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我对阿多诺的畏难心理《法兰克福学派内外》题外话》
该文是心理相关论文怎么撰写与阿多诺和《法兰克福学派内外》和题外话相关在职毕业论文范文。
去年夏天,我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为《法兰克福学派内外：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的专题论集.论集由三辑论文和两组附录组成,收录了我在2003—2014 年写出的16 篇文章（ 正文）、两封书信（附录一）和翻译的三篇译文（附录二）.全书将近45 万字,看上去还算是有点模样.
想出这样一本书的念头其实已有些年头了.记得做博士学位论文期间,我细读过法兰克福学派研究专家马丁·杰伊（MartinJay） 的《辩证的想象》（The DialecticalImagination: A Hist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1923—1950,中译本改名为《法兰克福学派史》）一书,也大致读过他的《永久的流亡》（PermanentExiles: Essays on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fromGermany to America）.前者是专著,出版于1973 年；后者是论文集,1985 年才面世.当时我就想,为什么我不能向杰伊教授学习,也各出一本与法兰克福学派相关的专著和论文集呢？
后来, 专著《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出版了,出另一本专题论集的想法也越来越强烈起来.但那时候也只是想想而已,因为当时能拿出手的文章只有三四篇,离一本书的规模还差得很远.我也想多写一些这方面的东西,让这一天早日到来,但实际情况是,我既腾不出大块时间潜心琢磨,写作的速度也明显放慢了.我在这本书的后记中写道,看到自己的这一堆东西结集面世,很是感慨：“感慨的原因之一是觉得惭愧.如果我一门心思在法兰克福学派处用功,应该不是目前的这个样子.但我却没有固守于此,而是一会儿中,一会儿西,骑着骆驼赶着鸡.加上心血来潮时写散文,不吐不快时写时评,致使整个写作乱糟糟的——群莺乱飞,乱红成阵.不能说这种四面出击毫无成效,但是,不成体统却也是明摆着的事情.”这种“感慨”和“惭愧”并非例行公事,而确实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真实写照.记得博士刚毕业那几年,我还血气方刚,豪情万丈,想着要继续研究法兰克福学派,换种角度把我博士论文中写过的几位人物再琢磨一遍,而重点则是阿多诺.于是后来有五年左右的时间,我依然保留着不时去“国图”踅摸的习惯.而每次去都路不空行,车篓子里放着的往往是几本与阿多诺或法兰克福学派相关的英文书,不是还就是借.这些书我大都来不及认真阅读,但我把它们都复印下来了.我想留作资料,为以后的进一步研究铺路搭桥.
但这种研究似乎从来也没有大面积铺开过,而是变成了黄鼠狼娶媳妇——小打小闹,因为我不得不做起了另一些课题.记得2006 年前后,大约有将近一年,我完全沉浸在存在主义与萨特的世界里,那便是在做课题.前几年有段子戏改古诗云：“商女不知亡国恨,一天到晚做课题”；“洛阳亲友如相问,就说我在做课题”.我当时大概就是这种处境.做课题自然也有种种窍门,比较水的做法是串一串资料,写出点不疼不痒的东西,交差了事.但我却动了真格的：不但把萨特与存在主义的汉译资料一网打尽,而且还复印了一堆英文资料.这么个做法,一方面是我不忍心敷衍；另一方面,我也有点私心杂念.萨特的存在主义一直不入阿多诺的法眼,于是把萨特、本雅明和布莱希特捆在一起,批而判之,就成了阿多诺的惯常思路.但萨特的“介入”理论究竟该如何理解？为什么阿多诺一直拿他是问？同为知识分子,阿多诺与萨特的思路为什么大不相同？类似这样的问题常在我心头挥之不去.这样,我就想着借做课题之机,先把萨特琢磨个底儿掉,然后再返回来琢磨阿多诺的“批萨”之旅.但实际上,这一问题并没有进入我的研究规划之中.
没有进入规划的原因是我又跑到另一课题上了.记得我博士刚毕业时,陶东风教授便在我们的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持了一个重大课题：“文化研究：当下中国文化及其对策研究.”他邀我参加,并让我负责“媒介文化研究”的子课题.在拖延了五年之后,我终于在他的催促声中上路了.这个课题还没做成个样子,当时健在的童庆炳先生又命我主持另一个基地课题：“大众文化的冲击与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嬗变.”于是我又拉起一哨人马,准备撸起袖子加油干.就在这种课题的轮番轰炸中,我终于逐渐游离开法兰克福学派.这一块的研究曾经是我的主业,后来却越来越变成了副业.
