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文学怎样回应现实--2019湖北中篇小说综评》
本文是关于湖北方面在职开题报告范文与文学和现实和回应现实类在职开题报告范文。
湖北文学一直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品格.长期以来,湖北作家敏锐感应时代,立足现实,介入社会,关怀世道人心,追寻永恒价值,呈现出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担当意识,形成了优良的文学传统.
萨特在《文学是什么》中说过：“首先,我是一位作家,以我的自由意志写作.但紧随而来的则是我是别人心目中的作家,也就是说,他必须回应某个要求,他被赋予了某种社会责任.”在他看来,作家首先应该遵循内心的召唤,以自由审美意志从事写作,同时还要回应时代的召唤,直面现实,介入社会,不能淡化或窄化文学的社会功能.文学史也昭示了这一点,许多伟大的作家经常和政治家、社会实践家站在同一个甚至是更高的平台上,以文学独特的审美方式参与推动社会变革和进步,在更全面的意义上实现文学的价值.
纵观湖北2017年度的中篇小说创作,尽管题材不同、风格各异,但是都从不同的层面呈现着作家对于源自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完整世界”的想象与建构,表现出对“自由意志”和“社会责任”的追求.
反抗与救赎：重建价值理想
每一个变革和转型的时代都会遭遇同样的困境,那就是旧的伦理道德价值体系分崩离析,而新的价值规范尚未建立,人们的心灵无所皈依,处于信仰迷失、伦理失序的状态.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和社会转型的急剧加速,尽管国家在意识形态建设层面做出了诸多努力,但是精神危机和价值重建依然是当下最为严峻的社会问题.如何解决、如何反抗物欲的侵蚀、如何摆脱功利主义的桎梏以及如何超越日常平庸生活,都是这个时代给文学提出的重要课题.
《老孩子》是普玄近两年倾力书写的“福利院故事”系列中的一部,延续着他既有的叙事风格,通过场景拼贴和道具运用实现对于生活的象征性书写.面馆老板伍敏慧年轻时为了虚荣,给商人鲍其欢当情人,四次流产,几乎丧命,父亲也因此积郁而逝.鲍其欢破产后被仇人追杀,沦落街头,伍敏慧为了复仇,决定收留他……就主体情节来看,这有点像一部庸俗的狗血情仇剧.但是普玄巧妙通过第一、第三人称视角的交错变化,富有层次地揭示了人物内心复杂的冲突,以及艰难走向自我拯救的历程,对常见的故事套路和立意进行了艺术提升.伍敏慧的内心爱恨交织,黑雾弥漫,无以解脱,只好把“杀气”宣泄在小面的调料中；当她向鲍其欢举起刀时,她耳边响起鸟鸣,“这只鸟是她爸爸的那只鸟……这只燕子在她爸爸烧香的时候总是在那里欢唱”,让她难以下手.她的父亲曾经皈依道教,“鸟”隐喻着父爱和普度众生的光芒,是宽恕和慈爱的象征.目睹了老食客和身患绝症的妻子相濡以沫、白头偕老的爱情之后,她内心的坚冰开始融化……鲍其欢为了偿还情债,决定帮助伍敏慧寻找制作小面的秘方,拯救她濒临倒闭的餐厅.他最后发现只有伍父做的小面的味道是最好的,因为它“永远有韧劲,永远可口,永远简单朴素”.这样的小面让人备感温暖,它不仅包含着爱,还包含着对的克制.经过普玄的巧妙调配,小面成了道家文化的象征物……当伍敏慧和鲍其欢在对峙中互相仇恨和伤害时,他们的内心无法获得安宁；而当他们试图救助对方时,却同时获得了自我拯救.这部小说不仅是一个有关爱的双重救赎传奇,也是普玄由道教修习而生发的关于人生正道的领悟.
