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救时阁老张四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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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夜,内阁首辅、太傅兼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病逝,皇帝给予这位曾经主持“万历新政”的帝师以崇高的荣誉,谥“文忠”、赠上柱国头衔、恩荫一子为尚宝司丞、命锦衣卫堂上官与司礼监太监护丧,归葬江陵！张居正去世时,内阁辅臣只有张四维与申时行、于有丁三人,不论是排序还是威望与资历,申、于二人都难以同张四维相提并论,于是张四维顺理成章地继任为内阁首辅,大明王朝进入了张四维主政时代.
张四维,字子维,号凤磐,山西蒲州人,出生于一个盐商世家,父亲为蒲州豪贾.四维生而颖异,15岁中秀才,名列优等,督学刘某甚奇,称其必为国家栋梁.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乡试,以第二名中举.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中进士,因其文章、书法兼优,人选翰林院庶吉士.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授翰林院编修,在翰林院任职期间, “因词林少事,张四维与志同道合者闭户读书,自传记、诸子、百家,无不穷诣博览,而尤好深沉之思,盖隐然复公辅之望”.凭借其卓越的才华与轩昂的器宇,为内阁次辅、大学士徐阶所器重,被赞誉为当世奇才, “异日必济大业者也”.当时严嵩专权,吏治败坏,而张四维洁身自好, “独辟一斋,与马自强、孙铤数人吟诵其中,自守泊如也”！
张四维倜傥有才智,明习时事,与兵部尚书杨博交往甚厚,其舅父王崇古以兵部尚书衔,总督宣府、大同、山西j镇军事,张四维受他们的影响,亦熟知边防事务,喜欢谈论兵事.隆庆间,张四维以熟悉边防事务,极力促成与蒙古的“俺答议和”而为内阁首辅高拱所赏识.隆庆四年（1570年）高拱利用自己铨掌吏部的便利,破格提拔张四维担任翰林学士,两个月后又再次晋升张四维为吏部右侍郎兼掌翰林院事务.明代翰林院虽然属于一个清水衙门,但是明代的内阁大学士多来源于翰林院,所以明人称明代官场, “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有鉴于此,翰林院掌院这一职务不轻易受人.张四维掌管翰林院后,大臣们都说, “天子且相张公矣”.因为张四维精明干练,可断大事,所以高拱想要援引四维进入内阁,不料被殷士儋捷足先登.由于内阁的纷争,张四维遭到言官弹劾,自请辞职,以疾乞归.
隆庆六年（1572年）春,太子出阁,皇帝召四维充任东官侍班官,协理詹事府事.给事中曹大垫扬言张四维贿赂首辅高拱,才多次获得升迁,张四维上书请辞,但是皇帝下旨让他立即入朝,担任太子的侍班官.同年夏,明穆宗驾崩,张居正与冯保联合逐除高拱,高拱狼狈离京.张四维是一个极有良知或者说是一个富有道德感的人,其本着“为人孝友,笃于故旧,人有一德一饭不忘”的道德准则,在赴京途中从获鹿县改道栾城县,与高拱会面,并安慰高拱.此时的高拱,已经成为一个罪人,而张四维感念于高拱曾经的提携,无所顾忌地前往迎接,并嘘寒问暖,确实需要非常大的勇气.张居正知道此事后,非常生气,对张四维说道： “皇帝刚刚罢黜了高拱,你就私下去见他,胆子可真大！”张四维则非常坦荡地回答道： “我昔日事高公,犹如今天事您,一亲一疏,奈何以去远之？”从中可以看出张四维非常敦厚.
万历二年（1574年）明神宗诏四维以原官,仍掌管詹事府事,充任《世庙实录》副总裁.明世宗嘉靖在位长久,章牍浩繁,诸司档案资料缺轶,张四维极力搜集整理,自嘉靖十年以后的朝章、军务、国赋、人事等资料,皆井然具备,深得张居正的赏识.万历三年三月,张居正请求增置阁臣,推荐张四维,于是张四维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人阁参预机务.他受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侍候皇上的讲读,受到皇帝的赞誉,神宗以其器度不凡,赐予“一德和衷”四个大字.万历四年充任重修《会典》总裁官.万历五年主持会试,肃皇帝《实录》成,加太子太保,晋文渊阁大学士.万历六年春,主持神宗婚礼,因功加少保,晋武英殿大学士.万历八年一品满考,加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万历十年以决策功,晋兼太子太师.
