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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转向论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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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冬冬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武汉 430072）

摘要：意识形态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主题之一.从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初,西方马克思主义聚焦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和现代人类文明的进程,依托于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哲学文化传统,展开多维度多层次的批判和诊断,形成了丰富的意识形态理论.纵观其近半个世纪的思想路程,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批判问题上发生了重要转向：批判视域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走向哲学文化批判,批判逻辑从现实革命逻辑转向抽象思辨逻辑,批判方式从宏大叙事转向微观反思,批判基点从总体性逻辑走向多元个体维度,批判旨趣从大写的解放转向审美与乌托邦.辨析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转向,有利于系统掌握其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为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提供有益的理论启示.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内在逻辑；意识形态批判；转向；理论建构

中图分类号：B50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8)04-0064-06

作者简介：刘冬冬（1991-）,男,山东菏泽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

意识形态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主题之一.从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初,西方马克思主义聚焦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和现代人类文明的进程,依托于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哲学文化传统,展开多维度多层次的批判和诊断,形成了丰富的意识形态理论,拓宽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外延,重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范式.纵观其近半个世纪的思想路程,随着资本主义和人类文明的演进,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批判问题上发生了重要转向,体现了对资本主义和现代文明的时代关切.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转向体现在批判视域、批判逻辑、批判方式、批判基点和批判旨趣等方面,这根源于不同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及其面临的主要问题.从早期创始人到法兰克福学派,再到萨特、阿尔都塞,及至7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面对资本主义和现代文明所派生出来的诸多病症,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意识形态思想.辨析其意识形态批判背后的理路转向,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控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全貌,同时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也颇具启发意义.

一、批判视域：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走向哲学文化批判

按照《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的作者佩里·安德森的说法,西方马克思主义诸流派的特点是重理论轻实践,他们放弃了政治、经济等宏大的时代主题,转向了抽象的哲学文化理论建构.这一评价同样适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哲学家德·特拉西提出的,其目的是建构一种以感觉论为基础的观念的科学.拿破仑曾讥讽特拉西等意识形态家为空想家、形而上学家,认为意识形态是脱离现实的抽象的推论性学说.自此,意识形态概念多在贬义上使用,被理解为缺乏本质、不尚实际的空谈.直到马克思恩格斯才对意识形态概念给予科学的定位.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多在虚假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指出“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1］,但同时也把意识形态奠基于历史科学之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思想.除了批判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揭露资产阶级统治思想的伪普遍性、伪永恒性特点,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上定义意识形态的性质、特点和客观规律,阐明了“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2］的基本原理,将意识形态树立在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之上,赋予意识形态以科学的理论性质和面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的科学建构,旨在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及其对无产阶级的思想统治,解放无产阶级被束缚的革命意志,推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这一意识形态批判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当然也没有简单停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哲学批判层面上,而是延伸到《资本论》及其系列手稿中,通过商品拜物教理论得以继续和强化.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提出了货币拜物教、商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揭示了资本逻辑和商品关系对人的生产劳动和社会关系的异化之谜,彻底批判了资本对劳动的异化统治,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继续揭露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实质及规律,这使得他的意识形态思想祛除了抽象思辨的色彩,并具有了彻底的科学性之特点.反过来,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学说经历了从哲学批判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转向,也赋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强烈的革命意向性特征,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统一的根本特点.至此,意识形态不再是抽象的空洞的思辨话语,而是经由政治经济学批判变成了时代精神之精华.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但与之相反,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却遭遇了失败.反思革命失利的原因,寻求适合西欧国情的革命道路,成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使命和历史责任.以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从意识形态领域反思革命失败的教训,他们认为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缺乏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只有实现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觉醒,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才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复兴.为此,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暴力革命路径不同,他们转向注重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批判和理论建构,开启了主体性哲学批判的先河,其中卢卡奇物化理论、科尔施的哲学批判思想、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转向的始作俑者.卢卡奇借助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和韦伯的合理性思想,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和物化意识,建构了自己的物化理论.他主张,作为历史主客体统一的无产阶级,应“有效地瓦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把自己的意识发展成为现在唯一起决定作用的社会意识”［3］311,以此推动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复兴.科尔施则大力批判资产阶级科学特别是第二国际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指责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实证化、庸俗化的错误做法,围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如何关联于意识形态的”［4］34这一重大命题,提出马克思主义是哲学,是革命的批判的哲学之论断,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意义.葛兰西提出“国家等于政治社会+市民社会”［5］的经典公式,把市民社会定性为文化、伦理和意识形态活动领域,提出了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革命任务以及阵地战的革命策略.哲学批判、意识形态斗争而非政治经济学批判、暴力革命,已经成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和意识形态批判主题,进一步发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阿多诺论述了文化工业批判理论,揭示了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文化工业背后的技术理性逻辑,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业就是他们的意识形态……文化工业的权力是建立在认同被制造出来的需求的基础上”［6］153,以此批判了资本主义大众文化的消解功能和认同机制.马尔库塞把大众文化比作“肯定文化”,指出“这种文化的根本特性就是认可普遍性的义务,认可必须无条件肯定的永恒美好和更有价值的世界”［7］,以此来灌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消解大众的批判性、否定性思维,建构一个合理性的单向度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引起了法兰克福学派从心理学视角分析其意识形态运作机制的兴趣,弗洛姆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通过分析法西斯统治下大众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创制权威人格、社会性格和社会无意识等概念,主张建立健全的社会,从而建构了规范的人道主义学说.由此来看,无论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还是法兰克福学派,都渐渐远离了政治、经济、革命解放等经典马克思主义命题,转而在哲学、意识形态领域开展对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从而创制了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的西方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伴随着意识形态批判领域的转变,背后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逻辑的转换.

