南昌编组新四军时,张亮带着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找到东南分局,李德和随项英由军部去分局驻地同张亮会面,他们在一间房子里谈话,小孩由李德和带着在门外玩,大约谈了个把钟头,他们讲些什么不知道,声音时高时低,项英态度严肃,但根本没有发生毙张亮的事.谈话后,项英到东南分局副书记曾山处去了一下,就返回军部驻地,此后再未与张亮见过面.
项英的女儿项苏云说,她妈妈在龙岩监狱里生下弟弟项学成.1938 年4 月将项学成送到延安,后去向不明.项苏云到延安比张亮晚3 个月,故母女俩未能见面.
( 摘自《法制晚报》)
项英之女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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