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我的文学之根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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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恩波
1939年农历2月14日,我出生于今日盖州市九寨镇五美房村.村子的东、北、南三面,环绕着土岭石坡,岭坡上网织着一条条曲曲弯弯,布满石子儿的小路.从打记事儿时候起,我就跟着叔叔、哥哥满山放牲口,骑着暴戾恣睢的大灰驴,在小路上撒欢猛跑.暴烈的驴子有时一尥蹶子,就把我尥在石子儿路上,摔伤了手脚.因为经常吃不饱,肚子饿得咕咕叫,我就到路边壕格挖羊奶子吃,到别人家的瓜地里偷瓜,到园子里偷青杏充饥.实在没有着落时,就到草窠子地里捡地茧皮（也叫地耳）和酸脚木丫子（一种在潮湿地方生长的苔藓类植物）哄饱肚皮解饿.啊,故乡岭坡上的小路,你给我留下了多少甜蜜、浪漫、心酸的记忆……
“黄河、长江滚滚向东流,万岁人民新中华,劳动人民翻了身,从此再不做牛马……”
在人们嘹亮的歌声中,在解放战争大反攻,历史大决战的时刻,在崭新的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江山欢笑河跳舞的大喜日子里,我扔下放驴的鞭子,背上妈妈用粗糙的家织布缝制的浅蓝色小书包,书包里装着石盘和几只石笔,梳着木梳背头发,蹦蹦跳跳地走进领导的盖平县第十区五美房村初级小学校.
解放初期的小学生,如同中学生一样,经常参加社会活动,演出文艺节目.搞宣传活动,是学生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因为嗓子好,喜欢表演,所以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当时我11岁）就登台演出,一直演了七年.在郑恩相、李鸿志、许安田等老师的率领下,我和兄长郑恩鸣以及李居泽、李吉人、高九连、王素梅、李居珍、佟丽容等小伙伴,踏着岭坡上的一条条石子儿小路,趟过一道道小溪,到许家屯、郑屯、大石棚、石棚山、靠山寨、腰屯等村子演出表演唱、说快板、拉洋片、说双簧、演话剧、演秧歌剧、演歌剧等等,其中《大苞米》、《喜》、《汉城烽火》、《特务的心》、《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短小精悍的节目,都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脑海中.到了五年级（许家屯完小）,我还在大型歌剧《互助》中饰演过主角.我虽然没参加大型歌剧《刘胡兰》的演出,但能唱出全剧的所有曲子,还能背出此剧的许多段对白.这些业余文艺演出活动,使我懂得了文艺工作是党领导的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道理,也对编创文艺节目的一些基本常识开了点窍.比如说,歌词、快板必须押韵,不然就无法唱,无法说.这一观念影响了我一生,至今还在影响着我的写作和翻译诗歌.
小学毕业后,故乡的小道儿把我送到了九寨中学（即盖县三中）,石子儿小道和铁道边上一尺宽的土路连结在一起了.在恩师王振宏的辅导下,每天利用上学放学的这两小时,一边走路一边如饥似渴地读起延安文艺运动以后到解放初期涌现出来的一大批文艺作品来.如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三里湾》,康濯的《春种秋收》,秦兆阳的《农村散记》、《在田野上,前进！》,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柳青的《种谷记》,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刘绍棠的《青枝绿叶》、《运河的浆声》、《夏天》,高玉宝的《高玉宝》等小说；孙芋的《妇女代表》、崔德志的《刘莲英》、舒慧的《黄花岭》、田心上的《妯娌之间》、赵羽翔的《两个心眼》等五十年代优秀的独幕话剧；沈默君的《渡江侦察记》,邢野、羽山的《平原游击队》,安波的《春风吹到诺敏河》,王滨、木华、杨润身根据歌剧《白毛女》加以改编的同名电影,赵寰、董晓华的《董存瑞》,孙谦的《葡萄熟了的时候》、《夏天的故事》等故事片,都大大地打开了我的视野,增强了我对、社会主义热爱的感情和对文艺思想的信仰与尊崇,也培养了我渐渐地树立起朴素、健康的文艺观和审美意识.
