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现实、介入和转化论新世纪先锋诗歌的审美转型和精神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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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介入性写作一直是诗坛论争的焦点,这与我们的现实境遇有关,也和读者对诗人写作的要求相联,同时还关涉很多诗人的自我期许和诉求.诗人如何有效地参与对当下时代的书写？及物写作是不是应该成为一种常态？对社会公共事件的干预应不应该成为衡量诗人富有良知的标准？诗人如何从对现实的书写上升到一种精神表达的高度？如何在切入现实后又超越现实,以获得诗意的更多可能性？这些问题曾长久困扰过很多诗人,但他们又无法回避,只能迎难面对.在一座强大的时代保垒面前,如果不解决一些根本之问,诗意的穿透就将是一句空话.带着这些疑问进入到对新世纪诗歌美学和精神流变的探索中,那些看似复杂的命题,也可能会变得更为纯粹、清晰,诗人们的写作格局和视野也可能会由此得以拓展与提升.
一、如何理解介入的写作
2012年8月4日,诗人臧棣在他的新浪微博上发了这样一条感慨：“21世纪以来,当代诗不断面对一种特殊的谣言：臧棣主张诗的不介入.这股谣言从北岛开始,经由林贤治的呱噪,韦白的伪造,现在又经梦亦非的嘶喊,可谓甚嚣尘上.但真实的情形如何呢？臧棣从来不反对诗的介入.我厌恶的是,把诗的介入不介入变成一种逼别人表态的逻辑.好了吧.表态就表态.满意了吧.”当初看了这条宣言式的微博,我甚至觉得臧棣有些反应过激了.当他作出这样的反击时,似乎带着一种无辜和委屈：“好了吧.表态就表态.满意了吧.”这一次他表明了自己的基本立场：不反对诗的介入.“作为诗人,我赞同诗的介入,也积极实践着诗的及物性.”[1]到底何为介入？在很多人看来,也许就是对社会公共事件和生活的干预、揭露、审视,并表明自己追求自由的立场和道义.以此标准来衡量,臧棣认为自己也写过不少“介入诗歌”,以对社会热点话题进行回应,像《六十年不遇丛书——悼北京7．21特大暴雨中死难者》《北京阴霾史丛书》《死猪丛书》等.这些诗确实是臧棣“介入”写作的佐证,但我们也可以认为他恰好实践了某种诗歌写作的本质——对现实生活的有感而发.
对于介入写作的理解,在当下我们是否将其狭隘化了？这种介入不仅表现在对公共事件的干预和行动上,对于诗人来说,更多时候还表现在美学建构和思想意识层面：你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写诗？自我的立场,还是文学本身的立场？或者是更宽泛的博爱立场？每个诗人的理解都可能不一样.我们往往以一个诗人长期以来的写作姿态判断其是否“介入”了时代,臧棣少有对社会事件的具体言说（他带有“纯诗”性质的写作一直遭人诟病）,因此给人的印象就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的书斋型诗人.不管是臧棣刻意为之,还是心性使然,其“纯诗本身就是一种现实”[2]的观念所引起的争议,也是这个时代公众对诗人形象有所期待的投射：他们渴望看到一个具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代言人站出来说话,且要站在弱势者的一边来进行有针对性的书写.
臧棣成为这个时代被批判的靶子,让他很受伤,因为他觉得自己写诗本身就是对时代最大的介入.“我其实是一个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诗人.很多时候,我觉得我过于看重诗歌与现实的关系了.很多人有意无意地把我看成是当代诗歌中回避现实的代表,甚至有人不惜捏造言论,构陷我主张诗应该不介入现实.但实际上,就所依傍的传统而言,就个人的诗歌性格而言,我其实是非常关注现实的诗人.”这是一个诗人的基本职责,而非像战斗者那样将文字作为和投,他所使用的武器就是语言,如何将语言写到一种极致,这是臧棣的目的.“我是一个非常注重‘现实感’的诗人,所以,有时并不太在意仅仅从题材上捕捉现实的迹象；在我看来,诗人的天职是,通过使用语言,改变语言,创造出我们理解现实的一种新的方式.”[3]而刻意选择什么样的主题来写,好像有违诗歌之本——在语言创造基础上的有感而发.介入的写作由此应该变得更趋自然、理性,而非被迫的二元对立.“诗没有不可以介入的,当然不是作为哲学、政治、宗教、伦理等的直白宣示,而是以诗歌的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把它们融化、再造,转化为诗人生命的一部分,成为诗的有机体.”[4]诗的介入性范围可以更宽广,就看诗人们如何去对待各种主题了.但无论怎样变换,语言和诗意的创造是一根标杆,否则,脱离诗歌有感而发之本质的批判,都可能让诗变成说教式的口号.对于现实,我们需要的是清醒的反思,没有反思的现实生活,也难与诗人笔下有效的价值言说形成呼应.
