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国外旅游对东道国女性影响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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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对东道国女性及其社会性别关系影响的研究成为了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但在近两年却出现了发展节奏变慢、难以向纵深拓进的迹象,主要表现在研究者的研究方法通常是基于文献归纳、统计年鉴及个人观察体验所进行的实证分析,导致一些描述性的定性研究结论相对粗浅；在理论研究上,研究者之间互相借鉴的现象较多,真正有创新的观点和理论较少.而国外关于旅游对东道国女性及其社会性别关系影响的研究起步较早,其与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结合紧密,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和数据分析方法,已经形成较完整的研究体系.本文旨在对国外关于旅游对东道国女性及其社会性别关系影响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希望能在理论上有助于国内学者拓宽研究思路.
一、旅游与东道国女性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
自20 世纪70 年始,国外研究者开始关注旅游经济发展以及旅游活动对旅游目的地产生的政治、经济等综合影响这一课题.研究涉及的主要问题包括旅游对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而后研究者逐渐注意到东道国女性在吸引游客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继而开始关注旅游与东道国女性两者之间的关系.Smith对旅游东道国女性角色的描述[1]、De kadt 有关旅游与东道国女性关系的探讨[2]是这一时期研究的代表.两者在论文中都强调：任何一个地方特有的文化,都有一部分生活只有女性才能较深刻地理解和代表,也只有女性才最能体现本土文化的内涵.随后,许多学者开始研究女性在促进当地旅游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如女性被当成旅游目的地的形象代表——“利用女性来构建‘意象’一直都是全球旅游广告的老把戏”[3]；Cohen 通过对英国处女岛度假胜地的营销主题和营销策略进行分析后指出,旅游地主要策略是通过激发游客的处女情节和性占有来勾起游客的旅游[4]；其他学者通过对泰国、牙买加、印尼、斐济、菲律宾、塞舌尔群岛、塔希提岛、海等地的研究也说明了女性在吸引游客方面起着重要作用[5]；而且,女性对旅客需求的易感知性,在民族旅游产品的文化传承如工艺品的制作、民俗文化、民族舞蹈表演、特色美食等方面,都能创造利润丰厚的旅游产品价值链[6].当然,学者们也强调,旅游也为东道国女外界社会打开了一扇窗口,对她们就业、自我认同、经济、家庭、社会地位都造成了重要影响[7].
二、旅游对东道国女性及其社会性别关系影响的研究
(一)东道国女性在旅游中参与途径的研究
20 世纪80、90 年代的研究表明,很多学者都注意到旅游的发展给东道国女性带来了新的就业机会,如DeKadt、Smith、Pattullo、McLaren等学者通过对塞浦路斯北部、英国、夏威夷、巴厘岛、墨西哥、法国、日本、菲律宾等旅游胜地进行调查研究后认为女性在旅游发展中处于更有利的就业地位,她们参与就业的途径多种多样：有的在前台直接与游客打交道；有的在后台从事服务工作等.但总的来说,女性的参与途径集中在家庭旅游接待如“农家乐”、酒店的餐饮服务、传统手工艺品的加工与销售、土特产的销售、民族歌舞表演、导游等就业岗位上[8].
