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扶韩助越：抗战中国支持的民族解放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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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2月21日,印度加尔各答“全印电台”的听众在广播中听到了宋美龄的声音.她用英文朗读了盟军中国战区统帅的《告印度国民书》,呼吁印度人“积极地参加此次反侵略战线,联合中英美苏等各同盟国,一致奋斗,携手同登此争取自由世界之战场,获得最后之胜利”,也呼吁英国“不待人民有任何之要求,而能从速赋予印度国民政治上之实权”.
印度之行,是中国加入同盟国并对日宣战后,首次出国访问.他不但呼吁英国赋予印度人政治权,还访问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精神领袖甘地,令英国保守主义者颇为不悦.但从蒋的角度看,支持亚洲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是孙中山“三义”的应有之义.在艰难困苦中奋斗4年多的抗战中国,支持了多支民族解放运动力量,重中之重则是韩国和越南这两个邻国.
韩国反日双子星的离合
抗战时期的重庆市民都知道,这座城市拥有两个国家的政府.一个是大溪沟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另一个则是七星岗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后者是韩国反日人士在中国组成的政治实体,被誉为中国抗日最亲密的同盟军.他们人数不多,但机构设置齐全,不仅拥有国务委员会和行政部门,还拥有一支武装力量“韩国光复军”.
正因如此,1940年9月17日,重庆李子坝一座大楼外同时摆出中华民国国旗和四个易经卦符围绕红蓝太极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国旗,便丝毫不足为奇了.这一天是韩国光复军的成立仪式,到场的有临时政府国务委员会主席金九、光复司令李青天等韩国民族解放运动要人,中国方面派出重庆卫戍总司令刘峙上将到场致辞.
在中国活动的韩国反日人士由来已久.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后,控制朝鲜王国脱离了与中国的宗藩关系,并在1897年改名为“大韩帝国”.名称虽然升级,但实质上仍是日本的傀儡.1910年,日本将朝鲜半岛纳入版图,韩国从此亡国.1919年,“大韩帝国”末代皇帝李熙病逝于汉城,韩国人口耳相传,认为李熙是被日本人毒死的.是年3月1日,大批民众聚集在汉城塔洞公园,发表《韩国独立宣言》,要求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结果遭日军镇压.
自此,大批韩国反日人士前往中国活动.受前辈影响,许多成长于日治时期的年轻韩人也选择离乡到中国学习军事,为光复祖国积蓄力量.昆明的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广州的黄埔军校都录取过韩国学生,日后的朝鲜主义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崔庸健便是其中之一.许多韩人和他一样,在国民党军中服务,有些人还做到了上校、少将.
早在1919年9月,韩国反日人士就在上海法租界组织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作为海外反日运动中枢.同年,中国东北也出现了一批韩人反日武装,多次跨过鸭绿江袭击日本军警.但是,上海的临时政府和东北的反日武装都没能形成气候.
临时政府依靠各地韩国侨民捐款维持,经费时断时续.首任国务总理李承晚赴美筹集经费,从此一去不回,继任者穷困时只能在上海韩侨家中轮流吃饭维持.韩人反日武装鼎盛时拥有三四十支队伍、3000多人,虽然取得过“青山里大捷”这样的战斗胜利,但由于各路领袖意见不一,又得不到其它国家的援助,彼此间分分合合,内讧多于对日作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全境,随着中国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失败,韩人反日武装也丧失了容身之处.
因为同样的抗日目标,反日韩人中的两位巨头逐渐进入国民党政权的视野.一位是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曾任职于国民革命军的金若山（又名金元凤）,另一位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领导人金九.