北岛曾言：“我们从来没有足够的自省意识,没有对传统更深刻的认知.这是中国当代诗歌根儿上的问题.不刨根问底,我们就不可能有长进.”[5]真正有内省精神的诗歌,它不仅对准当下,更指向历史和未来,那是一种终极理想之问.然而,并不是所有诗人都有介入现实的写作自觉,他们对存在感的领悟,可能比接受现实本身更趋迟缓,这是由诗人的性情和能力所决定,当然,也与其是否在极致写作状态下激发自己的创造力有关.很多年轻诗人没有直接处理现实题材的能力,往往会避重就轻地书写远方和“在别处”的生活,这难免陷入高蹈、空洞.没有生活细节和日常经验作保障,仅凭想象来获得能指的滑动,多数时候会显得无力.在面对现实时,如果缺乏一种变形的技能,我们就无法使其文学化、异质化,最终导致缺乏新意.所以,有的诗人要么写得很实,力量出来了,但诗性的美感丧失了.相反,有的诗人没有能力对接现实,他只有通过呓语般的文字组合来营造诗性氛围,因此会越发虚幻,很难在一种虚实结合的生动里达到对时代与自我不动声色的演绎.“诗人是自我命运的承担者.诗人与自我的关系,说到底还是诗人与世界的关系,而诗人与世界的关系是时远时近.所谓远,就是写作中的诗人在相对封闭、单纯的个人世界中,在对无明幽微的观照中寻找真实的自我,发出自己的声音.所谓近,则是诗人不会获得特许身份,作为文明之子也要在这世界上摸爬滚打,也要识取自家桑梓,即便偶尔身临一片白茫茫的雪野,诗人也不会过而不留足印.”[1]优秀诗人的写作皆有其精神之根,这种精神之根不是飘浮在语言表层,而是沉下去的,呈现其坚实厚重的一面.由此观之,介入性写作最基本的还是如何以诗的方式言说；如果更进一层,这对诗人就有了特殊要求,不仅要有行动的力量,且关涉更高的思想层面.
真正能进入到诗人笔下的现实,或许是残酷的,它需要诗人去辨别,去为它们寻找最合适的表达形式.用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的话来说,就是“握着想象之手,走进现实”,[2]这是诗人介入现实最好的途径.在此,想象力的充分发挥仍然是创造性书写的保证,否则,当现实进入到诗歌时没有转换为诗意的出场,即现实没有和诗人的创造个性进行有效融合,这样的写作很难有持续性.如果诗人缺少一种从文学的角度理解现实的领悟力,他无法在艺术层面突破直接的述说,从而完成语言的美学转换.
我认同唐晓渡先生的观点：“中国的诗人们很多并没有逃避现实,却没有力量穿透现实.”的确,“穿透”这个词准确而形象地命中了当下诗歌的要害.我们并非处于一个完全没有思想的时代,只是诗人如何从现实中提取思想,似乎变得很难,一方面是社会大环境所致,另一方面也与诗人们的素养有关,这一点甚至更重要.“一个悖论是,中国现实本身的复杂性是前所未有的,传播手段也前所未有地多元化,但诗人、作家个体的能力似乎还不能适应,没有力量去穿透现实,去充分地运用传播手段.原来写一首诗要传递很久才能到文友手上,现在有这么多的便利,本应该有更多思想的碰撞和产出,但情况好像恰恰相反,多数人的思想特别浮泛,且无法积累、成型,更多是在打发现实；而现实本身又呈现为滚动的琉璃球,不具有一种可供从容进行静态模型分析的可能.这些都是对诗人思想能力、感知能力、创造能力和语言能力的综合考验,也是对当代诗歌与公共生活关系的真正检验.”[3]打发现实,而不是穿透现实,此为诗人在介入写作上所面临的困境.当我们重新理解了写作的介入性后,对现实的认知应会得以改观,它就是文学的地基和背景.诗歌同样无法逃避对现实的关注,以语言创造为前提,对公共生活的发言,会是诗歌体量增长的砝码,也是诗人对诗歌精神和力量持久守护的见证.
