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左翼文艺和延安文艺关联的逻辑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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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经历了剧烈的转型和震荡.在新旧文化交替和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左翼文艺在纷纭复杂的30年代取得了主导性思潮地位,并成为“红色30年代”世界性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整体上来看,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应该仍是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在另一个层面上的跃进,其发展理路和文化逻辑可以从文学革命转向革命文学中得到解释.
众所周知,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虽然在表现对象和创作旨向上发生了重要位移,但是创作主体及其合理内核基本没有变化,革命文学的倡导者和响应者仍是文学革命的知识精英及其后继者,以阶级批判意识和革命理论倡导为内核的革命文学,未尝不可看作是另一种启蒙.因此,左翼文学的队伍构成及其以批判为核心的精神本质,与五四文学基本保持一致.然而抗战的到来,不但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同样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新文学（文化或文艺）的发展理路.在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面前,以批判为主导倾向的启蒙文学不得不让位于服务抗战的救亡文学.在此背景下,大批左翼知识分子怀着对那“辽远的一角”（戴望舒《我用残损的手掌》）的憧憬和向往,辗转来到“宝塔山下”.曾经形象生动地指出,延安文艺队伍的主要构成,是农村出身的“山上的队伍”和城市出身的“亭子间的队伍”.进入延安解放区的左翼知识分子,经过初期生活和思想上的磨合之后,在整风运动和《讲话》精神的改塑和感召下,很快主动或被动地融入到“为工农兵服务”的延安文艺队伍中,由此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新路向,并进一步成为建国后当代文学的直接来源.但需要明确的是,1930年代后期的从左翼文艺到延安文艺,与1920年代后期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有着更多更复杂的内外成因.因而,对有着密切而复杂关系的左翼文艺与延安文艺展开关联研究,无疑是十分重要而有意义的课题.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杨方博士展开了左翼文艺与延安文艺的关联研究.
自上世纪80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对于左翼文艺与延安文艺的相关研究不可谓不多,既有大量史料的收集整理,也有大批研究论著,譬如：从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入手,发掘左翼文艺与延安文艺共同参与中国文论现代进程的价值与意义；以“大众化”的文艺实践为主要对象,论析左翼文艺与延安文艺之间的发展性关联；以鲁迅及延安左翼作家为中介,探究左翼文艺与延安文艺复杂关系中的内在脉络,等等.上述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此前“惟左独尊”和“谈左色变”的两种不良倾向,表现出学术研究所必须的客观、理性和科学特征.但毋庸讳言,关于左翼文艺与延安文艺的关联研究依然存在着一些不足和缺憾,譬如：左翼文艺与延安文艺关联问题对于中国化革命文艺理论构建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与经验,有待系统化的总结；左翼文艺与延安文艺两者之间的融合、承传、改造与析离等关联形态,有待进一步厘定与辨析；左翼文艺与延安文艺关联中的运行机制、内在蕴含及其与现实环境所构成的“双向”关系,也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显然,杨方博士的《左翼文艺与延安文艺关联研究》在上述方面有了一定的突破和深入.
杨方有着明确的问题意识和研究导向.该著紧紧围绕左翼文艺与延安文艺关联的主线,将两者置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化语境与现实状况之中进行观照,既从整体上把握两者关联的生成、形态、承传、嬗变及价值等系列问题,又从不同层面深入发掘两者关联的联接点、关联的形态以及发展与嬗变关系,揭示延安文艺与左翼文艺深层关联的文化逻辑及其内在脉络,并在系统梳理与阐释中,廓清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探讨左翼文艺与延安文艺的关联,对于推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意义及参与当代文学价值重建的作用、意义与局限,从而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理论研究与文学实践提供某些新的视野和方法.
在文化动态结构中梳理辨析左翼文艺与延安文艺的关系选择,是杨方研究左翼文艺与延安文艺关联的逻辑起点.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化语境呈现出一种动态结构形态.自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变革从洋务运动的器物层面到辛亥革命的制度层面,终至五四时期的文化层面,不断深入的文化思想运动在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中转型,在中西激烈冲撞革,在空前的社会大变动中转化.文化语境制导着左翼文艺与延安文艺的关系选择,尤其是“启蒙”“革命”“救亡”等时代主题的转换对左翼文艺与延安文艺关系选择的影响最著.在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的文化语境中,“大众启蒙”“社会批判”与“民族救亡”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想象与阶级言说的时代性主题.一方面,左翼文艺与延安文艺的关联呈现出“合一”与“趋同”的形态.然而,另一方面,思想革命、社会革命与民族救亡有着不同的文化诉求和精神指向,不同文化形态的异质、交错和冲突,致使两者的关联呈现出“改造”和“析离”的状态.