在这些优秀作品的熏陶和影响下,我心里经常产生一种创作的冲动.例如,1955年下半年,在全国掀起农业合作化如火如荼的日子里,我利用写作文的机会,用一本厚厚的作文本写了一篇小说《和睦家庭》.这是一篇很不成熟、未脱稚气的练笔习作.但是,却得到了振宏老师的夸奖,他不但用三页纸写了长长的评语鼓励我,而且还在新年团拜会上,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郑重其事地表扬了我,说我有文学天分,我的写作能力让他吃惊,不敢相信,将来必定会大有前途.《和睦家庭》稍微再改一改,完全可以发表.对一个学生的成长,表扬要比批评好得多,振宏老师对这篇作文的充分肯定,使我对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成了一个作文迷.上作文课,在教室里写,走道儿和吃饭时构思,在故乡小南河边上的树林子里写,在家里饭桌上写,一写就是一个上午.后来我把这个时期的习作整整齐齐地抄在用16开的白纸订成的本子里,皮上贴了一张泥土气息浓厚的风景画,写上了“田野上的儿女”六个字,好像是即将付梓的一本书稿.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初三下半年和整个高中三年的作文,大学一二年的写作课,大四的学年论文,大学毕业论文,得到的都是全班的最高分.初中毕业前的最后一篇作文是《我的志愿》.我给自己定了一个题目《当一个的文艺战士》,就是说,从初中三年级开始,我就立志走文学的路,长大当一个刘绍棠式的作家,或者当一个李希凡式的文艺评论家.有的同学看了这个标题咧嘴说：“真够狂的！”可是,振宏老师非但没有嗤笑我,而且还竭尽全力把我保送到盖平高中（后改名为熊岳高中）.
闻名遐迩的盖平高中是全县的最高学府,集中了一大批出类拔萃、具有真才实学的优秀教师.校长鲁克承是东北师大毕业的高材生,是深懂教育的行家里手.教导主任张家翰,原是一位语言功底很深的诗人,语文教得人人叫好.胡佩兰、郭增益、李光翠、宫凤阁等语文教师学识的广博丰厚,不亚于高等学校的讲师或教授.华北大学毕业的历史教员苏直人,讲起二战的著名人物和战役,仿佛他亲历目睹,是当年盟军司令部的高级参谋.化学教员张绍宸原是在日本毕业的留学生,担任过某著名化工厂的高级工程师,既有理论修养,又有实践经验……高师必出高徒,有了这样一大批学问甚丰,年富力强的教师,教学质量岂能不高！
在利召开的喜庆的日子里,在“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声中,我告别了故乡山岭上的小道儿,铁路路轨旁边的羊肠小道儿,来到了校舍阔气,操场宽大坦平的熊岳高中.当时学校在贯彻“全面发展,因材施教”的教育方针,工字形教室走廊的墙壁上,高挂着鲁迅、高尔基、米丘林、祖冲之、张衡等文学家、科学家和奥列格、保尔·柯察金等著名的苏联英雄的大幅油画像,他们是学生心目中的偶像.各个学科都成立了课外活动小组,四块质地良好的黑板报办得内容丰富、生动活泼,经常刊登同学们写的诗歌、小小说、散文、杂文、文艺评论以及漫画作品,同时还择其优秀者,刊登在不定期的油印小报上.我一进高中,就参加了文学课外活动小组,积极地给黑板报投稿,引起了班主任老师苏直人先生的注意.一天晚上自习时,我正在阅读《文艺学习》上刊发的周立波评论《三国演义》的文章,苏老师走到我身边,低头看了看,脸上露出很欣喜的表情,二话没说,只轻松地拍了两下我的肩膀,我心里感到十分惬意.鲁迅先生曾说,文艺青年都是很敏感的.我马上意识到苏老师是对我喜欢文学表示支持和赞赏.过了几天,他在全班同学面前又有板有眼地念了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的一名同学写来的信,信中用非常精当、准确的言辞描写了燕园秀丽、怡人的景色,唤起我无限甜蜜、美好的遐想.末了,他直冲着我笑吟吟地说,写信的人叫张毓茂,是头一年（1955年）在我们学校毕业的,希望我们班将来能有第二个、第三个张毓茂.苏老师的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太阳穴的血管直跳.“向张毓茂同学学习、看齐,三年后我也要考北大中文系,将来当一个作家.”（那时片面地误以为北大是培养作家的地方）我暗暗地下定决心.从此,我给黑板报写稿更加积极起来.不久,我便成了它的负责人之一、主编.这是高一下学期的事情.
