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全球价值链程度估算综述》
该文是关于全球价值链方面论文范文资料与价值链和估算和综述类论文范文资料。
摘 要：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于全球价值链相关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研究的层面广泛的覆盖了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程度估算；研究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8.11.023
1国家层面
Hummels、Ishii和Yi（2001）首次采用14个国家的投入产出表计算了垂直专业化程度（具体地,出口国外附加值）.他们发现这些国家的出口中有21%来自于国外进口,并且在1970到1990年间以大约30%的速度增长.Johnson（2014）测算出国家层面的出口增加值后,总结了总出口和出口增加值之间差异的五个关键事实.
高运胜、甄程成和郑乐凯（2015）借鉴Wang、Wei和Zhu（2013）提出的总贸易核算法,并利用国家间投入产出表（WIOD）数据库测算了1995-2011年中国与欧盟国家、行业和双边贸易部门层面制成品出口增加值的构成.结果表明,虽然中国融入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体系程度较深,但是国内增加值率整体呈下滑趋势,且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从事附加值较低环节部分的制造,存在一定的价值链低端“锁定效应”.
Nagengast和Stehrer（2016）指出总双边贸易平衡和双边贸易增加值平衡之间存在差异,不同于之前文献主要是关注于这两者数字上的差异,他们还分析了导致这两者差异的一系列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包括本国的需求等.此分解方法也是对Koopman、Wang和Wei（2014）提出的垂直专业化测算方法的完善.
Los、Timmer和de Vries（2016）使用“假设提取”方法为Koopman、Wang和Wei（2014）提供了更简单和直观的基础.他们计算出一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哪一部分可以归因于与出口有关的生产,将其定义为出口国内增加值,表示为出口总额的份额,这是对国家垂直专业化贸易程度的度量.他们证明这一度量可以通过仅使用国家投入产出数据来计算.他们还指出如何阐述Johnson和Noguera（2012）提出的在出口中作为国内附加值的一部分的“国外吸收的国内增加值”概念.随着近期可用的全球投入产出表（Timmer等,2014）的发展,该方法为开展国际贸易中国家间复杂的增加值流动分析提供了新机会.
Ju和Yu（2015）将中国投入产出表,企业层面制造业数据和交易层面海关数据纳入统一的价值链框架,研究中国所有行业、地区和企业的价值链位置,并且用该框架分析了企业在价值链上的生产和出口行为.他们发现：（1）上游企业的启动资本存量和年度投资费用都更高,这使得上游企业资本更加密集；（2）这些上游企业的生产力和盈利能力都更高；（3）与直觉相反,经常被认为劳动力更丰富的欠发达省份,却集中在资本密集型上游行业.他们认为,中国在1964年至1980年间实施的“三线建设”政策可能对这种反直觉的发现起到一定的作用；（4）2002年以后,生产和出口上游水平值都有所增加.
Francois、Manchin和Tomberger（2015）用不同版本的GTAP数据库构建了覆盖1992年至2011年中间断年份的全球生产和贸易增值结构数据库.数据显示,过去二十年来,商品和服务的增加值占贸易总额的比例一直在下降,这与垂直生产分散化趋势一致.另一方面,商品行业（包括间接出口）的增加值小于出口总值,而服务业中增加值高于总出口值,表明贸易中服务的重要性.通过一个截面例子,他们发现了一些例外（如印度和新加坡等）,更发达国家的服务密集型出口一般都比较多.另外,在考虑进口商品和服务之间联系的同时,可以看到服务业对于国家的总体成本结构和行为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行业层面
Daudin、Rifflart和Schweisguth（2011）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法,通过GTAP数据库测算增加值贸易,并且回答了“世界经济中谁为谁生产”的问题.他们计算了1997年、2001年和2004年66个地区和55个行业的增加值贸易,以及2004年113个地区的增加值贸易.一方面,他们指出在1997与2004年间,垂直化贸易在总贸易中的比例不断上升；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值贸易识别了进口的最终生产商,解释了“谁为谁生产”的现象.
Johnson和Noguera（2012）则基于投入-产出表和双边贸易数据计算出双边贸易的价值增加额,并且将出口增加值和总出口之比用作衡量生产分享密集度的指标.发现相对于服务业,制造业的该指标更低.另外,Nagengast和Stehrer（2016）对Koopman、Wang和Wei（2014）提出的垂直专业化测算方法进行完善,指出总双边贸易平衡和双边贸易增加值平衡之间存在差异,并且分析了导致这两者差异的一系列的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包括本国的需求等.