二、介入性写作并不是要走向诗的反面
当下,诗人的技艺在整体上是不断提高的,尤其是中生代诗人的成熟有目共睹,他们作为诗坛的中坚力量,对汉语诗歌的理解、驾驭和创造抵达了一定高度.比如桑克,新世纪以来,他无论是写个人生活,还是写社会现实,都带着清醒的批判之意.他在那种微妙的词语转换和现实罗列中,将自己对诗与时代的关系展现得更具反讽性,但又不失诗的美感和力量.“非常想在山水与树木之中看见鲜货的人生,/或者展现精致的猜疑或者才艺：/表扬是匿名制,批评是实名制./在大叔与萝莉之间重建道德的新桥：/让每个人都舒服.//对待新一代文艺知识分子,/海军衫和麻花辫需要提档升级./大学生的上层在朗诵《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大学生的下层在被窝里安慰自己的精神与肉体,/或者研究魔兽的政治哲学.”（《我的文化生活》）诗人写自己的文化生活时,其实就是在透视自我的精神世界,而他的精神世界就是现实世界在其思想中的反映和投射,因此,他的书写才会显得尖锐、深沉,既有对当下现实的摹写,又有对其的穿透,从表象的调侃进入到深度反思中,这种力透纸背的实践,当为介入性写作的觉悟之道.诗人能从现实进去,然后再从现实出来,此一过程的转化自然、从容,不刻意,这是残酷的现实何以在诗人笔下具有“黑色幽默”效果的原因.他仍然立足于创造,在丰富的语言整合中确立自己富有历史感的诗歌美学.
除了语言的创造,真正有良知的诗人,当“以出世之精神作入世之担当”,这首先是我们针对诗人在这个时代作为“知识分子”角色所抱有的期待.在此情势下,诗人最基本的写作前提,就是不言虚假,不被诱惑裹挟着越出人生的底线.在介入性的诗歌里,除了语言创造的诗意本身,诗人还需要有实感层面的经验,而不是流连于那些口号式的抒情,或高蹈于离奇的幻想和虚无的远方,唯独与我们身处的日常无关.但很多直面现实的诗,却是直白有余,而意蕴不足,语言无弹性,也无张力,这就是没有在现实和审美之间找到一个具体的平衡点.当诗人介入时代的核心,其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感,应体现的是这个时代人的真实生存处境.诗人是内在于自我抗争的,这是由其身份的边缘化和孤独感所决定.他通过释放内心的冲突,能发出一种不同于其他常规文字的声音,它或许是疑惑的,也可能是矛盾的,但一定是独特的、审美的,且带着救赎之力.“任何人都不能与诗人诉诸于外部世界的力量抗衡,与它的抗争是超越个人和联合的力量的.”[1]作为抗衡世俗的力量,诗人足够渺小,但其文字能够抵御内心的堕落.诗人的力量暴发会导向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不仅仅触及语言,而是超越语言,形成一种向善的存在,清醒,明晰,带着时代的重负之力.
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少诗人都曾写过应景的赞歌.当诗歌成为宣传工具时,诗人一方面得不到自我的身份认同,另一方面,还要冒险地接受良知的审判.仅有那几个不多的坚守者,在寻求自我表达的创造时,也不忘反观这个社会的运行轨迹,那代表着历史的过往,也折射出未来的方向.事关介入的伦理,它需要诗人全面调动自己的感觉、想象和情绪,同时,也要将良知、意志和人性纳入到写作的视野中来,这样带着审视立场的书写,才会更见力度.
诗人持有反叛立场乃常态,但这种反叛不是凭空而反,不是随意放肆,反叛应该是建立在独立创造的基础之上.有的诗人反了别人,但他的写作还是没有建构起属于自己的独特格局,只是口号式的“为反而反”.这难免会让人怀疑他的目的,也会对其写作产生不信任感.富于个性的诗人,他有具体的审美偏好,本无可厚非,但这种偏好不能成为他自以为是的借口,若如此,最后定是走向偏执.当然,偏执也是诗歌趣味之一种,仍然属于可接受的范畴.可有的诗人不仅文本偏执,而且人也极端傲慢,不知这种狂妄的心理何以在很多诗人身上存在,诗人们看似抱团取暖,实际上,还是各自为政,互不服气.“不团结就是力量”所呼应的,或许正是诗人的反叛之举.
