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废名《桃周》中陌生化创作手法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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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艳云 龚 婷
内容摘 要：废名小说《桃园》意蕴悠远,稍嫌晦涩,小说无论在思想内涵还是在艺术呈现上颇耐解读,这与作家在艺术创造上自觉地对“陌生化”创造手法的选取有关.《桃园》陌生化创造手法主要体现为：叙述手法的陌生化——具体体现为叙述过程中利用叙述视角的变化对叙述信息的间接扣留来实现；语言运用的陌生化——具体体现为语言构造的诗化追求以及大量隐喻、象征的运用.
关键词：陌生化 废名 桃园
“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艺思想的核心概念,俄国形式主义文论思想认为文学的本质在于“文学性”,而文学性的获得恰恰在于“陌生化”创作手法的巧妙运用.简而言之,“陌生化”是相对于日常感知“自动化”而提出的概念,指在创作过程中运用多样化创作手段,通过变形、扭曲甚至背离的方式有意延宕表现对象带给审美主体的审美感受,唤醒被日常认知经验所遮蔽的审美对象的审美感染力,“唤回人对生活的感受,使人感受到事物,使石头更成为石头”[1]废名小说《桃园》意蕴隽永、绵长,读起来又颇为晦涩,此种叙述效果的产生可以说与小说创作中“陌生化”创作手法的运用是分不开的.这种“陌生化”创作手法主要表现为叙述手法的陌生化与语言运用的陌生化.
一、叙述手法的陌生化
小说《桃园》是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构架整部作品的,很明显叙述人是一个精于叙述的叙述者,这既表现为在叙述过程中叙述者时而借用人物内视角辅助叙述,时而站在旁观者的角度通过人物对话场景的展开推进叙述,时而有意借用议论、抒情的方式实现叙述干预,更表现为叙述人在调用力所能及的所有叙述方式的过程中,利用各种叙述方式的叙述效果,实现信息的间接释放与有意扣留,从而使得叙述踪迹看似有迹可循实则又陷入经不起推敲的境地,整部作品余音袅袅、余响不绝.
小说开篇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方式交代了桃园的位置与桃园中父女俩的生活境遇与各自的精神状态,叙述流畅,信息相对明晰准确.之后,叙述视角逐渐内倾过渡为阿毛的视角,之后从阿毛的视角进而建构起占相当篇幅的场景对话,在阿毛与王老大的对话过程中,随着叙述的推进进而把叙述视角再进一步过渡为王老大的视角,随着对话场景的不断展开叙述视角在阿毛与王老大之间来回转换.小说后半部分王老大买玻璃桃子的情节主要是从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展开,叙述信息的传递又部分借用王老大的视角完成.
可以说整篇小说叙述者始终是知情者,然而出于叙述目的、叙述美学的自觉追求,叙述者故意遮蔽、扣留信息的流畅传达,欲言又止,顾左右而言他,延宕读者的审美感知,使得本篇小说与传统古典小说及同时代其他作家作品甚至废名自己的同时期其他小说作品相比呈现出“陌生化”的创作倾向.叙述者释放信息又扣留信息的举动在整个叙述过程中是含而不露的,这正得益于其在叙述过程中对两位人物内视角叙述的征用,及以对话构建叙述主框架的叙述方式.在这里必须要提的是作品中的两位人物——阿毛及王老大——在日常经验感知上都是与现实生活中的正常人有所差异的,阿毛是一位只有十三岁发着高烧的病人,且终日孤单,没有玩伴.疾病、年龄及其心理性格决定了其当时状态下思考、认知、内心体验的恍惚、感性与跳脱,从其视角展开的叙述难以构成信息完整的情节；而王老大是一个酒鬼,生活的重压以及酒精的麻醉使得其看待问题、处理问题的角度也是与常人相异的.正如小说中所提到的——“王老大这样的人,大概要喝了一肚子酒才不是醉汉”,小说中,王老大是惦记喝酒的,属于未喝或未喝够的状态,其应对事情的态度应该是“醉汉”的态度,也就是不清晰、混沌的状态,因此从其视角展开的叙述亦是不明晰的,特别是小说后半部王老大买玻璃桃子的情节,从其视角展开的叙述是经不起生活推敲的,也正是源于此,有研究者指出买玻璃桃子情节实则是王老大的梦境[2],也有人从叙述视角判断指出此时的王老大精神已经不大正常,买玻璃桃子情节是违背生活常理的.
两位人物的内视角叙述传达的信息是有限的、不明晰的.而两位人物对话构建的叙述同样传达的信息是不完整的、无法对接的.因为阿毛与王老大在现实生活中本身的沟通是有限的,互不理解的.因而阿毛在“种橘树”、“桃子好吃”的话语中潜藏的对完整和谐家庭的渴望被王老大一次次误解,进而出现了故事中最后出现的买玻璃桃子的情节.
除了在叙述中利用人物视角、通过对话场景叙述为故事的讲述设置了大量的信息空白点外,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者通过描写、议论、抒情对叙述暧昧不明的干预也使得整个叙述疑窦丛生,例如“茅屋大概不该有”、“王老大这样的人,大概要喝了一肚子酒才不是醉汉”、“是的,这桃子吃不得,——王老大似乎也知道！”等句子,句子本身传递了叙述人对自己叙述信息的难以准确把握.
