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新政时代的袁世凯和张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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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 （1902年11月27日）,夕阳下的长江江面依旧波光粼粼.伴着落日余晖,一艘庞大雄武的军舰缓缓地驶入了南京下关.人们很快打听到,船上的大人物正是声名鹊起的“袁慰帅”——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此时,南京城的最高统治者是早已声名煊赫的“张香帅”—— 署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张之洞.显然,大清国当时最有权势的两位总督很快就要举行历史性的会晤,人们没有理由不充满期待.
但1902年张之洞与袁世凯的这次峰会,颇有些“格格不入”的意味.一个是早已功成名就的老辈,一个是有后来居上之势的晚辈；一个清流,一个浊流；一个是作息奇特、精力渐衰的老翁,一个是年富力强、踌躇满志的新锐.结果,在款待袁世凯的宴会上,张之洞竟自觉不自觉地打起了鼾声,导致两人的首次会面最终成了一场不欢而散的筵席.迨张之洞被总督衙门的礼炮声惊醒,急忙赶至码头,重邀袁世凯入宴,方才尽欢而别.不少人将袁世凯与张之洞后来的不睦,归咎于张之洞的此次失礼.
历史相当复杂.抛开两人的不同和此次“过节”,其共同点也很可观：二人均是“世受国恩”的汉人大臣,籍贯北方,能力强、人脉广,是庚子“东南互保”的要角,主张厉行新政,以挽救国家.这些共同点也构成了二人合作与竞争的背景.无论如何,当历史的脚步踏入20世纪,大清国举行新政、预备立宪的时候,袁世凯和张之洞成了关系大清生死存亡、影响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关键人物.正因为如此,当1908年袁世凯突然遭到罢官、黯然离京,1909年张之洞痛心亲贵弄权、赍恨以殁的时候,历史也就透出了十足的悲凉.迨辛亥武昌首义,袁世凯再度出山,大清立宪乃至大清的命运已经是另一番模样.
并峙的新政巨擘
世纪之交的1900年,是一个具有全球史意义的年份.这年发生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导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西狩,北京、天津沦陷,中国遭受重创,朝廷威信一落千丈.痛定思痛的清廷决定变法,以挽救危局.1901年1月29日,尚在西安的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名义发布上谕,宣布举行新政,先命内外大臣各抒所见,以备采择.同时,专门成立督办政务处,作为新政枢纽,以大学士、军机大臣为政务大臣,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为参与政务大臣.
此时,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北京忙于议和,对新政鲜有发言.朝野革新的目光遂聚集到了刘坤一、张之洞和袁世凯等东南督抚身上.上年庚子事变,朝廷令人不可思议地对东西方列强同时宣战,东南督抚坚不奉诏,反而与洋人达成妥协,形成了东南互保的局面.时过境迁,朝内主战者一败涂地,东南督抚却保境安民,立了大功,故而权势急剧上升.所以,刘坤一、张之洞希望趁热打铁,串联各省督抚,联衔会奏变法方策,期于必成.
然而,朝廷对督抚尾大不掉的担心,丝毫不亚于对洋人入侵的恐惧.所以,清廷不许督抚联衔会奏,而令其各自陈奏.在这样的背景下,袁世凯等“普通”督抚单独上了条陈新政的折子,而两位具有参与政务大臣身份的总督李坤一、张之洞,最终联衔上了著名的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在这个过程中,袁世凯曾特别鼓动刘坤一、张之洞率先陈奏新政.1901年5月28日,袁在致刘、张的电报中劝说道：“如能将兴学堂、改科举等事先行数件,则各国耳目一新,保全甚多.其驰张横议之流,亦可稍敛.两帅参预政务,亦所当言.”此外,袁世凯条陈的改科举、兴学堂等建议,也颇蒙青眼.迨1901年11月、1902年10月李鸿章、刘坤一先后去世,淮系和湘系的公认领袖轰然不在,督抚格局出现了巨大变化.在这个崭新的时代,相对激进的袁世凯和张之洞站在了新政的最前台,新政推行的强度和速度也远超往昔.改废科举就是其中的一个显例,因为新政首要就在变科举、兴学堂.
可见,清末新政开始后,张之洞与袁世凯实有一个交互激进的运作过程,从而最终促成了废科举.
袁世凯、张之洞在练新军、办学堂方面,引领潮流,分别形成了“直隶模式”和“湖北模式”,双方既有合作,又有竞争,成为清季改革中并峙的新政模范.迨预备立宪的时候,袁世凯和张之洞的一举一动,都是朝野瞩目的焦点.
