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信息生态视角下我国对外传播中网络用户的核心生态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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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以其传播速度的快捷性、传播范围的广泛性和跨时空性,以及网络话语的公开性而日益在国际传播与国际政治中投射出重大影响力,网络信息的传播在我国对外传播中的地位明显上升.宽带化、移动化、泛在化成为下一代互联网的典型特征,全球网络化进程加速了信息的交互与增值,信息传播较之以往更为快捷和灵活,其传播途径和方式也变得更加复杂.一个凸显的变化集中体现在对外传播主体多元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多种行为主体交错互动的复杂化、空间融合化和主题多样化.从信息生态论视角来看,①互联网信息生态链的演化形态已由单一线性向网状分散发展,身处其中的网络用户主体成为信息扩散链条的重要节点,他们同时具有信息生产者、传递者、消费者和分解者等多重身份,在信息生态链中处于核心位置.然而,在我国的对外传播中,理应处于核心地位的用户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在实践层面存在诸多问题.
一、网络用户生态位发生位移,国际传播由“象阵”式转向“蚁群”式传播
在全球互联网信息生态系统中,信息生态链是不同地域子系统之间进行国际信息交换的最主要传播渠道,国际间传统意义上的网络信息交换秉持着一种由媒体到媒体的基本形态,即信息生态链呈现一种单一线性的传播接收关系,且多半是在不同的知名媒体网站之间形成有效关联.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信息生态链表现为一种以媒体网站为核心层、互联网用户为扩展层的整体态势.用户只能通过和媒体网站之间形成一种相对比较单向的线性关系,只能单一地从媒体网站或其他网站中获取信息,很难对信息生态链中信息的增值行为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样就导致国际传播信息生态链的两端分别是两个核心层节点,即不同国家的各类网站.这种信息传播方式,形成了一种由核心到核心的线性信息生态链条,用户只能单方面地与网站进行连接以获取国际信息.在这样的互联网国际传播活动当中,大型传媒集团与商业网站的“象阵”,特别是传统主流媒体,长期以来占据传媒的制高点,至今在我国的对外传播中仍是主力军.
然而在博客、微博、微信等基于互联网的自媒体风行起来后,一方面传者和受者的界线日益模糊,最终变成了“所有的人对所有的人传播”；另一方面,信息直接通过人与人之间“蚁群”——社交网络进行传播,信息传播从信息与信息之间的连接关系转为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关系,不妨称之为涉众.传统的“象阵”主体、不同的传播途径、传播涉众相互交织,构成一个庞大的复杂网络（如图1）,互联网构成其物理基础,多元传播主体之间、传播的网络信息之间都存在错综复杂的传播结构关系,而这些传播信息相关的传播涉众之间也存在各种社会网络,成为信息的另一种重要传播途径.这一切在无形之中改变了互联网信息生态系统中的信息生态链连接方式,让信息生态链两段链接的核心层节点,并不仅仅局限在媒体巨头的网站上.任何一个互联网用户,都可以借助社交媒体,直接与相对应的国际传播目标群体建立有效连接,并展开信息的传播行为,从而形成新的信息生态链.这样的信息生态链实现了信息内容在用户与用户,甚至用户与媒体之间的直接性流通.原来处于信息生态链扩展层的普通互联网用户,由于社交媒体的出现而一跃进入了生态链的核心层,并在不同用户和媒体之间形成了一张由信息生态链所构成的信息传播网络.这种网状信息生态链的构成方式,让互联网中的国际传播从脱离了原有的由“媒体网站——互联网用户”的单一线性模式,而形成了一种“多对多”和“广对广”的信息生态链网络.每一个互联网用户都可以作为国际传播中的一只信息“蚂蚁”,进而组成一只数量庞大的“蚁群”,国际传播也由“象阵”式传播向“蚁群”式传播转变.
在这个转化过程中,网络用户“蚁群”在整个互联网信息生态中的生态位发生了重大位移.在生态学当中,一个动物的生态位表明它在生物环境中的地位及其与食物和天敌的关系.②而在互联网信息生态系统当中,不同组成要素（包括生物部分的用户与非生物部分的互联网硬件设施等）所处的生态位差异,对整体信息生态环境发展的作用也不同.③处于核心生态位的要素,在整个互联网信息生态系统中所发挥的作用最为关键,直接关系到互联网信息生态链的增值作用.因此,核心生态位是互联网信息生态系统中最为重要的生态位.在原有的网络生态中,普通的互联网用户的生态往往比较边缘化,难以居于核心生态位.但随着互联网生态系统的整体演化发展,互联网用户的生态位已经发生了转移,因其直接参与到信息的生产、分解和消费等各个环节之中,从而在整个网络信息生态系统中占据着核心位置.④在当前的互联网信息生态系统中,核心生态位已经由普通的互联网用户所占据.
