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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两制关系基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两制关系的理论》

本文是马克思主义方面电大毕业论文范文跟马克思主义和两制关系和几点思考方面电大毕业论文范文。

董金柱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思政部, 郑州 450011；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摘要：

历史上,在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关系的问题上,单从社会主义国家方面来看,长期以来往往都带有一种“左”的情绪或倾向,它是导致“两制”关系走向决绝对抗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左”的情绪或倾向与忽视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两制”关系理论有很大关系.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两制”关系的理论主要有三点：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具有时空上的承继性；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不完全是一对在时空上平行的敌对体.重温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两制”关系的理论,有助于我们反思省察历史与现实,正确认识和处理“两制”关系.

关键词：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制”关系；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图分类号：D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6）11-0071-03

作者简介：

董金柱（1975-）,男,河南郸城人,河南牧业经济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教师,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14级博士,主要从事思想政治理论研究.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不仅是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个重大的实践问题.长期以来,由于历史上客观国际环境中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采取的敌对政策,以及受自身内部“左”倾思想的影响,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世界往往采取了一种决绝敌对、势不两立的态度.时至今日,虽然世情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依然有一些人怀有较为严重的“左”倾情结,一提到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不再是谈虎色变般充满恐惧和敌意的高度紧张,但仍然有种资本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不可信任、不可接触过多和交往过密的抵触情绪.历史事实证明,这种态度是有失偏颇和错误的,尤其是在当今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更显现出了其局限性.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历史昭示我们,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无法带来美好世界.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我们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1]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和反思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

思想理论是实践行动的先导.要纠正实践行为中的偏颇,首先必须对指导实践行为的思想理论进行检视.本文拟从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论述入手,正本清源,从源头上对二者的关系做一番析理,以期能从中得到一些理论启示,进而更好地指导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二者之间的现实关系.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理论,有以下三大方面尤其值得我们深思.

一、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承继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身处资本主义故乡,虽然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但他们却并不认为旧世界是毫无价值、应片甲不留地被彻底毁弃.相反,他们在批判旧世界的同时,曾多次高度地评价甚至赞扬过他们要批判的“旧世界”——资本主义.比如,“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274、277列宁也说：“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3]510

正是基于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旧世界的同时强调：“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2]88他们甚至明确地指出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的母体中孕育,并在继承资本主义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点,在他们后期的著作中更加明显地体现了出来.1871年,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4]601875年他又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4]304

甚至在被人们通常视为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到社会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里,其实也深深地内含这样的东方社会主义也必须以承继资本主义的优秀成果为前提的思想——“它的历史环境,即它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存在,则为它提供了大规模地进行共同劳动的现成的物质条件.因此,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4]770正是因为如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始终有着一种无法割裂的“承继关系”.不仅如此,而且只有资本主义越发达、发展,才能越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实现创造更为充分的条件,反之,如果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够充分和发达,就不能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实现提供充足的前提.早在1859年,马克思就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5]33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用来替代和埋葬资本主义的,所以,它的出现必然是要待资本主义“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后.如此,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才能更好地承继或“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序言里就曾指出：一些落后国家,“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5]100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创建者,列宁更是在实践中深刻体会到：“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6]1919年3月,他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作的《关于人民委员会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中说：“如果你们不能利用资产阶级世界留给我们的材料来建设大厦,你们就根本建不成它,你们也就不是人,而是空谈家.”[7]1920年3月,他又在全俄水运工人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再次明确强调：“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成长起来的,只有用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东西才能建成共产主义.”[3]107

二、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

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的母体中孕育出来的新生事物.它在批判资本主义不合理因素的同时,也继承、借鉴和进一步发展了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扬弃,因而,也就必然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超越.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里评论资本主义时说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277但由于生产力时刻不停地向前发展,使得“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巫师那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2]277最终资本主义只能是被能与这种新发展的生产力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形态——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所取代.因而,生产力在这更高一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形态里也就获得了比资本主义社会里更好的发展条件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进而为最终实现“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的生产力超越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超越.在当今世界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存,并且相互竞争,社会主义国家也只有在生产力的发展上超越了资本主义国家,才能说社会主义国家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中赢得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

在生产关系方面,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5]33取代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无疑是人类历史上与之前任何世代截然不同的一种最为先进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了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2]122无产阶级“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2]283“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2]293人类社会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一直到资本主义阶段所经历的所有“世代”都只不过是一种私有制取代另一种私有制,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则是要彻底摧毁一切私有制——“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2]286这是一种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超越.