总之,作者对整篇小说叙述视角的选择,有意地背离了传统古典小说中遵循将故事讲得流畅、清晰的原则,大大地延展了小说的审美内涵,使得本篇小说在审美创作上成为现代小说中难以代替的经典之作.
二、语言运用的陌生化
除了在讲故事的方法上《桃园》有意地遵循了“陌生化”的审美旨趣,小说的语言运用本身也呈现出了“陌生化”的审美取向.这种语言运用的陌生化主要体现语言构造的蕴藉化追求,以及象征、隐喻的大量运用.
废名小说语言的一大特征就是含蓄蕴藉,意味深长,具有诗化特征.在《废名小说选·序》中,他曾指出“就表现的手法说,我分明地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绝句二十个字,或二十八个字,成功一首诗,我的一篇小说,篇幅当然长得多实在用写绝句的方法写的,不肯浪费语言.”[3]小说《桃园》的语言,同样也体现了废名小说语言的诗化总特征.例如对阿毛身体、心理状况的描写与评论——“话这样说,小小的心儿实在满了一个红字”、“你这日头,阿毛消瘦得多了,你一点也不减你的颜色”、“刚敢于,她的病色是橘子的颜色.”、“阿毛张一张眼睛——张了眼是落了幕”,这样诗化的叙述语言在小说中俯首皆是,通过字与字,句与句的灵活组合、自由搭配,不同质的事物碰撞在一起产生了强大的审美张力——阿毛的瘦与太阳的颜色、橘子与病色、张眼与落幕,词与词的本义与衍生义在这样的对举中扩展了表现疆域,增强了情感表达的效果与审美感染力.
同时在叙述过程中,作者对情节安排是遵循主人公意识流动的轨迹的,而作品中的两位人物特别是阿毛,因为其身体、精神状态,其思维是跳脱无序的,因而作家的叙述语言也呈现为某种意识流动性：日头——桃花——水井——妈妈的坟——月亮——青苔的绿......因而整篇作品在情节组织上呈现为自由、流散的状态,这样跳跃的情节结构也增强了小说整体的诗化特征.
另外,小说《桃园》整体“陌生化”审美旨趣还表现为作品中大量隐喻与象征的运用.首先,小说的名字“桃园”本身就带有很强的隐喻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桃”即有圆满、长寿之意蕴.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更是构造了一幅“黄发垂髫,并怡然自得”的理想社会的美好景象.“桃园”二字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的解读下,本身含有美好、圆满之意.但小说中的“桃园”却是愁苦、孤独与县衙的“杀场”相伴的.桃园中的阿毛是善与美的化身,然而她却又是害着病的、单薄的、孤独的.在世俗权利象征的“县衙”比照之下,“桃园”超脱的美丽是那样柔弱、不堪一击.“桃园”的传统文化内涵与作品中“桃园”的真实情境产生严重错位,增强了小说的思想内涵与现实批判力度.
同时,小说中各种意象的选取也带有很强的隐喻象征性,如橘树与桃树、月亮、日头、酒瓶以及反复出现的色彩——红色.其中酒瓶在小说中一直出现且发挥一定情节功能的意象.在这里酒瓶有满足王老大口腹之欲的之寓,也承担着满足阿毛心理愿望的功能（酒瓶换玻璃桃子）.酒瓶在小说中一直是空的,寓意着的难以满足,由此王老大的焦灼与无助不难理解；用酒瓶换玻璃桃子——用王老大的以麻醉求生存的换取阿毛对生存与美好的向往,据此也能够看出王老大与阿毛父女亲情伦理关系的善与美；玻璃桃子的最后破碎寓意着王老大以及阿毛各自心理向往的双重破碎.再比如红色,日头是红色的,“阿毛的心里满了一个红字”、送给尼姑的桃子是红色的,打碎的玻璃桃子也是鲜红的.红色属于暖色调,但又容易激起人情感的动荡,是生命力强盛的象征.红色在小说中反复出现：——阿毛消瘦的多,日头却不减颜色——红色带给人对生命力衰弱的焦灼感；给尼姑的桃子是红色的——阿毛对善与爱的向往是炽烈的；玻璃瓶子的鲜红的——王老大对玻璃桃子寄寓的希望是炽烈的.鲜红的玻璃瓶子的最后破碎——对生的追求与向往的彻底落空.
总之,小说《桃园》在语言运用上通过诗化的语言结构以及大量的隐喻、象征使得整部作品呈现出咀嚼不尽的审美意蕴,再加上叙述手法的独特性选择,《桃园》以其“陌生化”的审美效应,就此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参考文献
[1](俄)什克洛夫斯基.艺术即手法//俄国形式主义文选[G],方珊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P6.
[2]郁宝华.废名小说《桃园》解读.文学教育[J],2014（01）：P054—P057.
[3]冯文炳.废名小说选.序//冯文炳选集[G].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P1-2.
（作者介绍：李艳云,山西大同大学文学学院助教,研究方向：文学理论与批评；龚婷,山西大同铁路第一中学校教师）
陌生化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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