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有谁还唱笑傲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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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走了,在阅尽沧桑之后,像秋叶般在香江凋零,自他在海宁袁花诞生以来,与他的家乡近在咫尺的盐官,海宁潮大涨已历九十六度.举世皆说他生于1924 年,就连他本人也如此说,甚至袁花的查家族谱也如此载,而我在他的档案和大量史料中发现,他却是生于1923 年,那一年也是他存世的第一次海宁潮涨时,比他大二十几岁的表哥徐志摩正好带了胡适之、陶行知、汪兆铭等来观潮.也许这是个绝对的偶然,如同潮涨潮落那样偶然.近一个世纪后,他在香江的苍茫暮色中停止呼吸之际,海宁潮是否还在涨落与他已然无关,就像他首创的《明报》也已与他无关.
他毕生的事业到底是《明报》,还是那些被千万人追读的武侠小说？这一刻也变得毫不重要,至少已与他无关.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当这一刻来临时,生者想到的多为死者生前的思想言论作为,褒之者誉为大侠、大师,贬之者斥之为滑头、懦者.十六年前,我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编辑丁宁之邀执笔写《金庸传》时,即已抱定平视金庸,而不是俯视金庸、更不是仰视金庸的态度,那时候他在大众中的声望正如日中天,在知识界却是毁誉参半.我从一开始就将他看作是历史人物,站在中立者的视角来回望他的生平,当时他已八十多岁,虽未盖棺却也到了几乎可以定论时,我试图将他还原为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在20 世纪跌宕起伏的大时代里挣扎过来的读书人,我想写出一个真实的少年查良镛,一个报业史上叱咤风云的查良镛,一个神坛下的金庸.我特别希望能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如果仅仅将金庸视为武侠小说家, 我确实不是写《金庸传》的合适人选,但如果将金庸放在王韬以来一百多年中国报业史的脉络里,放在百年言论史的传统中来看,我还是一个恰当的人选.对于他那一代读书人,我又恰好有切身的体认,有许多的忘年之交.我将金庸放在这些人中间,即可看出在20 世纪的相同历史背景中,他们其实也有相似的成长轨迹,接受过类似的教育,读过同样的书籍报刊,区别在于,他于1948 年到了香港,并住下来了,不再走了.
即使晚年,西湖边的云松书舍也没有成为他最终的选择.他毫无疑问是香港的产物,是那个特殊时代的产物,离开了这样的时空来看金庸,无论褒之贬之都没有历史感,对历史人物要有同情之理解,钱穆先生是对的.何况他生平的言行还有许多不到能细说、能说清楚的语境.
作为一代报人,《明报》的创办人,他的离世毫无疑问带走了文人论政的时代,虽然那个时代早在近三十年前即已谢幕.自1981 年来,我在雁荡山中第一次接触到《射雕英雄传》,三十七年来他的武侠作品曾滋润过我许多幽暗的夜晚,二十余年来,他的《明报》社评也曾一次次打动过我.十五年来,我的《金庸传》出过四个版本,我不断地逼近真实的查良镛,逼近他所处的时代,无论是欢喜还是忧患.
从一开始,他就是我心中的历史人物.早在他少年时代,在衢州石梁乡间写下的《一事能狂便少年》《人比黄花瘦》即已预告了武侠小说家的他,他青年时在重庆受到齐邦媛父亲齐世英先生等启发,开始关注国际问题,《太平洋杂志》几乎预告了一代报人、政论家的诞生.如果要问我对他的评价,差不多已尽在这两副不考虑平仄的挽联中了———书剑恩仇,《明报》论政三十载；倚天屠龙,江湖笑傲十五部.
有独孤求败,无人敢言只手屠龙；无令狐少侠,有谁还唱笑傲江湖？
他诚然不像轰轰烈烈一番之后飘然归隐的令狐冲,更不像“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乔峰.有人说他是韦小宝,他说自己不是,我也觉得在他身上同时兼有郭靖的钝拙、韦小宝的精明和张无忌的犹豫,但他们同样都拥有大好的机遇,现实中的他在香港也是如此.
《明报》之后,他的江湖早只剩下了武侠的江湖,曾经纵横论政、夜半文章的政论世界早已消失.但如果靠着他的武侠小说,他建造的这个江湖世界也许真的可做到以一人敌一国,那是母语的力量,是他用母语造出来的一个世界.可以说,他创造了一个人的江湖,这里有水深浪阔、风波不息,也曾有侠骨柔情、剑胆琴心,哪怕如今只留下浑浑噩噩、苟苟且且.
他和郭靖、张无忌一样生在朝代更迭的动荡乱世,他和他们一样有刻骨铭心的孤儿情结,他也是动荡岁月中丧母丧父的孤儿,他身上同时又有深入骨髓的大中国主义情结.他是复杂的存在,不是这篇小文能写尽的.在失去了金庸之后的江湖仍然还是那个江湖吗？当他离开之后,举世皆是韦小宝,当然还有左冷禅们、岳不群们、余沧海们,更多的是看热闹的人,却再也没有张无忌、令狐冲,更不会有郭靖、乔峰……在他之后,还有以“一人可敌一国”的江湖吗？这是在我心中徘徊的问号.
摘自《今晚报》2018 年11 月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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