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西行记丝绸之路文学的奇葩异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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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济宪
丝绸之路横贯欧亚,文化贯通,经济交流,也诞生了丝路文学这一奇葩.
在浩繁的古、近代文学里有一批专写西北记行的文本,世人通称西行记,是古今行记文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的文人西行塞外行吟抒怀,留下大量的诗歌以及研究西北史地的专著,都具有丝绸之路的独特地域特色和人文蕴涵.
最早西行的如张骞班超等立下历史功勋,但他们没有留下文字著作.从南北朝算起,较早的应是东晋法显所写的《佛国记》.不同的历史时代因不同的目的都有西行的人,并写出西行的作品传世.公元581年隋朝的建立结束了南北对立的局面,为恢复两汉对西域的经营,由裴矩负责与西域联系,恢复交通和丝路贸易.大业五年隋炀帝西巡,在酒泉集会西域27个地方政府的使节代表,商议丝路的安全和贸易.事后,由裴矩负责综合各地汇报情况写成《西域图记》,记录了当时丝绸之路的几条路.
一、南道：出敦煌、经鄯善到于阗,过葱岭经阿富汗、巴基斯坦到印度；
二、中道：由敦煌至高昌,经焉耆、龟兹、疏勒,过葱岭经费尔干纳至伊朗；
三、北道：由敦煌到哈密,经巴里坤度楚河、锡尔河,直达地中海.
这是继汉书之后较早的丝路记载,可惜此书后轶失.这类书中还有许多有影响的名作,如唐代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后晋的《高居诲使于阗记》,北宋王延德留下的《西州使程记》,元代丘处机的《长春真人西游记》,耶律楚才写成的《西游录》,明朝陈诚、李暹的《西州使程记》和《西域番国志》等直观描写丝路的行记.清代是西行文学最昌盛的时期,优秀作品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七十一的《西域闻见录》,慕璋的《新疆回部纪略》以及祁韵士的《万里行程记》,洪亮吉的《伊犁日记》和《天山夜话》.民国时代的当属谢彬的《新疆游记》.当然这仅仅是从历代西行记诸多作品里举出的代表性作品.以岑参的边塞诗为代表的诗歌,也是丝路文学的重要部分,当另立章篇论述.
这些作者西行的原因有以下几种：1.取经学佛法的.佛教传入国内以后不少人到佛教兴起的印度去取经学习佛法, 如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史料价值极高.2.奉朝廷命令出使去了解西域情况,政治、军事结盟、宣抚示慰,如《西州使程记》、《西域行程记》、《异域录》.3.随军出征,作为幕府文僚书办征战随军,《西征日录》、《扈从纪程》就是这类作品.4.清代乾隆年间平定了准噶尔叛乱以后恢复治权,随着和地方的交往,大批汉族知识分子也来到新疆.这里边也分几种情况：一是政府派往新疆的各级官员,其中不泛精英之才,如《西域闻见录》的作者七十一,《莎车记行》的作者倭仁.二是以犯官的身份流放而来的“废员”,其中不乏学有所成、著作等身的名人,如祁韵士的《万里行程记》、洪亮吉的《伊犁日记》和《天山夜话》等.三是随几次平叛大军进入新疆的幕僚文人,像王芑孙、施补华等人.四是探亲访友、旅游的人如《辛卯侍行记》的作者陶保廉.5.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清朝国势微弱,不少帝国主义列强派人到新疆来淘金,他们披着探险、考古、学者的外衣收集情报,刺探机密.其中搞特务活动的当数俄国的库鲁帕特金,他是职业军人,专门从事情报工作.1876年进入南疆收集大量情报,回国后写了一本《喀什噶利亚》.虽然他们目的不同,甚至于“别有用心”,但都为后人留下宝贵的史料.
