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论杜甫新题乐府的艺术以三吏三别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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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的“新题乐府”诗,是对传统乐府的体式开拓和艺术创新,集中代表了杜甫诗歌的创作成就,鲜明体现了杜诗作为“诗史”的思想高度与时代特征,在杜甫诗歌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自汉武帝正式创立乐府官署,乐府作为一种新的诗体也开始了它的发展（虽然当时“乐府”只是朝廷主管音乐的机构名称而非诗体名称,但这种诗歌样式是伴随乐府机构而出现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称当时所采集的“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等民间歌谣,“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而且“可以观风俗,知薄厚”,对这类被后人称之为“乐府诗”（或乐府民歌）的基本艺术特征和表现功能作了简要的评述.汉乐府中的部分民歌,如《战城南》《东门行》《妇病行》等,反映了社会现实,表达了民众心声,显现了乐府诗的本质特征,成为汉乐府中的精髓.因此,“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是汉乐府的创作传统,也是“乐府诗”的精神内核,更是后世乐府诗、特别是“新题乐府”诗的创作准则.
基于乐府诗的这种重要特征,我们认为,“新题乐府”首先必须继承汉乐府的优良传统和现实精神,否则,就抛弃了乐府诗的本源,丧失了乐府的实质.杜甫的“新题乐府”之所以成为后人学习的典范,并奠定了“新（题）乐府”的创作格局,根本原因即在于它充分地显扬了“汉乐府”的这一创作精神与本质特征.
一
杜甫“新题乐府”诗作为唐代出现的新诗体,既具有对传统乐府诗的继承性,又表现出艺术形式的开创性.汉末魏初以来,乐府诗开始受到诗人们的喜爱和重视,逐渐地由民间转移到文人手中,并因之得到迅速发展.建安、曹魏时,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乐府诗人,继承了汉乐府的传统,以古题写时事,创作了一批优秀的乐府诗,如曹操的《蒿里行》《苦寒行》《步出夏门行》,曹植的《泰山梁甫行》,王粲的《七哀》,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等,但从其发展趋势看,“上变两汉质朴之风,下开私家模拟之渐……乐府与社会之关系,始日就衰薄”.乐府诗在六朝至初唐时期形成了创作,但六朝乐府“其风格则儇佻而绮丽,其歌咏之对象,则不外男女相思……几与社会完全脱离关系,而仅为少数有闲阶级陶情悦耳之艳曲.”而初唐乐府也“不过音制调和之事耳,其内容之空虚而日与实际社会相远如故也.”因此,综观杜甫以前的乐府诗,大多是“沿袭古题,唱和重复”,即使有自拟诗题者,也很少继承汉乐府反映现实、关注民生的优良传统和创作精神,故并不属于被后人确立和认同的“新题乐府”的范畴,笔者认为只能称作“自拟题目的乐府”.杜甫在写《兵车行》等作之前,也写过一些自拟题目的乐府诗,如《饮中八仙歌》《高都护骢马行》《乐游园歌》等,但我们并不把它们看作“新题乐府”,原因即在于此.因而,杜甫之《兵车行》《丽人行》等作,才是杜甫以至唐代最早的、真正的“新题乐府”.
