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城市流动人口聚居区邻里关系的建构分析》
本文是关于流动人口论文范文跟邻里关系和聚居区和流动人口类论文范本。
盛 雷
（西北大学,陕西 西安 710000）
摘 要：关系社会学认为关系蕴含三大本质,即工具性、情感性和契约性,而关系的构建即是关系的三个本质的运动变化过程.本文将结合从关系的建构角度将城市流动人口聚居区的邻里关系区分为始于契约性的邻里关系、始于情感性的邻里关系和始于工具性的邻里关系,结合具体案例分别阐释三种关系的适用人群、构建过程和发展形态.
关键词：流动人口；邻里关系；关系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7）10-0058-03
H村位于北京市东南五环与大羊坊桥交叉点北端,亦庄经济开发区北部,大兴区与朝阳区分界处,属于朝阳区十八里店乡政府辖区,处于城乡交融地带.根据2013年度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朝阳区常住人口数据为381.4万人,占据区域人口的最高比例.通过H村村委会了解到,H村面积约2.4平方公里,2015年常住人口数量为21653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为12040人,约占该村总人口的55.6%,外来人口数量超过了本地户籍人口数量,呈现倒挂状的人口结构.
关系社会学提出的关系本质论,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做工具性、情感性和契约性三大特质的演变结果.换言之,关系的构建过程就是其工具性、情感性和契约性三者的交互、变化过程.因此,本文就以H村作为研究对象,阐释关系构建的三种模式.
一、始于契约性的邻里关系
整体上来看,H村的流动人口来自于十余个不同的省市,他们交叉错乱地分布在H村的版图中,形成了各地域人口大杂居的局面；如果进一步探究,就能发现,来自相同地区的人一般会集中居住在同一个居住点,这种居住点可能是一个大院,也可能一个胡同,甚至会是同一个楼层.那么,这些来自同一地域,彼此互为“老乡”的外来人又会形成怎么样的邻里关系呢?其邻里关系形成的过程又是怎样的呢？针对这些问题,有必要进行调查和研究,寻找合理的答案.
在调研过程中,着重调查研究了几个小聚居的个案,它们分别为河南胡同和东北大院等.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将这两个居住点以地域属性来区分,并不代表该居住点不存在其他地域的人口,只是因为该地域的人口占据了这一居住点人口的绝对比重.比如,河南胡同绝大部分为河南人,但是也有个别的非河南外来人口,如湖北人等.
毫无疑问,根据前面的假设和论述,河南胡同和东北大院的外来人口,其邻里关系的形成都以契约性为起点.但是,关系的发展不仅仅包含起点,还包含着中点和终点,在关系构建过程中,还会存在一些变数.这里,我们忽略这些变数,重点探寻邻里关系构建的常规过程.在“契约性”作为起点的前提下,我们来探讨邻里关系构建的终点,总体来看,H村“老乡聚居地”的关系构建模式都是以契约性为起点,以情感性为终点的,最后情感性和工具性又会进一步加深最初的契约性,形成较为凝聚的邻里关系.因此,可以推理出两种主要的构建模式,即“弱工具性模式：契约性——情感性”和“强工具性模式：契约性——工具性——情感性”,上面提到的两个案就分别适用于这两种不同的模式.
（一）弱工具性模式
弱工具性模式并不否认人与人之间的工具性关系,只是指出这种关系的弱化现象,因此,情感性就凸显了出来.在三个个案中,河南胡同是弱工具性模式的代表.
冉昀大院是H村里的一个平房租住区,虽然名字中带有“大院”二字,但却是一排排的胡同,本文中所说的“河南胡同”就是一个普通的死胡同.该胡同居住十几户人家,各家门对门,由一条小道连通起来,这条窄窄的小道成为了所有住户的公共空间.就人口而言,胡同中几乎全部为河南人,其中一些人甚至来自于同一个村镇,具有更深层次的“同乡”关系甚至远房亲戚关系；就工作而言,他们的工作包括小摊贩（主要为菜贩、水果贩）、早点师傅、保洁人员（主要为中年女性）、运输司机和工厂工人、企业职员等；就居住形式而言,多为家庭型居住模式,全家人居住在一个狭小的屋子里面,几乎没有单身独居的人口.