青年人都具有可塑性.不知道为什么,酷爱文学的我不知不觉又对当电影演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赵联、印质明、周森冠、梁音、张良、师伟、叶林朗、李萌、张圆这些刚刚崭露头角的新中国第一代电影演员,对我产生了莫大的吸引力,更不用说赵丹、孙道临、陈强、张平、项堃、方化、浦克、白扬、舒绣文、上官云珠、凤、秦怡这些赫赫有名的大明星在我心里占有怎样一种至高无上的地位了.每当班里开文娱晚会和劳动休息时,我肯定要给大家来上一段带表情的电影对白,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我觉得自己是个当电影演员的材料.其实,我根本不够格,首先,我的形象就不行,不是说我的五官不端正,年轻时我的长相还可以,但不个性化.那时候,找演员特注重形象个性化,恶要恶到饰演松井的方化那样；老实巴交就要厚道到饰演茂林的梁音那样；嘎就要嘎到饰演董存瑞的张良那样,而不是像现在专门清一色地物色像蔡国庆、范冰冰那样的俊男靓女.而我恰恰不具备这种条件.
究竟是当作家还是当电影演员?我前进的航船在旋涡中颠簸着.是终生不能忘怀的胡佩兰老师,帮我把握住了前进的方向.
高二开始了,教我们语文的是年轻干练的胡佩兰老师.第一次作文的题目是《记一段有意义的暑假生活》.我模仿刘绍棠的小说《山楂树的歌声》和吉学霈的小说《一面小白旗的风波》的格调,写了一篇速写式的散文《开山筑路的人们》,对故乡山山水水和青年男女建设新生活的热情,做了恰如其分的描写和渲染,得到了胡老师发自内心的称赞.她不但写了三张半作文纸的评语,而且还在我们班和她教的另一个班,把这篇小文当作范文给同学们念了一遍.霎时间,同学们对我便刮目相看了.我心里非常得意,觉得自己还得走文学路,说不定将来还是在这条路上能干出点名堂.永远感谢胡佩兰老师,是她一把把我拉回了正道.她和王振宏老师是我心中永不陨落的启明星.
我在全校逐渐有了小小的文名,再加上在办黑板报和油印小报的业余工作中又取得了一些成绩,所以高二下学期,学校团委书记张明仁老师便代表校领导向我宣布了学校推荐我做共青团辽宁省委机关报《共青团员报》通讯员的决定.从此,我从事业余写作的劲头大增.截止到高三毕业前夕,在这家报纸的文艺副刊上和盖平县的报纸、刊物上共发表了10篇散文.1958年下半年,还创作了小歌剧《太行山下情谊长》.此剧在这一年年底的盖平县群众文艺汇演中荣获了创作和演出一等奖.在这一年年终学校工作总结大会上,我还得到了鲁克承校长的点名表扬.1959年5月,我又得到盖平县熊岳人民公社委员会的嘉奖,公社党委在奖给我的《论文艺》一书的扉页上写着：奖给业余作者郑恩波积极写作,为政治为生产服务.
1959年7月高考,学校政治上保送和个人参加学业考试相结合,我以作文分和文科总分均为辽宁省第一名的成绩,同时被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部两家录取.根据国家需要和学校领导的希望,9月3日我到留苏预备部报了到,从此成了北京市民.到今天,我已经离开亲爱的故乡、母校熊岳高中和辽南大地整整57年了.