什么是“新题”？明人胡震亨说：“新题者,古乐府所无,唐人新制为乐府题者也.”而杜甫“新题乐府”的“新”,不仅体现在诗题的外在标称上,更体现在其内在意义上.杜甫在学习、吸收汉乐府的精神实质及艺术形式的同时,结合自己的见闻、感受和体验,从现实事件中概括生活的本质,自创新题写时事,体现出全新的思想内容和社会价值.“三吏”“三别”便是诗人从当时千千万万个家庭遭遇的征兵事件中,通过艺术提炼而自创的六个新题,而其本身就十分概括地揭示了现实的本质特征.如以《新安吏》名篇,即以新安小吏与“客”（作者）就征兵一事的对话,展示了社会现状及民众苦难.以《新婚别》命题,则以“暮婚晨告别”的女子对被征丈夫的倾心话语,描述了由战乱造成的人生悲剧.此外,杜甫的其他“新题乐府”的立题也大多与此相同,如《丽人行》以杨氏兄妹的豪奢、淫靡的生活及炙手可热的权势自制新题,《悲陈陶》以唐军兵败陈陶为表现内容自立新题,《哀江头》以曲江今昔盛衰对比而自创新题.这些“新题乐府”在创题上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从社会生活中提炼主题,创制新题.因此,诗题均表现出鲜明的现实性和强烈的时代感.元稹说：“近代惟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在这里,虽然还没有直接地、明确地称杜甫这类作品为“新题乐府”（这一概念当时已为李绅、元稹提出,见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实际上已阐明了杜甫“新题乐府”的创题特点,肯定了其在艺术形式上的开创性成就.到了后来,诗家明确地把杜甫的这类作品称为“新题乐府”,并指出了其本质属性.如许学夷云：“自子美则自立新题,自创己格,自叙时事,视诸家纷纷范古者,不能无厌.”清人冯班云：“杜子美作新题乐府,此是乐府之变……自咏唐时事,以俟采诗者,异于古人,而深得古人之理.”施闰章云：“杜不拟古乐府,用新题纪时事,自是创识.”宋荦云：“少陵乐府以时事创新题,如《无家别》……诸作,便成千古绝调.”从上面可以清楚地看出,论者均把杜甫“三吏”“三别”等“新题乐府”与“时事”联系起来进行评说,这正说明,反映现实政治和重大社会事件应该是“新题乐府”的艺术本质,是继承汉乐府传统的鲜明标志.萧涤非在论及杜甫新乐府时说：“所谓新乐府者,‘因意命题,无所倚傍’,受命于两汉,取足于当时,以耳目当朝廷之采诗,以纸笔代百姓之喉舌者也.”这既概括了“新（题）乐府”的创题特色,又指出了其与传统汉乐府的继承关系,也阐明了新题乐府的社会功能与精神实质.
有论者认为,杜甫的《兵车行》等“新题乐府”并非是首创,因为汉乐府也是“缘事而发”,也无前代旧题可依.此言诚然.汉乐府的首创之功是不可否认的,但笔者以为,到了杜甫的时代,已经有了大量的乐府古题,许多诗人都以模拟乐府古题为能事（如李白）,然杜甫却不去单纯拟作,沿着前人的轨迹亦步亦趋,而是“即事名篇”,努力拓展和开创乐府诗的表现领域与艺术形式.古乐府中有不少反映战乱或战争的古题,如《战城南》《十五从军征》《饮马长城窟行》《蒿里》《七哀》等,但杜甫在表现同一题材时,却完全不倚凭旧题,而是从当时的社会现实中提炼、创制一批新的乐府题,如《前（后）出塞》（笔者认为,该题虽由古题而来,但已不属传统的乐府旧题）《兵车行》《悲陈陶》《洗兵马》以及“三吏”“三别”等.这些“新题乐府”不仅彰显了传统乐府的精神品格,同时还充分体现了乐府诗的新的风貌和内涵.据笔者的统计和研判,杜诗中没有一首地地道道的乐府古题,全为杜甫自立或创变的乐府新题.这正是杜甫能超越前人、高出时人的地方.因此,杜甫的“即事名篇”与汉乐府的“缘事而发”,同样具有对乐府形式的开创之功.正如杨伦所言,“自六朝以来,乐府题率多摹拟剽窃,陈陈相因,最为可厌.子美出而独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臼.”沈德潜认为：“借古乐府写时事,始于曹公.”（《古诗源》）我们则有理由说：以新题乐府写时事,肇端于杜甫.这也应该说是符合文学史的实际的.
二
杜甫的“新题乐府”不仅发扬了汉乐府的优良传统,而且进一步深化了乐府诗的现实精神与思想意义,具有反映生活的典型性和深刻性.杜甫以政治家、史学家的眼光洞察、把握社会,又以诗人的独特敏锐力和高超表现力审视、描写社会.他善于发现生活中富于本质特点和典型意义的事件、人物和现象,以个别反映一般,以局部表现全体,使其“新题乐府”显示出广泛的生活面和深刻的思想性.
杜甫真正创作“新题乐府”是从困居长安的后期开始的.在近十年的困顿生活中,他认识到社会政治的残酷与黑暗,目睹了统治者的豪奢与腐败,体验到了人民的苦难与不幸,创作了一批自立新题、反映时事的优秀诗篇,如《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等.这些作品被后人称之为“新题乐府”,也是杜甫诗歌创作迈向现实主义道路的标志.“安史之乱”发生后,他更多地运用这一新的诗歌形式,写了大批反映战乱给国家、社会和民众造成深重苦难的现象的诗篇,如《悲陈陶》《悲青坂》《哀江头》《哀王孙》《塞芦子》《洗兵马》等.特别是在华州任职时写的组诗“三吏”“三别”,更是代表了杜甫“新题乐府”的最高成就,被誉为杜诗“现实主义的一个光辉的顶点”.