韩永明近年的小说依然保持着对社会现实的敏锐穿透,深入思考剧变时代的精神痼疾,呈现出更为深邃的文学气象.像他在本年度发表的中篇小说《无神村》,从文化视角探讨了乡村伦理道德重建问题.主人公宝儿从小智障,但是天赋异禀,可以看见鬼,能预测人的生死.村里的风气越变越坏,到了无人能管的地步.宝儿因为能预言死亡,引起人们的恐惧和敬畏,无意中充当了惩戒者的角色,警示人们要有所畏惧.但是,当专家从科学角度解释了“鬼”现象之后,人们就不再信“鬼”了；宝儿为了让人们相信他真能看到坟地里的“绣花鞋”,在谵妄状态下滑入了河水中……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敬鬼神”、“举头三尺有神明”等观念,长期在中国伦理价值体系中发挥着警示作用,韩永明准确地抓住了民间广泛存在的这种文化心理,巧妙地切入了当下伦理失序的现实.在一个泛滥的时代,更多的人从实用主义出发选择满足自我,而无视信仰和伦理道德戒律——就像村人不再相信“鬼”的存在——这就是中国当下的现实；作为殉道者的宝儿,也就沦为人们的笑料.韩永明以一种象征的方式,谱写了一曲民间传统伦理道德溃散的挽歌.宝儿的形象让人联想起韩少功《爸爸爸》中的丙崽,两者都是傻子,都具有“神启”的特点；区别在于,前者直接参与到价值建构之中,而后者隐喻着对于愚昧而缺少理性的病态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宝儿的最终命运暗示了传统伦理的脆弱和救赎的无效,也引发我们思考,仅仅依靠对于传统价值的回归和守护,显然无法建构起新的伦理秩序.
与普玄、韩永明的象征式书写有所不同,欧曼则是在对生活的日常化描绘中思考人的精神皈依问题.她的《小相山》以98岁的老姑奶奶回乡定居、寻找风水宝地为线索,讲述了一个幼年丧父、青年丧夫、守寡一生的女人的坎坷命运以及她对于自我的救赎.根据算命先生的说法,老姑奶奶命硬,克亲克夫,但是,她的父亲和丈夫并不相信命运,而是给予了她深沉博大的爱.这种温暖化作坚韧、从容和孤勇,一直灌注在她的生命之中,成为她毕生抵抗苦难的精神支撑.直到晚年,她依然执著寻找那块宝地,希望百年之后安葬那里.因为在她的心目中,“宝地”早已超越命数,成了父亲和丈夫的象征,成了爱与温暖的象征.欧曼以“我”的视角来讲述故事,一方面以回溯的方式进入老人的生命历程和精神世界,一方面通过扶贫工作遭遇的困难来折射凋敝的乡村现实.作为一个在城市长大的80后,“我”对于历史和现实都是隔膜的,老姑奶奶充当了“我”进入“历史”和“现实”的媒介.在理解他者的同时,“我”也向世界敞开自己,获得了成长的力量.老姑奶奶临终前将所有财产捐献给了乡村,因为她深深忧虑：“我今天可以魂归故乡,你们将来要魂归哪里？”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超越了自己的个人苦难,将对亲人的爱转化为对故土、对众生的爱,并且深深地感染了后辈,建立起了一座精神的高山.小说的结尾这样写道：“并不高大的东阳山此刻在我们心里变得伟大神圣起来,有一种说不出的庄重和责任正引领着队伍前进,而某种灵魂深处的自觉与救赎正把我们推向另一段人生.”这部小说立足日常生活,在个人关怀与社会关怀的双重维度上探索心灵救赎问题,显示出一位年轻作家浑厚的笔力和开阔的艺术视野.
马竹的《贵妃芒》讲述的是一个中年油腻男撩妹的故事,初看觉得有些平庸、无聊,但这种“平庸”和“无聊”恰恰准确地反映了当下人们的生存状态.章守石去医院拔牙,遇到美女牙医姚颜,总希望和她发生点暧昧,结果在开车送她回老家的过程中依然什么也没发生.章守石是一个富有才华的作家,可是按世俗的标准来看并不算成功,内心空虚而压抑.很多时候,他就是在幻觉甚至是自我欺骗之中与生活达成和解,以求得内心的平衡.姚颜在小说中是青春之美、生命活力的象征,她的出现激起了章守石内心的涟漪,让他有了跃跃欲试的冲动,但是最终他还是屈从于生活的惯性,没有逾越雷池.小说结尾姚颜给他寄来贵妃芒,并发来一段意味深长的文字：“芒果没熟不能享用,芒果熟透容易霉变,这都是不能吃也没法吃的,不然会中毒出事.”她是在暗示章守石并没有“云心鹤眼”、生活在更高处吗？她似乎以年轻一代特有的敏感勘破了人生,以中庸之道平衡着内心的欲求.她善意地嘲讽了像章守石这样的中年男人,尽管有着反思精神,但是沾染了太多的世故、油滑、懦弱和自以为是,注定难以自我解脱,只能“如梦前行”；制造幻觉或者依靠幻想,只是一种消极抗争,并不能将心灵引向高处.马竹喜欢在小说中讲道理,偶尔忍不住炫耀一下狡黠和智慧,但是这部小说的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始终保持着叙事的张力,将一个中年男人复杂的内心世界展示得淋漓尽致,启发人们思考如何打破平庸的“铁屋子”,重返、自由的生命状态,抵达心灵的高处.
