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类有关自考毕业论文范文和身体行为民族意识理论探析有关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

《身体行为民族意识理论探析》

该文是民族有关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跟意识和民族和身体相关论文范例。

摘要：在遵行国际化行为过程中,人们的意识悄然改变着.目前,日益匮乏的民族行为现实带来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中华民族意识正在逐渐淡化.根据行为和意识理论,以及现实案例,发现行为可以改变人的意识,决定人的意识.文章通过逻辑推理的研究方法,运用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哲学等理论进行分析,发现民族体育的身体行为是一种直接的、鲜活的、有效的维护、弘扬中华民族意识的行为体系之一.建议进一步动用国家意志和政府力量,感召民众责任,以行为认同、制度激励、行为实践和文化记忆等为途径,践行民族体育文化.

关键词：民族体育身体行为弘扬民族意识

中图分类号：G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1839（2018）6—0001—06

1 问题的提出

现实中,手被刺一下马上缩回,大脑尚未对此产生意识指挥.看来,行为与意识的关系发生了改变,应该重新认识.那么,中华民族体育是否能够发挥弘扬民族意识的作用.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国人普遍拥有民族行为的年代,中华民族意识浓厚.秦始皇为统一国人思想,首先实施了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地同域等措施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此举逐步铸造了国人大一统的意识.长幼有序、尊师重道的社会行为,造就了国人的伦理意识.本研究针对这些有益于民族文化发展的优秀、积极的民族意识为弘扬目标.如今中华民族体育行为日渐式微,渐显失忆、失位、失语、失传迹象.中华民族意识也越发淡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文明礼貌、虚怀若谷等优良民族意识失去了应有的地位.这是否与民族行为体系中缺失或缺少了民族体育的身体行为存在一定的关系？

学者们研究视野多聚焦于体育行为,或是体育意识方面,很少将行为与意识关联在一起进行研究.为数不多论著中是将行为和意识合一的研究,且多为体育意识对体育行为影响向度的探析,而很少民族体育的身体行为对民族意识影响的研究,其他领域的学者在研究民族意识过程中很少联系到民族体育的身体行为,这种状况为该领域的研究留下了盲区.

2 行为与意识的理论分析

2.1 行为影响意识的事实

20 世纪末以来的神经科学研究陆续显示,大脑不需经由我们的意识就决定了我们的行为.里贝特（B.Libet）的研究表明：“脑产生动作的时间发生在参与者意识到他们做出决定前350 毫秒.”350 毫秒,即0.3秒,人眨眼的时间在0.3-0.4 秒左右,也就是说从行为到产生片段意识到只是眨眼的功夫,这个短促的时间,导致人们无法分清行为与意识的顺序.海恩斯(J.Haynes)等人利用更加先进的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 进行类似研究.结果表明,大脑不需经由我们的意识就决定了我们的行动.[1] 意识实际上是一种合成性的认知,那么,这就决定了意识的形成是有一个过程的,起码意识需要收集足够的信息,归类分析后形成具有共性价值的阐释理论,在今后在遇到类似的行为,顺理成章地成为这类行为的原因,成为行为因果链条中的源头.

心理学很多研究成果支持行为影响意识观点.华生（John Broadus Watson）[2] 认为人类行为就是“刺激——反应”的结果.在这个链条中,既有生物的刺激,更有社会的刺激,各种刺激交织在一起,引发人类行为.而这些刺激不是意识本身,则是客观的外界存在.华生强调的刺激——反应机制,在生理学中得到了巴普洛夫条件反射的证实.民族体育从玩耍、游戏到竞技的发展历程中,对各种刺激的反应是体育形成和发展的基础,而非完全是意识参与的结果.客观存在的刺激物不会都是有意识的,危险刺激引发的奔跑.而这种奔跑行为能力的不断提高,才是人的意识作用的结果.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行为改变思想：表现原理》（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著,龙湘涛译,2014 年南海出版社出版的《行为改变思想：表现原理》一书中,运用了大量的实验案例表明一个鲜明的主题,我们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来获得更多的自信,进而改变我们的思想.）中认为周围的一切都围绕身体运转,都从身体的角度感知,强调行为导致意识的产生.书中列举了大量的案例,比如,斯坦福监狱实验,实验者分别身着警服或囚服,几天时间他们很快地进入各自扮演的角色,形成了“狱警”虐囚倾向和“囚犯”感情受到创伤；萨拉·斯诺德格拉斯以人们的走路方式进行试验,昂首挺胸大步走给人带来快乐与自信；卡尼通过姿势试验,发现身体前倾、双手撑在桌子上的强有力姿势能够催生人的冒险精神和取得胜利的自信心；加林斯基（Adam Galinsky）和亚当（HajoAdam）研究显示,当受试者被告知自己穿着的是做医生的白大褂的时候,在注意力测试实验上的表现优于那些穿着同样白大褂但被告知是画家打扮的受试者.[3]这些实验印证了詹姆斯的话“如果你想拥有一种品质,那就表现得像是已经拥有了这个品质一样.”上述案例中的行为多是临时实施的短期行为,被先前意识影响可能性较小,甚至可以排除意识作用的影响.因此,该类实验结果能够从心理学的角度说明行为产生意识.