二、我国对外传播中网络用户的核心生态位缺失
互联网的开放式结构使得对外传播的主体更加多元,既可以是组织、媒体机构,也可以是非组织和普通用户.但我国活跃在对外传播领域的主要是主流媒体,一方面体现在其在海外的媒体机构设置等硬件设施上,另一方面体现在对外传播统一化的信息内容和对用户主体不够重视.我国主流媒体积极增设海外分支机构,在扩大国际传播影响力、做好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其他传播主体的建设与扶持,如民间组织、自媒体组织等,特别是忽略了广大网络用户在信息生产及传播中的主体性作用.在社交媒体建设与传播等方面,仍是以《人民日报》、《中国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为主,非主流媒体机构、个人账号影响较弱.在具体内容的传播上,往往也是以主流媒体为传播口径,而且传播方式也较为,个体用户或用户群体互动与影响较小.因此,从整个传媒生态来看,我国主流媒体在对外传播中仍居于主导地位,而本应处于核心地位的网络用户却往往处于一种缺失的状态.这种缺失,一是反映在个体影响力弱,未能形成社群效应；二是体现在用户互动贫弱,主体性不突出.
网络信息时代的传播主体日趋多元,呈现一种泛化趋势.与传统媒体的单向结构不同,互联网是点对点的拓扑结构,连接、互动、开放是其主要特征,传者与受众不再是对立的二元关系,而是可以互为转换.在互联网信息生态环境中,新闻媒体的消息来源以及新闻生产者可以多元化.例如在2016年布鲁塞尔恐怖袭击事件的报道中,BBC在推特上开辟了一个独立的网页,开了个头,随后的内容充实全部由普通的推特用户构建.BBC充分利用了网民所提供的第一手消息,对布鲁塞尔恐怖袭击事件的报道几乎每10分钟更新一次,对整个事件进行多视角、全方位的报道.⑤BBC这种特别的消息来源和报道方式体现了互联网时代的一个特点,就是以个体为代表的普通用户成为消息来源的重要渠道,他们通过借助社交媒体的平台分享自己的所见所闻或对某事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为媒体机构提供了素材,直接参与到新闻内容生产与增值环节中,从而扩大影响力.
目前我国对外传播中的主体是组织和媒体机构,非组织和普通用户的活跃度和影响力较弱.过度倚重传统媒体机构,忽略普通用户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是当前我国对外传播实践中一个凸显的问题.即便是媒体机构本身,也往往是单个“孤军奋战”,没有形成与互联网传播情境相适应的平台思维.对于大多数网络信息主体而言,因其占据的社会资源和拥有的社会关系,在信息网络中的结构位置及产生的影响力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但并非是绝对的,在某些特定议题或事件传播中其结构位置具有波动性,这种波动性是各类国际传播主体争夺连入权力和连出权力的结果,这也促成了具有权力反转的巨大可能性.然而,普通网民在国际信息网络中所处的节点位置上并不具有获得连入权力和连出权力的优势.⑥草根阶层这个普通网民群体在整个国际传播网络中的节点位置仍具有相对的边缘性.
另外,作为互联网的特征之一,互动性也是用户主体性的重要体现,通过网络用户之间、用户与媒体组织之间实现连接,通过用户互动使得信息不断地增值并得以呈网状扩散.互动的强弱可以说是衡量用户主体性的重要标准,也是衡量其是否处在信息生态链核心位置的重要指标.然而,目前用户互动贫弱仍然是我国媒体在全球国际传播中存在的一个共同问题,用户的评论数及评论引用数（或级数）均较少.用户在国际新闻信息的生产、传播中并未发挥主体性作用,信息的增值和影响力也较弱,可以说在我国对外传播的信息生态链中用户的核心生态位处于一种缺失的状态.