(二)旅游对东道国女性及其社会性别关系影响的研究
国外学者关于旅游对东道国女性及其社会性别关系影响的研究由于选取案例的不同,得出了完全相反的两个结论：
1.旅游对东道国女性及其社会性别关系带来了有利影响
一是旅游为东道国女性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增加了她们的经济收入,增强了东道国女性的自信、自尊和自我价值的认同；而且旅游收入使她们能够养活自己和支持家人而赢得了社会尊重,带来了东道国女性家庭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女性传统的社会性别角色也开始发生改变[9].例如,Hall 的研究表明,在旅游发展中玛雅妇女通过生产和销售旅游工艺品走出了家门,在与外界的交流中跨越了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从而增强了自身能力和信心,改变了传统的家庭妇女角色,由家庭走向社会,传统的家庭角色被重新定义[10].二是女性人际关系网络和社交平台在旅游中得到了扩展.旅游的发展为当地女性走出家门、广泛与外界接触提供了平台,她们的人际关系网络和社交平台都得到了扩展.这种扩展不仅体现在她们与社区的人有更多的接触机会,而且表现为与外来的游客有更多的互动.这带给了她们不一样的观念和行为[11]；而且,旅游的发展也使当地女性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参与到社区公共活动中,她们的声音也逐渐被主流社会所听见[12].三是传统不平等的社会性别习俗受到了挑战.Ferguson的调查显示,通过参加旅游活动,蒙特维德和珀拉什奇亚一些年轻的女性在下班之后到酒吧跳舞或喝酒挑战了原有的严格限制女性夜间外出的传统习俗；同样,在一些伊斯兰教地区,有些女性在旅游中经济收入提高的作用明显,教规中那些限制女性外出的风俗正在缓慢地改变[13（] P3-9）；Radel引用了大量的数据来证明生态旅游的发展都显著挑战和改变着当地原有的性别规则[14].
四是促进东道国社会性别关系向更加平等的方向发展.Brenda 通过对乌干达穆科诺旅游景区的调研发现,旅游的发展提高了当地女性的社会地位,赢得了丈夫的尊重,使得家庭性别关系趋于平等[15]；Sheikhi 通过民族旅游对伊朗俾路支坦女性影响的案例研究指出,民族旅游对当地女性经济地位的改善充满潜力,因为俾路支坦女性独一无二的手工艺品有很大的消费市场.她们在民族旅游中通过正规和非正规的就业培训、政府大力支持的资助创业,打破了贫困的恶性循环,增加了女性在旅游中的就业机会、改善了女性的生活质量、提高了其家庭地位,在促进女性赋权和性别平等方面起到了显著的作用[16].
2.旅游对东道国女性及其社会性别关系带来了不利影响
很多学者通过自己的实证调研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指出旅游发展可能不一定是发展中国家的性别均衡器[17（] P65-74）；相反,旅游发展可能会建构新的性别不平等[18].这种性别不平等的加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因为不同群体在旅游经济发展中所获取的收益并不相同,这种“不相同”加剧了原有的性别不平等.如,当地精英群体通常在旅游发展中占主导地位,获取垄断利益,而这些精英群体主要是男性[19].
二是在旅游发展中基于性别隔离的职业选择固化了传统的女性社会性别角色.如女性经常被安排在低工资、低职位、与家庭劳动相关的就业岗位上,相反男性通常居于高收入、具有技术要求的核心位置、高地位的管理层[20（] P1-34）；即使是同样的工作岗位,男性获取的收入都高于女性,如Muooz 和Besthorn 在西班牙的调查显示男性在旅游发展中平均收入每月比女性高出6.7%；而且,在管理层女性的比率非常低[21]；同样,在挪威,Tugores的结论是性别在影响管理层收入差距中起着显著作用[19].Ritchard 等人也指出旅游在增加当地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可能成为性别隔离、压迫和不平等的动力,如通过剥削的做法,还有异质男权主义的话语——将女性和异国情调整合打包成旅游产品供给游客“凝视”,这实质上是另一种性别歧视[22]；在一些以“性”为吸引物的旅游地,女性的社会地位更加边缘化[23].所以有学者尖锐地指出,女性在旅游行业中所起的作用仅仅是在性工作方面或者是把那些传统上被认为具有“女性特征”的性别形象或技能包装成商品进行出售[24].