金若山曾组织朝鲜义烈团、朝鲜民族革命党等反日团体,还曾与合作,身边聚集了一批朝鲜青年.在黄埔同学支持下,金若山利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干部训练班、军校特别训练班等机构对同胞加以培训,在抗战爆发后组建了“朝鲜义勇队”.这支队伍成立之初只有89人,但作为国民政府支持的第一支被压迫民族反日武装,可谓意义非凡.朝鲜义勇队向前线派遣分队,利用通晓日语的优势开展情报搜集、俘虏工作.以活动于第1战区和第5战区的朝鲜义勇队第2支队为例,在两年时间内便翻译了监听、缴获得来的日军情报资料95万字.
金九与国民党政府发生关系的缘由更为独特.1932年1月,日军在上海挑起事变,与中国军队进行了1个多月的战斗,直到3月3日才停战.谈判中,日本逼迫中国不得在上海周边继续驻军.4月29日,在公共租界虹口公园耀武扬威举行阅兵式的日军遭遇炸弹袭击,阅兵台上的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被炸死,中国民众大呼快意.
投掷炸弹者是韩人尹奉吉,背后策划者正是金九.事后,金九得到了召见.国民党党部开始向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提供资助,并将临时政府安置到苏州,以躲避日本特务的追捕.抗战全面爆发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途径长沙、广州、柳州一路迁到了重庆.
金九与金若山同样受到中国支持,彼此却水火不容.金九视金若山为过激的左派分子,金若山认为金九是落后的民族主义者.金若山的朝鲜义勇队不受金九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指挥,而临时政府组织的青年战地工作队得不到中国军方支持,无法像朝鲜义勇队一样获得到前线的机会.
经过金九一再争取,才有了1940年9月韩国光复军的成立,布置在现场的对联更能展示出他们的决心：“楚虽三户可亡秦,终见檀民还故土.”但是,中国军方仍对韩国光复军持有偏见.军需署的处长侯成便以韩国光复军不信奉“三义”为由,在经费拨付问题上处处为难,以至于军委会派了一名中将高级参谋尹呈辅去担任光复军的参谋长居中调解.
1941年初,金若山命令朝鲜义勇队主力北渡黄河,进入敌后,发动更多韩国侨民和日军中韩人加入,试图借此超越临时政府一派.但北上的朝鲜义勇队选择加入八路军,加上皖南事变导致的国共冲突加剧,使金若山失去了国民党政权的信任.1942年5月,国民政府下令将朝鲜义勇队余部编入韩国光复军,金若山担任光复军副司令.两个多年竞争的对手被捏合在了一起.
随后的日子里,韩国光复军以中国盟友的身份活跃在正面战场,其4个支队分别以山西吉县、绥远五原、安徽立煌、陕西西安为根据地,并向福建、湖南派出工作队,继续实施搜集情报、策反同胞和反日宣传任务.1943年5月,光复军还向印度派出工作队,协助中国驻印军和英军行动,翻译缴获文书和俘虏.
1945年8月15本投降后,韩国光复军投入到协助在华韩人、韩侨回国的工作.韩国反日志士在中国的分裂延续到了战后的朝鲜半岛.分别占领朝鲜半岛南北部的美国和苏联,都不承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和韩国光复军,金九、金若山等人只得以个人身份回国,两人就此分手：金九和光复司令李青天等人选择到南方的汉城从政,金若山则选择了北方的平壤作为归宿.
越南民族解放者的聚散
国民政府对越南民族解放人士的支持要晚于对韩国反日人士的支持,直到1940年才有所行动.其目标也颇有差异,除了抗日之外,还有反法的内容.主持其事的第4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上将回忆：“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从法国殖民统治下解放越南人民,我很同情他们,想帮助他们——一个弱小民族——反抗殖民统治,这完全符合孙总理的遗训.”
早在1885年,法国就将越南从中国的藩属国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越南反法志士争取民族独立的活动从此开始.中华民国建立后,一批越南人考取中国军校,在中国军队服务.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占领了天津、上海、青岛、厦门、广州等对外口岸,封锁了中国对外交通线,缅甸仰光港和越南海防港成为中国获取外来物资的生命线.