意识是一种合成性的认知,是反思加工后的身心体验,是一种行为的系统阐释机制.“观看太阳的过程,大脑内的电反应以及之前的过程是无意识的物理过程,都是有关科学可以清楚描述和把握的过程.在电反应之后的过程无疑是不能‘共享’的前此的科学只能间接予以认识,但同样是真实的、谁都不能否认的过程,它与之前的变化‘全然不相像’,但有此过程的人却有生动逼真的经验和体验.例如,一是有关外界的图景显现出来,但它又不是外物本身；二是主体对这一过程以及呈现出来的东西有‘觉知’或‘意识’.埃德尔曼等人认为这就是意识理论要把握的意识.”[4] 正如搏击是人类攻击性本能外化的攻击动作,相当于客观存在的太阳,在中国仁义育华下,被点到皆止所规范,搏杀技术逐渐“虚拟”化,通过武术套路再现和强化,逐步形成了虚拟技击意识,这就是客观存在的太阳与意识中的太阳的区别,进一步说明意识在人的感知活动、行为体验后形成.

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推进分析：“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 相反, 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5] 强调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种唯物辩证观是认识世界和事物的前提.人的行为是一种客观存在,只要是人活着,人的行为就会存在.那么,有了人的行为,人就会对这种客观存在进行反思,由此出现阐释,产生意识.马克思的理论逻辑清晰地告诉人们,没有超越存在的虚无意识.民族体育是行为实践先行的文化事项,是不同的生产关系状态下行为表现,在人们的行为实践中,民族体育出现地域化的格局,产生了不同类型,由此逐步形成了东方内隐、西方外显的民族体育竞争意识.

2.2 身体行为是民族体育的结构主体

说到这里,必须先分析什么样的活动属于民族体育.民族体育的本质是作为主体的自我对作为客体自身,运用身体行为来完成生命塑造的活动.民族体育包含着肢体活动,这是人的本能具备的器官活动,是民族体育的身体特质基础.而身体行为则是人为地运用具备适当能量代谢的专门技术体系,进行塑造生命的活动.代表民族体育的是被社会化后的身体行为,这是民族体育的结构主体,而非肢体活动.根据这一界定,在以往被误认的活动内容,可能由于其缺乏必要的代谢水平、技术体系,以及追求目标的差异等因素,难以被归为民族体育的范畴.比如,具有广大人口数量的大众就不能归为民族体育的项目.

