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波斯帝国和丝绸之路西段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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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聪
（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贵州贵阳550001）
摘 要：波斯帝国的形成是古代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产物,同时它在客观上又为西亚、北非、中亚和欧洲等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舞台,波斯人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采取过若干有利于加强联系和交流的措施,从而使这种交流和联系达到一个更高的阶段,为丝绸之路西段的开发和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波斯帝国；丝绸之路；东西方交流
中图分类号：K1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240（2016）02－0126－05
收稿日期：2015-05-11
基金项目：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研究”（项目编号：14ZDB061）；2014年贵州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塞奥非拉克特《历史》的翻译与研究”（社科博[2014]15号）；2015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项目“马克思的‘资本拜物教’批判研究”
作者简介：苏聪（1983-）,湖南株洲人,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世界史.
古代亚欧大陆的东西交通并非某一国家或某个英雄人物所开创,而是古代东西方各族人民共同沟通、东西双向开拓的结果.中国人在丝绸之路东段向丝绸之路西段的开拓上功勋卓著,而斯基泰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等民族在丝绸之路西段的开拓同样居功至伟,东西双向努力,最终导致在公元前后丝绸之路的全线贯通.自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从波斯大帝居鲁士、大流士到希腊·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时代,从帕米尔西麓到地中海的丝绸之路西段交通大开,在这些道路上,不仅有大规模的作战军团来往调遣,而且有贩运货物的商旅在帝国的各行省之间,以更快的行进速度、更大的商货流量,穿梭往返.本文拟探讨波斯帝国沿丝绸之路的征服、统治及其对这一交通要道的开发与经营.
一、波斯人沿亚欧大陆东西方向的征服
历史学家将连接亚欧大陆的古代交通路线分为三个主要走向：一是位于亚欧大陆北部游牧世界的草原丝绸之路；二是穿越中亚、西亚到达地中海区域的绿洲丝绸之路；三是沿亚洲大陆南缘航行的海上丝绸之路.根据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载,草原丝绸之路上的主要经营者是希腊商人和斯基泰商队,[1]当希腊商人和斯基泰商队往返于游牧世界的草原路之际,在其南方的农耕世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就是波斯人的崛起及其沿绿洲丝绸之路西段的大征服,最终在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建立起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波斯帝国的形成是古代东西交流扩大的产物,史家们在研究波斯帝国时,通常注意到如下问题；第一,波斯帝国是西亚、北非古代文明由“地域性王国”向“世界帝国”发展的产物,是古代西亚北非文明的终结,它囊括了世界三大古文明中心,并向西接近第四个文明中心希腊的边缘；[2]第二,波斯帝国是东西交流和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长期交往的结果,这不仅是两个世界的互相入侵和征服,更主要表现为经济、文化的交流.仅以人种而论,据希罗多德记载,在波斯征服西亚北非古代文明地区前夕,其10个部落还分成6个农业部落和4个游牧部落,[1]在后来漫长的岁月中,他们融合了周围许多民族,逐步变牧为农,经过大规模的扩张战争,将周围的民族囊括进帝国的版图.根据贝希斯吞铭文,波斯帝国当时所使用的公共语言包括波斯语、埃兰语、巴比伦语等三种“国语”,其他方言不计其数.波斯帝国的文明实际上是境内众多民族共同融合创造而成.从东西交通与交往的角度来看,波斯人向东的扩张基本上是按照其先祖雅利安人向西迁徙时的路线逆向行进并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波斯帝国的形成又是由区域性局部交流发展为三大洲际交流的结果,是长期以来亚洲腹地的人们交往、联系不断发展和扩大的产物.波斯帝国的建立使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各条陆路通道成为其国内道路,使丝绸之路西段所经地区纳入帝国的版图,在境内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东从帕米尔西至地中海,得以畅通无阻,对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波斯原隶属于米底王国,而米底王国又是在反抗亚述帝国的斗争中逐步强大起来的.当米底王国与亚述帝国连年用兵,斯基泰人又南下入侵之际,波斯人在南方趁机而起.公元前558年,居鲁士二世称王,奠都帕赛波里斯.公元前553年居鲁士挥师北上,反抗米底的统治,随后攻陷了米底都城埃克巴坦那,波斯帝国是时建立.埃克巴坦那遂成为波斯第二都城,该城市东西交通的重要枢纽,西可进小亚细亚,南可下两河平原,东连“伊朗北道”,居鲁士以此为基地,开始了东西双向大进军,再度疏通了历史上的东西交通.波斯人首先打通的是帕赛波里斯-帕萨迦迪-埃克巴坦那沿扎格罗斯山东侧的南北纵向大道,这条大道不仅是波斯大军和军需辎重同行的军路,而且也是战后各种商货物资输运的通衢.据《巴比伦编年史》记载：居鲁士就是通过这条大道,把由埃克巴坦那掠夺的黄金、白银等其他财宝作为战利品运回到都城帕赛波里斯的.[3]
公元前547年波斯进入小亚细亚,占领卡帕多细亚,与西部强国吕底亚交锋.吕底亚与希腊城邦相接,在文化和商业上成为东西方之间的桥梁,国内拥有优异的商人和熟练的工匠,在与希腊人、亚述人、米底人的商业交往中壮大国力.公元前546年,双方历经一年多的交锋,最后吕底亚被波斯大军征服.对波斯人来说,征服小亚细亚意义重大,使从地中海到波斯湾的交通路线以及从伊朗高原到爱琴海以及黑海的商路均已畅通.波斯帝国利用过境商税、被征服地区上缴的贡金和直接掠夺来的财富壮大势力,作为进一步向东扩张的基础.
