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弄潮先锋的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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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齿轮飞快转动.40年前,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率先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40年后,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7亿多人脱离贫困.
从首个个体户悦宾饭店,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源地小岗村,到市场经济最早发芽的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再到“小平南巡”所至的深圳罗湖区渔民村,最后到“村民自治第一村”广西合寨村,构成改革开放的逻辑链条：个体户发端农村机制创新市场经济萌芽设立经济特区基层探索.
正是这些敢闯敢试的地点、“当时行之不觉”的拐点,铺垫了改革的历史走向.而这些“弄潮先锋”,自身也经历了破茧成蝶的巨变.
从“改革地标”看中国改革开放40年
这是40年改革开放历程上的重要标志——
小岗、深圳、海南、浦东、雄安……一个个“地标”,串联起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辉煌灿烂的40年,成为世界观察“中国奇迹”的最好窗口.
“改革地标”变迁：折射伟大跨越
初夏,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文化广场上,刻在石头上的一个个“红手印”在阳光下格外闪亮.
５月11日,安徽省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小岗村服务站正式挂牌,今后村民办理承包土地经营权、林权等八个品类产权将统一在服务站平台进行发布与竞价交易.
“在这个省内首个村级综合产权交易平台上,产权交易将改变以往传统封闭模式,以市场化形式最大限度实现集体资产和村民财产的保值增值.”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李锦柱说.
40年前,小岗村18位村民将鲜红的手印,按在了分田到户的一纸契约上,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
如今,时光流转,发展现代农业,开拓乡村旅游,鼓励农村电商,唤醒沉睡的集体资产……小岗村又一次站在了农村改革的前沿.
就在小岗村按下“大包干”红手印的第二年,党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创办经济特区,“杀出一条血路来”.当年喊出“效率就是生命”“三天建一层楼”的深圳速度,让人真切感受到中国大踏步追赶时代的与动力.
如今的深圳,已从当年一个边陲渔村发展成为闻名国际的创新大都市,GDP规模已与香港相当.
从皖北乡村到深圳湾畔,从南海之涯到黄浦江边,从渤海之滨到冀中平原……当年这些籍籍无名之地因为勇于探索走到历史前台,撬动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这场伟大革命从此在960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大地上,以雷霆万钧之势恢弘展开.
小岗“包干到户”、深圳“先行探路”、海南“最大特区”、浦东“开发开放”、雄安“未来之城”……这些地标串联在一起,勾勒出中国40年改革开放从农村开始,向城市推进,从沿海到内地,从经济到各领域不断深化的坚实足印,展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改革地标”闪耀：展示制度优势的强大力量
40年改革开放,40年沧桑巨变.“中国奇迹”的背后蕴含的是中国“”.
小岗、深圳、海南、浦东等地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中华大地接连上演,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实践的精彩样本,带给人们深刻启示.
——改革开放,是中国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在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关键时刻,总书记强调,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说,中国改革开放40年,之所以能够取得历史性巨变,是因为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特色之一,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
——改革开放,重在发挥群众首创精神,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今年２月９日,小岗村进行了第一次集体资产股份合作社的分红,每人分得350元.当年“大包干”带头人之一的严立华,全家６口人分红2100元.
从当初的大包干,到如今农民既能享受到土地流转收入又能拿到村集体经济分红,小岗村的历史与今天,是中国依靠人民推动改革、改革成果惠及人民的生动写照.
“回首改革历程,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都大量依靠基层干部群众创造的经验,保护和支持干部群众满腔热情投身改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彭森说.
——改革开放,贵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打造中国经济新的核心竞争力.
1990年,党从改革开放全局出发,作出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决策.2013年,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更加自觉地把工作着力点放到加大创新驱动力度上来,不断为创新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
率先推进营改增改革,上海自贸区率先运营并把经验复制到全国自贸区,持续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上海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在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中迎来新发展.
“改革地标”奋进：不断续写新的辉煌
5月20日,一场面向全球企业的百日大招商活动在海南启动,以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推进全岛自贸试验区建设,高起点谋划新发展.
今天的中国,仍处于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转型关键期的诸多挑战.唯有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才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改革地标的最新动向,传递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新信号：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继续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4月14日,《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正式发布,以海南为新标杆,中国向世界展现了新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蓝图.
几天后,《国务院关于对〈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的批复》公布,向世界描绘了雄安新区的美好蓝图.
国企国资、垄断行业、产权保护、财税金融、乡村振兴、社会保障……一系列关键领域改革向深水区推进,新起点上,中国用实际行动昭示更坚定的改革开放决心.
——大胆创新、锐意发展,以人民为中心将各项改革落到实处.
伴随着雄安规划纲要的公布,一座未来中国城市样板的模样清晰可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引入京津优质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等资源,建设优质共享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城市－组团－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体系……这些民生内容,被浓墨重彩地写进雄安规划纲要的章节.