这四部小说代表了近年湖北中篇创作中越来越明显的一种趋势,那就是超拔于对琐碎世相和内心封闭生活的镜像式书写,在大时代变迁的背景下深入审视人的精神世界和价值信仰问题.正如福克纳所言：“人类是值得拯救的——他们将永远相信,不仅是相信人有权利摒弃不正义、贪婪与欺骗,而且有责任与义务去促成正义、真理、怜悯与同情的实现.”在某种意义上,文学正是以审美的方式重建价值理想,召唤和启示着栖居于大地之上的“迷途之羊”.同时,我们还看到一种明显的倾向,那就是随着国家在意识形态层面对“中国故事”“中国精神”的倡导,作家们再次焕发出回望传统的热情,试图从中寻找救治现代病的良方.但是历史的经验也告诉我们,未经反思和批判,没有实现现代性转换的传统,同样无法有效回应当下由于心理、情感、道德和而带来的挑战.
“纯文学”视野中的人性拷问
在“纯文学”的美学观念中,人性含量是评价文学作品艺术水准高低的重要指标.本年度湖北的部分中篇小说依然延续着“纯文学”的传统,注重视点向内,关注个体生命价值,试图超越具体的历史情境而从普泛性的层面拷问人性,揭露、批判人性之恶.
像曹军庆的《林楚雄今天死在马鞍山》就是其中的代表.马鞍山是武汉郊区的一座森林公园,但在小说中是一个封闭、潮湿、阴暗和玄机密布的场所,人性之恶在这里集中上演.因为妻子郝意芳与门卫林楚雄私通,土壤学教授李中华以帮助商人周铁扬研制化学配方为条件,暗示他为自己报仇；周铁扬以情人白玉洁为诱饵,从郝意芳手上夺走了林楚雄,并与摄影师黄子麦合谋在拍摄婚纱照时制造事故,谋杀了林楚雄……曹军庆故意将叙事的线性时间截断、打乱,交叉、回环叙述,完整的故事变得支离破碎、疑窦丛生,隐藏甚深的人物关系、难以捉摸的心理动机、引而不发的强烈,如雾霾一般朦胧、飘忽和神秘,让人产生类似观看希区柯克电影时常有的那种突如其来的惊悚感……主人公李中华是一个外表光鲜、声名显赫的学者,推崇理性,自以为真理在握,内心极其冷漠、自私.他宣称与妻子建立“透明而真诚”的关系,可是他并不能真正接受“透明和真诚”,因而这种关系在本质上是扭曲、变态和虚伪的,是对人性的压抑和对自由的禁锢.他自视为社会精英,但是雾霾罩心,堪称一个自私、扭曲、分裂的现代“理性人”的典型.林楚雄年年报考研究生,并不是真的努力挣脱自己的阶层,而是以这种看似高大上的方式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幻觉“囚牢”,以求活得安心、自在；他与郝意芳私通带有被动性,与白玉洁结婚带有投机性,完全丧失了“自由选择”,最终必然会导致悲剧.作为这个时代的失败青年,他更像一个荒谬的存在,成为人性之恶的催化剂……小说中有许多意味深长的闲笔,比如周铁扬失去饥饿感、长期顽固便秘,看似是生理问题,其实隐喻着现代人病态的生存状态.这部小说不那么“好看”,密集的信息编码、丰富的意蕴层次和随处可遇的留白,对阅读者构成了不小的挑战,而这也恰是曹军庆的艺术魅力之所在.