在埃克巴坦那以东,有帕提亚人、塞迦人、巴克特里亚人以及科拉斯米亚人,他们大都在米底灭亡之时就已归降了波斯,居鲁士任命其堂兄希可塔佩斯为东部行省总督.公元前545年,居鲁士从埃克巴坦那出发,沿“伊朗北道”向东方进军,征服了伊朗高原东部及帕提亚、赫拉特、阿富汗北部及巴克特里亚,又渡过阿姆河进入索格底亚那,在锡尔河附近建立著名城市马拉干大（今撒马尔罕）,该城的修建除了防御游牧民族进犯外,也有控制东西商路的目的.居鲁士除亲率大军经“伊朗北道”直达锡尔河畔外,还另遣一支军队循“伊朗南道”齐头并进.所经地区大致为：由帕赛波里斯出发,向东进入卡尔曼尼亚地区,然后一路进入锡斯坦,溯赫尔曼德河东进,经阿拉霍西亚,北上至印度河上游以坦叉始罗为中心的旁遮普地区,另一路沿莫克兰海岸东行,经俾路支地区,抵达印度河中下游的信德地区.在征服中,波斯帝国有效地控制了南北两道经过的所有地区,并逐一设省统治.[3]此后,公元前539年波斯帝国灭亡了新巴比伦王国.至此,居鲁士征服亚洲腹地的行动忠告一段落,从此从地中海到锡尔河畔连成一片,丝绸之路西段空前畅通.
居鲁士的继承人事冈比西斯二世,如果说居鲁士时代帝国各族人民的贡献是疏通了地中海至葱岭西麓的丝绸之路西段,那么冈比西斯二世时代则将这条路延伸到了非洲.据希罗多德记载,公元前525年,“他率领着其他在他统治下的人们,并在他所君临的希腊人的伴随下,远征埃及去了.”[1]公元前522年,冈比西斯率领波斯军队彻底征服了埃及,在波斯人、希腊人和非洲人的共同努力下,丝绸之路西段由西亚地中海沿岸的利凡特地区进一步延伸到北非.大流士一世于公元前522年即位,其对东西交通贡献：一是沿丝绸之路西段再度征服了中亚、印度河流域和近东各地；二是进行大规模改革,在帝国西部修筑“御道”,在帝国东部也为后世阿拉伯呼罗珊大道打下了基础；三是将丝绸之路西段进一步延伸到欧洲的多瑙河下游,进一步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4]通过各条道路,西亚各族人民不仅可与欧洲的希腊文明、非洲的埃及文明由更广泛的接触,而且可与北方草原之路驰骋的游牧民族加强商贸联系.于是,这个“世界帝国”就有了三大洲际间的世界往了.
