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蔡锷百年祭》
本文是关于蔡锷百年祭方面在职开题报告范文与蔡锷百年祭和蔡锷有关论文参考文献范文。
李新宇
李新宇,男,1955年2月生,山东青州人,现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同时涉及20世纪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
想起蔡锷,是因为今年是2016年,让我想起一百年前的1916年,值得中国人永远为之骄傲的东方第一个共和国面临危机,是蔡锷带领三千弱兵从云南出兵四川,硬是拦截了一场帝制复辟,保卫了新生的共和国,自己则忧劳成疾,于功成之后病逝,让人惋惜.写篇文章,也算是百年纪念吧！
十年之前,写过一篇《蔡锷的光彩》,后来又写过一篇《蔡锷与袁世凯》,许多内容都已提及,在此不再重复,只说几件隐藏于百年云雾中不为一般人觉察的事——
一、“军人不党主义”
1912年,几千年的帝国变为民国,普通的中国人终于有了自己的国家.成了主人,当然要承担责任.人们的政治参与热情因此而空前高涨.共和国初创时期,各种方案尚未确定,人们有不同的设想和追求,这就需要寻求同志、联合力量,以期对大局有所影响.因此,一个结社、建党的热潮迅速兴起.这应该是一个好现象.然而,就在这时,蔡锷举起了“军人不党”的旗帜.
考察蔡锷的“军人不党”思想,大约形成于日本留学时期,而最先的表达是在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就职之际.当时,蔡锷曾准备致电临时大总统,电稿有言：“集会结社自由,为文明国通例,唯军人入会,各国多有限制.……至如政治集会,似不宜以统兵大员为之,诚恐因政见不同,遂至以武力盾其后,反足以劫持公论,而破坏和平.”
百年之后回头看,不能不承认蔡锷的忧虑很及时,而且一语中的.军人入党,参与政争,实在很可怕.众所周知,无论哪一个国家,在政治现代化的开始,议会初建,都难免出现辩论中的过激行为.比如,议员们情绪激动,难以抑制,扯住对方衣领,甚至挥拳动脚.这种表现虽然不雅,但危害并不大.因为议会的好处就在这里,把政治斗争集中于会场,议员们赤手空拳,即使大打出手,至多不过是头破血流,不会影响百姓的生活,不会破坏社会的稳定,人们照样生儿育女,麦子照样抽穗.试想,如果议员们手中握有武力,不满足于会议室里拳脚相向,而是走出会议室调兵遣将,那将是什么情景？
当时,如果有更多的人想到这一点,预防这种事情发生,中国后来的事也许会好一些.如果弄得好,东方第一个共和国或许不会夭亡.
然而,蔡锷的这份电报当时没有发出.究其原因,可能与他当时的处境有关：他即将出任云南统一共和党的总理,大势所趋,无力拒绝.自己既然要做党魁,这“军人不党”的通电就只好暂时放一放.
蔡锷当时思想上有些矛盾,出任云南统一共和党的党魁,是他自愿的.因为他充分看到了政党的力量,而且试图利用这种力量解决革命之后政坛纷纭的问题.为此,他于1912年2月29日致电章太炎、张謇、熊希龄、黎元洪、谭延凯等人,建议联合成立一个大党,“借以监督政府,指导国民”.他的建议得到了积极回应,最后由国民共进会、政治谈话会、共和统一会联合于1912年4月在上海成立了统一共和党.云南随之成立了支部,蔡锷任总理.在成立大会上,蔡锷发表演讲说：过去清廷专制,害怕人民,压制民意,所以人民没有权利,也没有了参与政治的热情.革命之后,共和成立,却出现了另一种情景：“半年以来,海内俶扰,民生穷蹙,军队为莠民麇集之薮,兵嚣将窳,南北一辙.焚劫叛变之惨剧,层出叠见,加以人重私图,党见纷歧,省界加严,争权夺利,置国家问题于不顾,而内政之纷纭,人心之浮动,殆不可以终日.”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组织政党、联络同志,以“挽回国难,奠安民生”（曾业英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12页）.
蔡锷想的,就是要利用政党服务于国计民生.
他希望统一共和党“陈义不求过高,着眼务求远大”,一切以国家大局为重.他希望党员同志要以维护统一、巩固共和、促进国家强大为宗旨,甚至为此不妨牺牲一些个人利益.因为在蔡锷看来,中国已经是共和国,在这新的国体之下,国权与人权并不矛盾,“国权为拥护人权之保障”.他甚至说：“共和国民,人人生息于自由平等之域,优游于法律范围之中,尊重人格,严守秩序,是其天职……即对于他党,纵主义不同,趋向互异,可以言竞争,而不可以施排挤.成不可以以异党之故,伤及个人相互之友爱.”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蔡锷对政党的认识,以及他对政党的希望.不过,对于军人入党,蔡锷却深怀忧虑.所以,在他拟定的云南统一共和党简章中,做出了这样的规定：“现役军人不供行政上之职务者不得入党.”
事实上,这是一个妥协的规定.蔡锷是认定军人即使有行政职务也不应该入党的.
正因为这样, 他在就任党魁之际, 就声明说：“俟党务渐有头绪,务恳遂我初心,脱离党事,俾得一意戎行.”并且在统一共和党云南支部成立大会上,就明确表示：“军人投身政党,流弊滋多.”
几天之后,蔡锷进一步明确表示：带兵之人不应入党.