二、批判逻辑：从现实革命逻辑转向抽象思辨逻辑

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评,其落脚点是推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开展,建立共产主义,这是他们毕生的追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基于人本主义异化史观逻辑批判了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现象,但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从哲学上论证了共产主义——扬弃异化劳动的可能性.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逐步奠基于历史科学之上,并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进一步深化,为工人阶级革命事业的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武器.西方马克思主义诸流派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继续开展马克思未竟的资本主义批判事业,但是其理论逻辑逐渐偏离了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由于受到西方现代哲学的影响,不免带有抽象思辨的色彩.作为领袖和理论家的卢卡奇、葛兰西,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诞生初期一直坚持现实革命逻辑.卢卡奇认为,“随着对劳动过程的现代‘心理’分析（泰勒制）,这种合理的机械化一直推行到工人的‘灵魂’里”［3］149,致使工人阶级的意识也被物化了,无产阶级革命复兴的关键是阶级意识的觉醒.卢卡奇十分推崇卢森堡的无产阶级政党理论,指出应当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理论武器促进无产阶级阶级意识觉醒.葛兰西改造了黑格尔、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提出了独特的市民社会理论.在他看来,市民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是牢固的社会水泥、思想堡垒,无产阶级只有首先在市民社会中运用阵地战策略,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才有可能重新恢复共产主义解放事业.当然由于卢卡奇、葛兰西的曲折的人生命运,他们的革命主张并没有实现,也未能一直坚持下去.

自法兰克福学派伊始,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逐渐走向抽象思辨的哲学批判.霍克海默、阿多诺将自己的理论定位于批判理论,通过批判以实证主义、新实证主义、现象学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主流哲学的弊端,提出了批判理论的主张.批判的宗旨是“超越流行的社会实践形式”,“批判地接受支配着社会生活的范畴”,“促进社会朝着一个消除了非正义的未来发展”［8］.从启蒙理性批判到工具理性批判再到否定辩证法,随着对西方理性传统和现代文明反思的加深,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理论越来越具有浓郁的思辨韵味.以启蒙理性批判为例,霍克海默、阿多诺认为,“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启蒙的纲领是要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替代幻想”［6］1.但启蒙倒退成了神话,自培根、笛卡尔以来的理性主义取得了上帝般的地位,理性在解放人的同时又为人戴上了新的枷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大众文化的启蒙,文化工业遵循着资本逻辑和市场法则,因而成了启蒙统治大众的理性工具.同样作为法兰克福学派中坚力量的马尔库塞,他同时也是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把弗洛伊德的性本能学说和马克思的劳动理论结合起来,创造了爱欲解放理论.他认为,爱欲是人的本质,资本主义文明是压抑性文明,是对人的爱欲的压抑,为此他提出了建构非压抑性文明的主张,倡导实现人的爱欲的解放.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缺乏人学的向度,因此主张把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用存在主义补充马克思主义.萨特的人学辩证法当然不同于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在他那里,人不是现实的从事实践活动的人,而是自由行动并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的主体；而实践也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生产实践,而是“一种行动和自我承担责任的伦理学”［9］.萨特的人学是一种抽象的道德式的价值批判,仍未企及马克思的人学理论.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仍坚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但与马克思恩格斯遵循现实的革命逻辑不同,他们借助于西方非理性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和存在主义等思想,对资本主义展开抽象思辨的批判,其意识形态理论虽然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但毕竟脱离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张,并没有产生现实的革命性影响.