二、波斯帝国在丝绸之路西段的开拓与经营
为了确保丝绸之路西段的畅通,大流士以帝国的四大都城（帕赛波里斯、苏撒、埃克巴坦那和巴比伦）为辐射中心,建立了四通八达的驿道网.这些道路利用古代赫梯、亚述的故道,经拓宽整治,使之可以用来通行商队车辆、传递邮件、行军及运输粮秣辎重.在原来赫梯、亚述和新巴比伦统治范围内,如小亚细亚、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巴勒斯坦各地,波斯人以拓宽整治为主；而在新征服地区,则开辟新的道路.在一系列连接重要商业和行政中心的大道中,最重要的有三条：一条最长且特别重要的干线称为“御道”.它从小亚细亚爱琴海沿岸的以弗所城起,经萨尔狄斯城,向东横穿小亚细亚,过幼发拉底河上游、亚美尼亚、尼尼微,沿底格里斯河东岸南下,至美索不达米亚中心地区,然后顺扎格罗斯山西麓,进入帝国都城苏撒.这条大道全长2400公里,沿线还有通往各行省的支道.第二条同样重要的道路奠定了千年以后阿拉伯呼罗珊大道的基础.它从帝国都城巴比伦起,经贝希斯敦悬崖旁,穿越扎格罗斯山,到帝国的另一都城埃克巴坦那,然后横贯伊朗高原北缘（即“伊朗北道”）,经中亚各城到达巴克特里亚,最终抵达帝国东部边陲.第三条特别重要的道路从伊苏湾到黑海南岸的西诺普城,横切小亚半岛,把爱琴海地区同男高加索、西亚北部衔接起来.希腊史家色诺芬赞叹波斯道路的完美和驿递组织的严密,说驿道被分成“帕拉珊格”（约5公里）,每20公里设置一个驿站并有旅馆,每站都有马匹和信差,可将国王诏书一站接一站地急速传递下去,甚至在夜间也传递不止.[5]为维护驿道安全,在各地区和沙漠的边界,在大河渡口和险要关隘,均修筑工事,派驻卫戍部队,一遇紧急情况,点篝火为信号,可相互支援.总之,四通八达的驿道网和驿递制度,对于发展商业贸易和协调国内经济生活都具有重大意义.
波斯帝国早期的贸易是伴随着军事征服进行的,除军事掠夺外,也有“以物易物”贸易的情形.居鲁士在进攻吕底亚都城萨尔狄斯时,就有随军运载粮食和物质的骆驼队；居鲁士在进攻巴比伦城时,希罗多德这样记载：“大王在出兵作战的时候,总是带着在国内充分准备好的粮食和畜类.不管他到什么地方去,总有一批骡马拉着四轮车跟随着”,[1]车上除“用银坛装着专供波斯国王饮用的水”外,也运载着大批需要交换的物资,当军需粮秣用完的时候,波斯人就用这些物资与当地土著居民以“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交换.在冈比西斯进攻埃及的时候,军队中叶跟随着许多希腊城邦的商人,他们并不参加战斗,而是随军队到埃及做买卖的,包括到埃及后把俘虏当做奴隶贩卖到欧洲和亚洲各地的买卖.[1]波斯人随出征军队进行贸易的习惯,一直保留到大流士三世时代,据一位罗马历史学家记载,波斯军队根据古老的习惯,在各式各样的队列之后,“有600头骡子,300头骆驼,它们运载着王室库藏以及大群的商人和辎重人员”.[6]显然,这里的大群商人就是沿丝绸之路西段进行贸易的人员.
在大流士时代波斯帝国已经成为地地道道的“世界帝国”,帝国境内的商业贸易实际上就是国际贸易.波斯人除与周边的民族如希腊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和斯基泰人互通有无之外,大量的则表现为各行省的纳贡,这种纳贡税金又以包税商人转手的形式变成了贸易.据波斯铭文记载,帝国“从居住在索格底亚那那边的西徐亚人直到埃塞俄比亚、从印度直到萨尔狄斯”包括下述地区：波斯、胡齐斯坦、巴比伦尼亚、亚述、阿拉比亚、埃及、地中海东岸、萨尔狄斯、爱奥尼亚、米底、亚美尼亚、卡帕多细亚、帕提亚、锡斯坦、赫拉特、花剌子模、巴克特里亚、索格底亚那、健陀罗、塞卡、阿拉霍西亚、印度、饮豪麻汁的塞迦人、戴尖顶盔的塞迦人、大海那边的塞迦人、斯库德拉、利比亚人、埃塞俄比亚人、卡里亚人、大益人、阿卡乌瓦卡人等33个地区或民族.其中印度以后的10个是《贝希斯敦铭文》以后陆续增加的,色雷斯地区在铭文中均未出现,当归萨尔狄斯管辖；而爱奥尼亚则逐步扩大为“持盾牌的爱奥尼亚人”、“住在海边的爱奥尼亚人”,说明帝国统治范围在不断扩大.据希罗多德记载,大流士时代把全国分成20个“萨特拉佩阿”,即行省,任命“萨特拉普”即总督去治理,“并规定每个民族应当向他交纳贡税；为了这个目的,他把每一个民族和他们最接近的民族合并起来”,并建立了20个纳税区.例如,小亚细亚划分为4个纳税区,交纳贡银700塔兰特；巴比伦、亚述为一个纳税区,交纳贡银1000塔兰特；印度是最后一个即第20纳税区,“他们比其他任何地区所缴纳的贡税都要多,即360塔兰特砂金”.“因此可以看到,如果全部加到一起的话,大流士每年便收到14560塔兰特的贡税了.”[1]除固定的贡银之外,上述纳税区还有额外的“献礼”,如第4区西里西亚人每年还要缴360匹白马,第6区埃及人还要缴莫伊利斯胡产鱼所得白银和供孟斐斯侨居的波斯人及其佣兵12万美狄诺斯谷物；第9区巴比伦和亚述人还要奉送500名充任宦官的少年.[1]