5月10日,他致电总统、副总统及各省都督,郑重申明了自己对“军人入党”的看法.他反对军人入党,主要理由有三：
一、民国初建,军人应专心“整军经武”,巩固国防,加入政党,势必分心.
二、军人手中握有武力,政治斗争如果诉诸武力,必将导致国家混乱、政治倒退.这是他最担忧的一点.他说：“凡一国内,政党分立,政见各殊,各出其才力以相雄长,每因竞争而国家愈益进步,故一政党组织内阁,复有他政党监督其旁,政府可收之益,而不致流专断之弊.然以军人入党,则因政见之争持,或至以武力盾其后,恐内阁之推倒太易,实足妨碍政治之进行.”
三、军队鱼龙混杂、素质不高,如果军中官兵与会党合流,军人分属不同党派,必然要搞乱军队,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他建议大总统明令禁止军人入党.
当时国家政治的一件大事是制定宪法.蔡锷反对党派主导制宪,尤其反对执政和得势的党派主导制定宪法.他从法国大革命中汲取教训,认为法国大革命后之所以那样乱,原因之一就是宪法皆由当时得势的党派制定,等到那个党派倒台,他们的宪法随之失效,于是重新制定宪法,这就使宪法成了儿戏,不断修改,国家自然不能稳定.直到普法战争之后,全国一致,超越党派制定宪法,共和国才得以巩固.他由此得出结论：“宪法不可由政党所造而成之.”
蔡锷本来就是学者,研究过西方现代政治,研究过国际公法.因此,他虽然身为军人,却不像一些军人那样只为军人的利益考虑,而是能够为国家政治着想,洞察军人干政的危害,提醒军人应止步于当止之处.
共和国的第一届内阁瓦解,蔡锷感到国本已有动摇之相.他于1912年8月12日致电袁世凯及各省都督,表达了自己对政党的看法.他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政党的活动,但认为当时的许多问题都由党争而来.因为有了组织,一些人难免“是丹非素,伐异党同,如旋风卷地,一入其中,迄颠倒而不能自拔,常士固然,贤者不免”.至于那些无人格、无操守的人,更是不辨是非,只认门户.当时中国最大的政党是同盟会、共和党、统一共和党,他建议三个大党都自行解散.
这时,在宋教仁的努力之下,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正常联合,成立了中国国民党.因此,云南的统一共和党和同盟会也决定合并,成立了国民党云南支部,而且要推举蔡锷为支部长.蔡锷坚辞支部长职务,并且声明退党.为此,蔡锷还于9月12日致电宋教仁,一方面对宋教仁的联合组党表示支持,一方面重申自己“军人不党”的立场,并且声明自己已经退党.
9月16日,他又致电总统及各省都督,对自己的“不党主义”进行解释：“怵于党争,首倡脱党之议,无非欲巩固政府,张我国威,区区苦心,当已共谅.自今以往,愿与诸子化除门户,容纳流派,一气呵成,共谋对外,上以纾大总统之长虑,下以固民国之始基.”
1913年5月,统一、共和、三党合并为进步党.进步党以黎元洪为理事长,下有九名理事,梁启超位列第一.明眼人一看便知,黎元洪只是挂名,实际党魁是梁启超.此外还有二十三位名誉理事,蔡锷名列其中.对此,蔡锷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说：“前以置身军籍,故于统一共和党合并时宣告脱党.今承吾师指命为名誉理事,义又不得即辞,唯有勉从诸公之后,为默示之承认而已.”这个头衔有名无实,不过是老师对学生的眷顾,而蔡锷没有立即拒绝,也是出于对老师的赞赏.不过,蔡锷最后还是把它辞掉了.
蔡锷主张“军人不党”,意义是多方面的.其中涉及军队在政治斗争中的中立.它不仅关系到军队建设,而且关系到如何建设现代政治文明.众所周知,人类的政治文明从前现代进入现代,突出的变化就是权力获得方式和交替方式的不同.在前现代的大部分情况下,获取政权依靠的是暴力.一个王朝推翻另一个王朝,多依靠暴力手段.谁拥有更强大的武力,谁就能夺取天下,建立和巩固自己的国家.
但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人们开始了新的探寻：如何避免权力争夺和交替中的社会动荡和血流成河？国家的主权到底属于谁？是否应该成王败寇,谁抢到手就是谁的？国家政权如何才具有合法性,权力应该由谁授予？经过从洛克到思想启蒙运动领袖们的不断努力,人们终于找到了一种新的制度和规则：国家属于全体国民,统治者必须征得被统治者的同意,合法的政权必须来自国民授予,权力不能来自杆子,而是必须来自票箱.
这就是所谓现代政治的基本规则.所谓政治现代化,所谓建立现代政治文明,说到底就是落实这一规则.这种现代政治规则,结束了前现代那种权力争夺中的暴力相拼,实现了权力的和平过渡,使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并且保证了当政者来自多数公民的选择.在这个过程中,当然无法完全排除政客对选民的欺骗和愚弄,但现代政治规则与前现代政治规则的不同,就在于是依靠满足人们愿望的承诺而获得人们的支持,还是依靠暴力强制人们服从.
蔡锷熟知西方现代政治规则,同时又看到了当时中国政治的危机：如果一个政党拥有了武力,或是军人入党介入政争,权力交替就无法走上现代政治轨道,总统、总理也都随时可能被赶,国家必然要动荡不安.
