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創新深圳：為什麼是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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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對“國際化”這三個字可以說是刻骨銘心,感情複雜.我認為,近代中國經歷了三輪“國際化”,結果卻大不一樣.
三次“國際化”
和今天“國際化”成為一個時髦概念不同,一百多年前,中國近代的第一次“國際化”是被逼出來的,是歐美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轟出來的.近代第一次“國際化”差點讓中國土崩瓦解.而第二輪“國際化”開始於國民政府時代.經濟上以“買辦”為主要特徵,民族資本萌芽；文化上以否定過去為主要思潮,各種西方學派在中國百花齊放.但不幸的是,日本人中斷了這一進程.當然,以國民黨軟弱的統治力,這次“國際化”即便不中斷,也很難給予樂觀預期.
第三輪“國際化”開始於1977 年左右.中國大陸“四人幫”倒臺,計劃經濟走不下去,中國再次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於是,中國劃定深圳經濟特區,並用鐵絲網圍起來,以香港、澳門為對外溝通管道,開啟了中國經濟開放的序幕.從80 年代設立五大特區,到90 年代初沿海全線開放,再到中國腹地全面開放……一直到今天設立各種自貿區,本質上還是在延續第三輪“國際化”的進程.如今,深圳的鐵絲網早就不見蹤影,“小漁村”深圳的經濟總量居然相當於葡萄牙整個國家.這滄海桑田的變化,讓人不勝唏噓.托第三輪“國際化”的福,中國經濟總量傲倨世界第二.
當然,“國際化”還有不同的理解維度,比如思想上的國際化、生活方式的國際化、企業的國際化等等.但所有這些國際化都要依託於國家經濟實力的“國際化”.
而對於城市,國際化有兩種模式：一種叫馬爾代夫式的國際化.這是一種以旅遊、文化、觀光為主的國際化.由於接待世界遊客,所以城市的規劃佈局發展都適應這一要求.第二種叫紐約式的國際化,以“經濟主宰力”為核心,通過鞏固自身對全球金融、科技、貿易等不同領域的支配地位,而產生的國際化.
事實上,不是所有城市都一定要國際化,國際化不是必答題.每一個城市都可以根據自身的定位和稟賦,可以選擇不同的道路.既可以國際化,也可以不追求國際化,而非要一刀切全部發展成為國際化城市.
談到中國的國際化都市,北京、上海、深圳這三座城市已經被標籤為代表,從某種程度上看這三者也代表著中國的三種前途和未來.在一次研討會上,有一位研究人士曾這樣說,北京、上海、深圳誰能發展得更好,會反映出中國到底在選擇什麼道路？他說,北京是“官僚資本主義”代表,是所有央企的大本營,依靠壟斷地位和權力供養的城市.上海是“買辦資本主義”代表,世界500 強企業最多的地方,與國際接軌最充分的城市.深圳是“民族資本主義”代表,華為、騰訊、平安、中集、萬科、順豐快遞、大疆……幾乎大部分影響當代中國的民族企業都誕生於這座城市.將來,哪座城市最繁榮,就最能說明問題,而不要看專家怎麼說.
雖然這種觀點有些偏激,但對於理解中國城市的豐富性卻有幫助,也可以讓大家以生動的方式來理解深圳.
當代矽谷,引領中國
如今的深圳是當之無愧的“中國矽谷”,是中國十三五規劃確定的“國際科技、產業創新中心”,擁有超過8000 家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在中國,可能要七八個省加起來才有這種高科技企業數量.
外界都在拼命解讀深圳的“創新密碼”,特別是這兩年,深圳正收穫前所未有的關注.這次關注的規模和範圍是誰也沒有預料到的.英國金融時報刊出專題報導《為什麼是深圳》,美國商業週刊登出封面文章《深圳中國矽谷？》,日本經濟新聞確定性的刊文《深圳才是中國矽谷》,台灣的媒體甚至驚聳地斷言《一個深圳打敗台灣》.曾經因唱衰中國而在西方名聲大噪的美國華裔專欄作家章家敦,最近也在福布斯雜誌發表文章,分析深圳為何能取代香港成為中國最有競爭力的城市.他也在驚訝,為何在他最不以為然的中國體制下,能夠竄出深圳這麼一個富有創新活力的城市.