《时于此间》则是一部“好看”的小说,显示了方方善于编织故事的高超技巧.小说的开篇非常宽阔,七个人物接连出场,分别从自己的视角展开叙事.随着故事的推进,七条视线开始交叉、重合,就像多条溪流汇入池塘,最后集中到了两个案子上——车祸逃逸与冒领钻戒.同时通过回溯清洁工杨桂花憎恨丈夫外遇、他贩毒以及火锅店老板郭跳神贩毒、弟弟被毙等情节,为当下的故事发展和人物关系给出充分的理由.小说中的巧合太多很容易导致失真,倘若没有娴熟的叙事技巧,是很难做到合乎“情理之中”的,但是方方做到了.在这篇小说中,夫妻之间充满猜忌、朋友之间尔虞我诈、陌生人之间皆是恶意,呈现出的就是一幅晦暗的人性图景；无论是什么阶层的人,内心深处都埋着恶的炸弹,随时随地可能爆炸,仿佛萨特的“他人即地狱”名言的形象注解.对人性恶的揭示与批判,是方方近年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一方面,这是对新时期以来启蒙文学精神的坚守,是对“国民性批判”传统的承继；另一方面,这也是她直面生活的发言.我们常说,“一念之差,酿成大错”“鬼迷心窍”,可是方方却借马卫强之口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个鬼得在你心里住了几十年,才会在关键时刻迷了你的心窍.”这个“几十年”就是人物成长和人性生长的历史,该隐藏着这个时代的多少秘密.尽管小说没有触及这种“历史”,但我们还是窥见了方方在凝视人性幽深处时所表现出的敏锐洞察力,这是对人心惟危、物欲横流时代的当头棒喝.
将曹军庆的《林楚雄今天死在马鞍山》和方方的《时于此间》放在一起讨论,会发现一些共性特征.首先,从观念层面来看,两部作品中关于生存的荒诞感和人性恶的表达都明显受到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强调由个体命运抵达人性的普泛性强化了小说的哲学意味；从人物层面来看,不太注重挖掘时代复杂因素对于人物性格生成的影响,而是注重向内开掘人物的心理空间,不太关注历史经历对于人物的塑形,而往往以悬空历史的方式凸显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观念；从叙事层面来看,对时间断裂与续接的灵活处理以及对于空间拼贴的巧妙组合,体现出高超的叙事技巧.不惟方方、曹军庆,还有吕志青、晓苏、普玄等作家,他们的不少引起反响的作品都是对人性进行隐喻式书写,这也成为湖北文坛比较主流化的一种回应现实的方式.正如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性也是在复杂的关系纠葛中才能得以丰富呈现.如果挣脱“去政治化”政治的影响,增加一点政治经济学的关怀视野,是不是能够从更完整的意义上去理解人性呢？它既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既勾连着现实,也关联着历史.
乡土书写：呈现与穿透
近年来的乡土书写中,涌现了一批引人瞩目的“非虚构”佳作,小说创作反而显得比较沉寂.我们都知道,“三农问题”依然是中国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社会问题.而这个问题发展到当下,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到了土地上,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怎样建构新型的生产关系以激活生产力,成为农村发展困局、顺利推进现代化的关键.作为一个写作者,如果不能透过芜杂表象直抵这个要害,那么他的写作将失去清晰的方向与厚重的力量.
《薤村十日》讲述的就是一个农民失去土地的故事.刑满释放人员仝大喊回到老家,雄心勃勃准备利用在监狱里学到的技术科学种植蔬菜,可是家里的土地被村干部统一流转了；为了收回自己的土地,他想尽各种办法都不能如愿,最后铤而走险绑架小学生作为要挟,终于酿成悲剧……陈应松以时间排序来结构故事,接踵而至的矛盾冲突在十天之内不断激化,最终将仝大喊逼向了绝境.当一个人感觉生活中充满冷漠,又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时候,很容易走向极端,仝大喊就是这样一个底层“失败者”的典型.这部小说敏锐抓住了农村改革的重心——土地流转中出现的新问题,从人性关怀的角度思考中国农村改革之路究竟该怎么走,给人带来诸多启示.不能否认,改革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摸着石头过河”肯定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但是怎样统筹推进,充分保护弱者、更多地体现社会公平,避免“仝大喊”式的人物出现,亦是必须回答的一个严峻的时代命题.
当然,乡村只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隅,也不是只用凋敝、失落就能完全概括.变革中的乡土日新月异、风云际会,有阵痛,有欣悦,有湮灭,也有新生,为文学提供了广阔的书写空间.农村题材在湖北本年度小说创作中所占比例依然是最大的,写作者面临的挑战是,能否敏锐穿透纷纭世相去把握时代最根本性的问题,进而准确把握并生动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力量和根本趋势,这不仅需要处理生活素材的高超技术,更需要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对社会作客观而全面的审视.
市井风情、地域色彩与生活哲学
关于武汉地域文化风情的书写,方方、池莉曾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河南棚子”“汉正街”“花楼街”“吉庆街”“梅岭一号”等等作为某个历史阶段的符号,和那些脍炙人口的人物、故事一样,早已进入了当代文学史.对于年轻一代作家而言,继续讲述武汉市井风情,必须探索新的书写方式.时代飞速发展,社会矛盾不断变化,新故事新人物新观念层出不穷,关键在于,写作者能否找到新颖的视角和发掘出独特的生命感受.