从这个意义上讲,蔡锷主张“军人不党”,可谓大公至正,显示的是他对共和国的赤诚热爱,也是他已经成为一名现代军人的标志.他不像一些人那样用手中的军队去谋取个人的权力,也拒绝用手中的军队去为某人、某派看家护院.他考虑的是共和国的利益,由此出发,他认定国家的长治久安需要“军人不党”.事实上,中国的所谓军阀现象,正是军队没有实现国家化所致；宪政一误再误,也是因为政争中的武力介入.
二、“二次革命”期间的蔡锷
大凡历史人物,在不正常的历史叙述中,若想不遭遇排斥性的遮蔽,就需要有足够的光辉（这光辉是否会被化装利用,在此不说）.只要有了足够的光辉,完全遮蔽就很难做到,排斥之举就会变得偷偷摸摸、拐弯抹角.在这种情况下,为某种意识形态服务的历史叙述就会把主要力量用于改写.蔡锷有足够的光辉,无法完全遮蔽,所以从国民党的历史工作者开始,就致力于另一工作：一方面是努力遮蔽,到了光彩照人无法遮蔽的地方,就努力把他说成是自己的同道,也是孙中山的追随者.蔡锷在辛亥革命和护国之役中的作为,都为这种改写提供了方便,以至一些人把重九起义也记到了同盟会的账上,把护国战争纳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反袁斗争”.然而,蔡锷在“二次革命”中的表现,却使国民党的史学家们从一开始就有点为难.因为铁的事实摆在那里,在“二次革命”中,蔡锷支持的是袁世凯,而不是孙中山.
论及“二次革命”,不得不佩服蔡锷的先见之明.早在1912年6月27日,蔡锷在给总统、副总统及各省都督的电报就说：“满清颠覆,建设共和,弥历半年,政府乃能成立.而内则祸机潜伏,外则警告频来,群情汹汹,国事益棘,较之法国恐怖时代,虽未见事实,而已露端倪.推其末流,必生二大恶果：一则回复专制.吾国革新,原以求人民幸福,乃革命后之现象,转有人怀自危之心,恐一般人民倚任共和政府之心日薄,反追慕帝制时代尚可以靖乱而平争,而专制淫威可以复活,如拿破仑之已事,即为前车.一则倾服外人.共和立宪足以保障民权,伸张国力,法、美既行之而有效矣.乃输入吾国,转成一无气力之政府,而运棹不灵,全国有分崩离析之形,而不复团结,群将疑吾国人无政治能力,而不能不屈服于外人.由前之说,则必酿二次革命,由后之说,则必自投于奴隶之域,而国以沦亡.……非有强健有力之政府,不足以巩固邦基.”（《蔡锷集》,第670页）
后来的事实被蔡锷不幸言中,“二大恶果”之一出现了——“二次革命”,而同时伴随的,又恰恰是“回复专制”.
1913年3月20日晚十点,宋教仁匆匆赶往上海北站,要乘夜车去北京.宋氏此去可能入阁拜相,所以送行者甚多.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一大帮国民党要人,陪他一起走向检票处.这时,突然有人从背后向宋教仁开了一.宋教仁应声倒地,车站秩序大乱,刺客逃得无影无踪.3月22日凌晨四点,宋教仁去世.
3月25日,蔡锷致电袁世凯及各省都督,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他认为宋案的发生非同小可,者以卑劣的手段对付政敌,既涉及国家秩序,又涉及人道,呼吁相关部门应严密侦察、缉拿凶犯.
关于宋教仁的死,从国民党人主导编撰的历史教科书开始,一直认定元凶就是袁世凯.为了增强这种说法的逻辑力量,在讲宋教仁被杀之前,一定要讲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的胜利,因为这胜利构成对袁世凯权力的威胁,杀宋教仁才有动机.然而,说宋教仁的元凶是袁世凯,从当年的国民党人到今天的教科书,已经百年,却一直不能提供确凿的证据.
同时,在主流叙述之外,从宋教仁被杀的当时,直到今天,都有人认为杀宋教仁的不是袁世凯.当年宋教仁的贴身秘书北一辉,在案发当时就认定孙中山脱不了干系；近几年来,从张永东的《百年之冤》,到张耀杰的《百年悬案》,包括台湾作家张大春等,不少人都把宋教仁的元凶锁定在孙中山的铁杆追随者陈其美身上.由这些分析,孙派似乎更有理由除掉宋教仁,也更具备作案条件,而且,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说袁世凯是元凶,决定武力讨袁,在法庭进入审判程序后又坚决反对法律解决,这一切,都让人生疑,但同样缺少确凿的证据.
所以,杀宋教仁的元凶到底是谁,至今是个谜.但当时的一些国民党人却咬定就是袁世凯.宋教仁被刺之际,孙中山正在日本访问,得知消息,立即回国,于3月25日晚上在黄兴住处召开国民党高层会议,就断定元凶是袁世凯,主张举行“二次革命”.孙中山的主张让许多人吃惊,所以只有戴季陶一人附和,而黄兴等大多数领导人都反对.不过,袁世凯是宋案元凶的说法却开始广泛传播.