1940年6月,法国向德国投降,驻越南的法军宣布接受维希政府的领导,关闭了对华交通线.国民政府为了应对局势,谋划派遣军队占领越南北部,打开一条通向海防港的交通线.为达成这一任务,张发奎按照国民党的要求,派遣毕业于保定军校第2期步兵科、任职于军校南宁分校的越南人张佩公负责其事.
完成任务需要的是人,无论在华越南人还是越南华侨,都是张佩公联络的对象.经过一番努力,张佩公在接近越南的广西靖西拉起了一支100多人的“中越边区工作队”.在中国活动的印度支那骨干黄文欢等人得知此事,也赶往靖西与张佩公接洽,以协助中国军队进入越南的名义,获得半公开活动的机会.1940年12月,以张佩公为首的“越南民族解放委员会”成立,次年改称“越南民族解放同盟”,并开办青年干部培训班继续招募人员.
张发奎认为张佩公是“活生生一个粗鲁的军人”,不适合做政治工作,事实也是如此.印度支那的黄文欢表面上将张佩公称为“越南的金若山”,实际上仍视其为反动的落后分子和斗争对象,并很快将张佩公手下大部分越南青年争取到了自己的一边.张佩公本人也没能树立起足够的威望,在越南民族解放同盟成立后不久,就因被控诉借机、纵兵扰民等,被张发奎下令撤职逮捕.
国民政府发出了支持越南反法人士的信号,前来投奔者络绎不绝.1940年底,活动于谅山的“越南民族复国军”遭法、日两军联手围剿,其领袖农经猷带领1000多人撤退到广西.1942年,老资格的越南独立运动者、曾在黄埔军校任职的阮海臣,以及越南国民党的领袖武鸿卿也来到广西,试图为各自的政治目标拉拢更多的同胞加入.
与党部、军方多头支援韩国反日人士不同,指导越南反法人士的任务由张发奎独力担任,但这些越南人士却同样陷入了内斗.以越南民族复国军为例,这支队伍退入广西后分裂成两部分,一部分由农经猷率领,留在柳州,另一部分由黄良率领,加入了第4战区特训班,黄良担任该班副主任.1942年,黄良因与训练班翻译、越南人吴国良闹翻,双双被张发奎下令.
1942年10月1日,在广西的各路越南反法人士召开“越南革命同盟会”成立大会,推选阮海臣、武鸿卿和被释放的张佩公3人担任常务委员,下设7个组、3个办事处,负责“策动越边”.越南革命同盟会同样很快陷入混乱.先是阮海臣因为分配经费不合理、被指贪污而遭扣押,继而张佩公又因为独断专横遭到他人反对.
无奈之下,张发奎释放了此前被国民政府在柳州的印度支那领袖胡志明,请他也参加越南革命同盟会,达到和衷共济的目标.1944年3月,越南革命同盟会召开海外代表大会,重新选举产生7名执行委员、3名监察委员以及若干候补委员,囊括了阮海臣、张佩公等国民党军背景人员,以及复国军的农经猷,越南国民党的武鸿卿,印度支那的胡志明等各路势力的领袖.
虽然做了这么多努力,但中国军队入越的行动受限于国际局势变化和国内战局发展,迟迟未能开始,越南革命同盟会的作用也无从发挥.1944年,胡志明等人陆续返回越南.1945年抗战胜利后,入越受降的任务也由张发奎的第4战区转移给了卢汉的第一方面军,这批被国民党支持的越南独立力量各奔前程.
1945年12月,国民党秘书处向承认：“越南革命同盟会系我国正式辅导之机构,为越南各党派之联合组织.自越盟党（即印度支那组建的越南独立同盟）加入后,纵横捭阖,先后打倒阮海臣、张佩公……日军投降后,胡智明（原文如此）先机入越,竟丢弃我国数年辅导月助数十万金之同盟会,而单独以越盟党名义出现、活动,单独组织政府.”这无异于宣告了越南革命同盟会的最后失败.
抗战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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