過去十年,中國申請專利量世界第一.其中在國際專利申請（PCT）上,一半來自於深圳.全國公佈的十大創新人物有五個在深圳；全國公佈的十個創新型企業有五個在深圳.在創新上,深圳這種故事還可以說出很多很多.
在創新上,特別是科技創新上,深圳成功的原因是複雜的,很難歸結為一兩點.但唯一可以確定的是,不是依靠一兩個厲害角色或者政策導致成功,而是一大批人前赴後繼的結果.
對於創新,深圳“基因”好.我覺得外界對深圳一直有“誤讀”,比如認為深圳是“山寨之都”.其實,深圳天生就有與市場接軌的高質量生產能力！這是深圳創新製造能力強的關鍵原因.因為深圳企業當初主要做外銷,做貼牌,它的產品必須符合歐美品牌廠商的品質標準,才可能出貨,才可能收到貨款.這些歐美企業對產品品質是比較苛刻的,所以深圳一批企業家和加工實力是在這種環境下培養出來,戰鬥力自然彪悍.
對於創新,深圳地方政府的導向好.首先,對中國內地城市來說,沒有市場化機制,就沒有創新.深圳創新經濟的第一步是在90 年代邁出的.李灝、厲有為這兩任深圳市委書記,重點完成了深圳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深圳由此有了股份制、有了證交所.這些為深圳創新發展奠定了環境基礎.第二步是進入新千年前後,1999年,時任深圳市委書記張高麗（現任政治局常委） 將每年一次的深圳“荔枝節”,變成了首屆“高新技術產品交易會”.由此,深圳以“科技創新”為主要特徵的城市發展脈絡逐漸成型.第三步是2004 年後,深圳在宏觀佈局上被某種程度的“邊緣化”,比如深交所新股發行暫停、企業總部有外遷跡象.這些“壞事”最後變成了“好事”,由於當時煤炭、石油、金融等壟斷領域和最賺錢的領域,深圳企業家和深圳金融資本根本進不去,不夠秤.所以只能坐下來“抱團取暖”,一起去走“科技創新”這條唯一沒有被封死的路.
現在,深圳的主政者是兩個博士,深圳市委書記馬興瑞是“力學博士”、“航太少帥”,就在12 月30 日,剛升任廣東省副省長和代理省長.市長許勤也是博士,理工科出身,曾任國家發改委高新技術產業司司長.這種背景有利於深圳科技創新邁上新臺階.
到了今天,深圳上上下下以科技為尊.萬科創始人王石曾經對我說,他現在在深圳“拿土地”根本搶不過科技型企業,有一塊鹽田區臨海的土地他看中好久,結果地方領導很不好意思地跟他說不行了,一家生物公司“華大基因”看中了這塊地.在土地出讓這種重大問題上,深圳地方各層級領導能保持這樣清醒的頭腦,不容易.
深圳的創新密碼被總結為“六個創新”：政策創新、能力創新、產業創新、開放創新、全面創新、機制創新.這六個創新中沒有一條是說靠優惠政策創新.有一個小例子,在2014 年深圳富豪榜排名前十的富豪中,基本都是科技、醫療、電子、裝備製造等科技密集型、市場競爭激烈的產業,基本沒有資源壟斷性、權力獨佔性的領域.這從一個側面說明深圳的創新活力和市場活力.
深圳對於全國的啟示也在於此.讓權力遠離產業,需要全面從嚴治黨；讓創新者的日子比抄襲者舒服,需要全面推行法治；讓創新者能夠得到想要的資源和服務,需要全面深化改革.