——敞开怀抱、加强合作,以更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发展潮流.
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中国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
40年后再出发,中国改革开放又到了新的历史关头.“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总书记发出了新时代中国坚定深化改革开放的最强音.
5月28日,一场主题为“新时代的中国：雄安探索人类发展的未来之城”的全球推介活动举行.世界通过观察雄安这个改革新地标,触摸中国未来的改革方向.
小岗、深圳、海南、浦东、雄安……改革地标连通中国的昨天、今天、明天.
中国第一家个体餐馆：坚守胡同
北京翠花胡同在二环路以内,靠近华侨大厦和中国美术馆.时近晌午,胡同里飘出持续不断的饭菜香,让人循着味道找到一处挂着“悦宾”招牌的小饭馆.
它不起眼,开着仅容一人进出的门,旧木匾上刻着棕红色的“中国个体第一家”字样.鲜为人知的是,这间内部装潢简单不太时髦的饭馆,却曾搅动起北京甚至中国个体饭馆经营的浪潮.悦宾饭店一传三代,历经了改革开放以来一次次的变化与革新.
“提前开张”
38年前,郭培基还在国营单位里当厨师,每天按时上下班,一个月挣三十多块钱.妻子刘桂仙是临时工,被派到首长家里当保姆做饭.家中四男一女五个孩子,七口人每月指望着几十块钱工资过活.郭培基最小的孩子,也到了毕业找工作的年纪.
1979年,指出,要多搞赚钱的东西,可以开饭店、小卖部、酒吧.允许自谋职业成为解决就业压力的方式之一.1979年2月,国家工商局向提交报告,建议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市场的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不准雇工.这份报告是“”之后,党、国务院批准的第一个有关个体经济的报告.
但“”余波刚平,没人敢去想自己经营赚钱的事儿,郭培基和刘桂仙也一样,仍在按部就班的过日子.
郭培基回忆,一次,叶帅夫人曾宪植从英国访问回国,想吃“小刘”的手艺.“吃饭的时候,叶帅夫人就和我老伴儿说,国外挂着中国餐馆招牌的馆子味道都不如她的好,建议她在北京开一个,肯定受欢迎.当时我俩都没敢往这方面想,直到后来叶帅夫人又催了一次,我们才开始写这个申请.”
申请写好了,两个人不知道要找哪里,就去街道盖了个章.“还得办个营业执照.”街道的人给刘桂仙支招.
之后,刘桂仙到东城区工商局,要求办一张个体餐饮营业执照.当时修理业,手工业的个体经营活动有所放开,但其他行业还未有明确政策.时任东城区工商局副局长的靳云平回忆：“刘桂仙给我的印象很深刻,别人问问没结果就回去了,她一个月每天都来工商局问执照的事情,有耐性有决心.”
“就是想搞个试点试一试,我们领导班子一合计,都同意给她特批.”靳云平说,当时没有正规的营业执照,工商局手写了一份,靳云平签了字并盖上专用章,刘桂仙拿到了北京城里第一家个体餐饮营业执照.
三间平房中的一间改成饭店,搭建厨房的砖头木材是郭培基从单位借的,刘桂仙到黄城根买了4张旧桌子和15把椅子,找了一个烤白薯的旧桶,改装成灶.
两口子计划着十月一日开业.9月30日一早,郭培基到单位请假,刘桂仙打算提前开火试灶,她拿着家中仅剩的34块钱,买了4只鸭子,打算做出几道菜,先让街坊邻居尝尝手艺.
心终于放到肚子里去了
四桌两灶一门面的悦宾饭店,就这样成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家个体餐馆.
开张的第一天,刘桂仙赚了38块钱,顶得上那时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店里4张桌子,一天只能接待十四五个顾客.来吃饭得排号,最长的,要排到60多天以后才能吃上.
在开业之初,普通老百姓下馆子的频率不高.来店里的多是高干子弟和使馆区外国人,还有采访的记者.
悦宾饭店名气大了,各种非议也都来了.靳云平也收到了不少反对材料,认为悦宾饭店不合法,应该关停.郭培基说,他们夫妇当时一直是提心吊胆.
1981年大年初一上午,姚依林副总理、陈慕华副总理来到刘桂仙家拜年.“首长也告诉我们不用怕.”刘桂仙和郭培基的心终于放到肚子里去了.
上饭馆都被叫做是“去奶奶家”
1981年10月,《、国务院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发布,它明确承认“个体劳动者,是我国社会主义劳动者”.
像破冰的第一锤落定,固封多年的个体经济活水喷涌而来.个体餐馆在北京城里如雨后春笋般开了起来.刘桂仙和郭培基也能安安心心地开饭馆了.