左翼文艺与延安文艺的关联形态是杨方研究左翼文艺与延安文艺关联的思想基石.著者认为,左翼文艺与延安文艺的关联主要呈现出“融合”“承传”“改造”与“析离”等不同形态,融合中有改造的力量,析离中呈现出承传的态势,从而构成中国现代文学体系中具有张力的关系.然而,左翼文艺与延安文艺的关联形态并非固定的,而是在不同的文化与现实语境中不断变革,它们不是简单的“合流”“归并”可以概括的,两者轨迹还存在着变异和非延续性的一面,透过两者的关联轨迹,能清晰地洞见现代中国文学变迁的历程.据此,杨方选取了几个重要的关节点进一步分析了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譬如,鲁迅作为延安文艺不在场的“在场”影响是毋庸讳言的,在延安时期对鲁迅的理解,是从政治家的价值立场选取鲁迅的思想文化资源的.再譬如,论者选取了丁玲、艾青、周立波、王实味等左翼知识分子在延安时期的“改造”“承传” 与“析离”,探讨延安左翼作家初期对左翼文艺思维惯性的延续及其在《讲话》后的变化.此外,还有瞿秋白与文艺思想的关联、周扬左联时期的文艺思想及其延安期间对文艺思想的阐释、国统区左翼作家在《讲话》前后的变化、冯雪峰的理解和解释及其边缘化、胡风的理论焦虑与抗争,等等.
左翼文艺与延安文艺关联的生成既有时代语境的外部因素,更应该有文艺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杨方认为,左翼文艺与延安文艺建立关联的逻辑起点是文艺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左翼文艺的无产阶级“工具论”与延安文艺的工农兵“方向论”具有内在一致性,左联与延安的政治意识形态艺术化在文艺思想、理论、组织上具有诸多关联.左翼文艺与延安文艺关联在时间上的节点是《讲话》的发表.《讲话》前,延安左翼作家的思想和创作基本延续了左联时期的风格.《讲话》在总结左翼文艺经验和局限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了延安文艺的体系化和制度化建设.论者还认为,左翼文艺与延安文艺关联的建立主要肇因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译介与研究.左翼文艺与延安文艺都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进程中的重要环节,其发生发展导源于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译介与研究,并一直与之相伴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译介与研究,经历了一个由“三途并进”（欧美、日本、俄苏）到“一路高歌”（苏联）的过程.由此,论著较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左联与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译介与研究状况.上述分析和论述无疑是该著卓有成效和特色的部分.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左翼文艺与延安文艺（尤其是前者）的认识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1949年后的一段时期,政治尺度常常代替艺术尺度行使文艺批评的标准,左翼文艺与延安文艺的思想意义常常取代了其作为艺术本身的美学价值的评判.新时期以后,重写文学史的浪潮中,艺术尺度置换了政治尺度,对于左翼文艺与延安文艺的认识明显出现了矫枉过正的倾向.在本质上,任何事物都是历史的产物,都必须坚持历史的辩证的眼光,左翼文艺与延安文艺也概莫能外.基于此,杨方对左翼文艺与延安文艺关联价值的确认与评判是值得肯定的. 论者认为,研究左翼文艺与延安文艺的关联,既不是要取消两者的独立性,也不能盲目而机械地关联两者,而应该还原历史语境,坚持辩证的眼光.左翼文艺与延安文艺的关联研究必须植根于“中国情境”和“世界语境”,应该理性评析两者承传中所产生的正负效应,辩证地审视两者的深刻关联.左翼文艺与延安文艺作为历史性、关联性的存在,见证了中国新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并以特定的历史蕴含阐释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现实依据与发展路向,是现代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两个重要阶段.对两者的关联研究,既能更好地认识现当代文学中的一些本原性问题,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当下文艺思想和创作中忽视社会性和时代性、片面强调个人性和消费性的偏误.
应该实事求是地指出,左翼文艺与延安文艺是一个非常宏大而复杂的课题,对于两者之间的关联研究,杨方还只是初步进行了一次较有成效的尝试,其中还有很多值得深入探讨的地方,譬如革命文艺创作中的政治美学、理论建构、制度成因,以及纷繁复杂的文艺运动,等等.所幸的是,对于上述问题,杨方仍然有持续的研究热情.作为朋友和同行,笔者见证了当时在美国杜克大学访学时杨方关于此课题的最初设想,为她今天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感到高兴,当然期待她有更进一步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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