三是宗教因素影响了女性在旅游发展中获益[25].由于东道国民族特有的宗教信仰和习俗,男性由于有更多机会在旅游发展中获取社会资本而从中受益.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旅游业的发展加上当地的宗法结构更是加剧了女性生活的边缘化和社会性别的不平等.如由于宗教的原因,很多国家的女性并不能在旅游业中从事正式的工作,因为宗教规则不允许她们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Turkey 在格瑞梅发现,伊斯兰教的“羞耻”与“荣誉”教规把大量的女性排斥在旅游业之外,当地的男性成了旅游发展的主力军[26]；Sonmez 在中东国家的调查结论也同样如此：伊斯兰教教规要求女性必须依附于家族男性,她们不能出去与陌生男子打交道,因此不能参与到旅游发展中来,而男性在旅游发展中获得的社会权力进一步延伸到家庭组织,由此加剧了原有的性别不平等[27]；在很多非洲国家,受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男性被认为更适合从事旅游工作等；Faulkenberry通过对伯利兹（Belize）的调查,针对当地宗法规定女性不能抛头露面以保持其在民族旅游中的“神秘性”,她提出了自己的质疑：旅游发展对东道国女性到底是机遇还是挑战[28（] P19-43）？
四是女性即使能够广泛参与到旅游业中去,但是她们并没有从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因此,旅游的发展结果是让她们承受了更多的责任,承担家务和旅游工作双肩挑的过度劳累给对她们的身体带来了损害[29].最后,有学者总结：“推广旅游本身作为扶贫工具,会构成新自由主义扶贫的做法,忽略公平的维度.”[30]
(三)小众旅游或专项旅游对东道国女性及其社会性别关系影响的研究
相比较大众旅游,一些替代性的小众旅游或专项旅游对东道国女性的影响近年来成为了国外学者研究的热点,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不同旅游类型对东道国女性及其社会性别关系的影响,如乡村旅游或农家乐、民族旅游、医疗旅游、体育旅游、性旅游等不同目的的旅游类型对东道国女性影响的分类研究.
关于乡村旅游和农家乐对东道国女性的影响从21世纪以来已经被广泛地研究.这些学者都指出农场旅游、乡村旅游或许更能带给东道国女性机遇,因为它需要较少的资本和设施,这意味着更多女性有能力创造自己的旅游产品.通常情况下,她们使用现有的技能,开小规模的家庭旅馆或餐馆或许对她们的经济收入更有帮助.
在民族旅游方面,Saithong 和Erika 基于对老挝阿卡民族旅游地区的实证调研,阐释了当地少数民族特有的信仰和实践在旅游业的性别分工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借助于设立在少数民族村寨的CBT 项目的有关规定,阿卡族妇女有机会在不同的旅游岗位工作,为减少当地女性的贫困和促进性别平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30].Sheikhi 通过民族旅游对伊朗俾路支坦的研究发现,由于女性在民族旅游发展中特有的优势,如手工艺品制作、民族风情表演赋予了女性更多的参与机会,从而带来了社会性别关系的新变化.作者的结论是民族旅游活动能够更加造福于发展中国家的少数民族女性这一边缘群体[16].
同时,研究者将目光投向了在全球旅游经济中增长较快的将旅游和治病、疗养结合起来的旅游新形式——医疗旅游对当地女性的影响.Sengupta 通过对印度医疗旅游的研究指出,医疗旅游是金钱与精英的游戏：为赚取更多的金钱,当地医疗机构将医护精英、高档的医疗设备投入到医疗旅游中去,而使本地的穷人特别是女性得到的医疗服务逐渐减少.她通过引用一些女性的健康数据反映了在医疗旅游中女性的救治权利不断受损和享受的医疗服务不断变差的事实.因此,Sengupta认为医疗旅游实际上是剥夺了当地女性一些基本的医疗保健权利,加剧了性别不平等[31]；Justin 通过对泰国、印尼、哥斯达黎加、新加坡、韩国等地医疗旅游的研究,也认为医疗旅游对发展中国家穷困女性有限的医疗权利剥夺情况比发达国家更为明显[32].
在性旅游方面,很多学者对泰国、菲律宾、日本、海地区的实证调研,不仅探讨了旅游发展和性旅游的内在联系,而且分析了性旅游对东道国女性及其性别关系的影响,指出性旅游不仅仅表明了性别的不公正,而且体现了其他关键因素的结构性不平等,如种族和阶级的不平等[33].所以,性旅游的不平等不仅在于游客与东道国之间,而且也在于东道国的不同性别之间——“作为被凝视的性别定型观念和利用性旅游,以加强男性的特权阶级和经济地位”[34].