这六首诗是杜甫有意识、有计划、有目的地创作的大型组诗.公元758年,唐肃宗令大将郭子仪和李光弼分别率领众节度使讨伐安庆绪,但因二人“皆元功,难相临摄”,却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总领两军,“而不立帅”,导致“时王师众而无统,进退相顾望,责功不专”.结果,唐军先胜后败,伤亡惨重,“战马万匹,惟存三千,甲仗十万,遗弃殆尽”,郭子仪退守,“诸节度各溃归本镇”.这样,唐军急需补充兵员,便强行在全社会征丁拉夫.此时的杜甫正由洛阳返回华州,一路上亲自闻见了当时的征兵惨状,“目击成诗,若有神使之,遂下千秋之泪”.
在“三吏”“三别”中,作者从六个不同场景、不同事件、不同人物入手,真实地、本质地展现了“安史之乱”爆发后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揭示了诗人内心的矛盾和痛苦,体现了其深厚而复杂的思想情感.他一方面痛恨、谴责统治者强行征兵的罪恶,同情、关注民众的不幸与苦难：“有吏夜捉人”“二男新战死”（《石壕吏》）,“百万化为鱼”（《潼关吏》）,“暮婚晨告别”（《新婚别》）,“子孙阵亡尽”“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垂老别》）“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无家别》）,鲜明地反映了战争与征兵造成的现实的苦难与苦难的现实,真是“天地终无情”（《新安吏》）！另一方面,他又劝勉民众应征上战场去平定安史之乱：“送别勿泣血,仆射如父兄”（《新安吏》）,“势异邺城下,纵死时犹宽”（《垂老别》）,并高度赞扬人民以大局为重、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的爱国热忱与献身精神：“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石壕吏》）,“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新婚别》）.在《新安吏》中,诗人通过与“吏”的一段对话,从多方面展现了“安史之乱”后唐朝廷征兵的真实状况,让我们透过一个小小的新安县,看到了征兵给全社会带来的惨状.同时,这首诗几乎包容了整组诗的主要内容与基本思想,显示出极深厚的现实意义,具有通领六诗的作用.杜甫将之置于组诗之首,有以哉！“三别”的第一篇《新婚别》,诗人选取了一个特殊而又平凡的普通新婚女子,记叙了她与丈夫离别之际的一段独白,反映了征兵造成的一幕家庭悲剧,“一篇都是妇人语,而公揣摩以发之”,揭露统治者摧残起码的人情、人性和人伦,违背了“新有婚者,期不役政”的“先王之政”.新婚夫妇都逃脱不了这场灾难,他人则可想而知,他们的遭遇只不过是无数个家庭的缩影.我们把汉乐府中的《妇病行》与《新婚别》作一简单比较不难看出,虽然都反映了现实,都是妇对夫语,但在内容的丰富性、思想的深刻性、人物的生动性、表现生活的广泛性等方面,前者是远远不及后者的.
“三吏”“三别”这一组诗,充分展现了杜甫爱国、爱民的高尚情怀.每一首诗均选取既普通又具代表性的人物与事件,生动描述当时的社会现状,典型反映现实生活的时代本质.我们从组诗中的不同人物命运与不同事件中,清楚地看到了“安史之乱”给广大民众和千万家庭带来的灾难,更为深刻地认识到社会的黑暗与现实的残酷.杜甫的这类诗,能站在时代的高度去鸟瞰、把握整个社会,同时又从现实中提炼出典型的人与事,去概括、展现社会的本质特征.虽然诗中所写的是当时极为普遍的现象和极为平凡的人物,但它映射出一个历史时期的生活画卷,因而思想内容更为厚重、丰富,现实意义更为深刻、强烈.
三
在表现手法上,杜甫的“新题乐府”吸收和运用了古乐府的优长,如对话、叙事、语言通俗等,但他又在传统乐府手法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提高、有所创造,显示出表现手法的多样性与创新性.