面对这种说法,蔡锷于4月14日致电大总统和各省都督：“宋案发生,浮言纷起,现在凶犯就获,一经交涉索还归案讯办,自有水落石出之日.克强诸公对于此案极力维持,用心尤苦.乃奸人乐架造蜚语,破坏大局,以大总统之明察,各都督之忠诚,必不为所荧惑.”（《蔡锷集》,第840页）为了国家的稳定,他主张禁止谣言、维护大局.
1913年5月1日,上海举行全国公民大会,声讨袁世凯宋教仁和大借款的罪行,并且通过五条决议：一、要求国会即日提出弹劾袁世凯、赵秉钧案,令袁、赵即日去职,受法律裁判,由副总统代行临时总统职权；二、剥夺袁世凯候选总统的资格；三、不承认未经国会通过,私行签押之大借款；四、各省暂行停解款项；五、各地不奉行袁世凯所发之军事乱命.蔡锷对此极为震惊.
他联合广西都督陆荣廷、四川都督胡景伊、贵州都督唐继尧致电参众两院和各省都督,认为五条决议“种种谬妄,直陷国家于至危极险之境地,殊堪悲愤”.他认为宋案应该待法院查明真相,法律解决；借款是政府不得已之举,经参议院通过,并不违法.电文用极为严厉的语气说：“乃不逞之徒,莫肯念乱,假托全国公民名义,意在借此大题,以为扰乱破坏之计.试问我国现势,弱息仅存,邦人君子方将勠力同心,相与救亡之不暇,岂堪同室操戈,自召分裂！谁为祸首,即属仇雠,务恳程都督、应民政长查究该会主名,按法惩办.”“万一有人发难,当视为全国公敌,锷等才力纵薄,必不忍艰难缔造之民国,破坏于少数佥壬之手也.”（《蔡锷集》,第852—853页.）在这里,蔡锷已把同室操戈的发难者看作全国公敌.
因为孙中山坚持武力讨袁,黄兴于6月间派密使请蔡锷帮助讨袁,并且写了“寄字远从千里外,论交深在十年前”一联相赠.可是,蔡锷不为所动,坚决反对起兵.他坚持认为,宋案须待法庭审判,借款应由国会裁决,对总统用兵,不仅出师无名,而且是拿国家的命运做赌注.
上海地方检察厅给国务总理赵秉钧发出传票,要他到庭受审.赵秉钧不愿出庭受审,只好装病躲进医院.当时的上海地方检察厅,是江苏省下属的一个级别很低的地方司法机关.地方机关传讯总理,这在中国可谓空前,也是后来没出现过的,显示了司法独立的光辉.一些现代的政治文明,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总是难以扎根,但在民国初期,却曾发芽生长,焕发过光彩.
正因为这样,包括国民党人的大多数在内,都希望通过法律解决,而反对通过武力解决.蔡锷努力调停,反对动武,代表了全国大多数人的意愿.
然而,在孙中山的坚持下,“二次革命”还是爆发了.
7月12日,李烈钧通电宣布江西独立,誓师讨袁；7月15日,黄兴无奈抵达南京,宣布江苏独立；7月17日,安徽宣布独立,柏文蔚就任讨袁司令；7月18日,陈其美自任上海讨袁司令,宣布独立,陈炯明也在广东宣布独立……
此时的蔡锷满怀忧愤,一面致电李烈钧、陈炯明等人,晓以利害,劝说他们顾全大局,罢兵休战；一面致电袁世凯、国务院和参谋部,为之分析形势、出谋划策,希望早日平息兵乱.他在7月17日致袁世凯及国务院及总参谋部的电报中说：“积年痈毒,趁此一决,未始非福.第恐战事延长,蔓延太广,此后殊难收拾.……唯恳分饬皖宁,严防分窜,一面分重兵驰赴战地,分头截剿,早日扑灭,以免星火燎原.”（《蔡锷集》,第1071—1072页）
在7月19日给李烈钧的电报中,他说：“公为手造民国健者,岂忍愤而出此？即公意有不惬于袁之处,亦非可求诉于武力,以国家为孤注一掷也.”同一天,他致电湖南都督谭延凯,说内战的爆发是国家的不幸,希望谭都督保境安民、维持秩序.7月21日,他致电陈炯明,劝其“保土安民,维持秩序”,“无以国家为孤注”.同一天,又致电程德全、应德闳、黄兴,劝其早日罢兵休战.