三、针对用户核心生态位缺失问题的传播策略
针对我国对外传播中凸显的用户核心生态位缺失问题,需要从以下方面来改进：
（一）从信息到信息生态,树立整体语境观,增强主体间性意识
我国的对外传播长期以来受到运输式传播思维的制约,这种思维其实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单向主体性思维.在此思维主导下,我国对外传播在信息内容、话语方式、界面设计、传播渠道建设上都存在着程度不等的问题.其背后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尚未真正从系统、整体的信息生态角度来思考互联网和其他新媒介技术所带来的国际传播和对外传播的重大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如何在实践操作中实现对接等问题.“信息生态系统”视角的一个突出优势,是将人、内容、内部和外部环境等诸多传播核心要素纳入到同一个系统中,并关注这些要素以何种方式相互关联、相互作用,才能达到协调和均衡发展.其中,参与信息资源开发、传输、利用和管理,具有主体性的信息主体是重中之重,信息主体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群体.从信息到信息生态系统、从主流媒体机构到系统内多样化的传播主体,这是整体语境的第一个方面.
在互联网信息生态系统中,信息生产者、传播者（包括媒体组织、机构、民间组织及分散的网络用户）、信息、信息消费者各个要素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只有当每个要素处在恰当的生态位,才能形成完整、良性的信息生态链和平衡的信息生态系统.信息生态链被视为是信息生态的集中体现,信息生态链的主要运行机制是共生互利,即生态链中的主体在共生利益的创造和分配上所处的互利关系.所以,从整体语境出发,我们应该考虑如何从政策、技术环境上促进不同传播主体尤其是普通用户参与信息内容的流转,进而实现信息生态链的整体增值.
在此语境下,不同信息主体之间的差异要受到充分的重视,主体间的沟通、对话和理解成为整个生态和谐发展的基础.延伸到对外传播领域,就是要与传播对象建立对话、交流、理解的共生平等关系,注重意义和关系网络的建构,而不仅仅是单纯的传受关系,在尊重彼此差异的基础上达成主体间的理解与共识.因此,在对外传播实践中引入跨文化思维,强调主体间性,就是要摒弃那种将传播对象视为被动的接收客体的传统意识和实践,不再将传播对象及其世界看作客体,而是看作主体,并确认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间的共生性、平等性和交流关系.
（二）凸显分众传播意识,突破单一化大众传播局限
分众传播是相对于大众传播而言的,它强调受众所处的群体和文化语境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分众传播意识与主体间性意识密切相关,不同的是,后者比较宏观,而前者更加具体.面对着跨越地理界限聚集在国际互联网平台上的多元受众,传播者在内容的生产与表达、传播渠道的设置、人机交互界面的设计上,应该将受众带有的文化背景因素考虑进来,才能有效地提升传播影响力.
当前,中国媒体在国际社交平台中虽然取得了一定数量的用户关注,但这些用户在地域和国家分布,往往多集中于我国周边邻国,如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等.而在欧洲和北美洲这些发达国家较为集中的地区,我国媒体的社交账户并没有吸引到足够的用户关注量.这种现实问题,就要求我国外宣媒体的社交账户进一步强化信息传播的分众化策略.在社交平台中,除了开设媒体的总账户之外,还要针对不同地域或国家的特定用户群体,设置分众账户,如美洲版账户、欧洲版账户等等,并在其中发布与这一地域高度相关的内容.除了内容上的调整之外,在账户的运营上,分众账户也需要贴近目标用户的使用习惯,在语言、图像、账户的界面设置上做出相应改变.例如,在开设面向阿拉伯世界用户的社交账户时,需要以阿拉伯语代替英语来进行信息发布,也需要凸显阿拉伯世界特色.总之,只有将分众化传播的思路落到实处,才能在全球范围内提升我国外宣媒体的传播影响力.
（三）提升技术平台的人性化设置,发挥用户主体性,促进用户的跨文化信息协作生产
发挥用户的主体能动性,除了要给予其说话的权力与机会外,还要在技术平台设置上为其提供便利.具体来说,一是设置专供用户讨论与评论的区域,切忌流于形式；二是要提供用户连入连出和分享的途径；三是要加强相关媒体之间的联系,方便用户在不同媒体之间切换；四是在社交媒体平台中设置一些半封闭式的社群化的讨论专题或区域,以便集结相同兴趣爱好的用户群体,增加用户互动,形成社群化效应.