预备立宪中的分与合
日俄战争后,大清国朝野掀起了一股鼓吹立宪的浪潮.1906年,考察大臣回国.在听了载泽、端方等人的详细报告之后,怀着追求富强、消弭革命、巩固政权、维护君权的复杂目的,慈禧太后下令预备立宪,先从官制改革入手,以期符合“立宪”体制.直隶总督袁世凯奉召入京,主持改官制事宜,先,后地方.湖广总督张之洞却只能派司道大员入京参议改革.此时,袁世凯风头正健,压过了张之洞一头.
这时的袁世凯对改官制当仁不让,极为热心.他放出风声,“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颇有势在必得的气概.在官制改革方案中,责任内阁制是其中的焦点.这除了所谓的立宪体制之外,袁世凯还另有隐患.原来,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因为“告密”,得罪了光绪皇帝.他担心年事已高的慈禧太后一旦撒手人寰,光绪皇帝重出亲政,自己的结局会不堪设想.所以,袁世凯极力推动设立责任内阁,以其盟友奕劻为总理,自己为副总理.如此,一方面可以利用立宪体制限制君权,保护自我；另一方面,大权在握,既不虞有祸,也可实现抱负.袁世凯的这些隐衷,在当时几乎路人皆知.据说,光绪皇帝曾对袁世凯讲,你的心思朕都知道,吓得袁世凯直冒冷汗.盛宣怀在北京的密探陶湘也写道：“本初 （指袁世凯） 另有深意,盖欲借此以保其后来,此固人人所料及者.”
身处武汉的张之洞,此时对于袁世凯主导的官制改革不甚赞同.他的基本态度是,“京官少改,外官缓改”.所以,在此过程中,张之洞与瞿鸿禨、孙家鼐、鹿传霖、铁良、荣庆等对官制改革持保留态度的高官处于类似的阵营.因此,当袁世凯的官制改革方案,因为瞿鸿禨、满蒙亲贵、翰林、言官等力量的群体反对,而遭到挫败之后,张之洞在致其姐夫、军机大臣鹿传霖的电报中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他说：“此次内官改制,全赖止老（指瞿鸿禨）默运挽回,功在社稷.”
如果说在官制改革中,张之洞还是“暗中”反对袁世凯的方案,那么,在随后的地方官制改革中,历任封疆大吏二十多年的张之洞就要明确提出反对意见了.1907年1月2日,张之洞发出了著名的 《致军机处、厘定官制大臣电》,长篇大论,洋洋洒洒,逐条批驳了地方官制改革方案.他说,既然官制改革是为立宪做预备,那么,官制改革就应该以“有关于立宪之利害为主,其无关宪法者,似可不必多所更张,转致财力竭蹶,政事丛脞,人心惶扰”.在电文末尾,张之洞引经据典,指桑骂槐,直接针对袁世凯的意思昭然若揭,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新政的一些反思……
此电发出后,一时传诵.袁世凯则颇向人慨叹：“其篇末语语注射下官.”此时,袁世凯因为入京主持官制改革,结果吃了大亏.责任内阁未成立,自己的军权和多项兼差反而被“名正言顺”地拿掉,不啻为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郁闷可想而知.张之洞此电,无疑是对袁世凯的又一打击.
奉旨入京,共掌中枢
立宪改官制牵涉复杂的权力和利益之争,使高层的政争日趋白热化.在瞿鸿禨与袁世凯、袁世凯与张之洞的政争之外,实际上满汉之争和集权已经愈演愈烈.在丙午官制改革中“击退”袁世凯的瞿鸿禨,仅仅半年之后,就又栽在奕劻、袁世凯手上,从“丁未政潮”中败下阵来.随后,清廷顺势将袁世凯明升暗降,内调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同时调张之洞入京,出任军机大臣并管理学部,以为袁世凯的牵制.如此一来,清末新政以来两位公认的新政巨擘,均调入京师供职,地方再无与张、袁相匹敌的督抚大臣.清廷基本实现了几十年以来梦寐以求的“削藩”大业.