也有少数学者对另一种旅游新形式——将旅游产业和体育产业交叉渗透、吸引人们参加与感受体育活动和大自然情趣的体育旅游对东道国女性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指出体育旅游对当地女性运动观念、体育活动的参与等影响是广泛而显而易见的[35].
（四）对政府或项目组如何调控和规避旅游对东道国社会性别关系负面影响的研究
UNWTO（2011）的统计显示,只有在旅游发展规划的各个环节中引入社会性别视角,旅游才能作为提高东道国女性经济收入和促进性别平等的马车；否则,其作用可能会因为不同的文化背景而打折扣.所以很多学者也开始了对政府或项目组如何调控和规避旅游对东道国性别关系负面影响的研究.
一是在政府方面,政府应采取措施,处理好旅游发展与性别平等的关系.这些措施应包括对女性的正规就业培训,使她们具备能参与到旅游中来的必要技能；制定取缔就业性别隔离的法规；动员女性成立自己的工会等[36（] P314-324）.
二是对项目实施组而言,在实施以社区为基础的PPT、CBT 或其他项目时,必须考虑到不同的地方有着独特的社会关系结构,不同的少数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应充分顾及异质性与差异性,处理好公平与包容性的协调发展,这是关键[37].
三是对旅游东道国而言,有学者指出民族旅游与女性社会地位的改善似乎是相互矛盾的,因为一些以奇异的、富有异域情调的民族风俗习惯为特色的旅游需要保持一定程度的“原真性”,而这种“原真性”的保持可能会阻碍当地的社会性别平等发展, 因此,如何协调是一项艰巨的任务[15].Morgan 指出,除了政府要有消除性别不平等的强烈决心外,旅游东道国还应该利用“前台”-“帷幕”-“后台”的设置来处理其中的矛盾:在旅游开发中,东道国可以将他们原始的文化（包括他们自己）当作商品展示给游客,但这仅仅只是舞台表演；东道国真实的后台社会生活需要设置一道屏障与游客隔开,那就是帷幕.表演的前台与真实的后台不需要保持一致[38].
三、国外旅游对东道国女性影响研究的四个阶段
（一）无性别研究阶段（20 世纪70 年代以前）20 世纪70 年代以前,尽管有少量学者关注到旅游对东道国经济与文化的影响,但他们只是在宏观层面上进行研究,几乎没有学者特别关注到其中的性别问题.
（二）二元性别差异描述性研究阶段（20 世纪70年代末到90 年代中期）
从20 世纪70 年代末开始,有学者开始关注旅游对东道国影响的性别差异.较早关注旅游影响中性别差异的学者是De kadt 和Smith.De kadt 在其1977 年出版的《旅游：通道的发展》（Touri: the Development of Channel）一书中,通过对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几个国家的调查,发现当地女性通过参与旅游,带来了就业、经济、心理、社会网络等方面的变化；同样在1977 年,Smith 在其著作《东道国和游客：旅游人类学》（Hosts and Guests：the Anthropology）中,描述了东道国女性在旅游经济中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他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女性在当地旅游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她们被作为主要的宣传工具,在家庭旅馆中参与广泛,对旅客需求易感知等.因此,她们在旅游决策中往往起着主导作用[1]；在De kadt 和Smith 之后,相继有学者对此展开研究,如Skalpe 就夏威夷旅游业发展中当地男、女参与旅游经济的途径、就业的工作岗位、劳动的时间、经济收入等方面进行了性别差异的描述[39]；Dernoi 通过在奥地利的一个旅游景区的经济情况进行调查后提出女性在当地农场旅游经济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40]；Janice 研究了委内瑞拉购物旅游的发展对当地男人和女人工作机会的影响,指出旅游的发展增加了当地的就业机会,但相对于素质较低的女性而言,旅游业给男性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那些长期以来外出打工的男性又回到了当地[41]（P87-95）.总的来说,这段时期的研究虽然已经认识到了旅游发展给东道国带来的性别差异影响,但研究的重点还是集中于描述二元性别差异性,而且主要是对性别分工模式的探讨,研究的内容比较单一,参与研究的学者也不多.