杜甫的“新题乐府”大都具有叙事的特点.但这种叙事,却不像汉乐府民歌,只是较为客观地将事件作简要的描述,而是将个人的主观情感、思想倾向、立场态度寓于叙事之中,使诗歌表现出鲜明的主体意识,体现为叙事与抒情的结合；它也不像一般的叙事文学作品,注重事件、情节的完整性和故事性,而是选择一个事件作单线的描写,以叙事为基本框架,具有诗歌的真实性、客观性,显示了中国古代叙事诗的民族特性；而诗中作者的主观色彩和情感意向又鲜明可感,提高了诗歌的表现力、感染力.汉乐府中也有不少带有叙事性的作品,如《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东光》《平陵东》等篇,形成了汉乐府的一大特征.但这些作品的叙事大多倾向于两个方面,一是注重其客观性,作者的主观色彩较为淡薄（这与其为民歌有关）；二是描写的事件多为断面,缺乏相关的延伸,显得较为单一.如《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不仅描写不够集中,且只是平面式的铺展,倾向性也相对模糊.又如《孤儿行》,沈德潜评曰：“极琐碎,极古奥.断续无端,起落无迹.泪痕血点,结掇而成.”虽有褒扬,但也指出了其在记事上存在的不足.再如《平陵东》,不管所写为何人,叙事也过于简略和单一,事件缺少起因、过程和结果,末句“归告我家卖黄犊”,或以为是“卖小牛来凑足应交的钱”（余冠英语）,或解释为“言欲卖牛买刀,以死救之也”（萧涤非语）,都不过是论者的想象与补充,而不是诗歌本身的叙事.这正是我国早期诗歌叙事的方式与特点.
杜甫“新题乐府”的叙事,多以某一事件为中心,随着事件的发展而逐步展开,叙事具有相对的完整性和一定的变化性.“三吏”“三别”六首诗,“各举一事为言”.在“三吏”中,围绕中心事件的叙事主体明显,诗人在诗中不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出现,而是作为事件的参与者,通过与“吏”的对白,推动事件的发展,很少正面发表议论,近似于从第一人称的视角展开叙事.如《石壕吏》,以诗人所见所闻为视角,以“有吏夜捉人”为中心事件,以由暮—夜—天明为叙事的时间构架,以老妇的“啼”“致词”及“从吏夜归”和老翁的“逾墙走”及诗人“独与老翁别”为叙事的基本线索,描写了事件发生、发展和结局的全过程.“三别”中不仅诗人并没有直接出场,且叙事主体呈隐现状态,没有正面出现,而完全是通过“新婚女子”“年迈老妪”“独身男子”的自白,采用第三人称的口吻进行叙事.如《无家别》,“首言乱后归乡,景情并叙”,下则“言归而无家”,写故里之残破荒凉,接着“说暂归旋役之苦”,最后“言无家又别”.全诗虽为无家男子之自叙,然叙事层次清晰、条理井然、有始有终.这些事情,都是诗中人物（包括杜甫）亲身经历过或正在发生的,因而,整个叙事过程更为真实感人,而作者的爱憎也在人物的遭遇和命运中得到显现.诗人的倾向不是“特别地说出”,而是通过叙事,“让它自己从场面和情节中流露出来”.这种叙事方式,较之汉乐府中同类作品,可以说前进了一大步.它不仅是杜甫“新题乐府”的重要表现特征,而且形成了我国古典叙事诗的一种类型、一种民族传统.
杜甫的“新题乐府”既以叙事为中心,那么,在叙事过程中就必然会有人物的活动,因而,人物描写也就成为“新题乐府”的重要方面.当然,这里所说的人物描写,不同于小说、戏剧、影视文学及长篇叙事诗,它不强调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变化性,也不注重形象的完整性、丰富性,而只是突出诗中人物的某一方面的思想、某一性格侧面,通过人物的某一特征去揭示主题.“三吏”是各以一下层小吏及其活动为中心,集中叙述他们在征兵中的言行,使我们深刻地了解和认识当时的社会现状与统治者的本性.“三别”则是以三个普通民众及其遭遇为中心,着重表现他们的不幸命运、情感特征和心理活动,从而展示广大人民所经受的苦难.《新婚别》中的女子,便是一位感情真切细腻而又深明大义的女性形象.诗人准确地把握了结婚仅一天的新嫁娘的身份、地位和口吻,以个性化的语言描写了她的无奈、痛苦与怨恨,正如高步瀛所言：“琐琐以陈,字字凄惋,所谓发乎情也.”同时,她又以“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的行为和“与君永相望”的誓言,勉励丈夫“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表现了她的爱国精神与高尚品德,“侃侃而道,字字激愤,所谓止乎礼义”.诗歌生动地展现了这位女子的内心世界,使得人物形象真实而动人.
