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校长蒋梦麟：带领北大走出艰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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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雪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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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平民教育
平义教育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脉.蒋梦麟强烈反对封建牧民教育和德、日等国的强权教育,提倡自由主义的平义教育.1919年1月,蒋在《教育杂志》上发表《和平与教育》一文,指出中国和平的基础一向建立于不牢靠的牧民政治上,提出平民教育的概念：“ 牧民政治之反面,即平义是也（ 或曰民权主义）.平义,首以增进平民之能力知识为本,使人民咸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于是一方以健全之个人,进化的社会,而为和平之保障；一方以个人之才智,社会之能力,而扫除不良之政治.”
蒋梦麟这样阐明平义教育的概念：“ 曰自治也,独立也,自由平等也,发展个性,养成健全之个人也,皆所以增进个人之价值,而使平义发达而无疆也.”他认为,20世纪应该是平义的时代.在《今后世界教育之趋势》中,蒋梦麟指出：“ 然以趋势而言,平义之发达,足以杀军国主义之势焰.此吾教育界所当注意者也”.“ 国家之进步,人类之幸福,赖教育平均之发展”.“ 总之今后世界教育之趋势,以发达人权为归.而国中发达人权之教育,当求其平均与普遍”.
蒋梦麟主持《新教育》月刊之始,发表了平义的创刊宣言———“ 以教育为方法,养成健全之个人,使国人能思、能言、能行,能担重大之责任.创造进化的社会,使国人能发达自由之精神,享受平等之机会.俾平义在亚东放奇光异彩,永远照耀世界而无疆”.
1918年,教育部成立教育调查会.首次会议上,蒋梦麟和沈恩浮提交了“ 教育宗旨研究案”,提出新教育宗旨在于“ 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 所谓共和精神者”是指（1）发挥平义,俾人人知民治为立国之本；（2）养成公民自治之习惯,俾人人能负国家社会之责任,共和精神的内容根本就是“ 平义”,“ 创造进化社会”和“ 养成健全人格”是平义教育的核心内涵和最终目标,蒋梦麟的这一教育思想在壬戌学制中得到体现.该学制所列七项教育标准,第一条是“ 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第二条是“ 发挥平民教育精神”,第三条是“ 谋个性之发展”,第六条是“ 使教育易于普及”.
蒋梦麟认为平民是社会的基础,社会进步不是少数知识阶级的人能够做到的,社会进步应从下层开始动,下层平民一旦不稳,上层就会站不住脚.中国的状况是,当国家发生变动时,“ 在四万万人民中,有三万九千万还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其余一千万中,有固执不化的,有关了门不管闲事的,有若知若不知的,有一味盲从的.”在这种情况下,进步无疑是一种空谈.由此他提出必须实施平民教育,给那些没地方受教育、没钱受教育的平民子弟以接受教育的机会,启蒙他们、提高水平,进而提高社会文明程度.
蒋梦麟反复提倡的平义教育的本质内涵与他提出的“ 积极的个人主义”相一致.他认为要开展平义教育,必须尊重个人价值、发展个性,而发展个性则是通过学术、体育、美育和改良社会等种种健全的活动养成健全的个人实现的.
关于职业教育
1917年蒋梦麟回国后,最先致力于职业教育活动.他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社部总书记,参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的拟定,担任《教育与职业》杂志主编,并随黄炎培于1918年6月赴东北三省调查职业教育情况.他主张职业与教育不可分割,应以教育来解决职业中存在的问题,职业教育包括农业、工业、商业和家政多方面内容.当时的中国已开始兴起工业,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急需人才；而此时的实业教育远远满足不了这一需求,高等教育规模又很有限.以1916年教育数据统计为例,全国公立私立大学才10所, 学生数仅3609人, 专科学校76所,学生也不过15795人.能受高等教育的只是极少数人,蒋认为必须通过职业教育使多数青年能学得一技之长以为谋生.“ 以今日社会状况而论,受四年初等小学教育后,能入高等小学者,有几人乎？高等小学卒业后,能入中学者,有几人乎？中学卒业后,能入大学者,又有几人乎？”虽然,“ 由初小高小由中学而直达大学卒业之学生,其大多数固能养成高等专门之学,然其余之不能下级而上达者”如果顺其自然,那学校无疑是“ 徒为社会养成高等之游民耳,抑何贵乎教育？”故必须设法对这些学生进行补救,“ 职业教育其奚由耶？”他主张分设不同类别的教育,要“ 施设职业教育、补习教育加增经济之能率”,学校“ 注重职业陶冶以养成生计之观念”,要达到“ 养成工业社会之领袖”和“ 工业社会之良匠”的目的.