值得注意的是,7月19日为与四川都督胡景伊、广西都督陆廷荣、贵州都督唐继尧约联合通电所拟的电文.他并不一味维护政府,而是认为“政府不自修省,举措乖违,有拂众意,激成祸乱,实难辞责”.但是,“政府纵有失德,尽有纠绳匡救之余地”,不该“称兵逞一时之意气,付国家于一掷”.他认为国民党人之所以起兵,是因为对政府不满意,但“变更政府尚非无术,何必诉之武力？”（《蔡锷集》,第1073—1074页） 在这份电报中,蔡锷表示了几点担忧：一、“统一之局破,则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纵不必有此名义,要未必不有此事实.”“统一以来,号称五族共和,而蒙藏问题旋未解决.内地兵兴,而蒙藏之沉沦,万不可避.”二、战火蔓延,“需索劫夺,独苦吾民”,“以一部分枭杰者之政争,陷我四万万同胞于水火,天道灭绝,人道何存？推其流极,必至人心厌乱,引起抚后虐仇之观念,不讴歌帝王,则求庇他族”.三、“变革以还,吾国一般人心,似因刺激而失其常度.一切善良可贵之信条,几于扫地以尽,而权利龌龊之思想,则已深入人心.……此后再接再厉,国亡则同归于尽,不亡则恶风日长,以国家为儿戏,视革命为故常.今日甲革乙,明日丙又革甲,革之不已,人将相食,外人起而代庖,且加以扰乱和平之恶名,则亡国犹有余辜已.”电文的最后,蔡锷表示了与兴兵作乱者决一死战的决心：“锷等岩疆孤寄,未知死所,然一息尚存,对于国家前途,唯有以保土安民,巩固统一为第一义.苟反于此意,力所能至,歼除不遗.”（《蔡锷集》,第1074—1075页）
对于起兵讨袁之举,他说：“各军都署名曰‘讨袁’,尤悖于理.按临时约法,大总统有谋叛行为,由参议院弹劾之,至政治上过失,由国务院代负其责.谓袁有谋叛行为耶？则应由国会弹劾,讨袁之名,断难成立.谓袁有政治罪过耶？则负责者在国务院,讨袁之事,更属悖谬.且临时政府已达末期,选举正式总统在即,届时袁不被选,若依其特别势力,悍不退职,以武力迫之尚可言也.今则临时政府未终结,正式政府未产生,以少数人之私意,竟敢据地称兵,且曰袁不辞职不罢兵,是不啻以国家为孤注,以人民为牺牲,谓为叛罪,其又奚辞！……总之,吾国人法律知识幼弱,对于国家大计,往往感情用事,以致演出此种惨剧,陷国家于危险.”（《蔡锷集》,第1080页）
由此可见,在“二次革命”爆发之际,蔡锷明确做出了选择：支持袁世凯,反对孙中山.
所谓“二次革命”,后来的史书虽然大书特书,以为光荣的历史,但考察其事实,却不过是勉强上演的一场闹剧,同时又是悲剧.
那些宣布独立的地方,大多没有独立的准备,更无独立的力量,在孙中山的坚持和逼迫之下,勉强独立也只是空有独立之名,没几天就取消了.“二次革命”亦称“赣宁之役”,可是,江西和南京也没有什么战绩.李烈钧于7月12日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25日即宣告失败,总共只有13天.至于南京的情况,据邓家彦回忆,“时程德全任苏督,在南京,孙总理欲令德全举兵反袁,且谓克强曰：‘如君不愿赴宁主持,余可独往.’克强不得已,乃偕汪精卫、蔡元培二人连夜赶赴南京,谒程,力请反袁.德全亦表示时势所趋,不宜作此举动.都督万无反对总统之理,且谓：‘今南北幸得统一,吾等唯有共佐元首,整顿国家,励精图治.革命党人势力已孤,即使再举,亦难成功.’黄等三人下跪固请,涕泣劝求.程不得已,乃曰：‘如此只有令余退隐,部队奉诸各位统领,余则祝发为僧.’反袁之局遂定”.也就是说,黄兴等人下跪哭求程德全,要求他宣布独立,而程德全却宁愿交出军队由他们指挥,自己出家当和尚.所以,南京宣布独立的那一天,程都督已经弃职潜往上海.
众多材料证明,黄兴之所以去南京兴兵,并非因为他改变了立场,而是因为一件事：孙中山已经令朱卓文到南京“运动第八师的几个营、连长,叫他们杀了师长、旅长后宣布独立”,一些下级军官跃跃欲试.八师旅长王孝缜、黄恺元于13日获悉这种情况,立即赴上海向黄兴报告.在这种情况下,第八师才表示愿意起兵,不过提出了条件：必须黄兴赴南京做总司令,不准孙中山去南京.黄兴之所以不再反对起兵,原因就是为了避免第八师自相残杀.
当时的南京有三个师,章梓的第一师、冷御秋的第三师、陈之骥的第八师.三师人马,在宣布独立后的第三天已经基本散尽,因为没有人愿意打仗.27日,黄兴和章梓等人知道大势已去,于是“易服而去”.
消息传到上海, 孙中山大怒, 要亲赴南京督战,誓死打败袁世凯,身边的同志苦苦相劝才作罢.对于临阵脱逃的黄兴,孙中山恨得咬牙切齿.黄兴知道厉害,所以不敢在上海停留,赶紧逃往日本去了.南京剩下一个报人何海鸣,纠集一部分士兵,几次重新宣布独立,一直坚持到9月1日,立场豁然坚定,可惜无济于事.“二次革命”就这样平息了.
战争结束了,袁世凯要为有功将士授勋.这时,蔡锷的举动引人注目：反对授勋和嘉奖.他说,奖励授勋,是大总统特权,但奖赏不应随意.“内内战争,实出于万不得已,应以悱恻之意出之.同室操戈,兄弟阋墙,相煎太急,隐恨良多.若胜者膺赏,是以国家品器奖励残杀同胞……”（《蔡锷集》,第1083页）在蔡锷看来,内战是军人的耻辱,即使有功也不能嘉奖,国家不能鼓励残杀同胞.