根据上述分析,在H村,河南胡同的关系模式即“契约性——情感性”的邻里关系模式的构建需要具备以下条件：第一,地域同质性是形成高度契约性的前提,邻里间需要具备同乡关系；第二,经济差距较小,经济差距会造成人际关系障碍,经济的同质性有利于缩小邻里交往的心理压力,弱化工具关系,增强情感体验；第三,工作的异质性,高度一致的工作会促使利益联盟的产生,从而增强工具性,工具性的增强自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减情感性体验.因此,具备上述条件的流动人口聚居地,其邻里关系模式应当为始于契约性、凸显情感性的弱工具性关系模式.
（二）强工具性模式
在H村,同乡聚居的情形有很多种,但是并非所有的同乡聚居区都呈现弱工具性的邻里关系.河南胡同的关系模式并不适用于东北大院,相比于前者的弱工具性关系,后两者则凸显出强工具性的特点.
与河南胡同相比,东北大院的邻里关系具有更强的工具性特征.首先,东北大院的邻里地域同质性没有河南大院强,河南胡同的人来自于河南省,而东北大院的人却来自于同一大地区,一些人并非来自同一省市.因而,单就契约性而言,三者都始于契约性,但论及契约性的强度,东北大院明显排在最低的位置；其次,居住在东北大院的人,其工作同质性很强,东北大院的人都是做早点生意.东北人在谋生上互相帮助,构架了一个利益共享的非正式群体.因而,东北大院的外来人口间的邻里关系具有深刻的工具性烙印.最后,我们不能用工具性来否认情感性,在契约性的基础上,随着经济交往的加深,情感性体验也是必然会出现的.关系社会学强调人际交往的非对称换,指出人与人并非纯粹的、对等的经济交换,其中还会掺杂一些感情交换,这种感情交换是就是情感性体验的来源.但是,经济交换中的情感体验并不稳定,可能会因为经济利益冲突而断裂异变,最终甚至危及契约性的存续.
总结东北大院的关系特征,可以推断出始于契约性的强工具性关系的基本特征：第一,对于外来人口而言,地域同质性依然是基础,是契约性产生的前提条件；第二,工作上的同质性和依赖性催生出利益共同体,经济往来加强了邻里关系的工具性,也使邻里交往具有了排外性特征；第三,邻里间的经济往来是一种非对称的交换行为,其中掺杂着情感性的交换,但是这种情感性特征并不稳定,随时可能因为经济利益冲突而弱化；第四,地域同质性和经济互助性双向加强了邻里间关系的契约性特征,在不发生巨大冲突和关系变数的情况下,邻里关系的契约性特征会进一步加深,情感性特征也会凸现出来.
二、始于工具性的邻里关系
社会交换理论认为,工具性是维持人际关系的基本因素,人际交往就是一种交换行为.在笔者看来,该理论具有一定的正确性,在完全陌生的两个人之间,其交往的首要动机就是实现各自利益最大化.
在H村,类似前文提到的东北大院和河南胡同这样的同乡聚居地并不多,它们只是整个外来人口居住形态中的个例.很多来自于不同地域的人杂居在一起,他们很多不是来自于同个地方,有着不一样的风俗习惯.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也是社会上所有人的共同特征,那就是趋利性.他们的交往是一种利益交换行为,因而,他们之间的邻里关系就是始于工具性的邻里关系.
始于工具性的邻里关系却也是一种最陌生化的邻里关系.在缺乏契约性的基础上,他们的交换行为就依赖于工具性,也就是关注邻居间的现实价值.但是,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人们受限于时间、空间等外部因素,加之经济的独立性,邻里交往的频率就更低了,邻里关系也就会呈现陌生化的状态.