张居正主持国事之初,军政财坏,国库空虚,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危机严重.四维极力支持张居正的一切政令主张和改革措施,推行考成法,清丈田粮,赋役征银,推广“一条鞭法”,裁汰冗员,减少支出,防御鞑靼,平定土司,浚治黄淮等,并且取得不凡的成效.但是张居正柄国, “以刑名一切,痛绳海内,其治若束湿,人心嚣然”,说得简单一点,张居正执政,为了追求行政效率,以法家思想治国,手段太过苛刻,且所用多小人,大失人心.张四维不同于懦弱的大学士吕调阳,他有自己的治国主张,有自己的政治见解,当张居正权力鼎盛之时,张四维就提醒他要小心谨慎,防微杜渐,“私虑主上甚少,古称危疑.今宫府训调,全仗渊略,然事机变幻,当查其微,物情多端,需防其渐.”可惜当时的张居正,权势正如日中天,听不得忠言.
现在张四维成为内阁首辅,他决心施行自己的治国理念.张四维曾经与内阁次辅申时行相商今后的治国方法,“今海内厌苦操切久矣,若以意示四方中丞直指,令稍以宽大从事,而吾辈无深求刻责,宜可以稍安人心.”其后不久,恰逢皇嗣诞生,张四维趁机上书： “皇子诞生,普天同庆,宜以大庆施行惠政于天下,省督责、缓征徭、举遗逸、恤灾荒,以养国家元气.”疏上,万历皇帝命令颁布天下施行.从此,朝政大变,民心大悦,言路也打开了.在“朝事一大变”的氛围下,张四维授意御史孙继先上疏请求重新启用因为建言而获罪的大臣,如翰林编修吴中行、翰林检讨赵用贤、刑部员外郎艾穆、刑部主事沈思孝、刑部办事进士邹元标,以及给事中余懋学、御史赵应元、傅应桢、朱鸿谟、孟一脉,员外郎王用汲、郭惟贤等人.皇帝接受了这一主张,下旨：“朕一时误听奸恶小人之言,以致降罚失中,这本内有名,建言得罪的,起用.”至此,这些之前因为反对张居正“夺情”的正直官员们重新步入了官场,官场中重新充满了正能量.
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以及张居正曾经的亲信们,害怕朝廷清算张居正,同时也害怕大权旁落,于是图谋添置阁臣,让冯保的好友潘晟进入内阁理政,并进而排挤张四维,继续掌控内阁大权.大学士许国在其文稿《条麓堂集》卷三十四《永信录下》中详细地记载了这件事, “初,江陵公（张居正）病亟,而楚党（张居正的湖广籍亲信官僚群体）大惧失势,乃诈为江陵公遗疏,荐起新昌（潘晟）以自代,而谋去公（张四维）.先因权珰（冯保）所亲信者徐巨爵,结保为内应,而外蹴三御史交章排公（张四维）也”.御史杨寅秋上疏弹劾吏部尚书王国光“欺君蔑法,钳制言官”等六大罪状,皇帝下旨, “着王国光革职冠带闲住”.接着御史曹一夔借弹劾王国光牵连张四维,张四维无奈之中,于私宅待罪.万历皇帝为了安慰张四维,派文书太监孙斌前往张四维的府邸宣谕, “御史曹一夔一本论王国光及卿,其王国光欺肆,卿亦未知,朕亦不信,卿宜安心佐理,不必介意”.而张四维接到圣旨后,则向皇帝上疏请求致仕,疏文如下： “伏念臣秉性钝直,学术短浅,备员丞弼,委为忝窃,辅理无状,以致言官论列,负乘致寇.臣斤两有定,伎俩已竭,况臣蒲柳之质日渐衰残,目吒耳聋,齿摇气怯.既深误国之虞,兼有忧生之虑,久拟乞休,耽搁未果.此同事诸臣所共知,非敢饰说也.”为了乞休,张四维连续上了三道奏疏,要求皇帝批准自己致仕返乡.冯保为了将张四维赶,指示自己的党羽御史张问达继续弹劾张四维,以致激怒了万历皇帝.朱翊钧在张问达的奏本上批示道： “元辅恳疏乞休,已有旨慰留了,张问达如何妄言渎扰？本当重处,姑从轻着降调外任.再有奏扰的,一并重治.”皇帝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显示了对内阁首辅张四维的器重与支持.其实,皇帝对于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的骄横恣肆早就不满了,只是之前碍于太师张居正与慈圣李太后的面子,一直隐忍不发.与冯保不和的司礼监太监张诚,暗中把皇帝对冯保不满的消息透漏给内阁,张四维决心反击,瓦解反对派阵营.张四维授意自己的门生李值、江东之上疏揭发冯保的种种僭越不法罪状,尤其是突出了冯保的贪腐受贿,使得对财务问题非常敏感的万历皇帝震怒异常,命张四维拟旨： “奴辈盗我威福久,其亟诛之.”并将冯保的亲信徐爵逮进镇抚司诏狱处死,将冯保抄家流放南京,楚党梁梦龙、潘晟、王篆、曾省吾等人也都遭到罢黜,自是朝政气象一新.张四维以威福还主上,以政事归六部,以言论归台谏,张四维居中协调,更一切束湿之政,世人赞之,民心大悦.百姓们纷纷称赞道： “今主上神圣,公道昭明,各举其职,无废宪度,阁臣自不相扰也.”