餐馆顺利经营后,蒸蒸日上,不出几年,家里就成了万元户.早期开业时工商局作保向银行贷款的500元钱,不过三个月就还清了.
早期还不允许个体经营雇工,家里五个孩子全都扑到了饭馆里,老四老五全天跟着刘桂仙做事,老大老二老三每天下了班就到饭馆里帮着张罗.遇到生意忙的时候,“一大家子都被拴在了饭馆里”,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全在饭馆打理.
1992年,刘桂仙在翠花胡同里开了第二家餐馆“悦仙美食”,离悦宾饭店几十米远.女儿郭洪燕辞去正式工作,全天在“悦仙美食”里卖饭记账.
随着个体经济的发展,饭馆里也迎接着一次又一次的变化.在孙女郭华的记忆里,爸爸为了学习对账报税,没少被奶奶批评.税票也从每月定额交税到根据具体营业额使用手写、手撕、机打票……“可能是后来我爸有了阴影,才把我送去学了会计.”
年纪渐长的刘桂仙开始教儿子儿媳和雇来的厨师做菜的手艺,学着经营管理饭馆.
饭馆对食材的选择比较严苛.郭华回忆,她4、5岁的时候,奶奶就带着她上鸭厂里一只一只的挑鸭子.“我们家还有道特色菜软炸牛肉,小时候奶奶就带我去屠宰厂拉牛肉,既新鲜又省去中间环节,还便宜.”
郭家的孙辈基本都是在“悦宾”和“悦仙”里泡大的.6、7岁时两边饭馆来回跑帮着递啤酒饮料餐具.在饭馆第三代人的童年记忆里,上饭馆都被叫做是“去奶奶家”.
“离了胡同,那还是悦宾么？”
38年过去,北京城的大街小巷里充斥着各式各样的饭馆,各国各地风味不断满足着食客们的味蕾.而悦宾饭店,还是那个胡同里的小馆子,白墙小桌迎客.
胡同里的小馆,也成了常客和邻里街坊的口味记忆.2018年4月11日中午,76岁的刘芬和三个老姐妹,在悦宾门口等座位吃饭.“自打80年业起我就来这儿吃,认识老太太老爷子,现在是他们儿媳妇看店.他们家的干炸丸子,我吃了半辈子.”
“我们考虑过做外卖,能提高销量.但是家里的菜不适合,稍微凉了,那口味就完全不一样.单蒜泥肘子,汁浇在上面吃和蘸着吃,都不是一个感觉,不能糊弄人吧.”郭诚说.
曾有人想要入股合作,郭家人想了想还是拒绝了.“胡同地方就这么大,扩张不了,离了胡同,那还是悦宾么？”
郭华说,回想几十年来,一大家子人的精力和心血都被拴在了饭馆上,所以干什么事的话就要很慎重.“如果换一个品牌,我们也知道该怎么去规模化经营、使用厨房配送、把菜做小做精致提高利润.但是我们绝不会随便拿悦宾去尝试,不能砸了爷爷奶奶留下的招牌.”
从“红手印”到“红本本”,
小岗改革仍在路上
安徽凤阳县小岗村,淮河岸边的一个普通村庄,但历史却赋予了它不同的意义.1978年一个冬夜,小岗村18位农民以“托孤”的方式在一纸契约上摁下鲜红的指印,分田到户搞“大包干”,掀开了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序幕.
这里也被总书记称为“中国农村改革的主要发源地”.一晃四十年,小岗村的“大包干”也和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脉动,进入了不惑之年.
茅草屋到三层楼
小岗村的核心区贯穿一条叫友谊大道的主街.笔直宽敞的马路两边,是一栋栋徽派建筑风格的小楼,农家乐、农村电商等招牌随处可见.“金昌食府”、“大包干菜馆”、“红手印超市”等名字,都是延续至今的历史痕迹.
74岁的严立华开起了“红手印”系列的农家乐和超市.严立华说,40年前,这里就是一个20户的小生产队,路是土路,房子是茅草建的.就是在他家的茅草房内,18个农民义无反顾地按下了红手印.
严立华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儿出嫁了,小儿子在村里的游务中心开观光车,每月挣2000多块钱,儿媳在家开农家乐.
严立华在十六七岁时成了孤儿.严立华说,为了有碗饱饭吃,大家才冒着危险搞起了大包干.
70岁的严宏昌是大包干的主要召集人.严宏昌说,生产队时,大家都没有积极性,一亩地产量很少,从来没完成过国家的交粮任务,可大包干后,一亩地产的粮食翻了很多倍,一年还了近20年的欠账.
严宏昌给两个儿子都盖了三层的小楼,他说,以前盖个大瓦房都是最大的梦想,现在丰衣足食,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说到现在的变化,村民严德武说,以前小岗的年轻后生很难讨到对象,现在是姑娘都想嫁到小岗来.