反叛是创造的前提,但反叛也有可能是埋葬自己的温床.将本身已有的优势不是发挥到一种极致,而是让其变成“无”,所有的价值和意义被完全消解掉,这种刻意为之的反叛,终究不过是一场虚幻的自我满足,显得狭隘、轻浮.在这种反叛里,有一种“我的就是比你好”的自信满满,这种自信里充满了“唯我独尊”的气势,其实可能走向了诗的反面,而自己浑然不觉.也有人站出来反驳：即便走向诗的反面,它仍然是诗,可能还是更高级的诗.有自恋倾向的诗人,总是有他自圆其说的解释,不管是绕圈子的诡辩,还是强词夺理的否定,他总能以貌似语言哲学的高深,试图将对方绕进去.这种屡试不爽的伎俩,也总是有效.所以,不少走向了诗的反面的人,一度都被供奉为大师.因为他们既可以写作,又能为自己的写作进行诠释和辩护.他们既拿着矛,又拿着盾,就是始终不承认自己的写作和言论有时就处在自相矛盾中.
依照常理,一个人不可能既是诗歌的立法者,又是阐释者,那就像既当运动员又做裁判一样,横竖都是自己的标准,这种游戏规则对他人来说是无效的.如果是这样,诗人就只不过是在封闭的圈子里自得其乐罢了.但自相矛盾正是不少诗人所面临的困境,然而吊诡的是,这种困境又能为其提供一份往至深处去写的动力.没有内心冲突与精神困惑的人,可能很难写出好诗.如果诗人越发看透了眼前的人世和生活,诗歌可能就真的离自己远了.因此,我们再谈介入写作,在这样的诗人身上,就有可能走向诗的另一种反面：他的文字只剩下控诉和抱怨,而没有了艺术良知在其身上所体现出的高贵与生动,写作缺乏飞翔的美感,诗意何在？
三、诗意的转化是根本
关于如何面对现实发言或处理现实题材,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命题.有人认为介入写作往往会以丧失诗意为代价,何况诗歌也不能真正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与其在那儿自说自话,还不如彻底进入到一种纯粹状态里.因为纯诗是最安全的,它不用承担什么社会道义,只对诗歌本身负责即可.当然,对于这种纯粹的坚守,我们也确实无权干涉,那毕竟是每个诗人的选择权利.谁都知道诗歌遭遇现实时的力量在何处,“事实上,没有人真的就认为诗歌是一种对现实政治的直接干预,诗歌阻挡不了坦克,这是一种你被迫接受的常识.但在被金钱和权力牢牢控制的世界一体化面前,在体制矛盾日益加深的日常世界里,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创造,将为我们提供一种新的希望,这正是我们所期颐的诗歌伦理.”[1]当此时代,一个诗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写“安全诗”,这既受到了质疑,但也获得了一些人的响应.有诗人就认为,写诗如果停留在当下时代,那未免显得小器和短视.持这种观点的诗人,虽试图写出更高远更大气的诗,但下笔往往可能就脱离了本真的自我,而滑向了无边的幻想.
我在这些诗人的诗作里,确实难见与人性息息相关的真实表达,更多是一种精巧的自我把玩.诗人可能还会自我感觉良好,认为自己已经站到了当代诗歌的制高点上,无人能及.这种“走火入魔”的写作,很容易让自视甚高的诗人忘乎所以.当我们一旦抽掉其作品中“词语炼金术”的花招,剩下的可能就是一堆语言残渣.让写作落实于对现实的转化,这样沉下来的持守与实践,至少是有根的表达,映射着现实与人心的底色.逃避的写作,很多时候会顾此失彼：诗人在意了修辞上的美学,很可能瞬间就丧失了让美学获得支撑的思想之力,因为花哨的词语组合如果没有一根精神的主线将其串起来,很难立得住.所以,与其刻意装深沉,不如真正切入到生活的细节中,用那些丰富的人生经验激活自己的想象力,重新对接出启蒙的诗意.这样,摆在诗人面前的问题,即是在时代现实中如何将之与个人的独特表达融合,从而写出既有诗性创造、又不乏思想关怀的文字,这也是一个诗人综合能力的体现.