谢络绎的《六渡桥消失之前》讲述的是“变”与“守”的故事.自民国以来,六渡桥就是汉口最繁华的中心地带,是老武汉人向往的宝地.王汉生离不开六渡桥,不仅因为他在此出生,留恋这里充满温情的邻里关系和便利的生活,更重要的是,里弄中埋藏着父辈的价值追求和他过去的幸福生活,这才是他念兹思兹的根本原因.在时代的转型涡流中,这个老武汉人下岗了,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不断坠落,他在自怨自艾中无所适从,焦虑而茫然.与丈夫的态度相反,许阿满选择主动走出日显颓态的老街区,试图通过改变自身去适应时代变化.在经历了老邻居的死亡之后,王汉生醒悟了,决定在新居附近开一家热干面店子……其实,没有哪一种生活方式是亘古不变的,保持温情记忆的最好方式并不是固守,而是去创造.最后,这对吵吵闹闹的老夫妻彼此达成了和解,也与时代达成了和解.小说借人物之口总结道：“凡事都有个变换和均衡,就是这么回事.”这种人生哲学与二十年前池莉笔下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已经有了差异.作家刻意使用方言,像“几好、么事、扯皮、嚼、是那个事、撑头、毛毛、苕、欠”等等,与特色小吃、地标建筑、历史掌故等等一起编码,生动地传递出了武汉特有的文化气息,也十分讨巧地凸显了文本的地方色彩.这部小说敏锐捕捉到城市化进程中人的微妙情绪,善于在冲突中刻画人物性格,生动揭示了现代性给人的生活和心灵带来的冲击.
李榕的小说并不高产,但是每一篇的选材和结构都散发出机巧劲儿,给人留下较深印象.《深白》和《群》如此,《热干面记》同样如此.在这部中篇里,她精心设置了一个偷梁换柱的故事,深埋在老李的热干面里,一埋就是几十年,这背后是侠肝义胆,是大爱无私,是血缘奇情……尽管钢城的产业如夕阳西下,但是经由老李的热干面摊点汇聚的老街坊之间的仁义和温情却从未消散.下岗工人丁武负责拆迁,为了父母的新房购买问题与姐姐发生龃龉,他的养子身份暴露；就在这时,一幢老房子突然失火,老李救出了一直关心他的韩奶奶,又去寻找她的拐杖,不幸被炸飞……为了将故事的筐口编圆,李榕最后让“我”介入调查,揭示丁武的身世之谜——他就是老丁的妹妹和老李（他本姓白,在事故中失去记忆,好心的领导让他冒名顶替了在同一场事故中死去的工友）的私生子.李榕知道怎样将一个俗套的故事（一对恋人由于出身不同,遭到亲人棒打鸳鸯散）讲得一波三折、扣人心弦,只看“热干面”在文中埋下的草灰蛇线,就可见其叙事才华.
另外,像姜雁鸣的《1999年的爱情》、万雁的《两地分居》、肖静的《情感成本》,也是本年度描摹都市风情、书写人世沧桑的值得一读的作品.
这些小说着力发掘世俗生活中的温情和普通人的生存哲学,为一个时代的发展留下了鲜活侧影.我在阅读时联想起2016年的两部相似题材的中篇——郭海燕的《理想国》和胡雪梅的《浮生》.她们写的都是国企改革大背景下的市井生活以及小人物的命运.就像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她们从经济地位的改变切入,不仅能将人与时代、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冲突置于更为复杂的境地,还能更加真实地记录社会转型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阵痛并揭示其根源,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时代的人性异化和困境中对于信念的固守.那些决绝抗争者的形象让人久久难忘——尽管他们是失败者、牺牲者,但是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草芥般的生命焕发出温暖而坚硬的光芒.诚然,突破业已成功的书写模式非常困难,但是一个作家为什么不能用更宽广的视域去关注生活的变与不变,去关怀人性的变与不变呢？
先锋余韵中的叛逆
典型性先锋写作在湖北文坛从来不是主流.作为近年崛起的一位具有先锋倾向的青年作家,丁东亚的《云落凡尘》在本年度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主潮中显得比较异类.
