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公益支持型组织的中美比较和借鉴基于美国慈善机构的参访》
本文是关于慈善研究方面论文参考文献范文与参访和研究机构和中美方面论文范文例文。
2018 年6 月末至7 月初,由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主要资助的“公益知识库( 益库)”的项目团队前往美国开展了为期13 天的交流学习.我作为该项目的负责人和另一同事参与了此次出访.在纽约、华盛顿两个城市与12 家公益慈善机构的代表进行了交流.
哈佛大学L. Did Brown 教授在2002 年将“支持型组织”分为了5 大类：能力建设机构、协会与网络机构、信息和研究类机构、资源动员机构和跨部门链接机构.根据他的分类,我们参访的12 家机构除了资助型基金会外,“咨询服务机构、协会与联盟、研究和信息中心”可以对应到Did 教授的分类中的前3 类.
由于此次出访行程安排较满,每家机构的交流时间和内容都有限,下面我主要从“美国支持型组织”和“慈善研究”两个维度来分享下收获和思考.
前言
2018 年6 月末至7 月初,由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主要资助的“公益知识库（益库）”的项目团队前往美国开展了为期13 天的交流学习.我作为该项目的负责人和另一同事参与了此次出访.在纽约、华盛顿两个城市与12 家公益慈善机构的代表进行了交流.
哈佛大学L. Did Brown教授在2002年将“支持型组织”分为了5 大类：能力建设机构、协会与网络机构、信息和研究类机构、资源动员机构和跨部门链接机构.根据他的分类,我们参访的12 家机构除了资助型基金会外,“咨询服务机构、协会与联盟、研究和信息中心”可以对应到Did 教授的分类中的前3 类.
由于此次出访行程安排较满,每家机构的交流时间和内容都有限,下面我主要从“美国支持型组织”和“慈善研究”两个维度来分享下收获和思考.
美国支持型组织的定义、分类及概况
支持型组织的概念由L. DidBrown 教授于1990 年首次提出,“支持型组织以价值为基础,主要任务是提供服务和资源,帮助非营利组织完成其使命,功能包括提供培训和员工发展服务、研究和信息资源、网络和联盟支持、资金、政策分析以及倡导支持”.这一定义表明支持型组织同样强调“价值为先”,但与非营利组织的区别是不直接参与项目运作和服务于目标人群,而是通过为后者提供服务来改善社会问题.Did 教授根据支持型组织的不同功能将其进行了分类,主要有以下5 种：
1. 能力建设机构：这类机构通过提供人力资源、战略规划、领导力、财务管理等方面的能力建设,提升非营利组织专业性.
2. 协会与网络机构：这类组织提供平台,促进成员间交流合作,协调共同行动.特别重要的是,这类组织能代表成员的共同利益向政府和公众进行倡导,维护非营利组织权益.
3. 信息和研究类机构：这类组织扮演着提升公信力、知识生产的重要角色,向社会传递关于非营利的知识和信息,促进公众理解.
4. 资源动员机构：这类组织为非营利组织去动员、募集各种所需资源,再进行有效分配.
5、跨部门链接机构：这类组织帮助非营利组织链接其他部门,包括政府、企业、捐赠人等,来协力解决社会问题.随着非营利组织之间、与政府、企业的相互依存加深,这类组织的重要性将愈发显现.
美国支持型组织数量众多、类别全面、功能完善.非营利事业在美国如此发达,与其有着配套良好的支持型组织系统是分不开的.借助于这一系统,非营利组织不仅提升了服务的效率和专业性,更为重要的是,支持型组织为非营利部门创造了有利的政策和社会支持环境.在第二部分,我主要以参访的9 家机构为例,介绍它们作为支持型组织的角色与作用,探讨其为非营利部门带来的长远影响.