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后,我们一度进入了久违的诗歌繁荣局面,人人都可通过写诗来表达悲伤之情,这样,直白其心者难免会多,粗糙简单的美学,千篇一律的哀悼体,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主流.当这段诗歌风潮过后,真正留下来的,仍然是那些在情感与技艺上结合得较好的作品,它们大都出自专业诗人之手.这到底是什么原因？答案还是与诗意的转化有关.在大地震诗潮中,我们发现,对真相的探求成为很多人追寻的根本,不是满足于表象的揭示.情绪的释放是一方面,深层的追问则显得更为重要.当那些以“我手写我口”的网友通过抒情文字找到发泄悲伤的出口时,很多诗人则在寻找何以造成了这场悲剧,以及如何诉诸这悲剧背后的反思.因此,在地震诗潮中,没有内省与追问精神的诗作,很难获得最终认可与接受.这才有了朵渔的《今夜,写诗是轻浮的……》,它带着诗人的公共反思,却又不乏个体的写作立场.宇向的《2008,教学楼》则从最具体的事件入手,道出对真相探求的决心,这是知识分子情怀的体现,也是良知者为造成这场灾难所作的深思.一座建筑物在地震中的倒塌,的确能见出建筑商是否出卖了自己的良心,是否在施工过程中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当这些追问流露于诗人笔端,那不仅仅是一次文学追问,更是一场社会质疑.从文学层面到社会学层面,最后进入的肯定是人性的层面,悲愤之情让诗人拿起笔,她写出的一定是批判中爱的力量.
有诗人以直面现实的方式来写介入之诗,而有的诗人也主张介入,但他们不是以词语直接容纳和反映现实,而是以隐喻的形式来表现,这样就会显得复杂多元,也更富思辨性,比如70后的轩辕轼轲就是这样一位诗人.他以反讽的笔调对时代的深度介入,已成为诗坛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为了成立低调俱乐部,我们拆掉了嗓门/换上了消音器,用声带勒紧了喉管/像戴了领结,再套上合体的燕尾服/举着红酒,小心翼翼地碰杯干杯/低声谈五十年前的事情,五十年后的事情/中间这一百年,我们不谈,一点也不谈/就像是在真空,我们胸前都挂着氧气瓶/只有窒息得快受不了时,才吸一会氧/后来我们向树学习,通过光合作用/把吸进肺里的毒气和臭屁,都变成了氧气/戴着树冠的绿帽,伸着绿叶的舌头/低调到不着调,没有调,只剩下微弱的呼吸/时代的大喇叭里正播放着人声鼎沸的录音/而越来越多的人深陷在默片里/口腔里是哑药,指缝里是解药一片片流失”（《低调俱乐部》）.这种在字里行间透出的隐晦的批判性,也是对现实反思的诗意转化,这种诗意不是什么浪漫主义格调,而是诗人在表达过程中对语言的创造性运用所引起的文学性发酵.像这样的介入性写作,或许会是未来汉语诗歌的一个方向,它不仅需要诗人充分调动想象力,更是对读者阅读能力的考验,因为更多的现实批判是以隐喻或变形的方式呈现出来,这对于还原性阅读是一个重要的挑战.
当然,除了一批70后诗人带着良知情怀在写作,更年轻的80后与90后诗人们,也出示了自己作为公民的理性之责.他们追求自由的表达,探寻诗意的路径,但未抛弃理想而追逐功利,也没有逃避反思而变得犬儒；在海量资讯的冲击下,也有诗人仍然抵制诱惑去书写离乱的现实,去解析人生的困境.诗人们对接时代的痼疾,直面社会的伤痕,凭借的不仅是勇气和胆识,更有这一代人所持有的超越之爱.其实,他们可能是在质疑,在批判,但愤怒在这个时代并非绝望,而也可能是一种希望的象征.他们诉求的是时代在理性发展中获得点滴进步,像阿斐、唐不遇、王西平、郑小琼等年轻诗人,都在真挚的写作中逐渐走向成熟,且在介入中让自己的作品更富力量感.如今要获得读者,一个诗人肯定不只是以抒情的方式作曲高和寡的表演,因为华丽的舞台行为毕竟是短暂的,更多时候还是要回到朴素的现实和平淡的生活中,孤独也是引人入胜的力量.那么,对一个社会的观察和对时代的记录,同样也要成为诗人们笔下的现实.他的自我实现需要通过梦之语来获得升华,来保持光亮,那么,将现实进行个性的诗意转化,就显得尤为必要,这对于诗人来说也是一种能力的体现.要想获得转化的诗意,诗人必须深具开放的视野和心态,而不是自我封闭,陷于小圈子作非常态的演绎,这更非一个能“目击成诗”的诗人所应有的境界.在未来的写作方向上,找到一条能真正将个人与时代现实对接的资源转换成独特诗意的通道,当是有更高美学追求的诗人们所需完成的使命.
新世纪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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