陆上丝路所经的西北五省,其面积占全国面积的三分之一,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不但是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多源文化的交汇点,也是中西文化的交流通道,但由于地处偏远,交通不便,交流传播都受到限制,许多文学史料也少提及.在写丝路史话时研究西行记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的作者都是丝路上走来的.西行记作为一种游记文学,文学意义远不及它的史料价值,但地域和多元的文化背景往往涉及到地方政权和政府的关系,主权与治权的关系,疆域界定与沿革,这些事关大局的史料是正史上找不到的,并且可为正史匡正补漏.正因如此,历代有作为的帝王都重视西北,周穆王西行,汉武帝派张骞两使西域,以及后来的班超建功,都足以证明这一问题.
一、以取经求佛为目的的西行记
代表作有法显的《佛国记》.作者法显为山西平阳人,自幼出家为僧,对佛教志诚行笃,原在长安学佛,公元400年他从长安出发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帕米尔高原,经巴基斯坦到印度学习佛法.数年之后由海路经斯里兰卡回到南京,历时15年,回国后翻译佛经之余写成此书.该书是研究四至五世纪我国西北地区和中亚、南亚的第一手材料.同类的还有《宋云行记》、《悟空入竺记》、《往五天竺国传》等.最负盛名的当属玄奘《大唐西域记》.玄奘所行走的路线,西出长安沿河西走廊出阳关,经吐鲁番、库车、阿克苏（温宿）向北翻越天山,从现代的红旗拉普翻越冰大坂经克什米尔到达印度.他回程的路是翻越葱岭,从塔什库尔干沿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喀什东行,经叶城、和田、于田、民丰入阳关回西安,627年启程,645年回来,历时18年,走遍丝绸之路的中路、南路和新北路,此书与《佛国记》和《宋云行记》正好概略地反映了3—7世纪丝绸之路的全貌.
二、奉命出使、随军征战而写出的西行记
唐杜环的《杜环经行记》是此类行记的代表.唐朝名将高仙芝在西域一带争战多年,战功卓著,任安西都护.但也应了骄兵必败的规律,在征战塔什干的时候大败,不少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作了俘虏,此书的作者杜环就是其中之一.他是高仙芝部的一名下级军官,因此史料里找不到他的生平事迹.被俘后在中亚和西域流浪多年,历尽艰辛于762年随中亚商人回到广州,把他在西域的经历写成此书.这本书与此类书相比,其特色是对中亚、西亚伊斯兰社会的基层生活的记载详尽而生动,如身临其境.这对了解那个时代伊斯兰社会的状况具有参考价值.
此外,还有《贾耽七道记》、《高居诲使于田记》、《西域道里记》、《王延德使高昌记》、《青唐录》等.这类西行记中《长春真人西游记》值得一提.丘处机,山东栖霞人,他自幼学道于全真教祖王重阳,是龙门教派的创始人,自号长春子,人称长春真人.成吉思汗年近花甲,自感体力不支,派人去迎接丘处机,并下了“逾越山海,不限岁月,期必致之”的死命令.丘处机“知不可辞”,就和弟子从登州出发,过北京,出居庸关,途经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蒙古人民共和国入阿尔泰,进入准噶尔盆地以后,经伊犁继续西进,绕道帕米尔高原进入阿富汗兴都库什山北麓八鲁湾的成吉思汗行营.当然世界上没有什么不死药,丘处机不过教他养生之道而已.
《西域闻见录》的作者七十一,字椿园,尼玛查氏,满洲正蓝旗人,乾隆朝进士,以个人实际经历及耳闻目睹的第一手材料写成《西域闻见录》一书.由于此书的资料翔实,真实可靠,刊行后受到各界的重视.正如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一书中说的“椿园氏书,语多确凿”,并称他是“纪述佳手”.全书四册八卷,卷首附舆图.该书是研究清代新疆历史的重要资料,其中许多事件是七十一亲身经历的,他在新疆的时间大约是1760—1777年之间,就是乾隆25年到42年.《西域闻见录》一书成书于1777年,因此资料真实性和可信度极高.