在居鲁士和冈比西斯统治的年代里,没有规定的贡税,任意掠夺和搜刮的成分较强,而在大流士时代,正是由于贡税的确定以及执行措施的推行,波斯人才把大流士称为“商人”.尤其是在帝国西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等地,商品货币经济自古以来就较发达,更增加了大流士时代的商业气息.重要的是,大流士在各行省推行包税制,即按上述20个区规定应缴税银额,承包给当地富商和集团,包税者一次向政府缴足税银后,便可在地方上自行搜刮,大发横财.但他们搜刮的并不全是货币,往往向普通民众索要超出数额的土特产品及其他实物,然后贩运到周边地区（如到斯基泰人居住地便可换回大量黄金和贵重毛皮）或在各行省间转卖,以获得远远超过承包税银以外的利润,这样,贡税就变成了地地道道的贸易.大流士苏撒宫廷铭文指出,他在苏撒建筑的宫殿,材料来自远方：“雪松是由黎巴嫩山区运来的.亚述人把它运到巴比伦后,卡里亚人和爱奥尼亚人又把它由巴比伦运到苏撒.”[7]
可见黎巴嫩出产的珍贵木材,经亚述商人和小亚西海岸希腊商人的两次转手才运到苏撒工地,其他材料大概也是如此,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柚木是有健陀罗和克尔曼运来的.这儿使用的黄金是由萨尔狄斯和巴克特里亚运来的.这儿使用的贵重的青金石和光玉髓是由索格底亚那运来的.这儿使用的绿松石是由花剌子模运来的.白银和乌木是由埃及运来的.这儿使用的装饰宫墙的材料是由爱奥尼亚运来的.这儿使用的是由努比亚、信德、阿拉霍西亚运来的.这儿使用的石柱是由依兰阿比拉杜斯地方运来的.”[1]这些来自印度、中亚、尼罗河上游等远方的材料,基本上是当地才有的特产,它们是经过丝绸之路西段由商人们长途贩运到苏撒来的.希罗多德在《历史》中也告诉我们,波斯人在国际贸易中贩运的商品还有“印度人的大量黄金”,“那里的黄金,不管是从地里开采出来的,还是河水冲上来的,都是非常非常丰富的”.[1]波斯人的黄金输入,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黑海北岸斯基泰人的黄金通过色雷斯、小亚细亚由希腊商人输入；一是通过帝国东方的巴克特里亚和印度输入.[4]当时,贵金属的主要流向是,波斯商人从帝国东部进口黄金,然后再将这些黄金向西出口.而白银则作为贡物来自爱琴海和巴尔干地区,再流向东方.这种流向和趋势亦为考古材料所证实.1877年发现于今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交界处的“乌浒水窖藏”中,除了177件金银器皿外,仅钱币就达1300余枚,其中一批就是阿契门尼德王朝的钱币,其中的大部分为西方流传去的.[8]1993年发现于喀布尔附近窖藏的希腊银币,也可证明在波斯帝国治下当时东西方贸易与交流的密切.波斯从印度输入的产品还有棉织品,希罗多德说“那里还有一种长在野生的树上的毛,这种毛比羊身上的毛还要美丽,质量还要好.印度人穿的衣服就是从这种树上得来的”.[1]公元前5世纪时,孔雀这种珍稀鸟类也从印度经波斯输入到希腊.从阿拉伯输入的产品有乳胶、没药、桂皮和树胶；从埃塞俄比亚得到大量的黄金、巨象、野生树木和黑檀；从欧洲输入锡和琥珀等等.[9]
奴隶买卖也是波斯帝国商业贸易的重要部分.当时王室经济规模庞大,贵族也有大批产业,农庄、手工业作坊和大规模的建筑工地均需要奴隶劳动,因此大批俘虏就被转卖为奴隶.“至于其他的巴尔卡人,波斯人则把他们作为战利品带走”波斯大军回师埃及时,把“他们俘虏为奴隶的巴尔卡人”交给国王大流士,“而大流士便把巴克特里亚这个城市给他们来居住.他们便把这座城市成为巴尔卡”.[1]从希罗多德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波斯帝国在征服阶段的奴隶买卖数量大得惊人,有时是把整族或整个城市的人变卖为奴,巴尔卡人即是如此；有相当多的文献史料说明从北非到中亚的丝绸之路西段是畅通的,巴尔卡人就是沿着这条路线被从帝国西部非洲的利比亚贩卖到帝国东部阿姆河流域的巴克特里亚的.