民族体育是各个民族普遍使用的工具理性的,社会交往的身体行为,其行为是形成民族意识的基础之一.当人被社会化后,社会行为成为人的行为主体.韦伯（Marx Weber）将社会行为的“理想类型”分为工具理性行为、价值理性行为、情感行为和传统行为四种.在韦伯看来,人世间工具理性行为日趋占据主导,理性日趋超越非理性,目的合理性行为是人类社会行为发展方向,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也是民族体育行为发展的历程.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完善韦伯的社会行为理论过程中,认为人类行为包括目的性行为、循规性行为、戏剧性行为和交往行为.并认为随着社会的进程,人类行为回归或发展着交往行为,逐步克服以单纯追求成就目的的行为对人产生的异化影响,将人、族群或民族的存在和意识作为人类行为的价值追求,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社会发展的目的就是为了人类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完全的功利性是对人性的泯灭.[6] 根据两位社会学家的理论,民族体育可以被归为工具理性的、社会交往的身体行为.民族体育活动在起源和发展初期,多为本能的肢体活动,随着对这些肢体活动的人为反思,逐步形成了相应的意识,具有了理性色彩,这种意识发挥着对后续民族体育活动的指导作用,因此人们不易察觉民族体育活动自身的身体行为先导的作用.特别是灵与肉紧密结合的、主客体合一的民族体育其身体行为与民族意识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更容易混淆行为与意识之间的界限,充当工具的民族体育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意识指导下的行为表现.无论行为与意识融合的多么密切,依然能够发现在民族体育中表现突出,构成民族体育文化的主体是消耗必要能量的生命冲动,以及在人为的作用逐步走向旨在塑造生命的身体行为,可以清晰地看到身体行为与意识的先后差序.比如,受到不同地域生活、生产方式的影响,不同民族采取了适合于本土的合理性身体行为,日积月累的民族体育行为积淀出风格迥然的民族意识.北方民族盛行的两两相对的马上运动、角力等活动塑造了这些民族的尚武崇力、豪迈好胜的意识；南方民族流行的群体较量的龙舟竞渡、抢花炮凝练出这些民族的众志成城、相互协作的意识.

生物活动是民族体育保持身体特质的重要结构,而建构在生物活动基础上的、身体化的社会行为才是民族体育凝练民族意识的载体.民族体育的身体行为中包含着生物活动和社会行为,不同的活动和行为相互交织.首先,民族体育行为中的生物活动是一种不可忽视的行为结构,本能的肢体活动是体育的基础,即使动作不甚熟练,却可以有效地完成动作.当人的体育行为达到熟练程度时,几乎达到无意识状态.在这个阶段,不存在文化上的差异.这个刺激——反应的环路无需被大脑明确地应答,在脊髓层面瞬间完成神经与动作的耦合,以至于人无法清晰地感知.这种“肌肉记忆”的行为,根据人类行为动力学“任务排队理论”[7]解释,在系列动作任务队列中可能占据优先选择的权利,率先出现,导致了民族体育中自动化现象的频频发生.试如,龙舟竞渡的选手们根本无需思考如何保持平衡,马上射击的骑手无需考虑如何控制马匹,他们依然能够娴熟地完成冲刺、射准的主要任务.因此,生物活动是民族体育行为的重要基础.其次,民族体育的身体行为是人类行为体系中对社会和文化刺激所表现的最为丰富、鲜活、直接的、社会化的身体行为.人的肢体活动在社会、文化的影响和作用下,逐步具备了相关意志下的意识,特别是在民族文化的制约和影响下,民族体育的身体行为,表现出一定的思想、观念.这种民族体育客观、鲜活地反映着不同民族意识和国家文化.物理属性的西方体育与哲理属性的东方体育便是一个极好的例证,民族体育行为成为民族意识的象征、民族文化的名片.在这个层面,体育不被看做是简单的身体行为,而是一种融合民族、社会和文化意识的社会行为.由此,体育活动、体育竞赛、体育演艺每每成为悬置身体行为,张扬文化、意识的特殊场域.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因,被隐含的社会化身体行为很容易被人们忽视,得到重视的是行为所展示出的意识.