美国支持型组织的作用与影响：以参访的其中9家机构为例
（一）能力建设机构：洛克菲勒慈善咨询公司（RPA）
RPA 创立于2002 年,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慈善服务组织,迄今为止在全球监管了30 多亿美元资助款的使用,使命是帮助捐赠方开展“深思熟虑、有效”的慈善,在纽约、芝加哥、洛杉矶和旧金山设立办事处.RPA 提供的服务包括战略和研究咨询、管理基金会和信托、促进捐赠方合作,以及捐赠和财务咨询.此次我们在纽约总部见到了PRA的总裁兼CEO Melissa Berman 和副总裁Heather Grady.
RPA 直接服务的对象虽然是捐赠方,但他们做的工作绝不是简单地提供咨询或管理服务,而是连接捐赠方和被资助方,引导各方有效使用资源.据Melissa和Heather 介绍,他们近期完成了一份“系统性变革的规模化解决方案”的倡议报告.这份报告采访了25 家被资助机构,分析了当前慈善捐赠评估方面的问题,即仅评估被资助机构的执行情况以及单个项目的完成指标,而忽视了对捐赠方的资助理念、行为、方式的评估.他们认为,要达成系统性的变革,不仅需要被资助方有效地使用资源,同样需要捐赠方有效地捐赠资源.报告提出了5 个具体行动建议,倡议捐赠方资助行为的改变,已有200 多家捐赠方参与讨论,并实际促成了一些捐赠项目的变革.
( 二) 协会与网络机构
1. 基金会理事会（COF）
COF 成立于1949 年,总部位于华盛顿,是美国最早的会员制组织.会员是从事捐赠的各类机构,包括社区基金会、企业和企业基金会以及私人基金会.财政收入以会员会费为大头,约占55%,其余来自基金会捐赠和培训等服务性收费.
COF最被人称道的是它的政策倡导作用,它的政府关系团队长期与政府部门和政策制定者打交道,在几次美国非营利部门受到质疑的时候都维护着本部门的权益.1969 年税法改革加强了对私人基金会的一些限制,引起震动.COF在应对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向国会和新税法起草人解释说明基金会的功能及重要性,并联合其他联盟组织拟定自律规则,促进社会对基金会的了解和信任.此后COF 一方面代表基金会参与政府政策的颁布和执行,另一方面敦促基金会加强自律,并为会员开展能力建设、组织会议、促进合作.
对外关系部门副总裁Natalie Ross告诉我们,类似于COF 这种为基金会服务的组织在美国有300 多家（不包括NGO 支持组织）,她归纳为6 类：一是区域性的会员组织.二是议题网络,通常规模较小,并聚焦于某一具体领域,例如医疗、教育等.三是基于身份认同的团体,例如犹太人资助者网络.四是全国性的网络组织,比如COF.五是高校的公益慈善中心.六是数据平台机构,如基金会中心等.
2、ARNOVA 和ISTR
ARNOVA（美国非营利与志愿部门联合会）和ISTR（国际第三部门研究会）是非营利研究学者的国际性、跨学科组织.ARNOVA 成立于1971 年,致力于非营利与志愿部门的研究来促进知识生产、应用和传播,在非营利研究领域久负盛名,拥有来自世界范围内1000多个学者会员.它的主要活动包括每年一次的年会、出版物、议题小组等.其发行的期刊NVSQ 是该领域第一本、也是目前最有学术影响力的期刊.此后以ARNOVA 为模板,其他非营利研究者组织也相继成立.ISTR 是其中较有影响力的一个,成立于1992 年, 旨在推动第三部门问题、理论、政策等相关议题的研究促进与应用,ISTR 的年会每两年举办一次,旗下的期刊VOLUNTAS 也是该领域三大期刊之一.
ARNOVA 的成立第一次使原本分散的、边缘化的非营利研究成为有组织的领域.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学科背景的公益慈善学者有了固定的学术交流平台,探讨学术前沿问题,学会旗下的期刊成为重要研究成果的出口.长期来看,这将吸引越来越多顶尖、优秀的学者进入这一领域,推动更多优秀的研究产出.