“红手印”到“红本本”
包产到户数年后,小岗人遭遇了新问题.
大包干带头人严金昌说,因为粮食产量的大范围提高,卖粮越来越难,粮食降低,换不成“现钱”,“土地是我们农民的命根子,但是光靠种地只能解决温饱,富不起来.”
2006年,时任小岗村第一书记沈浩开会动员村民流转一部分土地,提高土地利用率,为招商引资办工业、开发旅游业出让“地盘”.他告诉大家,只有搞现代农业,小岗才能大发展.
大包干带头人关友江说,现在大家都明白这个理了.但在当时,很多人误以为是要收回个人承包的土地,顾虑重重.
村民们回忆,当时反对的声音很激烈.有带头人说：“过去冒险分了田,现在却要回到大集体,这不是搞倒退吗？”
严金昌记得,当时沈浩挨家挨户做工作,说土地流转不是卖地,只是流转了经营权,承包权永远是咱们农民的.
最终,严金昌被沈浩说服了.他在许多村民犹豫观望的时候,率先把自家的35亩土地流转了出去.时任村主任的关友江,也把自家近30亩地流转了出去,一签就是15年租期.
2008年,关友江在全村开了第一家农家乐——大包干菜馆,儿子儿媳从务农改为经营菜馆,关友江说,现在一年十几万的收入是没问题了.
看到别人“吃螃蟹”都赚到了钱,观望的村民们坐不住了,纷纷要求流转自己的土地.
给农民流转土地吃下“定心丸”的是土地确权.作为安徽省首批土地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县之一,小岗全面完成1.36万亩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发放证书875本,发证率达100%.
严金昌等人都领到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拿到这个‘红本本’,流转更放心了.”据统计,目前全村共流转土地8932.88亩,占全村可耕土地面积的65.7%,其中规模流转6841.88亩.
55岁的程夕兵是村里有名的“种粮大户”,目前种着590多亩地.除了自家20亩,其他都是流转来的.程夕兵说,他一开始只是帮外出务工的邻居代种,后来发现机械化不仅省时省力,还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就主动流转,租用村民的地.
程夕兵现在又搞起了农机大院,和别人一起入股了十几台农用机械,上了三台烘干设备,还准备建一个育秧室和米厂.
程夕兵说,他更长远的设想是,从粮食种植、烘干、加工,再到消费者的餐桌,“打造我们自己生产出来的放心粮”.
“包二代”们的成长
在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的后代被称为“包二代”.
小岗村党委委员严余山是“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的儿子.46岁的严余山在外打拼多年,2014年他辞掉了收入颇丰的工作,全身心投入家乡发展.
在严余山话语中,不时出现“共享经济”、“信任体系”、“内生动力”、“物联网”等当下时髦的词汇.他在家里开了个礼品店,也兼为村民收送快递.礼品店主要售卖融入大包干元素的工艺品,“大多数是靠网店销售,都是自己设计的,有小岗文化在里面.”
严余山说,他做的电商平台现在每年能有十几万元收入.他还组建了一个40多人的“青年农民创业交流群”,除了线上交流,也定期组织大家出去学习别人的现代化农业,共同营造创业氛围.
大包干带头人严金昌有7个孩子,除了小女儿嫁到江苏,其他6个都回到村里发展.他掰着指头告诉记者：“老大、老五、老六开饭店,老二开超市、老三开浴室,老四是女儿,现在一家子跟着老五干.”
二儿子严德武曾辗转江苏、福建、浙江等地打工,十几年前回到村里,和父亲一起,开起了全村第一家超市,300块钱本钱开个小店,卖些油盐酱醋,也卖些肥料种子.
“那时穷人还多,不少人赊账,后来日子好起来了,一些赊账我们也不要了”,严德武说,现在,超市每年毛利润十几万.
不忙时,严德武和妻子会到弟弟严德双的“金昌食府”帮忙.那里中午食客最多的时候,得有6口铁锅同时炖菜、炒菜.
曾在张家港打工的姐姐严德凤,前些年也被叫回来在金昌食府帮忙.夫妇俩现在挣上了弟弟开的工资,问及金额,严德凤很不好意思：“每月至少5000块吧.”
村民变成“股民”
进入“不惑”之年的新小岗,正在开启新的改革征程.
小岗村推进了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试点,以小岗村品牌作为无形资产,入股小岗村创发公司,赋予小岗村民股权,让村民真正变成了股民.
今年春节前,小岗村进行了第一次集体所有制股份分红,每个村民分到了350元.
启动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建设4300亩高标准农田,发展现代农业观光游,争创国家5景区……“小岗要发展,最根本的是靠小岗人自己的努力,凝聚共识.”小岗村第一书记李锦柱说.
义乌：从鸡毛换糖到全球电商
在浙江义乌廿三里街道的拨浪鼓广场上,有一组“鸡毛换糖”的铜像,这里是闻名世界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源地.义乌的40年,成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进程的缩影.