（三）社会性别视角下的研究阶段（20 世纪90 年代中期到21 世纪初）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之后,性别发展问题逐渐引起了较多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的关注,学者们越来越多地用性别视角来研究旅游中的“女性”、“性”和“性别”问题.其中,1994 年Vivian · Kinnaird 和Derek · Hall 编撰了第一本旅游与性别话题的论文集——《性别研究视角下的旅游业》（Touri: a Gender Analysis）,掀起了旅游与性别研究的小.这本专集研究内容的重点是旅游对东道国女性的社会文化影响,这为今后研究旅游发展中的性别问题奠定了基础[42（] P1-34）.Swain则于1995年在《旅游研究纪事》第22 卷第2 期负责编撰了旅游中的性别研究特刊（Special Issue: Gender in Touri）,其中的18 篇论文分别对旅游发展中不同的社会性别问题进行了探讨[43].尽管这18 篇论文的重点多集中在不同游客行为的性别差异,是从游客的角度进行探讨.但总的来说,这些研究都表明在旅游发展中分性别研究的视角已引起广泛的关注.所以Karla 指出社会性别理论是旅游对东道国社会行为影响研究的潜在分析框架,研究者必须予以关注[44].
此后,学者们陆续开始关注旅游发展中的性别感知、旅游消费者与供应者的性别关系、旅游对东道国影响的性别差异,进而关注旅游对东道国社会性别关系的影响等.这些研究几乎都运用到了性别分析框架,产生了众多的研究成果.（四）性别研究视角向纵深方向扩展、系统的研究阶段（21 世纪以后）
21 世纪以来,关于旅游对东道国女性及其社会性别关系影响的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拓展,特别是开始注重不同旅游类型所带来的性别影响的异质性和差异性研究,研究内容也更加细化与深入.
四、国外旅游对东道国女性影响研究的特点分析
国外关于旅游对东道国女性影响的研究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研究体系,内容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且正处于全面深入的发展阶段,主要体现出了如下特点：
(一)注重研究者自我身份的反思
国外研究者都强调研究者要注重自我身份的反思,在对东道国女性群体进行研究时,警惕陷入“学术霸权”和“他者化”的陷阱.因为研究者因其社会位置、身份背景以及知识生产的片面性,特别是作为占据较“高”位置的城市社会或文化精英——政府工作人员、专业研究人员、大学教师、女性工作者来研究处于较“低”位置的东道国女性,横亘在她们中间的有社会身份、权力关系以及伦理标准等多重障碍；由于这些障碍的存在,“每个发声的个体,在发声时虽有一定的代表性,但难以代表任何被她认为可以代表或者研究的群体”[12]；而且,“每个人都是站在某个位置上说话的：你的情景——你在这世界上的位置决定了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以及认为什么是重要的,什么值得去链接；情景也决定了你想要描述和解释的理论或故事”[45].所以,Haraway指出,知识是情景化的产物,是具体而不全面的,为了在作为知识生产特权“主体”的学者同她们的研究对象之间建立更公平的关系,研究者有必要表明她们的主体位置,阐明其基于诸多差异的“处境知识”以及由此伴生的偏见,以便对她们自己创造的知识负责[46].所以,即使是对同一个民族进行研究,也因为研究者身份的不同,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研究者必须保持对不同语境下的多维差异,并对自身身份保持充分的意识和敏感性.