魏浩和王聪（2015）借鉴Hummels、Ishii和Yi（2001）及Koopman、Wang和Wei（2009）的计算方法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的评价指标,利用1995-2011年WIOD及UN Comtrade数据库,将中国出口贸易中包含的进口附加值进行剔除之后,来分析中国出口产品的真实比较优势及出口结构.结果表明,除了2009年之外,中国制造业产品整体的出口国内附加值规模一直保持增加的态势.在行业方面,交通运输设备、机械制品等国内增加值增加倍数都在15倍以上,交通运输设备、化学原料及其制品的为30倍左右.只有纺织及服装制造业、毛皮制品及鞋类等6种商品具有比较优势.
Koopman、Wang和Wei（2014）提出考虑加工贸易时的出口附加值测算方法,发现在一些相对复杂或者高科技行业的产品中,国内成分很低,如电子设备,其国内成分只有30%甚至更低,而在服装等低技能劳动力相对密集的行业在国内出口中可能会含有较高的国内成分.另外,外资企业的出口中往往国内成分份额相对更低.Antras等（2012）提出了测算行业“上游程度”的两种方法.通过测算多个国家的行业“上游程度”,发现虽然这两种方法的测算方式不同,但它们测量的结果却是相同的.并且指出美国企业的行业“上游程度”最低,石油化学行业“上游程度”最高.Ceglowski（2017）通过标准化RCA指数评估了多个国家五个产业（三个制造业和两个服务业）的出口竞争力.评估侧重于两种测算RCA的基准：一种是使用出口总额的传统方法,一种方法基于出口国内增加值.发现使用的测算方法不同,国家-产业的竞争力也会有所差异.如中国电气和光学设备,它的RCA以出口国内增加值测算时只有以总出口测算时的三分之一.
3省级层面
苏庆义（2016）将Koopman、Wang和Wei（2014）提出的国家层面出口增加值分解框架扩展到一个国家内部的省级层面,并且基于Hummels、Ishii和Yi（2001）及Johnson和Noguera（2012）首次建立了省级层面对出口增加值进行分解的框架.研究发现：（1）在省级出口增加值的组成部分中,来自本地的增加值占有的比例最高,国内和国际的增加值占有的比例居中,回流的增加值占有的比例最低；（2）虽然以总出口衡量的各省之间的差距较大,然而当以出口增加值进行衡量时差距明显减少；（3）当估计显性比较优势时,以总出口和增加值出口进行衡量时也会存在差异,有些省份的比较优势甚至完全颠倒.总体来说,对于出口专业化程度,各省以出口增加值衡量时会低于以总出口衡量.
4异质性企业层面
Upward、Wang和Zheng（2013）利用新的、详细全面的连锁企业交易数据来衡量2000-2007年期间中国出口的国内含量和技术强度.文章使用Hummels、Ishii和Yi（2001）提出的方法对中国出口增值的程度进行了评估,此外,文章也建立了针对中国技术密集型出口的新的估计方法.对增加值的估计预测显示,2003-2006年期间,中国出口的国内含量从仅53%上升到约60%.在企业层面进行分析显示,即使在考虑了所有权,地点和行业之后,加工出口企业的增值比例仍比非加工出口企业低约50％.结果还显示,中国的出口业务越来越复杂,主要是由于行业内的技术进步.
Kee和Tang（2016）基于2000-2007年中国海关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测算了国内出口增加值占出口的比例（DVAR）,并且指出企业DVAR的增加如何解释总趋势.该文发现,所有行业和贸易伙伴中,都观察到中国加工贸易出口的DVAR迅速增长,并且几乎占据了国家总出口DVAR的所有增长,这些发现也与现有的以投入产出表为基础的研究结果非常吻合,如Koopman、Wang和Wei（2012）.利用企业层面的数据来确认DVAR的增长不仅存在于行业内,而且在企业内部也存在.他们建立了一个简易模型分析企业DVAR的时间序列决定因素,表明样本期间,2000年起上游企业面临的关税持续下降以及FDI上升显著促进了国内投入种类的增加,造成降低.这些微观层面的发现为解释中国出口商如何沿着全球价值链组织生产活动提供了全面的解释.他们也强调贸易和FDI自由化通过投入-产出联系以及超出目标行业的溢出事实上可能提高了一个国家的DVAR.此外,他们还根据世界银行出口商动态数据库的进出口海关交易数据,开始了一个关于更广泛国家测量DVAR的新项目.初步结果显示孟加拉国,危地马拉,马达加斯加和摩洛哥等国家的DVAR呈上升趋势.这些国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其有利的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允许它们参与全球价值链,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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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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