三、批判方式：从宏大叙事转向微观反思

基于西方哲学文化传统,面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和时代主题的变更,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转变意识形态批判领域和批判逻辑的同时,其批判方式也在发生变化.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宏大叙事方式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侧重于微观反思、细小叙事.对于创立新唯物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来讲,政治经济、革命解放一直是他们的理论主题.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是革命家,其次才是哲学家,他们发现人类社会的历史规律和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剥削的秘密,目的并不仅仅是创立一门新的哲学或者社会学,而是要找到人类解放的革命道路、革命主体和革命策略.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语体系里,随处可见的是生产方式、社会形态、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等宏大主题,这些宏大概念共同构成了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话语；特别是《资本论》中的拜物教理论,从根本上揭示了商品、货币和资本关系对人的社会劳动关系的遮蔽和异化,奠定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基础,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提供诸多理论启示.虽然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之一,但后者逐渐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宏大的革命历史话语,转而在意识形态、日常生活、美学、消费、性别等微观领域里进行抽象的反思批判.

受到马克思拜物教理论的启发,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物化现象,特别是比较细微地分析了工人的物化意识.资本主义物化现象侵蚀了工人大众的心灵,致使工人原子化、孤立化,无法从整体上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运动规律,从而再生产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认同,消解了工人大众的反抗心理.法兰克福学派承接韦伯的合理性思想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进一步深入到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背后的工具理性的微观解析.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合理化成为社会组织、社会运行的基本原则,人的思想和行为越来越符合合理性原则,社会朝着合理化、可控化的方向发展.这一切源自于理性异化成为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并进一步发展为社会合理性,工具理性或者技术理性规定了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把社会塑造成一个以技术为基础的被全面管控的合理化社会.不仅如此,技术合理性还变成了政治合理性,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发挥着政治合法性作用,“这种技术决定论的命题作为隐形意识形态,甚至可以渗透到非政治化的广大居民的意识中,并且可以使合法性的力量得到发展.……人的自我物化代替了人对社会生活世界所作的文化上既定的自我理解”［10］.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的微观反思,揭示了资本主义隐形的运行机制,也使得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更加细微深刻.与法兰克福学派相类似,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列斐伏尔通过深入分析日常生活,开启了资本主义批判的新向度.列斐伏尔正是通过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理解和重新解释来引申出他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在列斐伏尔看来,“异化理论和‘全面的人’的理论仍然是对日常生活批判的指针”,但是要通过日常生活批判而使之具体化.“在日常生活中,直接的东西,也就是意识形态的东西,一方面已把经济现实、现存的政治上层建筑的作用和革命的政治意识等等包容起来；另一方面又将它们掩藏和隐匿起来.所以一定要撕破面纱才能接触真相.这种面纱总是从日常生活中产生着,不断地再生产着；并且把日常生活内含的更深刻、更高级的本质隐蔽起来.”［11］66-67在列斐伏尔看来,单调、重复的日常生活隐含着深刻的内容,从一个女人购买半公斤砂糖这一简单的事实,通过逻辑的和历史的分析,最后就能抓住资本主义,抓住国家和历史.这样,日常生活的平凡事实呈现出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个人的偶然小事,一方面是更为丰富的社会事件.只有通过日常生活批判才能揭示简单事实的丰富社会内容.不仅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向了对资本主义的微观的意识形态批判,而且70年代之后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仍然坚持对资本主义的微观解析.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批判,詹姆逊审美政治学,拉克劳、墨菲的多元激进,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对家务劳动的解读……进一步从微观上深化了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微观反思方式提供了资本主义批判的多元维度,从不同层面上深化了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但这种方式毕竟脱离了宏大的历史革命话语,并未对资本主义形成强有力的挑战.

