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论先秦至西汉孔子形象嬗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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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孔子形象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研究的重点之一,前人对此已有较多论述.纵观先秦至西汉时期的相关典籍,可见孔子的基本形象经历了由“君子”到“至圣”的变化.孔子形象嬗迁的原因有专制社会意识形态的需要,也有作家不同的洞察角度因素.另外,儒家发展的延伸与回归,再加上文学自身的发展变迁也为孔子形象的变迁加足了砝码.深入探究孔子的形象以及形象变迁背后的深层历史原因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孔子最真实的形象.我们只有站在史实的基础上论述源流,才能真正掌握孔子形象从最初的先秦时期到后来的西汉王朝这一段历程嬗迁的“接受史”.
关键词：孔子；君子；至圣；形象；嬗迁
作者简介：顾音瑛（1994.7-）,女,汉族,江苏海门人,现就读于扬州大学文学院 2017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主要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39(2018)-20-090-03
一、专制社会意识形态的需要
社会发展是一个时期的综合体现,万事万物的发展进程都离不开社会实践这个根本因素,先秦至西汉这一段历史进程中不同的时期也必然会受不同时代下社会因素的影响,因而孔子的形象在不同的社会阶段也是有差异的.
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来看,春秋战国正处在社会大转型的阶段,孔子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必然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分封制发展到集权制,国家开始走向一统,士阶层崛起并参与改革,大量新土地的出现冲击着井田制再加上奖励耕战政策都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进程.
“士”族阶层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各种理想蓝图被勾勒出来,极大鼓舞了人心,百家诸子同台竞技.孔子生活在这样的阶段里面,他的形象必然会受当时的社会所感染,因而从先秦到西汉对孔子形象的塑造也会有偏差.西汉汉武帝时期的社会风貌又是不一样的风景.汉武帝凭借雄才谋略将令人折服的西汉王朝推向了最繁荣昌盛的巅峰.汉武帝加强并巩固自己的统治,为发展西汉经济文化提供了非常稳定的外在环境.简而言之,汉皇帝在舞台上,完美演绎了他的政治天赋,将西汉王朝推向繁荣时代.司马迁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下,看到了儒学对社会政治的巨大作用因而对孔子形象的塑造就偏移向政治代言.
从文化方面来看,哲学思想的发展和社会心理的演变是孔子形象产生变迁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民族文化的社会心理是由各个时期社会历史发展衍生而来,心理特点的差异导致看问题的切入点也会有所偏颇.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孔子作为儒家的代表人物,建立了以“仁”和“礼”为核心的伦理观念,后来孟子继承并发现恩师的伦理观点.荀子确立了客观伦理精神,对儒家思想理想进行了进一步的诠释.道家伦理观突出表现为超尘脱俗,道家的人生观、世界观与儒家互补.如果说儒家伦理精神是在社会生活中的“进”,道家伦理则是在社会生活中的“退”,它的作用在于如何在逆境中守住一颗本心,如何坦然面对人生中的一切事物.墨家认为义、利相偕不可将二者剥离；法家伦理强调“法”在日常生活中的关键要义.中国社会很讲究儒家的思想也很重视法的理念,后来形成的“内法外儒”的统治形式证实了两者相辅相成的重要性,也从另一个方面表现出中国社会家国一体的格局.汉武帝时代的心理特征有所变迁,积极推动儒家文化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极大地保证了政权的统一与稳定,同时也使得社会秩序处在一个稳定的框架之中.孔子的形象已经不再是简简单单只关于他个人的事情了,而是置身于整个社会政治发展前沿的视野里面.
二、作家多元的洞察角度
对于同一个对象来讲,不同作者必然表现出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切入点也必然会有形象上的差异,塑造出来的孔子形象也各有千秋.