60岁的何海美是义乌的第一代摊贩,也是义乌商贸城发展的见证者和亲历者,她看着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自己也从一个小商贩,做到一家大公司的董事长.
拨浪鼓带来的生意
“义乌人经商的故事,还要从拨浪鼓说起.”何海美说.
拨浪鼓是义乌第一代商人的“”.早年间,义乌一带农民每年冬春农闲的时候,肩挑担子,手里摇着拨浪鼓走街串巷,用自家土产的红糖或饴糖做成的糖饼、糖块,去别家换鸡毛一类的毛发.人们叫他们“糖担”.
鸡毛在义乌的历史上扮演了两个角色：商品和肥料.义乌人多地少,尤其是东北一带,黄土地酸性强,肥力差,人畜肥料解决不了粮食增产的问题.
为了解决肥料来源,农民们发明了用鸡毛沤肥的方法.把收上来的好看鸡毛挑出来绑成鸡毛掸子,叫卖换钱,差一些的插在稻子下面做肥料.
糖担的拨浪鼓声响遍大街小巷,伴随了几代人的成长.
上世纪70年代末期,糖担们发现,小百货比糖块更有市场,换鸡毛的效果也更好,还能从中赚点小钱.由此,糖担的命运拐了弯,而演绎这种变化最生动的场景是在廿三里.
廿三里集市是大家自发组织的.逢“一四七”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开市.人们提着篮子、背着布包,在这里交易需要用的东西.
当时义乌县政府对小百货经营态度是“上面没有开口,农民经营不支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采取“明管暗放”的办法来管理集贸市场的小百货经营.因此,当时经营户没有固定摊位,他们露天经营、提篮叫卖、沿街沿路摆流动地摊.
“赚钱这么容易”
廿三里集市是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的雏形,很多义乌企业家从这里淘到了第一桶金.
何海美的老公在工厂上班,一个月工资只有三十几块钱.何海美没有工作.1978年,在部队当兵的哥哥回来探亲,随身带了几张古装电影《红楼梦》的照片和明信片.当时,义乌电影院正在热映《红楼梦》.
“红楼梦这么火,要不我们搞几张照片去卖卖？”一句玩笑话,立刻引起了何海美的兴趣.
当时,小摊小贩处处面临“封杀”,一旦被发现,要背负着“割资本主义尾巴、投机倒把”等罪名,还要没收东西.何海美把十几张照片放在信封里,往怀里一揣就出门了.
刚刚看完电影的人意犹未尽,看见电影剧照,喜欢得不行.第一天开张,何海美就赚了6块钱.
这是她第一次觉得赚钱这么容易.《红楼梦》放了三天,何海美赚得三十几块.到廿三里市场之后,她的生意做得更大了.那时候,万元户都很少见,到1980年,何海美已经有五万元存款.
1979年1月,《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在各地农村试行,《草案》明确指出：“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不得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取缔”.商品经济在一些地方逐步解冻,手工制品、农产品摆上了集市……
何海美也感到了变化,虽然还是要偷偷摸摸地卖东西,但已没有人再割她“资本主义尾巴”了,她开始拓宽经营渠道,什么好卖就卖什么,年历、太阳帽、手套、尼龙袜子……
市场来了
1982年,何海美已经做了4年小生意,但一直是流动摊贩,还经常被有关部门赶着跑,被没收物品.她渴望能光明正大地做生意.
一天,何海美卖的尼龙袜子被没收了.沮丧之时,她在街上看到了时任县委书记谢高华,就把货被没收的事情对他讲了一遍.“我说我这个货是上海城隍庙拿来的,城隍庙都好卖,我们为什么不能卖？”谢高华点点头,说回去调查一下.在深入调研之后,谢高华决定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
何海美参加了那场由县政府召集全县乡镇干部和200多名经营户参加的会议.谢高华在会上说：农民要富裕,就是要允许农民参与经商.大家都要支持,谁也不能眼红！
谢高华说完,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何海美激动地哭起来.
1982年9月5日,在一条臭水河上,用水泥板搭起了简易摊位.政府将原来流动的摊位统一集中.义乌第一代马路市场——湖清门小百货市场悄然开张.何海美也成了市场的第一批商户.
当时专管湖清门市场的工商所副所长徐至昌还记得,湖清门的生意非常红火,经营户头天拿来的货,第二天保准能卖光.后来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经营大军从湖清门向新马路两头延伸.
后来,县政府增设摊位,每个摊位每年2000元租金.当时,人均月工资只有三四十元.结果,摊位几天就租完了.
1984年,义乌正式提出“兴商建县”的发展战略,义乌市场的发展驶上了快车道.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给义乌小商品市场又带来了春风.