三、谪戍流放的“废员”所写的西行记
这类西行记举以下几种：
《伊犁日记》、《天山夜话》,作者洪亮吉在当时已是“词章考据著于一时,尤精于舆地之学”的学者.他因上书批评内外弊政而被发配伊犁,1799年8月从京城出发,行到正定折西去太原,出潼关,沿河西走廊出嘉峪关、猩猩峡到迪化,再到伊犁将军府,以日记的形式记沿途的见闻和里程,文字也比较简单.《天山夜话》则是这一时期生活的记述,比《伊犁日记》要详尽得多,内容也广泛得多,史料的考证比较详尽可靠.两本书相互参阅,是西北史地研究的重要材料.日后成书的《新疆图志》就采用了洪亮吉的不少史料.不过他在新疆的时间前后仅一百余天,就获恩准回到内地,这两书均收入《洪北江全集》.
《万里行程记》,作者祁韵士,山西寿阳人,是乾隆年间的进士,翰林院编修,当时对西北史地和少数民族的族系研究颇有成果,曾著有《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嘉庆年间因宝泉局亏铜案被贬谪新疆伊犁.他所行经的路线和洪亮吉基本相同,当时伊犁将军松筠爱其才,经过关系疏通就留他在将军府“襄理幕务”,这为其创作创造了条件.他本来就对西北史地有兴趣,此次身临其境增加了不少的感性认识,除了《万里行程记》外,祁氏还有《皇朝藩部要略》、《西陲要略》、《西陲竹枝词》、《濛池行稿》等著作,王廷楷的《西陲总统事略》也是经祁韵士编辑而成.
《乙巳日记》和《荷戈纪程》,作者林则徐因虎门销烟得罪了帝国主义,昏庸无能的道光皇帝把他贬谪伊犁.他于1842年7月6日从西安出发,同年11月9日到达伊犁,《荷戈纪程》是此行沿途记录.凡山川道里、建制沿革、文物古迹、官员酬酢等都有涉及,是研究西北史地、民俗风情的可信资料.这本书的特色是：他对所经地方的历史典故不是泛泛而谈,而是查阅资料仔细考证,做到有理有据,可信度高；关心民间疾苦,如文章里有关哈密到乌鲁木齐的穷八站和富八站的记述,都是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乙巳日记》是林则徐不顾年老多病,到南疆实地考察水土的记录.1845年春,他从玛纳斯出发,途经乌鲁木齐、焉耆,到库车,经阿克苏、乌什至巴楚、喀什,折向东经英吉沙、莎车到和田,围着塔里木盆地走遍了丝绸之路的北、中、南三路,又到吐鲁番、哈密、鄯善,走遍了东疆、南疆的山山水水.不要说是在当时,即便是今天也绝非易事.他不顾车马劳顿,行程一万二千余里,踏看荒地60万亩.他把这次考查的行程见闻逐日记下来,写成《乙巳日记》,是研究19世纪中期新疆史地的重要资料.
四、护亲访友的人写的西行记
《辛卯侍行记》的作者陶保廉,光绪十七年（1891年）四月二十八陪其父陶模出任新疆巡抚,他随父去新疆赴任,于当年的十二月到迪化（乌鲁木齐）.此书即沿途所见事迹的记述并考诸史籍.全书六卷十八万余字.该书的第六卷是专写新疆山川地理重大历史事件及风俗岁事的,对于研究清末新疆社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西行日记》的作者冯焌光的父亲因通逆罪被发配新疆,他于咸丰八年和弟弟陪送父亲去伊犁戍所.数年后父病逝于伊犁,同治三年他又出关迎柩,不想走到奇台正遇上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阿古柏也乘机入侵,只得折回.阿古柏叛乱平定以后他又北上寻亲,于光绪四年扶柩回到上海.清末的回民起义和阿古柏入侵是新疆近代史上的大事,该书对这段历史的记述有参考价值.特别是书中那些当时的新疆来信,真实地反映了事件的真相.
（作者：河北省高邑县府源小区1—4—201,邮编05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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