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中国乐坛的山西风始自抗战的晋韵晋风源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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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民歌源远流长,且色彩缤纷,但限于历史条件,诸如生产落后、交通不便等,除个别地方因为 “走西口”,由求生者往来于山西内蒙,使两地民歌有所交流外,各地民歌受地域限制,“养在深闺人未识”,未能发挥应有的社会效益.
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魔爪伸向山西,八路军东渡黄河,到山西开展敌后抗战,大批音乐家也随之而来,并创作了许多有声有色,有血有肉的抗日歌曲,鼓舞了广大军民的抗日热情.但因战争的日渐残酷,革命根据地的不断扩大,需要更多歌曲参与到动员抗战和鼓舞士气的实际斗争中去.如临县妇联用当地民歌填词,动员青年参加八路军.又如许多地方干部,用民歌填词,创作了各式各样的《送公粮》,等等.以往,相对封闭的山西民歌,此时,也能投身到抗战大业之中,从而开创了民歌的新纪元.
八年抗战,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回看那一时期音乐创作的社会成效：
一、以山西战场的宏观战绩为题材,在山西实地创作的传世之作,如：《游击队歌》《在太行山上》《解放区的天》等等.
二、与山西民间音乐结缘而创作的传世之作,如：《空室清野》（即《大烟袋》）《十里风雪》《扎红头绳》（歌剧《白毛女》选段）《保卫黄河》（《黄河大合唱》选段）等.此类作品告诉我们,这些音乐家,以“歌抗战、颂解放、唱领袖、赞英雄”为己任,他们从山西民歌中获得灵感,成就了自己的事业,同时又将山西民歌推向全国各个革命根据地乃至敌占区.
这里要特别指出：音乐不同于文学,其作品（乐谱）不能直接为群众所接受,务必经过歌唱家或器乐演奏家的二次创作,才能深入到群众的心灵中去.故而,一种特定的地方风格的形成,必定是词曲作家与歌唱家或器乐演奏家密切合作的结果.上述曲目中的大多数人,并非都是山西人,除个别人外,又都来自山西,他们了解山西民歌在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中所占有的重要位置,对山西民歌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更重要的是抗日宣传与动员民众的需要,有时甚至来不及创作,运用民歌填词,然后向民间推广,效果反而更好,左权民歌堪称是这一方式的典型代表,也可称之为“晋韵晋风”的源头.这样的创作和演唱,为子弟兵所接受,为老百姓所推崇,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由这样一批音乐家所开创的晋韵晋风,成为继往开来的优秀传统,是许多青年音乐家走向成功的范本.建国前夕,在这股“晋韵晋风” 中造就的山西乐坛,己经成为抗战音乐百花园中最鲜艳的花坛.
四年的解放战争,形势变化迅疾,一批新的音乐家加盟到山西各个根据地来,他们承袭前人的传统,奉献出一批又一批传世佳作,如：《妇女自由歌》《数九寒天下大雪》《南京到北京》《向前进》等.尤其是以阮章竞作词,郭兰英演唱的《妇女自由歌》,第一次将山西民歌唱响欧洲,功莫大焉！这期间一个重要标志是,山西本土作家马烽、西戎、孙谦、胡正、寒声、卢梦等,正逢其时地在音乐领域开始崭露头角.
20世纪50年代,山西音乐界又添加了赵树理、马可、刘改鱼、周振佳、唐诃、乔羽、张棣昌、高如星等更多的艺术家为“山西风”加速助力,继边区之后,在中国音乐界,掀起了“山西风”的第一个.《桃花红杏花白》《在村外小河旁》《看秧歌》、新版《刘胡兰》《小二黑结婚》《汾河流水哗啦啦》等盛传于世,特别是《人说山西好风光》一歌,已成为一张山西的名片,成了山西旅游业的代言者,这是作者始料不及的.郭兰英演唱的《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以及《清粼粼的水来蓝格莹莹的天》,为在全国音乐界奠定“晋韵晋风” 的地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0世纪60年代,山西歌舞剧院的新歌剧《哑姑泉》大放异彩,编剧张万一、张沛,作曲张沛、张文秀、李秉衡,运用山西本土的音乐元素,继承传统,推陈出新,不但震撼了本省,而且,还震撼了、中国音协.剧作家田汉为其题诗：“金针挑出万人甜,故事真堪入管弦……”20年后,又把这股“山西风”刮到了陕西,搅动了陕西多种媒体的热烈反响.