2.3 民族体育的身体行为影响着民族意识

罗杰斯（Carl Ransom Rogers）倾向于个体是完整的有机体存在,是一切体验的发源地,且在自我实现倾向的驱使下成长与发展,其结果就是“自我”“自我概念”等意识的发展、扩充及实现.离开了有机体自身,尤其是离开了健康的有机体,自我则漂浮成为空中楼阁.体育领域,身体成就自我的作用格外明显,没有精湛技术的个体难以感受竞技成功的自我体验、没有扎实技术功底的个体不会感受到自我境界.只有具备了必要的身体行为,才能在运动场上收获自我.民族体育竞赛中,维吾尔族人的毯子、裕固族人的马鞍等物质奖励仅仅是仪式,而竞赛的佼佼者在民众心目中的英雄地位则是至高无上的,身体行为中塑造的这种自我具有普世价值,现今的奥运冠军更是如此.所幸的是,学界的研究成果在不断提醒人们要不断地正确认识人自身,以及其行为.进化认知神经科学认为人类行为与意识同样重要,决不能忽视富有生物属性的人的行为.人类行为在生物活动基础上,与复杂、高频的社会行为一道,共同促进着大脑的进化,具备反馈特性的镜像神经元系统快速地形成相应的社会认知.有哺育婴儿体验的女性较男性在看到儿童照片时,其大脑皮层更易被激活.[8] 有龙舟竞渡体验的人会对集体活动的通力协作感受深刻、有摔跤体验的人对两强相遇勇者胜体悟透彻.当然,社会化后的身体行为力量更加强大,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Beauvoir）在《第二性》中强调女性的身体是她们生存处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身体实践可以帮助她们改善生存处境,提高她们的自立意识.在体育领域,女性的运动能力促使着她们社会地位的提高,提升着她们的自尊、自强的意识.在西北民族地区,裕固族的女性拥有高超的运动技能,在、拉爬牛等项目中都有女性的身影,因此裕固族的女性的主人翁意识非常浓厚,且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伴随着身体行为而形成的个体、社会习惯对民众的意识影响深远.约翰·杜威（JohnDewey）在《中期著作》中强调：“行动必须先于思维,习惯也必须先于意识中唤起思维的能力.”民族体育的身体行为,没有思想上的禁锢,行动是自如的,就是这种本真的、自由的行为,强化着少数民族能歌善舞、热情豪放、团结友善的秉性.民族体育项目很少严格的规则制约,可以因人因地制宜地随时尚而动,由此始终保持着较高的民众参与度.这种态势在节庆活动作用下,其民俗、民风裹挟着更加广泛的民众介入民族体育,壮大着随大流的队伍,进而形成一种更加强大的社会惯习、文化传统和民族意识.

作为文化事项的民族体育,始终遵循着文化演进的规律,起初的自然“化人”不能完全满足人的需要,于是附加了“人为”成分,以“人化”去改造自身和世界,其目的是“为人”.处于“化人”阶段的民族体育元素难以满足人们生命冲动的需要,更难以实现探寻生命价值的需要,于是出现了大量的“人化”民族体育,即“人为”创造的民族体育项目.老子“涤除玄览”、孔子“默而识之”、孟子“不虑而知”、庄子“心斋坐忘”、朱熹“豁然贯通”等先哲的观点均以依托于身体的虚寂,排除困扰的方式去认知、改造世界和人生.这类排除生物属性的影响,限制社会属性的观点,从来无法回避身体,无法绕过“化人”和“人化”因素.由此看来身体,以及身体行为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根本.梅洛- 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认为人的行为多是一种无反思的表现,表面上难以看出意识成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依然能够进行各种行为.在演讲时,人们不会字斟句酌,进行木球、抢花炮比赛时运动员不会对如何持球棒、跑动,使用何种战术加以关注.如果着意将注意力放在深思熟虑上,那么人们将无法顺利完成演讲、运动.无反思的行为在庞蒂看来是最真实的身体认知,应该是意识形成的最可靠的基础.这种无反思并非没有思考,只是这种片段意识状态非常短暂,不能形成清晰的感知,相当于无意识状态,且无意识也是意识的一种形式.日常生活中,无意识的、持续时间较短的大脑活动总是先于延迟出现的有意识事件.[9] 在人类各种智能中,无意识的身体智能较大脑思维具有更大的优势,大脑仅仅是身体的组成部分,不能忽视作为感受器、效应器的身体其他器官的实际作用.（Andy Clark）宣称：“身体并不是大脑的一个纯粹容器,或者说得更好一点是脑活动的一个贡献者,事实上应该把身体看作在产生认知时的脑的搭档.身体融合了被动的动力学,组织了信息,并且决定了有助于创造知觉体验的独特的感官特征.身体和脑对它们之间的认知劳动进行了分工,分担了单凭自己无法单独完成的过程.”[10] 完整的有机体是内外合一,健康的有机体是神形兼备的.“正是身体固有的生命冲动、感知能力、生成功能、以及与周围环境的共生性等,决定人的总体进程和一切意识活动.”[11]现实生活中,遵守交通规则、礼貌谦和、尊老爱幼等行为,后被人们演绎出安全、文明、伦理等意识,由此进一步说明未被人们审慎思考的点滴社会行为能够发挥着对意识的影响作用.而且,在庞蒂看来肉体是谦逊的,行为也存在谦逊倾向,这可能是人们忽视行为对意识作用的主要原因之一.庞蒂这样表述：“人们通常不暴露自己的身体,当人袒露他的身体时,有时是处于不安,有时是为了迷惑别人.”[12] 在西方体育运动中,追求身体的展示,行为的表现,体现人的本质力量,在这个层面身体是张扬的,很少谦逊.东方民族体育内向型的技术体系,则更多的表现出身体行为的谦逊.无论是身体行为谦逊抑或张扬,都是对原本十分柔弱肉体和生命的重构,是一种强健身体、塑造生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身体行为总是显得力不从心,难以立竿见影出成效,从而开始变得谦逊起来.面对柔弱的身体和生命,西方体育通过追求更快、更高、更强,东方体育利用完善养生与修身等行为,以周而复始、持之以恒地习练方式来弥补自身功效的不足,以求使生命终生受益.周期性的、谦逊的身体行为,在不经意间对意识发挥着“身体意向性”“行为的意向性”和“主体间性”等综合作用,简单地比喻,当你没有清楚地想好行动方案时,你的双腿会带你走向目标.如健身行为习惯影响着每个个体的生活方式,以及健康的意识.这种个体的行为意向性,在个体间相互影响,特别是在民族体育交往行为中,人们彼此的模仿会使原本是个别人的行为很快地扩布到较广的人群范围.其道理如同微笑使人乐观,愁眉苦脸致人悲观,这种情绪极富感染力一样.随着这类意向性社会行为的践行,相应的社会意识自然得到凝结和流露.试看,中国社会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忠君、爱民行为逐步形成了“尊君”“重民”的主流意识,构成了中国特有的人文景观；内外兼修的民族体育行为,铸造了尊师重道、成己兼善、德技双馨的民族体育意识,成为中华民族体育独特的文化特质.