四、批判基点：从总体性范畴走向多元个体维度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方式的转变,其实质是批判的基点或方法论原则发生转换,即从总体性范畴走向多元个体维度.总体性原则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基石,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布鲁赫等人都是基于总体的方法或视角去反思批判资本主义,这一总体维度是从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那里继承而来.黑格尔提出了实体即主体思想,强调思有同一原则和主客体相互作用,但被他的泛逻辑神秘主义的哲学体系遮蔽了.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也是主张对社会历史总体的把握,提出了社会有机体思想,但被第二国际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歪曲成了“经济决定论”.他继承黑格尔、马克思的总体思想,是要确立扬弃物化的总体性原则,寻找超越物化结构的现实力量和革命道路.他提出了一个新的哲学论断,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是方法,是革命的总体辩证法,“总体范畴,即整体完全优于各部分,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获得的那种方法的本质,马克思卓越地把这种方法改变成一种全新的科学的基础.……总体性范畴的首要性是科学里的革命原则的承担者”［12］.面对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塑造的碎片化的物化现实,只有确立总体性辩证法,才能认识并超越资本主义的物化结构和物化意识.科尔施不满于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实证化、只强调经济斗争和议会道路而忽视理论批判和暴力革命的做法,认为“不仅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而且历史过程和有一时的社会行动,都继续构成了‘革命的实践’的活动统一体”［4］22-23,应当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展对资本主义的总体革命.列斐伏尔把马克思的异化思想引入到日常生活批判领域,用以分析资本主义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意识形态.在他看来,“日常生活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剩余物,即它是被所有那些独特的、高级的、专业化的结构性活动挑选出来用于分析之后所剩下来的‘鸡零狗碎’,因此也就必须对它进行总体性的把握”［11］97,通过在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开展总体革命,最终以总体性的人超越异化状态.由此可见,总体性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基调,其特点是主张对资本主义进行总体性的批判反思,并从总体上超越资本主义的异化状态.但随着资本主义消费时代的来临和后现代主义的兴起,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逐渐转向了理性哲学、生活交往、国家机器、政治、日常消费等多元化的批判维度.

二战后资本主义进入了福利国家和消费社会时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也从工具理性批判上升到对整个西方理性哲学的反思,这完成于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阿多诺通过批判克尔凯郭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哲学,揭示了传统哲学的同一性逻辑,并进一步延伸到对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原则的批判.他主张以非同一性取代同一性,以否定辩证法取代同一性辩证法［13］,主张建构一种人与人、人与事物之间的新模式即“星从”.阿多诺通过反思解构传统的同一性哲学,力图瓦解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隐性逻辑,但他的“星从”哲学更多的是一种美学乌托邦,并未建构一种切实可行的实践策略.与阿多诺同一性哲学批判视角不同的是,哈贝马斯从日常生活世界交往的维度批判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实现了批判理论向交往行为理论的转变.哈贝马斯批判地继承韦伯的合理性思想,针对系统对生活领域的入侵问题,提出了生活世界交往的有效性要求：可领会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14］,并进一步提出了商谈政治理论,主张建立多元的理想社会.通过回溯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思想,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尔都塞从国家机器的角度揭示了意识形态的功能作用,指出“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是通过国家政权在国家机器——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两方面——中的运用来保证的”［15］,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运作机理.另外,阿尔都塞还借助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阐释了意识形态的主体召唤功能,指出意识形态反映了主体与其生存条件之间的想象性关系.不仅70年代之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从哲学、意识形态、日常交往等多个角度阐发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而且70年代以来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更是丰富了意识形态批判的多元化视角.受葛兰西文化霸权思想和阿尔都塞多元决定论的影响,后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墨菲提出了话语霸权概念,勾画了一种激进、自由和多元的左派方案.鲍德里亚承接列斐伏尔的消费理论,提出了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分析了消费社会中符号所起的意识形态作用.受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理论、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的影响,齐泽克指出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存在,发挥着主体建构功能；并进一步划分了三种意识形态：自在的、自为的和自在自为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借助拉康的精神分析方法批判了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犬儒主义.另外,伊格尔顿、詹姆逊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分析了意识形态的作用机制.在多元化的现代社会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种类、特性和作用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因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也从多元化视角展开批判性解读,这虽不及早期总体性批判的浓厚的革命色彩,但却丰富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多元性、深刻性,也对我们的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诸多理论启示.

