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我国现代语文教育审视和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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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新和
我国20世纪初开创的现代语文教育,为满足平民大众生存性言语应用之需,实现基本的文化救济,功不可没.
然而,以实利主义为哲学背景,忽视传统母语教育的人文传承、精神熏陶,忽视言语信仰、精神创造力培育,重生存轻存在,重阅读轻写作,致使语文教育实践一蹶不振.
语文教育亟须正本清源、改弦易辙,期待再出发.
20世纪初草创的我国现代语文教育,一个多世纪来收效甚微、每况愈下.其发轫伊始,“国文退化”,“抢救国文”等质疑、责难之声便不绝于耳.及至1942年,改革派领军人物叶圣陶先生终于承认：“国文教学几乎没有成绩可说.”1978年,语言学界泰斗吕叔湘先生在《人民日报》著文评论：“十年的时间,2700多课时,用来学习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1995年,语文界第二代掌门人张志公先生坦承：“中国人学自己的语文甚至比学外语还要难,这是说不过去的事！我们这些搞语文的人是要承担责任的.”
2007年,《羊城晚报》记者采访著名作家王蒙,他说,“语文教学和文学解读把孩子教傻了”,“我要是考作文,都能交白卷”.2007年和2008年,北京大学温儒敏先生分别对北大中文系新生与外校学生调查：学生对中学语文教学不满乃至反感.2012年,教育部普通高中课标调研组大范围调查：学生对语文教学评价为所有学科倒数第一.2013年2月1日《中国青年报》撰文《北大教授呼吁：救救语文教育》,北京大学张海霞教授因绝大多数学生文稿不通,批评：“这语文都怎么学的？”疾呼:“救救语文教育,救救我们的中华文化！”引发了学者广泛共鸣.
母语教育兴衰,事关国民基本素养,科学、文化进步,民族前途、命运,不可等闲视之.语文教育亟须正本清源、改弦易辙,期待再出发.
现代语文教育发轫：夹生的转型
清末民初语文教育仓促转型之时,便已埋下百年衰败之因果.
禁八股,废科举、兴新学,辛亥革命,废止读经科,打倒孔家店,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西学东渐等,是现代语文教育发端的政治、文化语境.疾风骤雨式的社会、时代转型,学界顺势而为,匆匆剪断旧教育的脐带,急切拥抱新教育的呱呱堕地.
现代语文教育以反封建、科举教育为旗帜,从贵族、古典向平民、白话教育转向.教育目的从“为功名利禄”向“为生活”“为人生”改变.陈独秀、胡适们倡导古典向写实、文言向白话转型的文学革命,蔡元培、黎锦熙们鼓吹“言文一致、国语统一”的教育革命,他们对传统文化、教育精神的反叛与决裂,历史功绩不容置疑,然而毋庸讳言,不论在当时还是后来,他们均未对传统教育进行深思熟虑的全面、系统的检讨,对其正面认知严重不足.
旧教育几乎被全盘否定.据刘国正主编《叶圣陶教育文集》所载,叶圣陶说：“教育不以生活为本位而以知识为本位,是一大毛病.由于不以生活为本位,所以不讲当前受用……这种精神是承袭传统的教育精神而来的.”“旧式教育是守着古典主义的……旧式教育又是守着利禄主义的……”“必须有正确的认识……就是抛弃旧式教育的古典主义和利禄主义.”他们对知识本位、古典主义、利禄主义等一概加以排斥,主张从求知识、功名,转向求应用、实利.对此虽有异议,但主流观念是为人生（改善物质生活）,讲求当前受用.讲传统文化、孔孟之道,往往被视为封建孤臣余孽、守旧派.
教育界先进义无反顾地抛弃了传统,转向西方获取思想资源.蔡元培、陈独秀、黄炎培、陶行知、胡适、叶圣陶……不约而同地欣然接受了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工具主义”“实验主义”“做中学”等观点,以“生活本位”“应付生活”“工具性”为语文教育宗旨.有人认为,杜威对中国哲学的影响是短暂的,然而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是深远的,诚哉斯言.大约当时谁也不曾想到,这些新教育草创期“舶”来的观念,竟主宰了语文界一个多世纪,至今仍被奉为圭臬.
“应付生活”本体论：信仰缺失
现代语文教育本体论是“应付生活”,与此相应的功能论是“工具性”：“……养成善于运用国文这一种工具来应付生活的普通公民.”这一认知深深烙下杜威印记.这里的“生活”,主要指日常、社会生活；应付生活,即满足“谋生应世”之需（不包括满足人的言语本性、精神生活、自我实现需求等）.在20世纪初文盲充斥、民不聊生的时代,其合理性不容置疑,缺失也显而易见：忽视人文、终极关怀——言语生命、精神思想的培育,重“生存”轻“存在”,重“当下受用”轻“文化涵养”等（这由蔡元培先生1912年甫一就任教育总长便废止“读经科”可见一斑）.语文教育失却文化、精神血脉,困顿萎靡,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在“应付生活”本体论下,国文界将传统教育的精华与糟粕一锅炖了,在批判利禄主义的同时,对古典主义不进行具体分析便贸然否定.叶圣陶先生说：“旧式教育是守着古典主义的：读古人的书,意在把书中的内容装进头脑里去,不问它对现实生活适合不适合,有用处没有用处；学古人的文章,一再把那一套程式和腔调模仿到家,不问它对于抒发心情相配不相配,有效果没有效果.”这是对古典主义有失公允的阐释,没有看到读经、史、诗词、古文等对人生、人格的滋养,是其题中之义、精髓所在.只看到“不讲当前受用”,忽视其“大用”：文化熏陶、立德养气、精神承传,以及培养内圣外王、立言者等,忽视其人文情怀、言语信仰的养育作用.殊不知,古典主义教育,单单一句“不学《诗》,无以言”,就足以点亮学子心灯,烛照人生、温暖终身.其作用胜过为“应付生活”“工具性”说上千言万语.这是时代局限使然,是学界的共识,并非叶圣陶先生个人偏见.
“应付生活论”“工具论”,其本质是实利主义.强调语文“器用”性,以获取直接功利效益为行为准则.把语言（语文）理解为应付生活（物质、社会生活）的工具,以技能化、应用化训练,取代古典主义教育,贬抑其生命性、人文性、精神性.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不器.”——“应付生活论”“工具论”注重言语应用,使民众获得文化实惠,提高谋生能力,改善生存处境,有其进步意义,但是,其重“技”轻“德”、重“利”轻“义”、重“器”轻“道”之弊端,终将日益显现,随着时间推移,势必走向其反科举、反八股初衷的反面,殊途同归,沦陷于旧教育“利禄主义”泥沼.今天应试教育的嚣张跋扈,比起科举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高考改变命运”的口号、“考公务员热”等包含的逐利动机,便是实利主义教育哲学结出的苦果.始于反科举、为人生,终于为应试、为功利,是价值理性批判缺失的必然.
“应付生活论”“工具论”讲求“当前受用”,视语文为实用、应用技能.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先生等此类言论甚多.张志公先生谈中学生语文程度的三条要求：一是“能读一般应用的书籍报刊”；二是“能写一般应用的文章”；三是能运用基本的工具书.谈写作目的时说：“为什么要培养学生写的能力……为了日常生活要用.”语文教育自然须求应用,但尤须培育言语精神、思想、人格,应以言语价值观培育为首务.实利当头,有“技”无“道”、有“文”无“人”,精神沦落是必然的.
——摘自《中国教育网》
语文教育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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