毫无疑问,在“二次革命”中,蔡锷站到了袁世凯一边.这是事实,无须遮掩,也无须辩护,需要解释的是蔡锷为什么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蔡锷为什么支持袁世凯？
首先,就像袁世凯在当时的风云人物中特别青睐蔡锷一样,蔡锷在当时的风云人物中看重的也是袁世凯.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做了临时大总统,蔡锷在致黎元洪的电报中说：袁世凯“闳才伟略,实近代伟人……中国有必为共和之时机,而项城亦自有被举总统之资望,如果大局大定,此事自在意中”.虽然因为袁世凯终结帝制的工作进度缓慢,引起革命党人的不满,蔡锷也对他有过不满,但基本看法并未改变.南北和议成功,清帝退位,出现“定都之争”,蔡锷多次发表通电,都是支持袁世凯建都北京,而反对孙中山建都南京的主张.袁世凯就职之后,他又说他“闳才伟略,群望所归”,并且在给各报馆的电文中称袁世凯是“一代伟人,中外钦仰”.
他钦佩袁世凯,是因为袁世凯有做大事的才略,能以智慧和勇气使清帝退位,使得这个古老帝国不动刀兵而终结帝制,少流了许多鲜血,和平地开创共和.
其次,1913年的袁世凯,是法定的中华民国大总统,是共和国的象征.他是由参议院选举的,代表着民意.这时候反对总统,是对国民的不尊重,是对国民意志的不尊重.同时,这么大一个国家,国体政体新变,亟须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国家才能稳定.而在蔡锷看来,袁世凯是唯一的人选.此时推翻袁世凯,意味着什么？此外,推翻袁世凯有什么理由？1913年,他还没有背叛宪法,废除《临时约法》是后来的事；他也没有背叛国家,变更国体也是后来的事.说他杀了宋教仁,只是猜测,没有证据.所以,在蔡锷看来,逞一时意气,动辄兴兵,只能是破坏,毁了共和国这个“初生婴儿”的前途.
蔡锷关爱的是新生的共和国.他所反对的不是哪个人或哪个党派,而是危害民国的个人或党派.他的敌友之分,在国事而不在私怨,谁背叛和破坏共和,谁就是他的敌人.
所以,只要袁世凯拥护共和,他就支持袁世凯,维护他的政府.后来反袁,那是另一回事,因为袁世凯要恢复帝制,已经不是共和国的政府首脑,而是共和国的叛逆.
所以,同样是拥袁或反袁,是在1913年,还是在1915年,不可同日而语.
三、主流史书中的蔡锷
众所周知,在近百年的主流历史著作中,一些人物被无限放大,而另一些人物则被完全遮蔽,一切都是意识形态的需要,并不奇怪.然而,蔡锷的情况却有点特殊,他没有被完全遮蔽,但关于他的叙述却非常微妙.
辛亥革命中,蔡锷领导了云南起义,并被推举为云南都督；袁世凯恢复帝制之际,又是他振臂一呼,成功地阻止了帝制,保卫了共和国.所以,在辛亥革命后的十几年中,说起蔡锷,大多是一片赞美之词,是“创建共和”“再造共和”的“元勋”,深受人们爱戴.
然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叶之后,这种叙述变了,先是南方与北方大不相同,然后随着南方北伐的胜利,尤其是进入30年代后,教科书开始走向一致,蔡锷仍然被提到,位置却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当然不是学界有了新认识,而是源自国民政府建立之后执政者对思想文化和教育的掌控.公共教育的力量是巨大的,由于这种力量,直到今天,无论大陆学者还是台湾学者,不经意间,一张嘴就会露出基础教育给予他们的底色.
国民党人很不情愿正视“护国战争”,对蔡锷的作用也不愿多说.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蔡锷与孙中山、同盟会和国民党的关系.蔡锷一直没有加入过孙中山领导的组织,从同盟会,到国民党,都没有加入.他与黄兴是老同学、老朋友,当年曾经共谋革命.但黄兴帮助孙中山成立了同盟会,成为同盟会的第二把手,他却没有往上凑,也没有因为与黄兴的交情而加入该会.蔡锷对孙中山领导的组织,包括宋教仁创建的国民党中的孙派,都常常视之为“暴烈派”,一直敬而远之.可是,后来推翻所谓“北洋军阀政府”,并建立党国的,却正是这个“暴烈派”.因为蔡锷对他们缺少好感,他们对蔡锷的态度也就非常复杂.
众所周知,国民党是以是否革命划分敌友的.那么,蔡锷是革命派还是反革命派？从1904年留学回国,到1916年去世,十二年间,蔡锷经历了三种不同的国家政权,也进行过三次重大抉择：第一次是置身于大清帝国,辛亥革命爆发,他选择了革命；第二次是置身于袁世凯为总统的中华民国,“二次革命”爆发,他选择了反革命；第三次是置身于袁世凯为皇帝的中华帝国,他又选择了革命.由此可见,他既不是一贯的革命派,也不是一贯的反革命派.
国民党喜欢以对待袁世凯和所谓“北洋军阀政府”的态度画线.蔡锷的表现又很复杂,他既拥护过袁世凯,也讨伐过袁世凯.这与孙中山大不相同,孙中山是从1913年就一直反袁、讨袁；蔡锷在1913年却是拥袁反孙,直到1915年才反袁.换句话说,他只反“袁皇帝”,不反“袁总统”；只革大清帝国和中华帝国的命,不革中华民国的命.
这让国民党的史学家有点为难.