这时,袁世凯和张之洞虽然仍旧难免矛盾,但作为行政、外交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其在治国理政方面却颇多合作的基础.更重要的是,袁世凯、张之洞作为汉人大臣,面对亲贵日益当权的不利局面,自然产生进一步合作的可能.于是,在币制改革问题上,袁世凯与张之洞意见颇为一致,而与度支部尚书亲贵载泽矛盾颇深.值得注意的是,在关系立宪大计的国会开设年限问题上,袁世凯与张之洞意见相同,竟与奕劻产生了颇大分歧,以致奕劻密奏慈禧,表达与汉臣截然不同的立场：
“窃查实行立宪,屡奉慈谕,天下臣民仰望甚殷.近日各省绅民复有要求开国会年限之事,其中有乱党勾结,无非使权柄下移.迫不得已,宪政编查馆严定君权宪法大纲,实行立宪,预备应办各事,庶可保全治安.今张之洞、袁世凯拟以预定年限即开议院.据奴才愚见,不可预定年限,在军机处详细妥商,张之洞等总以定准年限为是.查日本明治十三年宣布立宪,二十四年宣布开设议院,今本朝立宪,一切应办各事尚未举办,先宣布开设议院年限,无此办法.此事关系甚大,惟有据实声明,恭请圣意坚持,总以应办各事实力奉行后,届时再行宣布开设议院期限.不可先定准期,庶权操自上,于大局有益.”
这提示出,长久以来流传的奕劻被袁世凯用银子喂饱,对袁言听计从的说法,实在小看了奕劻.同时,也说明此时在立宪问题上,满汉大臣已经产生了诸多分歧.袁世凯和张之洞在立宪开国会问题上逐渐步调一致,而对于亲贵弄权,必有所抵制,因而与亲贵的矛盾正在升级.以故,当袁世凯和张之洞以不同的方式黯然“离场”,亲贵弄权就再也难以遏制,大清国业已显现的领导力危机更加严重,国运也就愈难挽回.
栋摧梁折：从袁世凯被驱到张之洞去世
就在立宪运动逐渐风起云涌、大清国势风雨飘摇之际,1908年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仅隔一天,相继薨逝.随后,光绪皇帝不到3岁的侄子溥仪即皇帝位,年号宣统,由小皇帝的父亲醇亲王载沣担任摄政王,主持国政.两宫的骤然薨逝,以及溥仪即位、载沣摄政的政治安排,给大清国的政坛和国运带来了致命的灾难.不久,高层政坛相继发生了几次大地震.
首要的大地震,就是摄政王载沣驱逐袁世凯事件.1909年1月2日,两宫尸骨未寒,尚戴孝的军机大臣袁世凯突然被以足疾为由,开缺回籍.袁世凯为什么被罢黜？历来众说纷纭.有谓系光绪皇帝遗命,要载沣替其报仇；有谓亲贵排挤,载泽、善耆皆参与其中；有谓袁世凯太厉害,载沣驾驭不了,故必然排去；有谓是袁世凯联美制日政策失败导致被逐；有谓是袁世凯争夺财政权并竭力主张中美互派大使,加以言官参奏,因而被免.
不管怎样,袁世凯被罢免对朝局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袁世凯既有实力,又有经验,更有手腕,无疑是治国理政的杰出人才,同时也是抑制亲贵弄权的第一把好手.袁世凯的“离场”,不仅使亲贵势力更加膨胀,竟难以遏制,而且使中枢的领导力危机急剧恶化.同时,此举加剧了汉人新军和部分立宪势力对清王朝的离心离德趋向.当然,经此一事,当袁世凯再次出山的时候,他再也不会心甘情愿地替清室卖命,而是努力寻求取而代之的最佳办法.
张之洞在驱袁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有谓其参与密谋,但难以证实.袁世凯开缺后,载沣一度非常信任张之洞.张之洞也以为可以得君行道,实则大谬不然.张之洞平日与纳贿的权贵格格不入,对于年少无知的亲贵把持军权、肆意妄为,深恶痛绝,然而竟无能为力,最终赍恨而终.
1909年张之洞突然去世,固然由于年老多病,但致命的直接原因实来自三事：第一,力争唐绍仪不能派津浦督办,认为应该派与津浦线直接相关的直隶、山东和江苏之人；第二,反对朱恩绂加三品卿督办沿江沿海制造各局；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反对载沣胞弟载洵出任海军大元帅.张之洞对此举极不以为然,但载沣等人“密而不商”,让张之洞无从争起,以致“郁想气发矣”.张之洞的去世,使中枢的领导力危机更加严重.更重要的是,张的“离场”,使朝内失去了调停老少亲贵、调停新旧势力、调停南北争端的第一元老.这也是汪荣宝挽张之洞联语 ——“匡时苦费调停策,绝笔惊看讽喻诗”—— 传诵一时之因.随着最后的汉臣相继出局,大清的江山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选自《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第20期）
时代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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