1984年12月6日,第二代义乌小商品市场——新马路市场建成,正式更名为义乌小商品市场.商户们搬进了水泥摊位,钢架玻璃瓦棚顶挡住了烈日暴雨.两年后,市场第三次搬迁,移址城中路边,投资440万元,占地44000平方米,设固定摊位4096个,临时摊位1000多个,当年的市场成交额就突破亿元大关.
1992年,市场第四次移址扩建,第四代义乌小商品市场“篁园市场”正式建成.
也是在那一年,“义乌小商品市场”二次更名,改为“浙江省义乌市中国小商品城”.
如何让奇迹延续
义乌是个“巨人”,但“大”却始终受制于“小”——拥有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但市场以经营低档次、低技术含量、低品牌附加值产品为主,一直处于产业链低端.
商户刘萍娟时刻都有危机感.“义乌没有自己原创的东西,外面流行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如果一直不创新,早晚会被淘汰.”
不久前,她应沙特阿拉伯客户邀请,前往当地进行考察.回到国内,刘萍娟根据当地建筑风格,设计了一款花纹木柄锅,沙特阿拉伯客户看到样品后,当场就下了订单,是同类产品的10倍.
和刘萍娟一样,很多商户开始改变产品定位,不再走低端路线,转而发展高端和高质量商品,也有人创出了自己的品牌.
在义乌,“转型”是常被人们挂在嘴边的词.通过加快自身转型,义乌市场已经找到一条与电子商务和谐共处的发展之路.从线下到线上,从“鸡毛换糖”到“全球电商”,义乌已连续四年位列“中国电商百佳县”榜首,并获批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
渔村一小步,改革一大步
渔民村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面积仅为0.25平方公里,与香港一水之隔.渔村人本是寄寓渔船、飘零水面、生活困苦的“水流柴”（广东话）,改革开放后,决定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短短一年多时间,渔民村就从一个贫穷小渔村,成为新中国第一个万元户村.
62岁的渔民村村民邓锦辉一生中搬过四次家.从出生的水草寮棚搬进土墙瓦房,改革开放后全村统一搬进小洋楼,再经历城中村改造、搬进现代化高层住宅,光这搬家的事儿就能足足讲上一天.
渔民村人搬家的故事,对应着改革开放的历次“第一次”：第一个经济特区、第一批村办股份制企业、第一批城中村改造……可以说,小小渔民村,虽是弹丸陬隅,却是时代风标.
村庄迎来
渔民村老村长邓志标至今记得：1984年1月25日,是一行来到渔民村的日子.
那天一大早,邓志标被叫到村委会,说有首长要来视察,但不知道到底是谁.大约上午10点钟,一辆中巴车缓缓驶入村里,下车的竟然是！邓志标激动得“鼻子一酸,眼泪就流下来了”.
参观了村委会、文化室,又提出到村民家看看.到了村支书吴柏森家,吴柏森说,1983年,自己全家平均每人月收入500多元.坐在一旁的邓榕大声对父亲说,“老爷子,比你的工资还高呢！”
邓志标回忆,看完吴柏森家新楼上下层和满屋的家用电器,问大家还有什么要求,吴柏森回答,“要求不敢了,只是我有点怕.”“怕什么呢？”“怕政策会变.”哈哈大笑,“党的政策肯定会变,只能向好的方面变,不会向坏的方面变.”
1984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议,曾让包括渔民村在内、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深圳人承受着莫大的压力.正在这个当口,来了.
看过渔民村,说了一句话,“从今天的情况来看,证明我们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是正确的.”几天后他为深圳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经济特区的春天
改革开放的第二年,1979年8月26日,经第五次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决定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
1979年,积贫已久的渔民村迎来了第一个春天.
这一年,43岁的邓志标被村民推选为村主任.邓志标回忆,原来干什么都不行,村民只能打鱼养鱼,但改革开放后,“只要不违反国家法律,什么都可以干”.
上任后的邓志标带领村民,用集体资金购买了一台推土机,把村里所有的滩荒地都推成鱼塘,攒下第一桶金后又组建船队和车队,就近取材,在深圳河里挖沙,再运给工地.抽1立方的沙子成本两块钱,卖给工地十二三块钱.
村民吴耀辉回忆,正在兴建的深圳特区处处是工地,渔民村的沙子供不应求.“国贸大厦的沙子都是我们运的”,吴耀辉说.
160米的国贸大厦于1982年10月开工、1985年12月建成,工期仅有37个月,号称“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在当时绝无仅有,国贸大厦也成为深圳的地标性建筑.
财富不断积累,1981年,渔民村成了全国第一个万元户村.邓志标说,他家夫妻二人,1981年“一年分红结算9000多元拿回家”.
1981年秋天,村集体出钱,按照一对夫妻一套房的标准,统一盖起33套二层小洋楼,米色外观,统一装修.