在国家制度等上层建筑领域,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也采取一种批判、借鉴和超越的态度.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二稿》中指出：“工人必须打碎的不是旧社会政府权力的一个不太完备的形式,而是具有最后的、最完备的形式的政府权力本身”,但是,这种“最后的、最完备的形式”,也是“最低贱”、“最低劣”的.[4]120虽然资产阶级“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8]但是,“无产阶级不能像统治阶级及其互相倾轧的各党各派在历次胜利的时刻所做的那样,简单地掌握现存的国家机体并运用这个现成的工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是必须“改造传统的国家工作机器,把它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加以摧毁”,[4]117同时,“国家的一般的共同的需要而必须执行的职能”是“会存在”的,但经过一番改造之后,“政府的压迫力量和统治社会的权威就随着它的纯粹压迫性机构的废除而被摧毁,而政府应执行的合理职能,则不是由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机构,而是由社会本身的负责任的勤务员来执行.”[4]121-122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旧政权和取代旧政权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政权,马克思评论道：“历次的反动和革命所起的作用都只是把这一组织起来的权力——组织起来奴役劳动的暴力——从这一手中转到另一手中,从统治阶级的这一集团转到另一集团.这个组织起来的权力一直是统治阶级进行奴役和牟利的手段”,而工人阶级进行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革命是人民为着自己的利益而重新掌握自己的社会生活的行动.它不是为了把国家政权从统治阶级这一集团转给另一集团而进行的革命,它是为了粉碎这个阶级统治的凶恶机器本身而进行的革命”.[4]93-94

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完全是一对时空上平行的敌对体

正是基于前文所述,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具有承继性和超越性,所以从纯粹经典理论的层面,特别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是世界性的革命的理论来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上不具有共时性,二者并不是一对时空上平行的敌对体.长期以来,对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许多学者常用“一对矛盾体”之类的概念来进行概括.这种概括虽然正确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关于二者之间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但同时也常常误导人们在理念上把二者视为是一种时空上平行存在的矛盾体,而非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所认为的那样——它们并非在时空上平行存在,而是一种前后相继、新生事物战胜旧事物的替代关系.正是由于后来这种理论上的误读和现实世界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又并存、竞争乃至对抗的关系,使得我们长期以来在思想观念和理论上越来越强调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性与对抗性,而忽视甚至无视了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统一性和承继性,从而使我们在处理二者关系的实践中也深深地陷入了一种片面强调斗争性的“左”的泥潭中.

这种“左”的情结自前苏联的斯大林时代起就开始充分地显现了出来.当然,这种“左”的情结的形成,有客观现实的因素,如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仇视和敌对态度等,但社会主义国家自身的主观认识和思想理念却也不容忽视,比如斯大林时代提出的“两个平行市场”理论.“两个平行市场”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在相互帮助和团结合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统一经济体系根本不需要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体系发生任何的联系和经济交往,就能够在自身的体系内自给自足地健康发展,甚至比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体系还要发展得更好.这一理论使得苏联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基本上隔绝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联系,从而使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本上游离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进行自我封闭式的循环.在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先天不足、经济普遍落后的情况下,这种隔绝于世界经济体系的经济发展模式无疑是极不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生产力进步的.它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损害.斯大林之后的苏联以至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虽然自赫鲁晓夫时代起就逐渐抛弃“两个平行市场”理论,而努力寻求打破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美国的封锁与禁运,但在苏联解体前的整个“冷战”时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对峙和敌视始终是常态,它压制着二者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对抗性始终是占据着主导地位的关系.

在两大阵营对峙的大背景下,我国在改革开放前很长一个时期也采取了一条偏“左”的国际外交路线.建国初,我们的“一边倒”外交政策即明确宣布我们要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而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采取针锋相对的敌视态度.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我们则是“两个拳头打人”,既反美帝也反苏修,左右开弓,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一度陷入一种孤立无助的状态.进入70年代,在苏联威逼和美国示好的情势之下,我们改变了外交策略,采取了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缓解的外交政策,进而逐渐打破了与资本主义世界敌对的僵局,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也开始逐渐消退.及至改革开放后,审时度势地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取代了之前“战争与革命”的判断,为我国外交方针的重大调整创造了前提.同时,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踏踏实实地迈出了祛“左”的外交步子,逐渐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外交格局.90年代初期,针对苏东剧变后一股“左”的风气回潮,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9]375并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9]372“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9]373的这番话把中国的对外开放又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自建国起,长期以来干扰我国外交的“左”倾思想不断地被涤除.跨入新世纪,我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外交事业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指导思想上也更进一步成熟.2002年,“十六大报告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确立为中国外交的宗旨（此前的提法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反映了我们党对‘世情’的深刻把握.”[10]我国的外交事业走上了更加光辉灿烂的康庄大道.

结语

今天,我们虽然在指导思想上已经彻底抛弃了“左”的错误,但毋庸置疑,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左”的思想还若隐若现地依然存在着,并时不时地显现出来对我们的社会实践生活造成干扰.因而,当我们在认识处理和对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时,还应当不断警醒,牢记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给我们的启示：虽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具有敌对性或斗争性,但不能因此把二者视为是一对时空上平行的、不共戴天的敌对体；特别是,在当下和平已成为国际主潮流、主趋势的大背景下,我们更应该多关注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承继性和超越性；尤其是作为生产力先天不足、还相对较为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更不可以单纯以意识形态划界、刻意搞“两制”对抗或自我封闭、杜绝跟资本主义世界的交往联系,不可忽视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学习和借鉴.

参考文献：

[1]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2-11-18(0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52.

[7]列宁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6.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34.

[9]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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