乐府,来源于民歌,因而语言通俗生动是其本色.杜甫的“新题乐府”继承了汉乐府的语言特色,大量学习、吸收、提炼、运用民间口语、俗语、谚语,使诗歌语言既活泼、多样,显示出鲜明的民间色彩,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又生动、准确,最适合描写和反映普通民众的生活和思想,具有很强的表现力.“三吏”“三别”的语言,从整体而言,口语化、通俗化是其基本特色,如“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新安吏》）,“大城铁不如,小城万丈余”（《潼关吏》）,“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石壕吏》）,“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新婚别》）,“此去必不归,还闻劝‘加餐’”（《垂老别》）,“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无家别》）,等等,皆明白如话,自然通俗.另外,诗人经常在诗歌的两句中采用词语对举的方法,构成大致相称的句式形态,如前举之“肥男”与“瘦男”“大城”与“小城”和“结发为君妻（‘君妻’一本作‘妻子’）,席不暖君床”（《新婚别》）“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无家别》）.这种用法在《石壕吏》中尤为突出,在《石壕吏》中,诗人共用了四组这样的句式：“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这种句式在前代乐府中也时有所见,如《公无渡河》中“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江南》中“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陌上桑》中“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杜甫学习了乐府诗的这一语言表达方式,大量运用在“新题乐府”中.“三吏”“三别”六首诗有五首出现了这种句式,这绝不是偶然的,而是诗人的有意识的行为.它既保持了传统乐府民歌的语言本色,又增强了诗歌语言的表现力.在《新婚别》中,诗人不仅采用了较多的富有个性化的语言来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而且全诗“‘君’字凡七见”,“频频呼君,几于一声一泪”.这一独特语词在诗歌独特语境中的反复运用,不仅大大丰富了人物形象的情感内涵,而且使全诗叙事严谨,诗意贯通.前人曾这样称赞杜甫：“怜渠直道当时语,不着心源傍古人”（元稹《酬李甫见赠十首》）,“欲知子美高人处,只把寻常话做诗”（房皞《读杜诗》）,这里的“当时语”“寻常话”,正道出了杜甫“新题乐府”的一大语言特色.
此外,“三吏”“三别”中的语言表达方式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浦起龙云：“‘三吏’夹带问答叙事,‘三别’纯托送者行者之词.”“三吏”主要运用主客对话或对答的形式；“三别”则以独白、自述为叙事方式.且三首又各不相同,《新婚别》是妻对夫语,《垂老别》是夫对妻语,《无家别》是无人对语（或曰对诗人语、对他人语）.在用韵方面,“三吏”较为自由,可任意换韵（以“平水韵”为准）,如《新安吏》中大多用下平声“八庚”韵,又间用“九青”的韵（丁、俜）.萧涤非先生认为“三吏除《新安吏》外俱换韵”,如依“平水韵”,该诗则属换韵；《潼关吏》首二句用上声“十九皓”韵,余则杂用上平声“六鱼”“七虞”的韵；《石壕吏》用韵更自由且平仄转换互用.“三别”每首诗均一韵到底,《新婚别》用下平声“七阳”韵,《垂老别》用上平声“十四寒”韵,《无家别》用上平声“八齐”韵,无换韵现象.这样,诗歌的语言表达方式变化多姿,用韵形式丰富多彩,增强了诗歌的表达效果,使其“新题乐府”诗在艺术表现上显示出新的体貌.
杜甫在继承和发扬汉乐府的优良传统的同时,大胆突破了旧有的乐府形式和创作规范,创制了“新题乐府”这一新的文学样式,开拓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道路.杜甫以后的诗人从杜甫的艺术实践中得到了深刻的启示,杜甫的一批“新题乐府”为后人的创作树立了光辉的范例.中唐元稹、白居易等人宣称：“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指杜甫的《兵车行》《丽人行》等）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可见,杜甫的“新题乐府”对他们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们在乐府诗方面的文学宗旨和创作方向.中唐时期“新（题）乐府”诗创作的出现,可以说直接源于杜甫的“新题乐府”.冯班云：“杜子美创为新题乐府,至元、白而盛.”“元、自之后,此体纷纷而作.”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一种新的传统、新的范式、新的走向.
（选自《杜甫研究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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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结束语：此文为适合三吏三别和题乐府和杜甫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关于艺术本科毕业论文，相关艺术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