邓锦辉给自己分到的别墅更换了地板,是自己喜欢的大理石,“水绿水绿的”.彩色电视机、音响、录音机,这些彼时内地普通家庭难觅的家用电器,成了渔民村家家户户的标配.
从逃港到回村
1982年搬到二层小洋楼这一次,已是邓锦辉第二次搬家了.
1957年,邓锦辉在深圳河畔呱呱坠地,他的第一个家是一间水草寮棚,竹竿搭成墙壁,茅草铺成屋顶,勉强遮风挡雨.
即便如此,他也比父辈们要幸运许多,他们的住所就是渔船.上岸后的渔民村人始终在温饱线上挣扎.与此同时,一河之隔的香港正经历高速腾飞.食不果腹的人们选择“用脚”,当地曾先后四次发生逃港潮.
港商刘起棠本是广东佛山人,是当年逃港潮中的一员.他自述家里成分不好、日子难过,便逃去香港在庙街卖服装.
然而,小平的到来让渔民村名声大噪,吸引了港商前来投资.小平来后的第二年,刘起棠来到渔民村,合资建立服装厂.
“深圳劳动力便宜,租金便宜,市场庞大”,刘起棠说,“广东人用脚,我们感觉香港好,就走到香港去；改革开放了,这里容易挣钱了,脚就走回来了.”
“城中村”变成城市住宅
邓锦辉在小洋楼住了10年,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他第三次搬家了.
随着深圳的快速发展,大量外地人涌入,引爆了租房市场.像渔民村一样的村子纷纷把房子加高、拓宽、打隔断,租给外地人.邓锦辉家甚至在楼前花园上也盖起了楼房,房子从2层加盖到6层,最多的时候有30多套房子同时出租.
2000年,深圳市罗湖区把渔民村旧村改造写进政府工作报告,要把渔民村从一个脏乱差的城中村改造为精品城市住宅小区.工程很快启动了,村集体通过抵押贷款,自筹资金约1亿元,推倒“握手楼”,新建起11栋12层高的住宅楼和1栋20层的综合楼.
2004年8月,共1360套房子通过抽签分到了居民们手中.“每户分到一个单元”,邓锦辉抽到了7号楼3单元,他比划着,从底楼到12楼,“都是我家”.
股份制改革
早在1992年,深圳特区推进农村城市化,渔民村村集体成立股份公司——渔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渔丰实业）.这也是全国第一批村办股份制公司,实现了集体经济向股份制经济的转变,集体收入通过股份公司向村民分红.
村民再次乔迁新居后,渔丰实业成立物业管理子公司（以下简称渔丰物业）,将村内大量富余房屋统一管理,统一出租,按月支付村民租金,年底分红.目前每户居民年租金收入六十万元以上,是渔民村的主要经济来源.
渔丰实业总经理黄兴炎介绍,1992年成立渔丰股份公司时,原始股东有98人,都是村里劳动力,如今在世的80多位,大多在60岁以上.
按照最初的股份管理制度,这些股份“生不增,死不减”,不能继承和转让.随着时间推移,问题逐渐显现.
面对这种情况,渔民村在深圳市率先进行股份制改革,增加股东人数,股份可以由下一代继承,也可以内部转让.“我们现在有181个股东,读了大学的新生代更愿意回村,解决了后继乏人的困境.”吴颂球说.
此外,外聘管理者没有股权的局面被打破,黄兴炎就通过股改得到了一部分激励性股权.
“村民自治第一村”的基层路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宜州区屏南乡合寨村村口,有一个三四米高的白色门楼,雕梁刻柱,上面写着十个鲜红的大字——中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格外醒目.
这里是中国村委会称号的发源地.1980年,在村口的大樟树下,合寨村果作屯和果地屯两个自然村的农民们,以无记名的方式投下了自己神圣的一票,选举产生了属于自己的全新的管理组织——村民委员会.他们还制定了村规民约,村民自己约束管理自己.这一举措,和联产承包、乡镇企业一起,被誉为中国农民的三大历史性创造.
大樟树下的创举
2018年4月25日,兰锋早早就来到办公室,收拾好会议室,准备好账本和,等待检查.今天,又到了村务监督委员会每季度查账的日子.
兰锋是合寨村村民委员会主任.2017年9月1日,经过两轮,他在合寨村第12届换届选举中胜出,当选合寨村村主任.
早在38年前,合寨村的村民们就通过选举,以无记名的方式选出了第一届村干部.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1979年之前,工分的分值最低只有8分,最高不超过2角,一天的工钱还不够买一碗米粉.韦焕能作为合寨村果作屯第一生产队长,一年只有30块钱.后来分田到户,村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但生产队架空了,生产队长们也不再管理村屯里的事务,那段时间,治安乱了,、盗窃、乱砍乱伐的事儿也多了起来.