(二)注重不同地区、文化、社会背景的异质性和差异性
除了研究正式制度对女性发展的影响外,国外学者还倾力于探究在正式制度运作之外的其他非正式社会因素对女性的影响,她们对各种权力关系的敏感化和理论化已经成为社会性别分析的基石.在国外研究者看来,要把对女性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关系的理解放置在特定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之中.所以在研究旅游对东道国女性发展的影响时,不能脱离各地的特定历史和文化语境而在抽象的层面上“纸上谈兵”：不同的文化背景、经济差异导致旅游发展对东道国女性及其社会性别关系影响是不同的,这些差异纵横交错地深嵌在女性的日常生活中,影响着不同文化背景和社会经济状况下的女性群体的不同社会经历和生活选择.既然女性的这些差异是由历史和现时急剧变迁过程中的社会、经济、文化以及地理的不对称构筑的,那么将旅游影响的性别差异放置于这些特定的结构和过程中予以考察就很有必要.所以,她们在研究旅游发展对东道国女性及其社会性别关系影响时,只是把社会性别当作一个主要变量,同时着重考察它同其他社会差异的交叉互动.而且,在国外研究者看来,所有等级制度是互为关联的,社会性别、种族、族裔、国家、阶级、性取向、年龄等,这些范畴皆处于变动不居的动态之中,它们会因时间的流逝、社会环境的变动而变动.因此,异质性和差异性被当作是关键所在,这些差异性导致了她们在分析范畴中对一些关键性俗语的省思和探究.如,许多学者倾向于用“理论化”、“理论建构”这样的俗语来取代“理论”,以表明一个正在进行中的过程,而不是结构上的固定推论.
国外研究者不仅注重旅游目的地社会背景的差异性,而且注重不同的旅游模式或旅游目的对东道国女性带来的差异性影响,如强调大众旅游和其他替代性的小众旅游给东道国女性带来的影响也体现出了较大的差异性.因此,尊重东道国女性多样的日常生活经历和生活,已成为她们研究的基础.
(三)注重通过情景化的描述来探讨旅游东道国的社会性别关系
国外学者特别注重将旅游发展中的结构性因素和个人经历两个层面联结起来进行旅游影响的性别差异分析.她们认为,在特定的文化背景和具体情景中,将结构性因素同个人经历结合起来,不仅可以解释旅游对女性影响之间的共性和差异性如何由宏观制度性因素塑造而在不同个人经历中体现出来,而且能够知晓更大的社会力量如国家政策、跨国文化交流等宏大叙事下的社会性别秩序的变化.而且,研究者认为,这种生动描述情景化的探讨不仅有助于再现不同文化背景下旅游发展对女性影响的异质经历,而且有可能对女性性别观念的变化、在不同情境中所需要的资源作出更敏感的反应,这会让研究者捕捉到女性在具体生活场景中更斑驳、丰富、微妙而动态的画面.鲁宾诺夫的《卖鱼中求地位》一文,就对印度果阿省旅游景区中渔民特别是卖鱼妇女日常生活中的人际关系互动、自我身份认同、女性群体身份在社会性别等级之间异常复杂的交叉互动关系作了精彩的剖析[47].所以,国外研究者一直致力于描述、揭示并理解东道国女性在旅游经济发展背景下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物质和精神状况,即在特定时空中普通女性是如何塑造和改变她们生活的,借此来揭示社会实践中的各种性别权力运作和性别秩序的动态发展.
(四)注重量化研究
从研究视角和方法看,国外关于旅游对东道国性别关系影响的研究仍然以人类学、社会学、旅游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为主,绝大多数学者在研究中都采用实际调查和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侧重于在理论上的定性分析.但最近三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注重从经济学角度切入来进行定量研究,如Andrea 将条件估值和成本效益法相结合,从而设计出促进安哥拉旅游地区女性发展的社会政策,其中各项条件估值适用于来自各旅游利益相关主体的预期收益,而成本效益法用于评估东道国女性在旅游发展中获取的收益[48（] P145-153）；Syed在她的《重建性别赋权》（Reconstructing Gender Empowerment）一文中用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对近十年来夏威夷旅游经济与女性社会地位变化进行了多重回归分析,指出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不仅仅受到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还与文化、政府政策、女性自身等多种因素相联系[49]；Oyewumi运用空间计量学构建了一套东道国女性发展的量化指标,通过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东道国女性发展与外界环境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机制来考察当地社会性别问题[48（] P14-38）.
国外旅游论文参考资料：
结论:此文为一篇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东道国和综述和旅游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国外旅游本科毕业论文国外旅游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