关于教育与政治
对于教育与政治,他认为不应完全脱离,但应采取分析和区别对待的态度.“ 但管教育,不谈政治”.关于政治,一是政党与政事,教育界不应当涉足与干涉,因为这类政治是经常变动的.二是政论,这关系政治理论上的是非问题,应当辨明是非,主张正义,开展启蒙,养成政治之习惯.这是教育责无旁贷的天职.因此,教育绝不是培养不问政治的书呆子.但是,从历史的长河上看,政党、政事之类的政治,终究是过眼烟云,转瞬即逝的历史陈迹,而学术、文化,才有恒久的价值.他认为青年学生不应过多介入现实政治,他们的目标是先将自己培养、造就成有知识、有能力的有用之才以为国家所用,国家危难时,可以满腔热情去关注国家大事、唤醒民众,但不应忘自身将来之职责,荒废学业.现实政治是成年人的事情,成年人应该冲锋在前,担负起救亡图存的国家重任.
三、蒋梦麟的教育实践与担当
蒋梦麟的教育实践可谓丰富多彩.他曾长期留学美国,专攻教育学,对西方教育思想有精深系统的研究；回国后又长期担任大学校长和政府教育部门领导职务,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奠基人之一.蒋梦麟对于促进中国教育从传统向近现代转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的教育实践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积极参与新教育改革时期.从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到参与几本教育杂志的编务,再到担任主编,蒋梦麟一直在努力介绍欧美教育思想与制度,提倡平义.这几份刊物后来成为教育改革的主要阵地,确立了蒋作为教育理论家的地位.
二是主持北京大学时期,这是他践行教育理想的重要时期.从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受托代理北大校长事务而加盟北大,到1945年10月因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秘书长而去职,其间蒋断续服务北大共二十余年.自1930年冬蒋梦麟正式担任北大校长,先后主持北大校政十七年,是历届北大校长中任职时间最长的.在北大任职期间,他与胡适、陈独秀等通力合作,将“ 学术自由,教授治校,追求真理”落实为治校的共同准则.
教授治校、治校是蒋梦麟办大学的一个重要主张.来北大后, 特别是“ 五四” 以后,他协助蔡元培对北大进一步改革,不断完善、充实治校的领导体制和各项规章制度,加强了学校的管理工作,提高了行政工作效率,使“ 五四”以后的北京大学成为全国大学的楷模.他对于“ 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身体力行,并支持胡适提出的课程选修制,让学生成为修习的主导,能够自主选修课程,领一时大学风气之先.根据教授治校原则,北大于1920年正式创设评议会、行政会议、教务会议、总务部四大部门,分别负责学校立法、行政管理、教学安排和学术,以及庶务和图书管理.教务会议仿欧洲大学制,总务处仿美国市政制,评议会为北大首创,使得教授治校以组织形式落实,委员由教授推选,教务长、总务长及各学院院长为当然委员,校长为评议长.举凡学校制度,需经评议会议通过.评议会有权决定学校各项规程,授予学位,维护风纪.校长仅一人,下设总务长、教务长,再是各院院长.这一改革促使北大真正走上教授治校的道路,保证大学真正成为不受政治干扰、相对独立和自主的学术机构,可以无畏地追求真理.
1930年,蒋梦麟正式接任北大校长.到校视事后,蒋提出《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规定北大职志为“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陶融健全品格”,据此重建文、理、法三学院,实行学院制,各设院长一名,由校长从教授中聘任；改原来评议会议为校务会议,职权相同,必要时延聘专家列席,实际为教授会；行政会议、教务会议仍保留；推行学分制,要求学生撰写毕业论文并授予学位,追求高等教育正规化；同时广纳贤才,选聘优秀师资,充实队伍.他对文学院院长胡适、理学院院长周炳琳、法学院院长刘树杞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这种大胆革新的精神,使得20世纪30年代的北大积聚了一批学有专长、术有专攻的教授.
20世纪初的中国,军阀混战、教育经费奇缺,大学受到严重戕害.北大也是经费枯竭,教师收入下降,学校规章尽废,图书散失,学术团体溃散,前景堪忧.蔡元培1923年6月辞职,代校长蒋梦麟避害逃离,胡适等名教授出走,名宿星散.蒋梦麟正式接任后,积极为教师们创造学术研究条件,改善办学条件；努力恢复和建立学术团体,推进对外学术交流；加强学生管理,鼓励学生自治.蒋梦麟将蔡元培提出的“ 教授治校”方针发展为“ 校长治校,教授治学,职员治事,学生求学”的方针.为保证教授专心教学科研,他实行教授专任制,并设研究教授,提高专职教授的薪酬待遇,在外校的教授,薪水会少于专任教授.专任教授年薪4800-6000元,研究教授最高年薪可达9000元,后傅斯年提出过高,研究教授年薪才降为7200元.这种收入足以保证教授们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30年代北平四口之家一个月12元伙食费,全部开支只需30元足可维持小康水平.历史学家顾颉刚当时于北平燕京大学任教授,月薪320元,北大请他时,答应给他每个月450元.为保证办学需求,蒋梦麟多方活动,为北大争取到每年20万元的固定经费,加上自筹经费,保证了基本的办学需求.蒋梦麟用人不拘一格,对教授礼遇有加,北大之尊师重教风气,由此绵绵不绝.