在互联网信息生态环境中,技术、信息、用户是三位一体,用户或信息主体在信息生态中处于核心位置.互动则是连接传受双方以及各个信息主体的纽带,也是信息生产、传播、增值的重要环节.因此很多媒体网站、社交媒体都设有互动功能.但与国外媒体相比,我国媒体存在利用不充分的问题,从而使得国际传播影响力有限.例如,在BBC News网站首页有个名为“您的声音”（He your say）的栏目,这一栏目主要是引导用户通过上传文字、照片来分享自己的故事,由此吸引其他用户进行评论.另外,BBC News网站也有“获取新闻通知”（Get news alerts）专门为用户推送新闻.在互联网信息生态环境下,这种新的技术功能提升了媒体与用户的互动性,而且还能充分利用用户资源来进行新闻内容生产,提高普通用户的参与感、认同感并提高传播效果.我国媒体比如人民网和新华网国际版却没有获取新闻通知的功能,虽然有评论功能（人民网）,但是基本上没有任何一条评论产生.新华网虽然也有“您的观点”（Your say）栏目,但几乎所有消息发布者都是这家媒体管理员账号,数量很少（一年只有几条）,浏览量虽多,但回复量却几乎为零.
在脸书上,BBC News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功能,当用户点击了BBC News的主页浏览新闻的时候,它会自动给用户发消息,询问用户是否有可以与他们分享的信息.这个功能体现出该家媒体非常注重与用户的互动,同时也能更好地、主动地收集更多信息源,而反过来看,中国媒体机构无论在哪个社交平台都还没有达到这样程度的互动性和主动性.中国主流媒体在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上不仅没有设置活动、小组等社群化互动功能,而且从对相关主流媒体的社交账号和网站的用户互动情况进行分析发现,与国际主流媒体相比,我国媒体的用户互动率较低,更谈不上产生社群化效果.
另外,与国外社交媒体相比,我国的互动功能设置也欠缺人性化考虑.2015年11月13日晚,巴黎遭受恐怖袭击,伤亡惨重,震惊世界.当时脸书第一时间激活了“Safety Check”（安全确认功能）,让用户很便捷地发出“自己已经处于安全状态”,同时这些用户的好友也会收到脸书的推送信息,告知该用户已经平安.而在中国8·12天津港爆炸事件发生后,微博、微信或其他国内社交网络却没有类似功能,人们想要确认爆炸区的朋友是否安全,只能通过电话或者微信逐个确认,若无法联系会给他人产生一种恐慌的感觉.⑦这些人性化设置的缺失,也限制了用户之间以及用户与媒体之间的黏性,也就丧失了产生社群效果的可能.
四、结语
当前我国的国际传播实践仍以主流媒体为主力军,尚未意识到互联网传播情境下用户地位的提升,也未能充分挖掘用户的主体性和积极性.如果说,由“象阵”构成的国际传播结构难以在短时间内被打破；那么,由广大“蚁群”开展的网众传播对扭转发展中国家的传播劣势或许提供了机会.在全球化的今天,互联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容易、更紧密地将世界各国（民众）联系在一起,村落式的交往已经变成现实.个人与他人的联系、组织与组织之间、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变得非常普遍.在互联网生态系统中,个人与国家都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与他人和他国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同时,信息在流动过程中又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如信息内容本身、传播渠道、各国的法律政策、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各国的文化习俗、受众接受心理等等.因此,我们在努力提高我国对外传播影响力时要有全局和整体观念,积极谋求与国际互联网生态接轨,形成一个整体,并在思想和实践层面都能对普通用户在整体信息生态中的核心生态位予以高度重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网络空间语境下‘一带一路’跨文化分众传播与话语策略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7BXW103）
信息生态论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一种将信息以及与之相关的部分视为一个整体系统,并强调系统的平衡、和谐的理论视角.人、信息、信息技术和信息政策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信息生态系统.
张光明、谢寿昌：《生态位概念演变与展望》,《生态学杂志》1997年第6期.
杨逐原、周翔：《网络信息生态位视域下网络劳动者的主体性与价值增值分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年第2期.
同上.
周翔、胡成志：《新媒体语境下新华网国际传播问题与对策分析——以布鲁塞尔爆炸案报道为例》,《今传媒》2016年第9期.
周翔、李静：《权力网络视域下的国际传播影响力》,《当代传播》2016年第2期.
高杨、刘晓慧：《从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看中美社交媒体的功能差异》,《新闻知识》2016年第1期.
责编：杜京京
对外传播论文参考资料：
归纳上文,上文是适合不知如何写生态位和对外传播和国对外传播方面的对外传播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对外传播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