言尤至此,但深圳在創新驅動上還遠沒有到驕傲和自大的時候,對比矽谷、紐約、東京等國際頂級創新地區,深圳的綜合創新能力和水準還有差距.對比國際一流的城市群,珠三角在協同發展、形成合力上,還有漫道雄關.要想幫國家分憂,為全國老百姓的福祉闖出一條康莊大道,深圳仍需再加把勁.
有人半開玩笑地說,深圳正滿身大紅花地站在世人面前.但是和外界的熱烈反應相比,深圳特區這個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錨之地,正顯示出一種格外的冷靜.因為深圳的成長歷程中經歷過不少的追捧表揚,也承受過許多質疑責難.從80年代“姓社姓資”,“吸血論”,到90年代“特區不特”大爭論,再到2000年初《深圳你被誰拋棄》,深圳似乎從來不缺話題.不過,我觀察到,深圳今天的冷靜並非刻意低調,而是日益濃烈的憂患意識.
的確,在2014 年城市經濟綜合競爭力上,深圳超越香港排在中國地區榜首.但是在可持續競爭力排行上,深圳位居第五,排在前面的是香港、北京、上海、澳門.為什麼會這樣？因為所謂綜合排行是根據城市年度經濟數據、經濟結構、營商環境等指標測算的,是結果論.但可持續競爭力是要根據你的家底,也就是土地儲備、人才儲備、國家政策地位等因素進行的趨勢統計.哪怕再樂觀於深圳創新能力的專家,當看到深圳有限的可建設用地,屈指可數的高校,在全國發展中配置資源的地位時,誰都不敢給出一個高分.在全國棋局和資源分配的地位上,深圳不如北京、上海；在與國際接軌的程度上,深圳和香港、澳門,特別是國際一流名城相比差距同樣明顯.就深圳自身來說,無論是經濟發展、社會治理、城市管理,還是法治環境、民生改善,都還有不少短板,這就是深圳的現狀,可能就是深圳下一步會發力的方向.
教育改變深圳
一座城市的國際化自然離不開人才,深圳陸續引進國內重點高校在深圳設立分校,動作頻頻.北大、清華、人大、哈工大、武大、中大已經來了,未來可能還有上海交大,這些中國排名經常在前十的大學已經快在深圳聚齊.再加上莫斯科大學、美國伯克利、墨爾本大學等一批中外合作大學,以及本土南科大、深大等學校.按照年輕人流行的說法,這叫海內外龍珠都搜集得差不多,可以召喚神龍了.
有學者經常說,深圳氣候和矽谷相近、環境優美宜人.深圳和矽谷之間好像就差一個斯坦福.現在,這個短板正在被快速補齊,實現跨越式發展、爆發式增長.對於這些新增大學,深圳有一個標準,國內大學必須是全國前30 名或專業排名前5名,境外大學原則上應居全球綜合排名前100 名或專業排名前20 名.到2020 年,深圳將有20 萬在校大學生.這裏面不僅是中國學生,還有大量外國學生.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如今深圳每年臨時居住的外國人超過百萬人次,常住外國人兩萬六千多人.這些外籍人士來自全球127 個國家和地區,人數名列前五位的國家是日本、韓國、美國、印度和加拿大.眾所周知,我們中國是一個非移民國家,所以長期以來我們儘管很尊重外籍人士,但只是將他們作為過客來管理,而沒有把他們當作城市的一份子.今年以來,深圳推出了一系列國際化舉措,包括大量開通國際直達航班、開通服務外籍人士的（政務）門戶網站,都是在開始把外籍人士當作城市人口來認真對待,都是希望他們能在深圳住得好,出行方便,給這些外籍納稅人士以相應的國民待遇.
當然談到人才吸引,當地房價必然會被拿出來熱烈討論.如今深圳房價全國最高的問題已經引起了廣泛關注,很多人說房價已經影響了人才來深圳.要說有沒有影響,當然有！但我想,對人才而言,最關鍵的還是有沒有待遇優厚的工作機會和成長空間.