从作者自身身份背景来看,《论语》可以说是最接近孔子的,它真实地反映出孔子的原貌,为我们客观把握孔子提供了依据,因此我们回归《论语》,无论从哪个方面去剖析,孔子最真实的形象都能得到最大程度的还原.“五经”系列儒家典籍大多也是引用了孔子的原话,记载孔子的事迹言行.“五经”系列外儒家文献如《孟子》《荀子》对孔子的推崇,大多是因为他们是儒家学派的弟子,因而孔子形象在他们的作品里面会有拔高.而《墨子》《韩非子》和《庄子》作品中对孔子形象并不是一味推崇了,由于学派的纷争,作者自然会站在自己学派的立场上客观看待孔子形象并进行适当的批判.《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两者对孔子形象辩证看待更显得客观.司马迁记录历史尊重历史客观原貌,但为什么在描写孔子时会和《论语》中展现出来的孔子形象会有偏差,原因在于司马迁仍旧没有跳出时代的局限,看待问题的角度很片面化.司马迁自己对待孔子本身就有一种敬佩之情,他在塑造孔子的形象时难免会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拔高孔子的至圣形象.
从作者创作的动机、目的来看,最早的《论语》是个人独白式的语录和二人问答式的对话.“五经”系列儒家作品更多的是借孔子的言语来推行儒学、发展儒学.“五经”之外尤其是像孟子,他俨然是孔子的接班人,儒家的扛旗人,坚决维护着孔子的思想和形象.在他的鼓吹之下,孔子的形象又上了一个台阶.《墨子》《韩非子》里面对孔子的批判更多是为了推行自己门派的文化思想,因而有时会有一面之词,孔子形象显得片面化.吕不韦编纂《吕氏春秋》不是为了博取虚名,而是有着自己鲜明的抱负,他立足于秦国发展这个鸿鹄之志,为国家政治经济建设发展做好了思想舆论和文化养料的准备.因而在《吕氏春秋》中孔子的形象比较客观公正,既没有门派之争也不需带有强烈的主观吹捧.司马迁著《史记》不仅肩负着父亲夙愿,也是属于他自己的命运选择.司马迁立志学习孔子,他与孔子也有很多共鸣,司马迁《史记 .孔子世家》中塑造孔子是“王道”理想下的政治定位.孔子还是“主观”意念下的神秘符号.《史记 .孔子世家》中描写孔子却是极为平淡的,大部分时候孔子都是沦陷在挫折交织中,几乎众叛亲离,有时也会有点抱怨社会.这其中深层的原因一是君子内在德行的挖掘,二是社会秩序礼仪的需要,这两个层面是一以贯之的,相辅相成的.孔子的想法听上去头头是道,但与当时的社会不合,以至于许多政治家单是听到他的宗旨就摇头反对,虽因迂阔而不能为当国者所用.司马迁突出了孔子的悲剧也赞美了孔子的精神,其实司马迁本人的很多思想与孔子的精神有很多不谋而合之处.
从文本材料的来源来看,“圣王”这两个字最初在《左传 .桓公六年》显露：“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1].在这里面虽然对“圣王”一词没有做详尽的阐释,但是指出圣王是会先服务于民众再致力于天神,可以看出“圣王”观念和“民本”思想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从现存史料来看,“内圣外王”这个称号最早在《庄子 .天下篇》作品有记载：“……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 [2]由此可见,强调更多的是圣王之道而不是圣王本身.对孔子形象描述的资料是零散而纷杂的,即使是《论语》和《孔子家语》相对比较完整地资料也大多都是语录体,很难见长篇大作论述孔子.翻看先秦典籍,会发现对“内圣外王”解说最详细的当属《礼记》,从个人的修养到国家的治理,这之间又有怎样的外在耦合和内在关联呢？《礼记》里是这样解释的 :“……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3]可见,伦理与政治原本便是一以贯之的,两者不能分离开来,这也是儒家政治思想的一个特质.《论语》里的材料更加趋向真实化,因为它离孔子最近.《孟子》擅长借用孔子的言行为说理的论据,这是由《孟子》是说理散文这种体裁和孟子个人的说理策论所致.《荀子》所用文献材料有的别有出处,多少带有一点其他学派的色彩.《庄子》成书的复杂性使我们不能只局限于某篇而探讨孔子的形象,而是要全面分析才能做到客观评价.《韩诗外传》里面,作者往往将材料改造再进行分析,孔子形象的描述是具体和抽象兼备,可以清晰看见孔子形象逐步神化的过程.最后到汉武帝时期的司马迁写《史记 .孔子世家》是从孔子作《春秋》这个角度取材的,把六艺当成判断历史素材价值与取舍的标杆,《史记 .孔子世家》与《仲尼弟子列传》都参照儒家经典文献为史料,而司马迁写作就是直接在《六经》中选择自认为有价值的材料.另外,司马迁还对材料进行合理的编排,他在塑造孔子形象时也是借鉴了先人们的文献资料,但是在他的笔下并不是所有先人们塑造出的孔子形象都能体现,可见他自己在塑造孔子形象时也加入了一定的主观因素进行了揣摩.