张四维,身上有着山西人典型的厚重与精明,身为首辅,居恒简重,临大事、决大疑,皆迎刃而力断,其志在扶危定倾,其心在安利国家.其为政方式宽厚简约,虽然不似张居正的雷厉风行,但是却极得人心,政局也相应稳定.惜乎天不假年,张四维主政时间太短,未能使万历朝的政局再次出现中兴之势.万历十一年,张四维的父亲嵋川公病逝,四月初,张四维接到讣告,痛不欲生.皇帝知道后,派司礼监太监前去慰问,并希望张四维可以“夺情起复”,依旧在内阁处理政务.但是张四维急于回乡奔丧,加之有张居正的前车之鉴,张四维婉言谢绝了皇帝： “生不逮养,殁不奔丧,何颜以立于世上？臣宁死,不敢奉诏.”皇帝也不勉强,赏赐丧银300两、钞一万贯以及米油香烛等物品,同时派工部官员造葬、礼部官员致祭、行人司官员护丧.临行前,张四维到文华殿辞别皇帝, “劝神宗以法祖、孝亲、讲学、勤政、清心、寡欲、惜财、爱民,保终如始”,这是张四维作为首辅的最后叮嘱.张四维带病匍匐奔丧,日夜兼程,废寝忘食,导致身体非常虚弱.刚至家,继母胡夫人也去世了,其后不久他的两个弟弟又先后离开人世,张四维在悲痛交加中,带病致哀服丧.由于体弱多病,加之因为丧事忧伤过度,万历十三年十月十六日,张四维病殁于家.神宗闻卒震悼,辍一日视朝,遣官治葬事,赠太师,谥“文毅”.
山西山阴人,略晚于张四维的大学士王家屏曾为张四维撰写《张文毅公行状》,对张四维的评价尤为出彩：“家屏为公桑梓后进,在史居诵公之文章,见其雍容尔雅,蔚为宗公.比从讲筵,窃窥公学术,则见其直谅多闻,纳乎圣听.公既居中持国柄,乃伏睹公忧劳夙夜,以身任天下之重.方其剪除奸邪,一日而宇宙回春,此乃与司马文正公元祐之政岂异哉？”王家屏把张四维比作司马光,把张居正比作王安石,把张居正改革比作王安石变法,把张四维当政比作司马光的元祐更化,这种视角以及这种对比,却是惊世骇俗,卓尔不凡.历史评论,因人而异,加上评论者的立场、学识、视野的不同,评论结果更是冈人而异.平心而论,张居正与张四维皆是隆庆万历之际的大英豪,二人皆忧心国事,希望通过变法或者改革来复兴大明,重振朝纲.只不过二人的施政纲领不同,张居正更加喜好申韩法家之术,持政苛刻,寡恩好杀,加之慈圣皇太后的倚重与信任,一定程度上代行了皇帝的无上权威,虽然政治卓著,但是为日后的倒台埋下了隐患.张四维则为政宽仁,更加符合儒家对国家的治理,加上罢黜当权的一批奸邪权宦,启用了大批正直的大臣,对皇帝也尽心辅佐,而不敢擅用威福,因此赢得了朝野的一致好评.但是张四维主政时间太短,从万历十年六月到万历十三年十月,只有三年时间,更多的是展示了一种救时灭火的过渡宰辅角色,所以称其为“救时阁老”,也属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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