从主业变为副业,课题并不是唯一的原因.我在后记中提到过“畏难心理”,这也是实情.《否定的辩证法》的英译者阿什顿曾经说过：“为了详详细细地追循阿多诺的思想线索,你需要几乎完全了解康德、完全了解黑格尔,并从内心深处——不单是‘用心’——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此外,你还应该对各个领域的现代人物有可靠的认识,如柏格森、胡塞尔、席勒、瓦尔特·本雅明这样的哲学家,著名的社会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创新的诗人（贝克特）和作曲家（勋伯格）；而且,你至少还应该听说过维也纳的卡尔·克劳斯.”这是关联的语境之难,另一种难则来自阿多诺的表达与文风.还是那个阿什顿也说过：“我发现自己虽然翻译了整本书,却看不出它是如何从论据得出结论的.这使我想起了我特别推崇的一个翻译家的故事：他受托翻译一本书,当人们问他是否有机会读过这本书时,他回答说：‘我没有读,我翻译了.’”而国内凡是接触过阿多诺的人,对于阿多诺之难也常常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最近与一位社科院研究西学的朋友聊天,他说阿多诺几乎就是20 世纪难度系数最高的哲学家.我的一位学生做硕士学位论文,只是碰了碰阿多诺音乐哲学中的“晚期风格”概念,就已被难得一塌糊涂.最近他告诉我,只是现在把手指搭在琴键上时,才明白了阿多诺音乐哲学中的一些奥秘——为了把阿多诺搞清楚,他在硕士毕业后学起了钢琴.
我也是阿多诺之难的领教者.为了弄明白阿多诺的一句话,我得读他一篇文章；为了把文章理解得有点眉目,又得首先做翻译.而即便是翻译了一遍,依然有可能云里雾里,生生落入到“我翻译过却没读过”的怪圈之中.这个论集中收录了一篇四五万字的长文：《艺术的二律背反,或阿多诺的“摇摆”——“奥斯威辛之后”命题的由来、意涵与支点》,此文实际上就是对阿多诺“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句名言的解读.而自从有了解读的念头到最终成文,前后居然经历了六年的时间.这倒不是说我每天都在琢磨这句话,而是说即便有了写作之念,也会有许多反复,以致拿起来再放下,踟蹰不前.反复的过程往往是重新阅读、翻译、寻找更多论据的过程,这种过程往往很折磨人,甚至会让人气馁、撮火,生出一种挫败感.本来,关于阿多诺,我还有不少别的想法,但它们并没有落实到这本书中.这其中的原因,或许就是我又开始犯怵了.
也有现实层面的原因.这本书中的第二辑内容是“法兰克福学派与中国”,但这个话题其实又不大容易往深处思考.法兰克福学派最闪光的理论无疑是“社会批判理论”,这是第一代理论家极力打造的东西.无论从哪方面看,我们这里都欠缺这种理论,把它拿来显然顺理成章.但是从上世纪九十年始,运行在现实轨道上的这架战车却越来越与这种理论形成了某种错位.这本论集中有一篇文章：《未结硕果的思想之花——文化工业理论在中国的兴盛与衰落》,讲的就是这种错位.阿多诺倡导的是文化工业批判理论,我们这里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之后,所流行的却是文化产业赞美理论.虽然不少人对此也保有清醒的认识,但一者批得猛,一者则渴望点个赞,岂有不错位之理？于是许多时候,批判理论只能成为一种学术话语,它可以在学界内部旅行,却无法与现实语境对接.这是它的尴尬之处,似乎也是“理论旅行”的伤心之旅.
近年来,我在为文时喜欢时不时地引用一下“压在纸背的心情”,这是陈平原先生的说法,而我则把这种心情理解为一种现实关怀.我想,收在我这本书里的文章或许也是在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应该也是有一些“纸背心情”的.这种心情绵延在十多个年头中,也让我看到了自己心理的演变轨迹：起初它是亢奋的,昂扬的,甚至是锋芒毕露的,后来就变得“迟缓、拘束、严密和慎重”起来,就像孙犁批评赵树理的“晚期风格”那样,“多少失去了当年青春泼辣的力量”.也许这是“成熟”起来的代价,抑或是回到学术本位的举动？我说不好,但总之,它们都或隐或显地关联着时代、现实和心情.“文章合为时而著”,这是古训,应该也是我辈今天仍需正视的.
想起我在这本书的后记中还说过：“把这些文章老老实实地放在这里,于我更多是一种缅怀.它们让我想起灰头土脸的日子,以及有了点心得感受的小欢喜.”这是2014 年年底的文字,那时候我说“小欢喜”,似乎确实有“小欢喜”结队走来,它们铺展成我心中艰涩而又欢欣的记忆瞬间.如今,当我又要给这本书写点文字时,这种“小欢喜”似已风流云散,取而代之的则是对未来学术之路的苦苦瞻望.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文学院教授.）
心理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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