三、儒家发展状态的延伸与回归
儒学最初期的特点是教化.最初时期儒学焦点在人的精神价值和道德实现方面,最本质意义方面有关的是政道、治道和王道.儒学最初也是关于道德层面的哲学,这种道德哲学和社会政治是息息相关 ,二者不可剥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孔子立志复兴王道正是沿着“修齐治平”的现实路径实现自己的梦想.孔子所在的春秋战国时期,自然是强调王道礼教.重礼仪、尊王道.后者是与霸道相悖的另外一个管理国家的方式理想.古人相信,王道是治国之道.王道的基本精神是用德来治理社会,用道义使天下众生信服.王道礼治实际上反对强迫性落实,在西周之前,王道的实行手段其实是一种社会传统习俗.周始,礼治上升为管理国家的准绳,得到了各方面的贯彻执行,与此同时王道的内涵得以彰显,渐渐突出它的作用与优越性.所以,王道与周礼,融合补充,相系相因,互为表里,在周代闯进了前无先例的精细领域.直到春秋时期,王道治国理念依然对当时的社会有着相当大的感召力.到汉武帝时期,儒学更在整个中国文化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助汉武帝一臂之力建立封建思想统治纲领.春秋以来,全面推崇孔子,与秦始皇焚书坑儒形成强烈对比.孔子创立的儒学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儒学的延伸是对儒学的发展,而回归又是对儒学又一种自我补充,最终在汉武帝时代真正确立起来.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是儒家当道的时代,况且司马迁十分尊崇孔子,孔子非王非侯,但司马迁把孔子放在记载王侯的“世家”篇里.除此以外,《史记》中弘扬的价值观正是儒家宣扬的三纲五常,就连司马迁运用到的艺术手法就是孔子提出的“春秋笔法”,这也就免不了司马迁会去拔高孔子这个形象.以儒学为基石的文化创作是慢慢形成的,儒学虽在秦朝全面被禁,在汉初的地位也不是很高但是在汉武帝时期终于发挥了它的学术生命力.汉武帝在位时期,最具有深远影响力的文化政策是把儒学推行到诸子百家学说中的领头领域,社会秩序梳理有据可循更使文化脉络在众多学子中有纹可触.孔子形象的变迁过程其实本质上与儒家思想的变迁基本上保持步调一致.鲁迅曾指出：“……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那些权势者也不过是一时的热心,因为尊孔的时候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 [4].可见孔子从最初的“君子”走到“至圣”是极其不容易的,孔子既需要自身的实力支撑,又要有万千儒学追捧者去捧他、拔高他.孔子的形象也正是经历了诸多的变迁才会有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儒家发展状态的延伸与回归与孔子形象的嬗迁两者最终殊途同归.
四、文学自身的发展变迁
学术的争鸣、交锋与融合促使了文学自身的发展变迁,孔子的形象寓于文学作品之中,因而要想准确定位孔子形象是一个符号化与去符号化、建构与解构的研究过程.
从学术的汇流来看,先秦学术分化及其演进是由儒脉分化而来,根柢在于孔子,而孔子的圣化在各抒己见的诸子之说中已有源头,孔子时代的百家争鸣推动了文学学术的进程,此外在这众多的学术文化中我们不仅可以认识到各个学派的思想荟萃,也能通过思想运动的内在层面,了解孔子从“君子”到“至圣”这一转变背后的内在因素.从诸子百家的评述去分析孔子形象,切入了另一个认识孔子的一个角度.先秦学术的嬗迁穿越了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段,是由王官之学和诸子之学组成.儒家秉持仁义的根性,做事都有一套严格的系统遵循,为社会政治铺上仁德的基石；法家器重“法”的内涵,为社会政治披上实用的外衣；阴阳五行家则致力于色彩的人伦领域,具有神秘的光芒.各家各派各执一词,但是学术的归宗只在其一,那就是圣人只有一个.能够在众多学术流派中脱颖而出的唯孔子而已,诸子对孔子的评价基本上都是褒奖的,当然孔子凭借自己自身的实力和影响力获得这种殊荣也是实至名归.然而也有诸子的批判与认同使孔子走向外王.以内圣外王推论,在《墨子》这部文献中,墨子谈及孔子时在道德上和理性上都进行了批判,其态度和言语都很中肯,按照知而圣的圣化逻辑,孔子的形象会被拔高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孔子理应为圣王,因而,公孟子引申了“岂不以孔子为天子哉” [5]的看法.在墨子看来,逻辑自身不存在任何异议,问题出就出在逻辑的前提是“知”,对“知”的理解大相径庭,由此引申出来的意思也各不相同,最终导致对孔子的看法也就有天壤之别.“子墨子与程子辩,称于孔子.程子曰：‘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 ?’子墨子曰：‘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 ’”[6]他认可孔子的思想有着合理的因素,况且这份合理的意义闪耀着光辉的色彩,况且这也是墨学应要遵照的原则.《庄子》一书言及“孔子”之多,从人物塑造方面看,远远超过《孟子》以孔子的圣化模式来对照,但是孔子不可复制的人性光辉,还没有把他完全推上圣人的宝座让庄子信服.