2.4 行为与意识的辩证关系

行为与意识并无泾渭分明的界限.将行为与意识截然分离,西方人每每陷入主客两分的泥潭不能自拔.中国人倡导辩证的中庸,谨防物极必反.中国儒家所强调的“身心如一”将形、气、心有机地融为一体,“一体三相”早已给人类指明了人的行为与意识的统一,而且基于这种理论使中国的民族体育结构呈现着身体实践促进内心修养特征,射礼、九柱戏、气功、武术等突出地表现着儒家身体观.王阳明“知行合一”强调“一念发动处便是知,亦便是行”,消除了行为与意识间壁垒.王阳明使用饮食、行路的例子阐释了知是对先前人类行为总结的知,行在知的引导下的行,两者彼此包含.[13] 王夫之则更加明确地提出“行先知后”的观点.接受过东方文化的理查德·舒斯特曼[14] （RichardShusterman）的理论更加符合人类行为和意识关系的实际.他在日本深切感受到了瑜伽、武术所表现的身体意识,感慨和惋惜哲学家没有像艺术家那样充分地认识身体.认为身体化是人类生活中最基本的特征,意识自然离不开现实的身体和身体行为,同时,意识对身体行为提供指导和帮助.活生生的身体与世界直接、全面地接触,在现实中体验世界.身体通过行为中介去感知、体验、创造、改造外界的世界,接受各种刺激,形成种种感受,逐步凝练为意识.意识为身体行为提供向导,并维持和保障行为进程.在学习时,噪音影响读书,人为地关注书中的内容可以顺利地阅读；在人声鼎沸的赛场,射箭选手控制自己的注意力便能够保障命中率；不同民族对生命冲动的体验迥然,对生命塑造的意识必然各异,东方人擅长养生顺应生命冲动以求生命的塑造,养精蓄锐深入人心；西方人采取运动激发生命冲动以求挖掘人的潜能,生命在于运动驱动生活.从文化角度分析,“人化”观点认为文化是人类活动的产物.这种观点支持行为在创造、改造世界中的决定性作用,且是根本的决定性作用.“化人”则认为文化是人被塑造和被肯定的过程,倾向于自然、社会环境和意识改变着人的行为,两者相得益彰.根据莱斯利怀特（LeslieAWhite）的理论,文化结构的逻辑关系是抽象的意识（精神）均是建立在技术（物质）和社会结构（制度）基础之上的,当然意识具有极大的反作用力,正如“化人”具有反决定性的决定作用一样.无论是时间上的先后,还是作用力的大小,两者之间的彼此高度相关是毋容置疑的,即使是化人的过程,依然首先要作用于人的行为,由行为凝结意识,通过意识再指导行为.诚如没有生产过程中的马匹的驯服与驾驭、没有征战中搏杀技术的实践与总结,不会出现马上运动和武术运动,更不会产生驾驭和技击意识,以及马术和武术文化.反之,马术文化和武术文化规定、保障着马术和武术运动的特定发展轨迹.“人化”和“化人”复合作用使得文化表现特殊,蕴含特定意识的行为总是通过行为生动地再现文化.恰如具备武德的武术独特地再现着中国的“礼义”、众志成城的龙舟竞渡完美地表现出华夏的“和合”.在布迪尔（Pierre Bourdieu）看来,任何一种资本,都必须是被身体化后方能产生资本效应.文化资本被人们融入身体,成为一种惯习,并在相应的场域中才能发挥其资本的作用.如果达不到这种状态,就不能产生再生产的效益而失去资本的价值.比如文化通过学校教育、社会科层等方式进行再生产,这个过程就是将文化融入到受教育者的身体之中,从而实现了文化再生产.数字化的民族体育文化遗产虽然是一种资本,没有被民众的身体所掌握和习练,无法得到传承,也就没有了民族体育文化的再生产.其实,文化等资本的再生产早已经策略地实施着身体化,而这种身体化的资本融入到生活之中,使得人们难以察觉这些资本的独立存在.“历史上也没有任何社会,能比现代社会更把政治斗争和权力竞争,如此巧妙地乔装成生活风格和品味的较量活动.”[15] 对于民族体育而言,如今格外需要的是秉承传统、符合时尚的全民族的民族体育身体化,而非博物馆中的数字化.