在这部小说中,丁东亚采用的基本策略依然是强化“有意味的形式”,“反叛”既定文学秩序,以此宣告自己的“主体性”.从结构来看,整篇小说散漫地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章讲述因被而发疯的女人度琼的故事；第二至五章围绕着梅、代珊和芃讲述了一段相对完整的历史传奇；最后一章讲述年轻时卖淫的素,网罗家乡女人去省城当.三个板块互相勾连而又关系不大,大量的意象充斥在文本中,散发着潮湿、阴冷、糜烂的气息,呈现出一种苏童式的感伤而惆怅的诗意情调.以散漫的方式书写历史,既是对传统逻辑性叙事的颠覆,也是对理性秩序下的历史景观的消解.从故事和人物来看,丁东亚也敢于突破禁忌,肆意颠覆.譬如,他设置了类似让私生子蛮娃亲毙背叛土匪队伍的亲身父亲芃,以挑战传统伦理价值的情节；他刻意让“梅”这个美丽的女人放荡地生活在纯美的自我世界中,内心飘忽不定,若有若无,就像没有体温的符号,毫无意义地空耗着生命.从语言来看,他刻意模仿和套用欧化句式,并揉进古典汉语的诗性,形成一种生涩别扭而又富有韵味的语言风格,具有强烈的陌生化效果,增强了小说的可辨识度.这部小说中充斥的不可知、无来由、不确定的事件、意象和感觉,准确地传达出了突然被抛入剧变时代漩涡中的个体的震惊、愤怒、迷惘和颓唐情绪,也曲折地象征了时代的特有氛围.
丁东亚尚在生长之中,他的叛逆姿态与探索值得肯定.但是,先锋的生命力绝不止于形式的反叛,而是在于精神的前卫,即如何突破思维惯性和观念牢笼.怎样给先锋文学“续航”,像刘继明、曹军庆、普玄、祯理（奚榜）、舒位峰等湖北作家其实都作出了自己努力,譬如借鉴先锋小说的叙事技巧,在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调中为创作打开新的面向.
由于描述框架所限,本年度还有一些可圈可点的作品,像宋离人的《乘滑轮车远去》、郑局廷的《借力打力》、陈旭红的《迷渡》、张春莹的《开往宜水的火车》、李诗德的《花脚乌龟》、周娴的《公鸡打鸣》、朱朝敏的《雨在下》、舒位峰的《苔藓》、田友国的《这是什么状况》、程文敏的《覆宅记》等,或者以新颖深邃的立意,或者以丰满鲜活的形象,或者以独具个性的语言,从不同的层面丰富了2017年的湖北中篇小说创作版图.
纵观2017年湖北的中篇创作,尽管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是放在全国范围来看,很难说湖北在整体上仍然保有中篇强省的优势.从写作观念层面来看,既有的经验越来越成为创新桎梏.一方面,不少作家为思维惯性或流行观念所左右,只是不断地复制自己或者他人,“唯技熟而已矣”,少见野性不羁的破坏与天马行空的探索.另一方面,作家视野狭隘,态度偏执,对笔下的人物充满傲慢,肆意调度、左右他们的命运,缺乏发自内心的真诚、谦卑、怜悯与关爱.记得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被誉为“穷人的银行家”的穆罕默德.尤努斯曾说过：“当你将世界放在掌心仅以鸟瞰的角度去审视它时,你很容易变得傲慢自大——虽然你意识不到,一旦拉开距离,事物会变得模糊不清.我选择‘蚯蚓’的视角.我相信,如果我贴近贫困去研究,我会更深切地理解他.”更多作家选择的是上帝视角、精英视角,唯独缺乏“蚯蚓视角”,而且,这种倾向还常常被对所谓知识分子意识的赞颂所遮蔽.从作家与生活的关系来看,许多人固守着狭隘的个人化生活,或者仅仅依赖媒介提供的二手生活,懒于行动,与时代、与社会隔膜甚至脱节,因此文字之间缺乏独特细腻的、充满热力的生命感受.其实,柳青当年提出的“作家生活社会化”,参与到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并保持一种“既内又外”的游离状态,至今仍不失为作家深入生活可资借鉴的经验.从思想层面来看,“点子写作”“策划写作”盛行,作家普遍无力对社会历史作整体性观照,自然也就难以产生卢卡奇所称道的那种“紧紧抓住他们时代的重大问题,无情地再现社会现实的真正本质”的具有深刻思想冲击力的作品,对于时代的回应也就只能是恍如风中飞絮了.
湖北论文参考资料：
上文结论,上述文章是适合不知如何写文学和现实和回应现实方面的湖北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湖北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