到北京以后的事儿比较复杂,三言两语很难说清楚.由于历史发展曲曲弯弯,我在前进的路上也遇到了不少坑坑坎坎.鉴于大家对这些事儿都很陌生,说起来会使大家有一种云里雾里之感,所以,我不想用更多的笔墨描述一生怎样进了四所大学苦读寒窗；也不想赘述我这个农家子弟如何变成了一只红山鹰,成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伟大的中阿友谊的象征；更不想讲述为了报答敬爱的周总理的恩情与期望,这只鹰如何在阿尔巴尼亚文学和文化的浩瀚大海的上空冒着矫健勇猛地翱翔,顽强地抗争；更不想苦诉在“十年浩劫”中蒙受了怎样的冤枉和不幸.只说一件事,让大家了解一下,为了崇高的目的,也为了母校熊岳高中的光荣,半个多世纪以来,你们的不惜流大汗、出大力的恩波付出了多少艰辛而富有成果的劳动；在我家书柜最显眼的位置,摆放着周总理逝世后,人民日报编辑出版的一本《五洲的怀念》封面上是慈祥的周总理与各国青年在一起的大幅照片.很多年来,每当自己出版了作品,我总是把样书首先放到这本纪念周总理文集的前面,让慈父般的周总理第一个看到我的劳动成果.等到下一次有新书出版,便把前一次的换下来,以表达对他老人家无限的感激和深深的思念,迄今已换了45次：作家评传《刘绍棠全传》、学术专著《新时期文艺主潮论》（主编并参加撰写,荣获二等奖）、学术专著《阿尔巴尼亚文学史》、《南斯拉夫戏剧史》、翻译作品德·阿果里诗选《母亲阿尔巴尼亚》、伊·卡达莱的著名小说《亡军的将领》、中外文学评论集《恭王府文评》、文学创作《来自南斯拉夫的报告》、《望儿山·多瑙河·紫禁城》、《我与阿尔巴尼亚的情缘》、郑恩波五十年诗文珍藏本《春华秋实》,等等.
抚今追昔,饮水思源,我的文学之根在哪里？何处是保证我文学生命永不枯萎的井泉？是故乡丰腴的土地,是母校壮美的校园.我一生国内国外走了无数的路,但最紧要、最关键,决定我一生前途和命运的一步,不是在任何别的地方,而是在母校熊岳高中迈出的.在这里我是攀登高山峻岭,跨越波涛汹涌的大海江河,而进四所大学,当人民日报记者、浪迹东欧十三国,都好比是在平地上随风而走,顺理成章,不需要自己去做什么选择.是母校的优良传统和清正的校风培育我具有正直、端庄的人格和健康向上的文格,是母校给了我一个真正文人应该具备的一切,论能力大家都差不多,我并不比别人聪明,是母校的精心培养和强有力的扶持,才有了今日文坛的郑恩波.我的全部知识、本领和财富都属于母校,这里才是它们永久的栖身之所.什么是我的财富？我既不是权钱在手的红色老板、董事长,也不是膘肥肉满、肥的流油的大亨、大腕儿、富大爷.我有的只是如同燕子一口一口啄泥筑巢一般逐年积累起来的几大汽车书,数一数至少有8000册.书是我全部的爱,书是我的生命,书是我的一切.我想趁头脑还清醒,思维尚未乱套的时候,将这些书连同我自己的全部作品、手稿、证书、文凭、奖状、书信以及重要照片等全部资料一起捐赠给母校,将它们变成母校财富的一部分,变成全社会财富的一部分.（2008年已捐赠3500册,这一次是4450册）
我要实事求是地告诉母校的老师和同学们,我的全部作品中没有任何一篇因为形势变化不能再版,这与我写东西时眼光看得比较远有关系,政治上我不是个鼠目寸光的人,在半个多世纪中,能做到这一点,不是很容易的.从这750万字作品中,大家如果能领悟到我对党的忠心,对文艺事业的热心,对同志和朋友的爱心,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人类命运的关心这“四心”,哪怕是一心,我都将感到莫大的荣幸和欣慰.如果我的作品和捐赠的其它书籍,对母校同学们的成长与进步会有所帮助和启迪,那我会倍感荣耀和幸福.
在哪里论文参考资料：
该文结论：上文是关于对写作文学和根在哪里和在哪里论文范文与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在哪里本科毕业论文在哪里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有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