五、批判旨趣：从大写的解放转向审美与乌托邦

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开辟了一条不同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解释路径,其意识形态批判的视域、批判逻辑、批判方式和批判基点发生了重大转向,因而其批判旨趣也逐渐偏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追求.从实现哲学变革到剩余价值理论的创造,从《宣言》到《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矢志不渝地坚持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理想追求.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偏离经典的政治经济问题,转向意识形态领域的理论批判和话语建构,其目的不只是批判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统治,而是力图找到一条适合西欧时代背景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虽然脱离时代的政治经济命题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寻求革命新道路,并没有产生革命的现实影响,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旨趣,并在一定意义上发展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乃至后马克思主义虽然进一步发挥和深化了早期的意识形态批判模式,建构了丰富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但他们批判的目的和追求逐渐转向了审美救赎和悲观主义的乌托邦.

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社会变成了一个发达的工业文明社会,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阶级革命已不再是时代的主题,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也更多的是在反思人类生存困境以及现代文明对人的压抑,不再追求宏大的人类解放.从早期揭示启蒙倒退为神话,解析文化工业背后的意识形态运作机制,到中期批判工具理性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隐性支配逻辑,批判科学技术异化成为意识形态,再到《否定辩证法》解构西方理性哲学的同一性逻辑,抽象地瓦解资本主义的市场交换原则,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日益走向极端的否定立场,但面对发达的被管理的世界,他们也无法找到有效的革命路径以突破被操纵的人类命运.霍克海默后期越来越悲观,他认为只有当建立在工具理性基础之上的希望全部破灭之后,真正的希望才能产生；阿多诺希冀通过否定辩证法建构一种具有审美意象的“星从”,来摆脱现实社会的全面控制；马尔库塞则主张对资产阶级文化大拒绝,并提出审美解放的维度,“艺术向现存现实的垄断性宣战,以便去确定什么东西是‘真实的’,艺术是通过创造一个虚构的世界,即一个‘比现实更真实’的世界,去达到这个目的的”［16］.由于没有深入到社会现实的经济政治本质规律中去,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最终必然走向“文化救赎”和新的乌托邦空想,法国“五月风暴”证实了其主张的悲观浪漫主义色彩.

70年代以来,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被后马克思思潮、晚期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发展,进入对符号和语言的批判,并形成了不同形态的文化批判话语和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逻辑终结之后,他们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主要在符号和文化领域中继续发展,都是直接针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展开的.鲍德里亚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走向了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解读符号的意识形态功能；德波的《景观社会》把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发展成为景观拜物教理论,力图打破资本主义的景观化操控；后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墨菲虽然主张激进多元的追求,但也只是提出一套话语霸权理论.作为当代西方左翼思想家代表的齐泽克、巴迪欧等人,虽主张重建共产主义理念,恢复大众的共产主义追求,但也是纯粹地从哲学层面上进行抽象地论证.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已经完全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解放追求,表现出来的是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统治的悲观失望,无法提供超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统治的有效途径,不过其理论成果在揭示意识形态的地位、功能、机制和影响方面还是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启发意义的.

结语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传统之后,逐渐转向了哲学文化领域的抽象批判,其批判视域、批判逻辑、批判方式、批判基点和批判旨趣都逐渐偏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最终形成了学院化的理论镜像和悲观主义的理论气质.这对我们的理论启示是,必须回到马克思,回归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前提,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开展意识形态理论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自觉回归并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气质和实践精神,我们才能不断增强“四个自信”,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提供理论支持和智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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