（三）信息和研究中心
1. 信息中心：基金会中心、洛克菲勒档案中心（RAC）
基金会中心成立于1956 年,此时正值麦卡锡主义时期,因此中心成立的最初动机是收集基金会的信息资料,提高透明度和公信力,应对国会的调查.起初工作开展得并不顺利,因为基金会们并不愿意公开信息,后来在日益壮大过程中由于多次受到公众和国会的批评和质询,才逐渐认识到信息透明才能得到社会信任.目前基金会中心已经成为非营利领域最权威的信息平台,促进非营利部门被更好地理解.知识服务部门副总裁Lawrence McGill 告诉我们,中心现有员工130 人左右,约55% 的收入来源于机构订阅（例如大学等）.基金会中心还建设了其他旗下网站,例如Issuelab是发布案例、评估报告等各种知识产品的免费网站；Glasspocket 深入跟踪各大基金会的资助成效和影响,等等,都是有助于信息公开、透明的平台.
洛克菲勒档案中心（RAC）,成立于1974 年,迄今为止收集了40 多家基金会和非营利机构的档案文献,主要包括洛克菲勒家族和由该家族建立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洛克菲勒大学等,以及福特基金会、塞奇基金会、基金会中心等机构的档案.收藏的资料包括往来通信、日记、评估、纪录片、申请书等.RAC 的使命是促进对公益的研究和理解,因此每年开放约400 位全球各地学者来到该中心,查阅档案,开展研究.这些学者已出版了数百本书籍、数千篇论文,向公众传递了公益的知识和价值.
基金会中心和RAC 都是通过信息收集和研究的方式,促进对公益的理解和信任.基金会中心通过数据分析和研究,系统性地向公众呈现“what（做了什么）”,而RAC 通过档案文献的梳理,用讲故事的方式向公众讲述“why”（为什么捐赠,以及如何做出决策）.2. 研究中心：巴鲁克学院非营利战略与管理中心（CN）,乔治城大学的公共和非营利领导中心（CPNL）, 纽约城市大学慈善和公民社会中心（CPCS）研究中心的主要作用是教学和研究,这是非营利部门的支持系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不仅为非营利组织培养、输送了人才,而且促进知识生产、提高其在教育领域的学科地位.一般情况,研究中心主要设立在工商管理、公共管理、社会科学、非营利学院等.课程一般包括战略管理、组织能力、领导力等.师资不仅包括学校的教职人员,同时也有来自于非营利组织的实践者,比如咨询顾问等,而这些研究中心所属的大学非常开放,研究中心可以自主决定邀请谁来授课.除了教学,研究中心通常还组织研讨会议、提供咨询等.
非营利战略与管理中心（CN）设立在以商科著名的巴鲁克学院.CN开展学位课程和非学位课程.非学位课程已开展了17 年之久,培训了3000 多名基金会和NGO相关人员,是美国规模最大的教育项目.核心课程包括管理、筹资和战略规划等.另外,CN 每月举办一次政策研讨会,参与政策倡导；每年召开一次咨询日,来自NGO领域的25 位咨询师到场提供免费咨询,每场约有50 － 100 人参加.
公共和非营利领导中心（CPNL）设立在乔治城大学,其开展的非营利管理项目5 年多来培训了1300 多名学员.培训对象多是非营利组织的高层,课程也以组织运营管理、领导力为主.该培训项目的收入可以完全支撑CPNL 的运营、研究以及其他活动所需费用.
慈善和公民社会中心（CPCS）位于纽约市立大学,从1989 年开始,CPCS开始实施品牌项目——国际研究奖学金资助,迄今培训了来自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13 名校友.这些学员通常是有学术背景的非营利组织的实践者.CPCS项目与前两个中心有所不同,它提供的培训并非是职业化的课程,它主要是为美国以外的实践者提供到美国交流学习、开展研究的机会和平台.