根据他在辛亥革命前疏远孙中山、拒不靠拢革命组织的表现,应该被视为敌人.可是,他又在辛亥革命中领导了“重九起义”,完成了云南光复,这就不能不肯定他.如果把蔡锷也说成是“投机革命”,“趁机篡夺领导权”,那就不得人心了.但云南的革命的确不是同盟会领导的,所以史书不做张扬.这是基本的尺度,凡是同盟会领导的,就大讲特讲；如果不是,就淡化,或者干脆把它说成是立宪派或者旧官僚“投机革命”.
在“二次革命”中,蔡锷维护稳定、反对动乱,站在袁世凯一边,自然成了孙中山的敌人.如果以此为据,在党国的历史叙述中,蔡锷本该被打入历史的垃圾堆.但是,到了袁世凯称帝,却又是他振臂一呼,护国讨袁,成功地阻止了帝制,赢得了国人的爱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时的蔡锷与孙中山应该是走到了一起,但蔡锷举兵护国,却使孙派有点尴尬：他们整天在海外高喊反袁,却难损袁世凯一根毫毛；最后站出来阻止帝制、打倒袁世凯的,却是平时一声不响的蔡锷.
这事弄得国民党的史学家很费心思.护国战争影响太大,史书无法遮蔽,而且不能否定,蔡锷却不是自己人,怎么办呢？后来采用的方法是像对待武昌首义一样,基本策略有二：一是淡化它,压低它的地位；二是想方设法把它纳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之中.一切辉煌都离不开党的领导,一切胜利都不能没有“国父”的号召.
直到今天,无论台湾还是大陆,教科书仍然延续着20世纪20年代之后形成的这种模式.
1949年以后,大陆的意识形态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已经很不相同,甚至多方面截然对立,但说到蔡锷,却是一切照抄国民党的说法.变化是有的,但叙事技巧一如既往.一方面不得不承认蔡锷的功绩,另一方面总是淡化他、贬低他；一方面是他与袁世凯的对立被无限扩大,另一方面,却又常被纳入“北洋军阀”之中.直到今天,电视台播出的《北洋军阀》第三集就是蔡锷.
关于护国战争,《辞海·历史分册》中称作“护国运动”,是这样写的：【护国运动】 又称“云南起义”“洪宪之役”.1915年袁世凯伪造民意,准备称帝,改次年为洪宪元年.孙中山和全国人民积极进行反袁运动.蔡锷潜赴云南,会同唐继尧、李烈钧等于12月25日通电讨袁……6月6日袁世凯忧惧病死.此后,进步党联络西南各省实力派,勾结北洋军阀段祺瑞,以黎元洪继任总统和恢复国会为条件,结束了护国战争.
行文的技巧值得注意,来自国民党的遗产,讲“护国运动”,必须先是“孙中山和全国人民积极进行反袁运动”,然后才是“蔡锷潜赴云南”,让人觉得蔡锷似乎是在孙中山领导之下.
值得注意的还有两点：
一、讲“护国运动”,而不讲“护国战争”.
原因何在？很简单：如果讲“护国战争”,自然是蔡锷领导的；而讲“运动”,却可以扩展开来,把一切置于孙中山的领导之下.
二、讲“讨袁”,而不喜欢讲“护国”.用意也很清楚：讲讨袁,可以追溯到“二次革命”,自然是孙中山领导斗争在前；如果单讲“护国战争”,就不在孙中山领导之下了.
可是,护国战争,意义的确不在讨袁,而在于护国——保卫共和国.把“护国”之举称为“讨袁”,用意之一,就是避免人们“护的什么国”的追问.
大陆学者一般并不忠于国民党,却一路跟着国民党人的说法说了下来.
翻开胡绳的《从战争到五四运动》,目录上找不到护国战争.但它事实上讲了,在“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和反袁世凯的斗争”这一章分了五节,第一节是“1913年国民党反袁世凯的失败”,第二节是“袁世凯卖国真相的暴露”,第三节是“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第四节是“梁启超：从拥袁到反袁”,第五节则是“袁世凯的覆灭”.护国战争被纳入“梁启超：从拥袁到反袁”一节.从标题就可以看到,在作者眼里,只有“拥袁”和“反袁”,而没有“颠覆共和”与“护卫共和”.
说到护国战争,该书是这样写的：“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和西南几省的地方军阀,充分利用了袁世凯由于对帝国主义屈服和实行帝制而遭到全国人民反对的形势,为自己取得了反袁世凯的领导地位.”（《蔡锷集》,第928页）“梁启超还从辛亥革命中得出经验,如果抢先抓起反袁的旗帜,是对于自己一派最有利的.”（《蔡锷集》,第930页）那个年代的主流学者,好像有一种心病,对于历史事件的方方面面,常常并不关心,而是两眼盯着领导权.讲辛亥革命,讲护国战争,讲五四运动,首先关心的都是领导权.有些地方问题很虚,比如把辛亥革命说成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把五四运动说成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正就是那几个人,属于什么阶级,后人也许觉得无关紧要.有的地方却很实,比如护国战争,领导权没有落到孙中山手里,就像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领导权没有落到孙中山手里一样,的确让孙中山的追随者觉得非常遗憾.所以,无论那些领导起义和独立的人功绩多大,都往往有“投机革命”或“篡夺领导权”之嫌.只要领导权不是掌握在自己人手里,那个事件就无法得到高的评价.