“我们村得建立新的管理组织和领导班子.”韦焕能召集了其他5个生产队干部,提出这个想法,大家一听,纷纷同意.但新的领导班子怎么产生的？以前的生产队长是由上级任命,不能自己宣布自己当领导,也不能服众.经过讨论,大家决定,由村民自己选.
1980年2月5日,他们在村旁边的大樟树下召开了全村大会,选举村领导班子.“村里的领导要选好,要按照多数群众的意见,不事先提名候选人,直接搞无记名,谁的票多谁就当.”会议的主持人是大队长蒙光捷.
“当时,村屯治安很乱,当村干部事情多又没报酬,还会影响自己家的生产.”韦焕能说.但主持人立刻发话,选上哪个,哪个就必须当,不能推辞.
他们给每个人发了一张小纸条,只能写6个名字,然后投在米桶里.经过计票,主持人当场宣布结果,韦焕能得了满票,当选主任.现场还选出了两名副主任、一名会计和一名出纳.
新干部选出来了,还没有一个正式的组织名称.有人说公社有管委会,城里有居委会,我们就叫村委会.就这样,“村委会”成为果作屯的正式组织名称了.
同时期,相邻一公里外的合寨村果地屯也成立了村民自治委员会.果地屯的140多户村民代表,在卷烟的纸上郑重其事地写下了一串名字.在全村人的见证下,一个个黑色的“正”字写满了可以晒五千斤谷子的晒坪,蒙光新以138票当选果地屯第一届村主任.
村委会成立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制定《村规民约》和《封山公约》.《村规民约》对、唱野歌等不文明行为都做了约束,每户代表都在公约上签名、盖章.
由合寨村首创的村民委员会随后在全国迅速推广,四川、河南、山东等地纷纷跟进.
1982年底修改《宪法》时,全国人大第一次把“村民委员会”和城市居民委员会这种组织形式写进了宪法,并明确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到1985年,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了村民委员会.
如今,合寨村每个屯都有专门公开村务的窗栏,被村民称为“明白墙”.在“明白墙”上,财务、政务和党务清晰明确,村民意见征集和情况反馈也一目了然.村委会还有个值班记录本,上面写着每天值班的人都处理了谁家的什么事,村民可以随便看.
“小人大”解决大问题
“村民委员会”被写进宪法的1982年,合寨村又选举产生了自己的“人民代表大会”——村民议事会.
议事会成员由村民代表推选出有威望的人担任.村里重大事件,必须通过议事会研究解决方案,经过村民会议通过后,才提交村委会办理.议事会每季度开一次,20多年从未间断.这些年,帮村民们解决了不少大大小小的问题.
2003年,合寨村集体林场因为管理不善,出现了“只砍不种”的现象.村委会提出,将林场卖给个人,所得资金用来修路.经过议事会讨论,多数人表示反对.最终,村委会执行了议事会的决定,保留了林场.
现如今,“村民议事会”演变为“党员群众理事会”.理事会由村民小组长、党员和村民代表组成,共有9名成员,全部由村民选举产生.
和“村民议事会”一样,理事会负责商议村里的大小事情,小到帮村民搬东西、收粮食,大到整合土地、修建公共设施,理事会都参与其中.
“先讨论,再决定”的办事方式贯穿了整个合寨村.在合寨村,没有一件事是由一个人决定的.遇到、提意见的事情,有些村民即使在外打工,只要离得不远,也会想方设法回来说几句.“村民自治在村民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了.”兰锋深有体会.
合寨村的“小纪委”
4月25日下午三点,合寨村村委会议室里,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委员们正敲着计算器.他们的任务是核实每张的数目和明细、用途是否合理,然后由专人负责把核对好的账单记录在册.
在合寨村,村务监督委员会是一支“特殊的队伍”,成员只有五个人,由群众选出,每三年一届.他们没有编制、没有收入,却肩负着监督村委会工作和村务开支的重任.村务监督委员会成立于2010年前后.
“支出300块钱以下的,村委会可以自己决定；超过300块钱的,要召集监督委员会讨论,理由合理,才能开支；金额再大的,就要召集全村的村民小组长来讨论.”韦文凡说.他是现任监督委员会主任,也是委员会第一届和第二届的委员,每个季度都要来村委会查一次账.
等全部核对清楚,监督委员会要在下面签字,盖公章,然后把和账目封起来,存在档案柜里.村民可以以组为单位随时调看.
2010年10月28日,《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发布,第三十二条明确规定,“村应当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或者其他形式的村务监督机构”.2017年12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指导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如今,村务监督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都不再是稀罕物了.
除了核查财政,监督村干部工作也是村务监督委员会的主要任务.
（本专题内容摘编自人民网、《新京报》《新华每日电讯》《新民周刊》《中国新闻周刊》等）
先锋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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