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
本文是关于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相关参考文献格式范文与家事和家事也是国事和国事类毕业论文模板范文。
一到周末,看看各个商场儿童游乐园里面的小孩子,咿咿呀呀,蹦蹦跳跳,虽然吵闹,但是看着一张张稚嫩的面孔和散发的朝气,心里总是暖融融的.即使有再多的不快,也会暂时一扫而光.孩子是天使和开心果,是每个家庭的掌上明珠.但是如今生孩子却成了一件吸引全社会关注的事情.
上个世纪80 年代,计划生育被列为中国的基本国策,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中国少生了4 亿人,有效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实施单独二胎政策,即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二胎.2015 年,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2018 年初,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中国2017 年新生人口数据.数据显示,2017 年中国出生人口1723 万人,比2016 年减少63 万.人口出生率为12.43‰,比2016 年下降了0.52‰.
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到底对出生人口产生了何种影响？
“二孩政策实施以来,二孩出生人数在预期内,但稍低于我们的判断.”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领导的课题组曾承担了原国家卫计委委托的“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影响预判研究工作.他对记者表示,从目前数据看,一方面,二孩数据增加,抑制了此前多孩生育率和二孩生育率的下降趋势.另一方面,一孩生育率下降过快.此前一孩生育率变化很小,但近年来不仅一孩生育人数减少,生育率也在下降,需要高度重视.
“总的来看,二孩出生数量的增加和一孩出生数量的减少,二者相抵,造成总和生育率提升不明显.”王广州说.
总和生育率指一国或地区妇女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国际上一般认为,总和生育率达2.1,是一国实现和维持代际更替的基本条件.总和生育率低于1.5 被称为“低生育率陷阱”,低于1.3为“极低生育率”,对人口更替和未来发展不利.
本世纪以来,我国总和生育率在1.5 至1.6 之间.二孩政策实施后,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去年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 年,我国总和生育率提升至1.7 以上.
“近年来,我国二孩政策的实施对二孩生育还是有比较明显效果的.但从长期看,总和生育率长时期处于更替水平以下,生育水平存在走低的风险非常大.我们需要继续审时度势、积极稳妥地进行调控,保障人口世代平稳更替.”王广州说.
据估算,二孩政策实施前,一孩每年出生人数为900 万至1000 万左右,二孩每年出生500 万至600万左右,三孩及以上每年出生在100 万左右.2017 年一孩出生人数减少百分之一二十,掩盖了增加的二孩出生人数,造成总体出生人口数减少以及总和生育率走低.
那么,我国新出生人口特别是一孩数量近年来为何会大幅减少呢？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司司长李希表示,这和我国近年来育龄妇女人数逐年减少有关.2017 年,15 岁—49 岁育龄妇女人数比2016 年减少400 万人,其中20岁—29 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减少近600 万人.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妇女初婚和初育年龄呈现不断推迟趋势,妇女生育意愿也有所下降.
“需要注意的是,生育行为是一种社会、文化和经济选择行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陆益龙对记者表示,影响人们生育意愿的因素,不仅有养育子女的成本压力,还有多种现实因素.比如,现代教育体制、城市生活方式和生活压力,普遍推延了城市居民的结婚与生育年龄,也影响到人们的生育观念,导致了出生率降低.
“比如在大城市,很多人生育第一胎的年龄普遍偏高,大大降低了育龄夫妇生二胎的意愿.”陆益龙说.王广州认为,人们受教育程度快速提升和城市化水平提高,对人的发展来说绝对是好事；但人们对生育的看法也会随之发生改变,从数据上会造成生育率下降.他同时坦言,“这也是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简单讲就是,有政策也不生了；鼓励生育,效果和作用也不大了.”
“我们担心的是,人口结构出现过快减少或过快增加,都会导致不平稳、不协调现象,从而影响国家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稳定.”王广州说.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对记者表示,从长期看,生育率过低会造成人口代际失衡,人口活力和创新力萎缩等,并由此引发严重少子化和快速老龄化并行、性别比例失调和婚配挤压、城乡和区域之间人口分布不均衡等社会问题.
他认为,对于目前国内一些发达地区出现的极晚婚、极晚育、极少育趋势,一些地方出现的“被动性晚婚晚育”、“选择性独生优生”现象,政府要足够重视起来.
王广州认为,结合国际经验来看,许多进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国家,采取了许多鼓励生育的措施,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但收效不大.从我国目前的人口形势和生育状况的变动趋势来看,短期内鼓励生育举措可能会产生一些暂时性的效果,但从长期看,建立完善的政策应对,才是根本举措.
“接下来,我们应该正确研判人口变动的趋势和特点,提前谋划全局或局部人口阶段性增减带来的问题.比如,为应对局部性出生高峰,各地应提前配备足够的满足婴幼儿出生、成长、受教育的基础设施；对于持续出生人口规模萎缩地区,也需要做好相关的公共服务和资源的再配置.”王广州说.
陆益龙认为,对待人口问题,不宜只看相对数,也不宜只看绝对数.不仅要从人口规模和经济角度考虑,还要重视社会、文化、历史因素,“要防范偏激的人口政策带来不可预知的后遗症”.
他建议,未来生育政策调整应更具弹性而非“一刀切”,要注重打“组合拳”,不仅要鼓励人们生育二孩,还要在出生、迁移、就业、保障等多方面作出相应调整.
“在低生育意愿—高生育成本时代,生育不仅仅是个人私事,也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我国急需全方位构建起一个人口友好、生育友好、儿童友好、家庭友好和老年友好的统一的政策、制度和社会价值体系.”穆光宗说.
为促进人们生育,最近,许多省份在其人口规划中透露要制定政策鼓励生育,社会上要求全面放开生育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网友似乎不是很买账.尤其是在城市,生孩子的成本越来越高,从出生到上学,经济成本、时间成本都在不断上升.孩子在上学之后,一个暑假的兴趣班就要花费数万元.因此,在城市生活的许多年轻人,并不愿意要孩子.
但低出生率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开始不断显现.中国的人口红利基本已经用完,老龄化加剧,用工成本上升,社会保障压力大……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仅仅靠家庭自觉,还应该制定更为完整的体制机制. 说白了,生娃不只是家庭自己的事,也是国家大事.
为保证鼓励生育政策的落地,有些省份表示要在鼓励生育上制定政策,这无可厚非；但更应该注意的是,要把政策落到实处,而不是画饼充饥.要让适育夫妇切实感受到政策福利,提高生育意愿.
为此,应健全社会保障,让“不敢生”变为“敢生”.很多年轻人不敢生孩子,是因为生不起,需要投入的精力和成本有点超过年轻人所能承受的范围.主要集中在教育、医疗等方面.如果政府能够在这些方面建立品质优良、实惠的公共社会保障,那么对于消除年轻人生育顾虑将会产生正向影响.
生育孩子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着特殊意义.不想生育只是很多人面对巨大现实压力而被动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中国依靠庞大的人口红利实现了大发展,而面对低生育率,政府应该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解决,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论文参考资料：
上文汇总：此文是一篇关于家事和家事也是国事和国事方面的相关大学硕士和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