而正是他这种敢于担当、冲锋在前的精神,使得他被日本军方列入了要逮捕的黑名单.1935年日本阴谋策划华北事变,策动汉奸们成立“ 华北自治会”.蒋得知后,率先联合北平各界发表宣言抨击这一卖国行径,激发全国反响,掀起北大学生反日,引起日方恐慌.11月29日,他被日本宪兵挟持,只身来到东交民巷日本驻军司令部.面对日军要绑架其到大连的威胁,蒋梦麟大义凛然,义正词严,以“ 郭子仪第二、单骑回纥”的精神怒斥日军,使得敌人悻悻而退,这一壮举被广为传颂,得到学界高度评价：“ 这男子汉的气度,非胡适、鲁迅诸氏所能及”.
三是主持地方和教育行政时期.1928年,蒋梦麟出任民国政府大学院长、教育部长,同时兼任浙江教育厅厅长、浙江大学校长.时间不长,多有建树.一是邀请陶行知为浙江办了一所培养农村师资的师范学校——湘湖师范.二是创办浙江大学,亲自选址.三是在出任教育部长期间,主持拟订和颁布《大学组织法》《专科学校组织法》《大学规程》,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法制化.此外,他推广国语教学,重视外语教学,力主整顿私立学校,停止教会所办高校的宗教、神学系科.这些措施直接推动了高等教育正规化、制度化,提升了水平.
四是艰难困苦,弦歌不辍的西南联大时期.1937年抗战爆发,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奉国民政府教育部之命南迁,联合组建长沙临时大学,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人任临时大学筹委会常委,共同主持校务,蒋任总务长,梅任教务长,张任建设长.年底南京沦陷, 武汉告急, 长沙遭受轰炸.校方与政府接洽,决定再迁昆明,重组为西南联大.彼时彼境,办学困难可想而知.蒋梦麟以大局为重,勉力维持三校团结,想办法克服校舍、经费及师生生活诸般困难.北大是国立大学,经费原由政府拨给,南开大学为私立,经费原来靠自筹和捐助；清华以前由庚子赔款支付,抗战爆发后,后两者经费来源受到严重影响,而政府因抗战财政紧缩而大大减少了对北大的拨付.1941年11月,54名教授联名上书政府被拒绝,蒋梦麟积极联系费正清等外国友人,设法解决教师的待遇问题.曾任西南联大的教授叶公超回忆,在长沙临时大学时期,有人因为张、梅两位没有及时赶到主张散伙,被蒋严厉批评：“ 这种主张要不得,政府决定要办一个临时大学,是要把平津几个重要的学府在后方继续办下去.我们既然来了,不管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办起来,不能因为张伯苓先生不来,就不办了,这样一点决心都没有,还谈什么长期抗战？”除了坚定的爱国信念外,蒋、梅、张三人的谦谦君子风度,奠定了八年合作的基础. 以学校的历史和执掌的资历,本当以蒋为首,然蒋始终以团结为重,从不争名分.有后人评：“ 如果没有蒋先生那样‘ 善与人同’的胸怀,恐怕西南联大没有那么好的名誉.”
在抗战期间,蒋梦麟仍然力主发展学术,培养人才.1939年秋,他促使北大文科研究所开始招收研究生,聘请傅斯年任研究所所长,至联大结束时,已培养出一批文史优秀人才,后成为享誉海内外的知名学者.在繁重的行政事务外,蒋梦麟每天早上6点便起来复习英文,完成了其英文版的自传体著作《西潮》,该书1945年在美国出版后,成为哈佛大学远东研究部门的重要参考书.
蒋梦麟系统的教育思想和出众的管理才能,一直为孙中山、、蔡元培所赞赏.然而由于他后期秉持“ 校长治校”理念,招致有人说他大权独揽.而西南联大时期他又以大局为重,在管理上多谦让清华与南开,与北大教授沟通不畅,导致关系疏远,抗战胜利后在其欲出任政府秘书长时,北大发生了“ 倒蒋迎胡”风潮,蒋梦麟无奈中离开北大.
北大学者陈平原曾感叹：“ 在历史学家笔下,蔡元培的意义被无限夸大,以至于无意中压抑了其他同样功不可没的校长.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蔡元培早年的学生蒋梦麟.”
傅斯年评价蒋梦麟说,蒋的人格魅力不如蔡元培,学问不如胡适,但办事却比他们高明.对此看法蒋是认可的,他开玩笑回应说：“ 所以,他们两个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作为北京大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蒋梦麟把一生的大部分精力都投之于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和北大的建设.他临危受命,把营造教育学术中心作为治理北大的理想目标,长期坚持“ 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方针,维护北大的基本传统,在国家孱弱、屡遭战乱的艰难岁月里,铸就了北大和西南联大的几度辉煌,这些业绩不应被忘怀.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青史铭记,北大曾有这样一位校长.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责任编辑 陈宝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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