通过对上述9 家机构的介绍可以看出,美国支持型组织的重要影响在于创造了非营利组织的有利环境.首先是帮助非营利部门与政府部门建立关系,代表本部门利益与政策制定者进行对话,创造良好政策环境.其次是促进非营利部门的信息公开,并通过研究加强公众和政府对本部门的理解,建立社会公信力.最后,提升非营利组织的能力和资源来实现其潜力与影响力.各环节相辅相成,从而促进良性系统环境的发展.
比较视角下中国公益支持型组织的现状：以慈善研究机构为例
（一）慈善研究的作用
1. 证实合法性与合理性
美国的非营利部门受到过多次国会审查和质疑,基金会们认为这是由于政府和公众对整个部门在社会中的作用、合法性的不理解导致的.因此基金会们通常会通过资助学者们开展研究,证实非营利部门和公益事业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用研究报告回应社会质疑,支撑部门的生存空间.例如洛克菲勒三世在1973 年带头成立的法勒小组召集了众多学者,任务是研究非营利部门在美国社会中的作用以及公共需求等问题,1975年出版了报告书《捐赠在美国：迈向更强健的志愿部门》,唤起了社会各界对非营利部门的重视,报告提出的很多建议也被采纳（Hall, 2006）.
2. 指导非营利部门的实践
研究特别是学术研究最受诟病的是,研究总是脱离于实践,无法指导实践.事实上,好的研究产出的高质量的理论,对实践产生引领、指导的作用力,只是时间问题.还是以美国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例,那个时期的研究和生产的知识,拓展了非营利的内涵和外延,也对实践产生了影响.过去非营利组织更多从项目维度出发,关注某个项目做了什么,带来了哪些成效.随着认知改变,非营利组织开始基于整个部门的定位、领域的整体生态情况来设计执行项目,并开始建立与其他部门的合作关系.
3、培训教育与学科发展
研究是教育和学科发展的基础.例如法勒小组出版的报告书,首次提出了将非营利部门作为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第三部门理论,为整个非营利事业奠定了理论基础,促进了教育和学科的进一步发展.随后许多大学在基金会的资助下成立了非营利和公益研究中心,研究工作进一步兴起,并开设了相关能力建设和人才培养课程,非营利领域逐渐发展成为一门学科.
（二）中国慈善研究机构的现状与挑战
2008年开始中国公益组织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巨大发展,但与美国非营利部门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相比,仍有很大差距,还远未发挥好其应有的潜能和价值.这与中国公益组织内、外部的挑战有关.
内部挑战指的是公益组织本身的能力问题,这种情况美国同样经历过.RPA总裁Melissa 博士告诉我们,起初美国NGO 的能力也比较薄弱,大型基金会也只能自己运作项目,后来随着NGO能力不断加强,基金会才开始资助NGO实施项目,这种演变需要过程.致力于能力建设和培训的支持型组织在中国越来越多,未来公益组织的能力会逐渐提升.外部的挑战是由于协会和联盟、研究和信息中心这类支持型组织的缺失,导致公益组织没有得到外部有利环境支持,限制了其潜能.以慈善研究为例,总体而言,中国慈善研究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是支持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下面我主要从研究中心、学会组织两个维度分析,识别该领域的现状及对公益和非营利事业的挑战.
1. 研究中心
目前以4 个研究院为首,即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公益创新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公益发展研究院,另有40 多家研究机构.这4 个研究院虽然都是以公益慈善为名,但更多的是以研究社会组织为主.40 多个研究机构的现状基本上是缺少经费支持、规模较小、研究力量薄弱、研究不活跃、发文也不多.总体来看公益慈善研究中心在各个高校都非常边缘化.
