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精神胜利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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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从中国人的精神病灶中剥离出一个阿Q 式的精神胜利法,使人们有种对镜自视的感觉,仿佛一下子看到了自己.其实,精神胜利法不是到了鲁迅的时代才横空出世,其历史和渊源要早得多.
中国乃文物旧邦,纸上记载之翔实与地下出土之丰厚,互为印证古老文明的源远流长,即王国维所说的“二重证据法”.明证史实,有文字史料,有考古发现,却独独少了地上之文物,岂不怪哉？对此,历史学家是有苦衷的.
历朝开国皇帝登基后,第一要紧的是给自己盖房子,包括活着住的宫殿（地上文物）和死后睡的坟墓（地下文物）,并以“黄金屋”许诺天下读书人.可是,留存至今的故城,唯有北京,也只是故宫那方寸之地.君不见,今日之关洛,以为秦皇陪葬的兵马俑闻名世界,却难觅故都旧迹；开封宋宫,唯龙亭处在一片淼淼水波之中,尚在诉说着大宋烟云往事；金陵明宫,只剩东西华门独悼往昔.旧有建筑,大多毁灭殆尽,台基早已湮没在荒草中,就连人烟罕至的长城也岌岌可危.究其原因,固然有时间对世间万物的冲刷作用,但国人的精神胜利法是要负很大责任的.旧朝代被推翻,把皇帝拉下马来并不过瘾,似乎只有把前代的器物或砸烂、或付之一炬才解心中怨恨,所谓不破不立.武力胜了不算,从精神上胜利了才算真的胜了！
两千余年来,河山易主之际,虽是乱离之世,但往往也是全民精神上的狂欢时节,表现之一就是对旧有建筑的摧残,“掳掠几何君莫问,大船浑载汴京来”,要捣毁、拉走的何止一个汴京？蜀山兀,阿房出,可怜变焦土,西楚霸王将其付之一炬.后来,安史叛军纵火长安,黄巢之乱焚荡城池,李茂贞火烧大明宫,千年古都的宫殿楼宇就这样建了烧,烧了建,保持着“不老童颜”,而留给后人的除了一堆堆瓦砾外,就是“六朝古都”“十朝都会”的传说与沾沾自喜,却不知“易饼市中金殿瓦,换鱼江上孝陵柴”的悲痛.所以,古人发明了一个贴切的词语———兵燹（bīng xiǎn,指的是因战乱而遭受焚烧破坏的灾祸）,战乱和焚烧真是一对孪生兄弟啊.破旧立新,推倒重来,是精神上的一道坎儿,似乎不如此,就不能证明我之新派、我之伟大.通过摧毁旧建筑,试图扫荡旧文化,说到底,这是一种病态的精神胜利法,时人中毒颇深.越是焚烧、摧毁,越是不自信,以为把过去的家当、器物打包埋掉、烧掉,就能过上新生活,创立新社会———其实,这种做派骨子里继承的恰恰是成王败寇的旧精神.不能客观地对待历史,就不能从精神上真正站起来.所以,若不从思想上摆脱精神胜利法的羁绊,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文化繁荣、文明昌盛的民族.
精神胜利的根源在于道德的包袱太重,法治不彰,规则不显.秦皇焚书坑儒,汉武罢黜百家,中国由子学进入经学时代,以孝治天下,重道轻器.从此,在重视道德的路上越走越偏,道德成了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精神似乎可以战胜一切.道德固然重要,孔子说“我欲仁”,孔门圣徒便鼓吹“人人可以为尧舜”,要是孔子说“我不欲仁”呢？当其时,礼教与道德的学说不过是为政治服务的理论,是为维护一家一姓的江山社稷而设计的,从精神上麻醉奴才们甘愿当奴才.迨至近代,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天朝上国的大门,惊醒了在道德围墙内做着迷梦的主子和奴才.然而,他们睁开惺忪睡眼后,尽管看到亡期在即,却未能幡然醒悟,仍然追求精神的胜利,通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来打了一剂强心针.
在对抗列国一败再败后,有个叫陆士谔的甚至意淫出一个女英雄冯婉贞,在圆明园外战胜了欧洲两大雄师.一纤弱女子率领村民英勇杀敌,打败了英法联军,虽是一次小胜,但也算告慰了天下嗷嗷爱国之心.这则故事先是登在《申报》“爱国丛谈”栏目里,后来入选中学语文教科书,竟有历史学者专门组织调查队,想证明冯婉贞确有人物原型,可惜无功而返.
从清朝军队的马桶阵与面具兵到义和团“神功护体,刀不入”的神符,再到一个纸上（小说里）英雄冯婉贞,都是精神胜利法的一脉相承.在两千余年的封建礼教与道德调教下,国家病入膏肓,百姓麻木不仁,这种病态的表现之一就是精神胜利.正如鲁迅所言：“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利,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阿Q 便乘着辛亥革命的东风,来了一次人生的中兴,做了做权、财、色的春秋大梦；对他来说,革命不过是革掉一条辫子,换了一个主子而已.精神胜利是精神奴役的必然结果,时人仍当警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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