为了贬低蔡锷、梁启超等,就要大讲特讲他们拥护袁世凯的事实,以此来显示他们“出尔反尔的投机者嘴脸”.至于最后的评价,更是让后人难以理解：“因为云南用护国军的名称,这次反袁斗争称为‘护国运动’.护国运动反映了全国人民对于企图彻底埋葬辛亥革命的袁世凯的反抗,但在运动中,立宪党人和地方军阀各有各的打算.梁启超为自己一伙人夺取反袁斗争的领导权的意愿是达到了的.由于领导权掌握在他们的手里,就注定了这个运动的发展规模远不如辛亥革命,其结局也不可能高过辛亥革命.”
到了近期流行的大学教材《中国近代史》,这一章的标题是“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和近代中国历史的新趋向”,其中一节是“袁世凯的反动统治与护国运动”.这样的题目有点问题,因为它容易让人把“护国运动”与“反动统治”一起归入袁世凯名下.语言上之所以如此,因为它省略了一个该有的词.完整的词语应该是“袁世凯的反动统治与蔡锷的护国运动”,或者是“袁世凯的反动统治与孙中山的护国运动”.可是,这两个名词使用任何一个,都会带来问题,所以干脆模糊处理.在这一节中,讲到护国,仍然是“运动”而不是“战争”.
讲“运动”,首先讲的当然还是孙中山和他的中华革命党：“1915年间,孙中山一面派胡汉民、邓铿、许崇智等先后到南洋筹款,一面在国内发动武装起义.11月10日,中华革命党派人刺杀袁世凯心腹、上海镇守使郑汝成.12月初,发动停泊在上海的肇和舰起义……”列举这些事,是为了证明这样一个结论：“在袁世凯称帝时,中华革命党是资产阶级各派中反袁斗争最坚决的力量.”（李侃等：《中国近代史》,2002年印刷本,第437页）因为欧事研究会是由国民党人组成的,所以在孙派那里找不到更多证据时,就突出欧事研究会.“欧事研究会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抛弃了‘停止革命’的错误政策和‘缓进’的主张,确定了武装讨袁的道路,联络中华革命党、进步党和西南地方军阀,进行反袁活动.1915年12月,李烈钧等人相继到达昆明,联络策动唐继尧等云南军界人士武装讨袁.”（《中国近代史》,第437—438页）在这里,进步党、云南军界,都成了被联合的对象.
从国民党中的孙派,讲到国民党中的黄派,讲完这一切,才讲护国战争的主角,却是这样说的：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先是袁世凯的追随者,后来遭到袁的遗弃.他们不满意袁世凯复辟帝制,同时看到全国人民猛烈反对复辟帝制,袁世凯的垮台在所难免,看到革命党人在西南策动武装反袁,深恐在袁世凯登台以后的中国政局中我为牛后,何以自存时,便转而走向反袁的道路.（《中国近代史》,第438页）
叙述完事件之后,还生怕读者得出蔡锷等人护国成功的结论,所以要这样说明：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失败和最后垮台,是全国人民反抗斗争的结果.……护国战争的胜利果实最终又归于北洋军阀段祺瑞,国家政权并没有发生革命性的转移,人民还是毫无所得……（《中国近代史》,第441页）
专门研究蔡锷的学者,该为蔡锷说句话吧？带着这样的期望,我翻了几本蔡锷的传记,结果却是与教科书如出一辙.
谢本书先生是研究蔡锷的专家,有不同版本的蔡锷传.写到护国战争,却也是遵循流行的模式：“广大人民群众决不允许袁世凯倒行逆施、复辟帝制.打倒袁世凯成了全国人民的共同目标.”然后,同样是先讲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强调“最早举起反袁旗帜的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吹响了护国战争的进军号”,“孙中山先后派吕志伊、李烈钧、熊克武等人入滇,发动云南起义”……可是,无论怎么说,护国战争不是孙中山领导的,怎么办呢？于是再加上这样的说明：“尽管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战争中未能起主导作用,但是,孙中山自‘二次革命’以来所进行的武装斗争,是反袁护国运动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是护国运动中的主要政治力量,可以认为,孙中山是反袁护国运动的旗手,是反袁大联合或者说反袁联合阵线的精神领袖.”
考察这一切,觉得名词的确很重要：“反袁”与“护国”.当时的蔡锷等人讲“护国”,后来的国民党人讲“反袁”,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呢？在护国战争中,它似乎成了一回事,但事实上还是两回事.国民党人和后来的史家总是努力把二者弄成一回事,似乎反袁就是护国,护国就要反袁,其实并不然.因为反袁不一定护国,护国不一定反袁.这要看“国”与“袁”是什么关系.在蔡锷那里,袁世凯做中华民国的总统,他是拥护的；只有当他背叛民国,要做中华帝国的皇帝,他才反对.所以说,他的行动的确不是反袁,而是护国.这与孙中山大不相同.
还有“革命”,不是所有的革命都是好的,也不是所有的反革命都是不好的.这要看在什么情况下,革命对象和革命目标是什么.蔡锷革命,也反革命,都是站在共和一边.护国战争是革命的战争还是反革命的战争？其实并不容易回答.革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彻底颠覆既有的制度.在1912年民国诞生之后的背景下,护国就是维护已有的共和制度,革命就是颠覆已有的共和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1915年的袁世凯、1917年的张勋,都不妨被视为革命者.他们革命的对象,正是新生的共和国；他们革命的目标,就是颠覆民国而重建帝国.
革命,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要看它破坏的是什么,建立的又是什么.
责任编辑：赵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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