2. 学会和期刊
相对于以实务界为主的行业会议,以研究者为主的学术会议比较少见.ARNOVA 曾在国内举办了一次亚洲会议,其他学科的学会也可设置相关分论坛,但公益和非营利领域没有自己专门的、定期召开会议的学会组织.另外,公益领域的期刊有《中国非营利评论》和《中国第三部门研究》,但都是以书代刊,认可度比较有限.
这些慈善研究机构的缺乏,导致公益慈善领域对一流的、优秀的学者没有足够的吸引力,长期来看,顶尖的学者、青年学者不愿意进入这一领域,将直接影响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和知识生产,没有知识生产必将影响长久发展.
发展中国公益支持型组织的建议通过此次美国交流,我的感受是,其实美国的非营利部门与政府部门的关系并没有那么和谐,美国的捐赠文化也并没有那么的自觉自发,而是有利的立法和政策起到了关键作用.这需要非营利组织联合研究学者和倡导机构来合理地争取,政府部门不会平白无故给予非营利部门更大的生存空间,公众也不会无缘无故地给予非营利部门更多的信任.所以,构建一个有利的公益组织支持环境至关重要,有以下3 个建议是必要的.
（一）资助型基金会将支持型组织纳入资助领域
中国资助型基金会数量不多,资助也以具体的单体项目为主.资助支持型组织比资助具体项目需要更多的耐心,更长时间的投入,因此把支持型组织纳入资助范围的基金会就更少.目前,敦和基金会与其他少数基金会共同资助了资助者圆桌论坛、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公益筹款人联盟等致力于能力建设、交流网络的支持型组织.然而,对致力于政策和公众倡导的组织及研究中心和学会组织的关注和支持非常欠缺.新时代下,跨部门互动越发频繁,相互介入,向其他部门倡导非营利部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紧迫感迎面扑来,无法回避.资助型基金会和其他捐赠方需要有前瞻视角和全局意识,加强对倡导机构和研究机构的资助.
（二）协会或网络机构将倡导作为主要功能
协会或联盟或网络,不管怎么定义,共同的含义是指原本分散的个人或单个组织由于共同的利益或目标而组成的团体.这个协会应该代表集体的共同的诉求,维护集体的共同的权益.其次应该帮助这个集体更加自律.具体到中国公益行业,观察现有的协会或联盟组织,无论是政策倡导或者公众倡导,基本上是欠缺的.协会内部对会员的组织、自律的引导性也不足.这些协会为会员提供的服务基本上是培训,开会,做项目,与其他一般的公益组织和能力建设机构发挥的功能差不多,并没有发挥自己应有的主要功能和价值.
（三）研究机构应参与到“有利环境”各方面
上文提到,国内研究机构自身力量薄弱,多数机构没有自己清晰的定位和业务特色,因此能发挥的功能和作用也远远不够.慈善研究实属更为基础的要素,是建设政策环境、公共信任、能力与资源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首先,研究机构需与倡导机构合作,共同构建政策话语,支持部门的合法性和权利.其次,支持部门的实践.一方面为非营利部门构建能回应时代大命题的理论基础,引导实践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对实践现象进行科学性、建设性解读,支持部门的合理性和公信力.最后,为非营利组织设计、提供教育培训课程,培养输出人才.
结语
虽然我们看到了中美两国的公益和非营利事业存在的差距,但我们要认识到这种差距存在的原因,然后理解、弥补这种差距.美国公益和非营利事业经过了长时间的成长和发展,行业本身和社会支持系统已然很成熟.比较完善的制度规则为社会支持的成熟度打下基础,社会支持环境为行业各种机构的丰富性提供了成长土壤.中国现代公益经过几十年发展,已经开始注意到组织机构多样化和社会支持成熟度的重要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当前的环境下,基金会、协会、能力建设机构、研究机构等应开放交流,通力协作,共创共享一个有力的公益支持系统.
慈善研究论文参考资料：
评论:这是一篇关于参访和研究机构和中美方面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慈善研究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慈善研究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