有一句話,可能有些殘酷.房價就是一個城市的門票,高與不高,就看值不值！如果不值,再低的門票價格,也乏人問津；如果值回票價,那就是價高者得.當然,不能讓金融等投機手段讓深圳房價“非正常上漲”,當地政府必須採取有力措施.另外一個消息,也表明深圳對房價問題也是動了真格.比如斥資1000億組建人才安居集團.這個投資集團在未來五年會提供至少30 萬套人才安居房.這個數據很可怕了,已經超過未來五年深圳全市商品住宅的供應量.這些房子將會以低於市場價格一半的水準,租賃給深圳各領域的年輕人和家庭.效果如何,還有待持續觀察.
創新實踐的一代人
當然一切的吸引力,終究要回歸到“青年一代”的身上.由於互聯網的普及,這一代中國年輕人會具備先天的國際觀.因為和世界其他地區青年,看差不多的娛樂電影、吃差不多的食品、關注相類似的國際新聞,這種共鳴點就會很多.中國青年和世界其他國家青年在交流上幾乎不存在盲區.
在這樣的全球浪潮中,學好英文很重要,但並非國際化的全部,只是一種手段和工具.年輕人可以選擇遊學、旅遊等多種方式拓展自己的國際視野.不過,短時間的熱情有時並不可靠.最終的國際視野還需要在工作中建立,因為只有和不同國家的人,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打交道,才更有利於建立更加全面的國際視野.
說到創新實踐的一代人,就不能不提一個新生代偶像深圳大疆CEO 汪滔.這個年輕人大學畢業後就開始在深圳創業,七年做到無人機銷量全球一半,身家279 億.他的“創新態度”特別值得關注.回顧大疆創業十年歷程,他說：“我覺得我們做的事情非常單純,就是埋頭苦幹,一門心思做出卓越的產品,踏踏實實創造社會價值.這種做法要耐得住寂寞,很多人覺得這個是個窄門,不願意走,從我們的經歷來看,我們的做法是對的.相反,有不少的創業者喜歡趕風口,炒概念,投機取巧,這些做法門雖然寬,路雖然大,但是機會很小.”其實,世界上有很多東西是不變的,年輕人有時候還是要走“老路”才可能成功.
近來有人擔心,在全球化遭遇挑戰之際,中國在國際化上是不是會放慢腳步,甚至反向收縮.我個人覺得不會,因為在國際化上,中國經濟結構決定了,一定要跟世界同步,不但不會收縮,甚至不會慢.因為,慢了,就會出問題.
當然,當前世界上的“國際化都市”並非都是好榜樣,有的問題多多.涉及族裔、信仰等多方面的問題,在城市規劃層面並沒有得到好的解決,族裔之間形成各種聚集區,在公平分享政府福利上有很多分歧.有的城市缺少一種大文化觀念能夠同時駕馭不同信仰和種族.從歷史和現實看,中日韓等東亞國家在包容國際移民上,也似乎天生就不是一個積極的角色.
我覺得,這恰恰也是深圳這種城市的機會,當你的經濟結構引來四面八方的人,怎麼探索一種城市空間的安排框架,怎麼形成一種各族裔信仰認同的文化理念,怎麼在政策安排上做到普惠公平,我想都是需要大膽創意,勇於且善於實踐的一批人來完成.
未來“變化”的路徑
未來深圳怎樣走特色國際化之路呢？我覺得首先要把握大勢,特別是中國開放的大勢.在我看來,中國的開放正在呈現“五個變化”,並將深刻影響自身和全球.
首先是從區域開放到領域開放.當年中國的開放是從深圳特區開始、到沿海開放城市,再覆蓋全國,區域特點明顯.而當前中國進行的是“領域開放”,主要是以設立自貿區為政策表現形式的現代服務業開放,涉及外商投資准入、人民幣國際化.這種開放無法靠鐵絲網圍住一片區域就可以先行先試,必須有清晰思路,和對後果的清晰認識,必須做好頂層設計.