从认识演进的规律来看,众多学者在研究学问时必先从知识领域视角开拓再有自己思考的意向,孔子形象的嬗迁也正体现了这一规律的外在运用.《韩非子》这部著作中展现了两个自相矛盾的孔子,这两种形象既对立又相互补充,一种是法家影射的孔子形象,另外一种是“儒之所至”下的孔子的形象.后世期许孔子的是内在理想与外在实践的一致性,但是孔子留下的则是深远的解释余地和广阔的发展远景.这是轴心期文化先知们的共性并不是仅由理论思维就可以简单概括的.整体上来看,各家各派眼中的孔子形象并不是几盘零星的散沙,而是一个完备的不可或缺的体系,诸子们用“孔子曰”,为各派的理论主张编织紧密关联的纽带,通过“孔子曰”的办法来评判孔子的价值意义,或褒奖或反对,借孔子的思想内涵来表达政治主张.异彩纷呈的思维角度,虽然表现出孔子的多方面形象特点,究其根本实际上同属一个源头,无论形成的方式自觉还是非自觉,还是会回归到孔子本身,那才是最原始、最真实的.
从批判的解构与认同的转化看孔子的圣化,孔子所承的形象是集批评和褒奖为一体的.最初的批孔是因为权威的因素,唯有依靠孔子这棵大树,借日生辉才能显示出自家学派的伟大,因而批孔是个逐步解构的过程.当批孔的事情完毕,回头再去看孔子本身和自家学派的发展,发现为我所用更利于借孔子之身反衬自我,因而尊孔是不断强化的过程.百家对孔子创造性转化和如今的辩证法一样,认同与批判并行不悖,孔子之名其根源却在诸子的认同.百家推崇孔子大多从实用理性出发,很少从整体上客观公正考察,百家对于孔子的认同趋向于将孔子身上合理的部分纷纷纳入自己的学说理论,同时将相斥部分剥离出去,孔子入百家实际上带有各家学派鲜明的政治色彩.墨子尊孔只从“当而不可易者”分析,但是后世学者却以孔、墨并圣,这理念和先人思想东趋西步.韩非子夸赞孔子,从孔子简约朴素中成为了法家的代言人,以身践行将孔子“为我所用”了,可见带有着自己的政治目的,与此同时庄子称赞孔子的“内圣外王”之术近于道家,完美诠释了思想之本.所以,批评孔子的言语在历史中自然会无声无息地消失殆尽,与此同时非儒的思想理念也随之解构,然其趋势则截然相反.思想运动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它受政治左右但不完全取决于这唯一因素.权力可以授予而权威却不可以,这两个方面还是有很大程度上区别的,因为思想运动自身之趋势所决定了名分可以恩赐,但思想却不能苟同.当历史的机遇与事物本身结合在一起时,由于内外的机制联动,孔子的形象就一定会经历变迁这个因果中.
参考文献：
[1]陶新华.四书五经全译[M].北京:线装书局,2016:1668.
[2]庄周.庄子[M].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68.
[3]陶新华.四书五经全译[M].北京:线装书局,2016:1621.
[4]蔡尚思主编.十家论孔[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69.
[5]李小龙.墨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93.
[6]李小龙.墨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88.
孔子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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