20世纪80年代,中国音乐界的几位青年音乐家,以自己崭新的思维进行创作,刮起了一股“西北风”.这股风以压倒之势,征服了全国的音乐爱好者.它的最大特点就是以西北（包括山西）地区的民歌为基调,加上架子鼓的摇滚节奏,以及港台通俗歌曲的情调,创造了一种只属于中国的崭新的通俗歌曲,倍受人们欢迎.港台歌曲的铺天盖地,对大陆地区而言,具有推陈出新的划时代意义.
就在此时,山西省歌舞剧院的大型歌舞《黄河儿女情》问世.在西北风劲吹的背景下,山西的音乐家们也不甘落后,他们不等大幕拉开,在整个前奏中就以架子鼓造势,摇滚味十足地赢得了满场喝彩.山西的音乐家们又是很聪明的,他们并没有让“西北风”替代“山西风”,从而保留了原生态民歌的固有风格,并以强大的乐队阵容,加上精心的配器,将各路民歌的演唱提高了一个档次,丰富了民歌的表现力,进而将新一轮的“山西风”刮向全国,刮向世界,并赢得了国家级的多个奖项.这台歌舞中的一些民歌,也成为各地电视台热播的节目.担当这个大型歌舞的词作家是赵越,作曲家是张文秀、刘德增、景建树、张沛、李崇望、郝宗纲.
20世纪中叶出道的农民作曲家史掌元,以一本《史掌元歌曲集》,托起了一个农民厚重的身份,他以一曲改编自山西民歌的《我给周总理扎花圈》,唱响纪念堂落成典礼,《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电视台请他到《艺术人生》专题栏目做客,同时也向世界宣告,山西有个农民作曲家,从他的众多作品中可以看到,当时的中国农民并不富裕,但他们的精神生话是多么的丰富多彩！
在更广的范围,更深的层次掀起“山西风”的是一批新军,他们在民族管弦乐处于兴衰两难的关键时刻,把山西音乐元素牢牢实实地嵌入到交响乐和民族管弦乐领域,进而把这种高端领域的艺术欣赏,从艰难的学术争论中拯救出来,又将此种实践,从国内剧场推向国际舞台和港台地区.这是一次巨大的跨越,也是一次令人鼓舞的进步,这支新军的主角是李秉衡与王宝灿,他俩在西洋交响乐与民族打击乐领域,堪称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1954年,李秉衡创作了管弦乐《山西民歌主题四首》,在山西,他是笫一个将山西民歌“中为洋用”的人.他的创作,不是纸上谈兵,而是切切实实地轰动了中国乐坛,不仅在大陆和台湾地区演出,音乐出版社出版了总谱,中国唱片社还出版了唱片,可谓盛极一时.他为山西交响乐的发展树立了一个标杆.
中国的锣在国际乐坛早就占有一席之地,各国的交响乐队都把中国锣作为交响乐队用锣的不二选择.二十世纪末,中国鼓乐艺术的编创水平又开始被世界所赏识,登上这个高峰的鼓乐艺术团体,便是山西的“绛州鼓乐艺术团”及其领跑者——王宝灿.
王宝灿,山西歌舞剧院民族乐队首席打击乐兼声部长.现任台湾南华大学民族音乐学系客座教授、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打击乐专业委员会顾问、山西绛州鼓乐艺术团艺术总监,他是第一个将山西、也是全国民间打击乐推向世界,并造成轰动效应的人.
由他领衔编创的鼓乐《滚核桃》《秦王点兵》《黄河鼓韵》《牛斗虎》等,有环境、有人物、有性格、有矛盾冲突,深受广大观众欢迎.这些节目笫一次上北京演出时,音乐界的一位声望极高的专家,不同意他们占用北京中山音乐堂的舞台进行演出,但看完演出后,他认为,这是中国音乐界一次不可思议的创举.
21世纪初,由山西戏剧职业学院主办的《长城·黄河》民族交响音乐会与《华夏之根》民族交响音乐会,在更深的层次上,使“山西风”波浪叠起,好评如潮.因为它使用的音乐元素,几乎囊括了山西从古至今,从南到北,从民歌到童谣,从戏曲到曲艺的所有可用的资料,它还告诉观众：这些东西不止是山西的,它更是华夏之根！
山西民间音乐,一座永不枯竭的宝藏！
抗战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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