從單向開放到雙向開放.過去的開放,主要是招商引資,以低姿態讓中國參與世界分工.今天的開放,中國則更強調“走出去”與“引進來”並重.大家都知道,過去中國手裏握著巨額美元,花不出去,不能總是買美國國債,要出去投資.但是國際投資有一個對等原則,你能投資我的,我就得能投資你的,所以中國必須把過去不能讓外資介入的領域,做一個科學的安排.
從“優惠型開放”到“競爭型開放”.過去我們是靠優惠政策推動開放,靠低廉的地價和稅收吸引外資.今天這種優惠難以為繼,而且轉型升級的中國要參與更高級別的競爭,要跟國際一流地區拼創新、拼服務,所以今天是要從素質出發的、從政府轉型出發的競爭型開放.
從“摸石頭”開放到自信開放.中國最早的開放動議源自深圳,當年的逃港風波導致小平同志痛下決心,以實事求是的態度最終建立特區.畢竟當初,香港幹一個月頂得上深圳幹一年,老百姓用腳投了票.但是當初我們為形勢所迫、思想所限,並非明確知道這條路會把我們引向何方,所以才有小平“摸著石頭過河”的著名論斷.但是今天,不能再摸石頭了,中國家大業大,也摸不起石頭了.可以預判,今後的開放將會是更有明確目標的開放,更為自信的開放.
最後,從“落後開放”到“大國開放”.過去中國的開放主要針對歐美、日韓等發達國家和港澳臺先進地區.今天中國的開放是全方位、多層次的,既有發達國際地區,也有新興經濟體,甚至包括非洲等後發展地區.習總書記在訪問中亞四國時,倡建“絲綢之路經濟帶”.他在訪問印尼時,首次公開倡議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這一系列舉動表明,中國新一輪的開放轉向全方位、多層次開放,更加體現大國利益、大國風範.
深圳在新一輪的開放格局中其實機遇不少.作為中國第一大進出口城市,深圳外向型程度極高,開放基礎越優越.無論是國家哪一個層次的開放,深圳都有基礎率先對接.當然,新一輪的開放不再依靠優惠政策,而是要看深圳的前瞻眼光和改革銳氣.
最後,我認為關鍵還是看法治.當更高水準國際化來臨的時候,人們最擔心的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制體系能不能適應.這個法制體系的完善,我覺得還要靠深圳這種敢衝善拼的城市.有人曾經說,中國人沒有法治傳統和基因,搞法治有“先天障礙”.但是在新加坡、香港、澳門這些地方,我們卻看到相反的情況,華人不僅做到了,而且還是當地踐行法治的主要社會群體.
比如新加坡,當地法治的成功絕非只依靠嚴刑峻法,而是一項系統工程,這裏既有領導人的果斷抉擇,更有城市發展階段的現實支撐.
為什麼這麼說？因為在加工製造業的時代,僅僅需要低水準的法治就夠了.新加坡、香港那個時期的法治建設也並非順風順水,黑幕很多.他們真正法治大提升的時代,就是在兩個城市從製造業向現代服務業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因為無論是現代服務業還是高科技產業,一個前提就是國際化、要集聚全球資源、要參與全球競爭,要公開公正透明.但是沒有法治化,你就無法國際化,或者說無法真正的國際化.而這個時期,這兩個城市的人口素質、產業結構也支撐了更為高端的法治化.兩個城市在這樣的現實支撐下,實現了質的飛躍.深圳今天也到達了這個關口,要想成功轉型升級,必須邁過法治化這道門檻,深圳也具備了這樣的條件.
法之必行需要以身作則.深圳在討論法治城市建設這個話題時,幾乎每一個高級別領導都異口同聲地提到,法治建設必須從官員做起.因為不僅是個人是否犯規的問題,更會影響到社會層面的貫徹執行.我想有了這個共同認識和出發點,深圳的法治建設就有了一個好的開始和值得期待的未來.
深圳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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