但是,陌生化的邻里关系并不否认始于工具性的邻里关系的存在.邻居间会进行一些小的工具往,如水果摊贩将未卖完的水果赠送给做蔬菜生意的邻居食用,这种行为在本质上就是一种交换行为,蔬菜摊贩受过邻居的好处,就可能会将不新鲜的蔬菜送给邻居,通过这种方式,二者进行了物质交换,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获得了各自需要的利益.这种交换方式符合了人际交往的规则,有利于邻里关系的发展.反之,如果蔬菜摊贩不通过一种方式来回报邻居的好意,邻居也就不会继续之前的“交好”式行为,二者间始于工具性的邻里关系可能就会就此中断.因而,H村流动人口始于工具性的邻里关系符合了中国的“礼尚往来”的交往规则,在不发生变数的情况下,通过这种互利式的交往方式,邻里间会逐渐熟络,邻里关系最终会出现契约性趋向,而契约性的深入发展会促使“亲如一家”的邻里关系的产生,最终由契约性衍生出情感性,进一步深化邻里关系.
H村流动人口间的邻里关系在整体上呈现一种陌生化的状态,这说明始于工具性的邻里关系是极不稳定和易生变数的.在最初的工具往过程中,很难一直维持完全互惠式的交往,一时的利益受损并不会直接破坏关系,但是长期的非对等交换必定会造成关系的破裂.有时候,不需要矛盾的逐渐积累,一次的大冲突就会直接中断正常邻里关系的构建过程.图1呈现出始于工具性的邻里关系的演变路径以及演变过程中的变数,但是始于工具性的关系并非都遵循这种路径,图1只是呈现一种主流的发展途径,H村的邻里关系多数是以这种形式来发展和存在的.
三、始于情感性的邻里关系
关系社会学认为关系构建的本质特征是家庭亲情伦理的社会延伸.我们总是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因而,多角色的碰撞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笔者不禁思考：作为社会关系的核心,姻缘和亲缘关系与邻里关系之间会产生怎样的碰撞效果？
在邻里关系的构建形式中,始于工具性的最多见,始于契约性的也不在少数,但是始于情感性的邻里关系是最少见的,但也是确切存在的.在H村进行调研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一些外地人口的家庭规模非常庞大,同一家族的人集中居住在同一个胡同或者大院,他们之间形成了以亲缘关系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邻里关系.综合来看,该关系一般存在这几种：第一种,外来人口较为富有,通过租赁H村土地盖房出租成为房东,再通过房屋出租获取利润.针对具有亲缘关系和血缘关系的人,房东会收取低于市场价的租金甚至免费提供住宿,在这种条件下,共同居住的亲缘群体不断扩大,最终形成一种较为特殊的居住形态；第二种,具有血缘和亲缘关系的外来人口大量集中居住在同一区域,彼此互为邻居,他们都是经济条件一般的租客,不存在具备“房东”身份的人.笔者从一位老年人了解到,为了方便串门,她的3个儿子和儿媳都集中居住在同一个胡同,彼此间经常走动,关系亲密,老人也能够很方便地照顾几个孙子孙女.
毫无疑问,以亲缘和血缘为基础的邻里关系具备天然的情感性,基本的亲情会让这种邻里关系变得亲密无间,邻居间互通有无,相互协作.就契约性而言,亲情本身就是一种契约关系,如父母与子女间的义务、一家人的互相关心和体贴等.就工具性而言,基于血缘和亲缘的邻里关系具备最弱的工具性,亲人间的交往掺杂的现实利益需求最少,更多的是感情的满足.因而,在H村,始于情感性的邻里关系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它是在“房东+亲戚式租客”和“家庭式租客”两种特殊条件下形成的；第二,它以情感性为基础,凸显契约性的特点；第三,它具备极弱的工具性,物质交换较少,情感交换居多；第四,在流动人口聚居区中,这是一种最和谐的邻里关系模式,也是最少见的邻里关系模式；第五,这种邻里关系主要受内在因素影响,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对外来因素的影响并不敏感.
综上所述,从建构角度可以将邻里关系区分为三种模式,以具有普遍特征的H村作为研究案例,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流动人口聚居区邻里关系的建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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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边燕杰.关系社会学理论与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2〕迈克尔·E·罗洛夫.人际传播：社会交换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3〕边燕杰.关系社会学及其学科地位[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10（5）.
〔4〕续伊特.城市群建设中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化路径探究[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
（责任编辑 赛汉其其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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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结束语:此文是关于流动人口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邻里关系和聚居区和流动人口相关流动人口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