在对内对外贸易中,涌现出一批大商人,新巴比伦时代巴比伦尼亚地区的著名商业家族埃吉贝、穆拉树,在波斯帝国前期和中期达到鼎盛,不仅经营本地区的贸易,还经营国际贸易.埃及、叙利亚、小亚细亚的富商巨贾也是如此.据希罗多德的记载,在薛西斯出征希腊时,一个吕底亚商人为波斯军队提供了作战的全部资金.当薛西斯问到这个人为何许人之时,部下说：“这就是曾经把黄金的悬木和黄金葡萄树赠送给你的父亲大流士的人.在我们所知道的人们当中,他的财富是仅次于你的一个人.”薛西斯当面问这个商人有多少财富时,他说：“当我一直到你下行到希腊海这边来的时候,由于我愿意为你提供作战的资金,于是我便进行了仔细的调查,计算的结果是有两千塔兰特的白银和四百万斯塔铁尔的黄金.这一切我都愿意毫无吝惜地奉献给你.至于我本人,则我的奴隶和我的田庄已足够维持我的生计了.”薛西斯为此举所感动,他说：“为了回答你的好意,我用这样的一些办法来酬谢你,我使你成为我的朋友并从我自己的财富中给你七千斯塔铁尔,你便可以有整治四百万的数目了.继续保持你现有的财富并要注意到永远设法保持自己像现在的样子；因为不管是现在,还是今后,你都不会为你目前的所作所为而后悔的.”[1]上述史料足以说明波斯国王队大商人的庇护和支持.
为促进商人的进一步发展和帝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必须建立全国统一的货币制度.早在公元前6世纪,在对外贸易十分发达的吕底亚,便出现了铸币；在伊朗,货币制度出现与居鲁士当政的年代,他首次在苏撒、萨尔狄斯、巴比伦铸造金币；大流士时代进行了币制改革,流通于全国的是统一铸造的成色极高的金币“大流克”,重量约8.4克.地方行省和自治市只有权铸造银币和铜币.统一币制的建立又促进了内外贸易的发展,为丝绸之路西段商业贸易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条件.考古学家在撒马尔罕、铁尔梅兹附近的废墟中发现过“大流克”,而这些地点又是丝绸之路西段通往东方的必经之地.
三、结语
波斯帝国的兴起与发展在西亚北非的古代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西亚北非古代文明从小国寡民到地域王国、到帝国这一发展过程的最高阶段.它的形成,是西亚、北非和东地中海地区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综合发展的产物,是这些地区经济、文化、军事、政治交流、联系不断发展和扩大的产物.[2]它用一整套制度（如行省制度、赋税制度、铸币制度、驿道制度、军事制度和宗教政策）将各地区文明整合起来,极大的促进了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和东西方文明的交往,为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舞台,为丝绸之路西段的开发和巩固奠定了重要基础.总体上看,波斯帝国为丝绸之路西段的开发的作用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帝国几任统治者的对外军事征服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奠定了基础,将丝绸之路西段扩展到前所未有的广阔地步；第二,波斯人为巩固统治,采取过若干有利于加强交流和联系的措施,从而使这个交流和联系达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尤其是铸币制度和驿道制度在客观上为推动丝绸之路西段各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发挥了巨大作用.第三,波斯人采取的诸多经济政策,如赋税制、包税制和奴隶贸易,客观上加强了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因此,波斯帝国对于丝绸之路西段的开发和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由于公元前波斯人在丝绸之路西段的经营,才促使公元前后丝绸之路西段和东段的全线贯通,使这条沟通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得以在历史上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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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英）赫德逊.中国与欧洲[M].北京:中华书局,1997.43.
［责任编校：赵立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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