民族体育以其敏感、开放性践行着身体认知,全面、深刻地进行着身心思考,逐步形成了身心体验,这种身体认知率先进入意识——人本论意识阶段,表现为身体认知.体育是人类行为实践先行的重要领域,丰富的实践总是呼唤着后进的理论,充实的实践为理性积累了雄厚的感性素材.敏感、开放、形象、深刻的身体行为是形成身体认知和民族意识的有效途径和基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身体认知是当代哲学思考人类意识的重点所在.身体认知有其独特的动态符号优势,民族体育的身体行为,以及身体行为所影响的民族意识与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等哲人的符号理论高度吻合,可惜哲人们很少充分认识到民族体育中身体行为和民族意识关系的价值.语言是人的行为表现形式之一,言语、文字是其主体,其他的符号共同构成语言体系,其中包括动态符号——身体行为.这种“语言”是人类自古至今使用最为广泛和频繁的语言,古代宗教的祭祀、节庆的欢愉,当今的身体教育、竞技比赛、文化交流、全民健身等,身体行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通过通约性的身体行为符号,能够见证体育行为是如何认识世界和人类自身,又是如何影响和改变人类意识的历程,动态地呈现民族意识的演变.试看古代身体行为广泛地充当的祭祀手段,说明人认识世界的所处的状态以及人的意识水平；当身体行为成为人们普遍使用的工具和器具的时代,身体行为成为主体的人的宣言方式.只有人通过身体和身体行为深切地感知了外界世界,才会逐步真实地认识世界,形成相应的概念、知识、思维和意识,确立人的真实、合理地位.恰如眼睛的看与观察、耳朵的听与聆听、手臂的搏斗与拳术、腿脚的足蹈与舞蹈等在身体认知中作用截然不同.看、听、搏斗和足蹈等本能的肢体活动仅仅是有机体的感官活动.而有意识的观察、聆听、拳术套路和锅庄舞等专门的身体行为则是人与外界互动过程中从被动走向主动、形成人的主体意识、生成人类文化的过程和结果,这恰是人类进化的生动表达.正如埃尔德曼（Gerald M.Edelman）所言：“身外无我,意识就是身体活动.”[16] 意识和行为有机统一,有意识的身体行为构成了体育文化的主体.主客体的高度融合,通过身体行为的身体认知,凝练的意识是民族体育文化对人本论、民族意识的特殊贡献.

意识的阐释机制,主要构建在人的拓展意识层面.人的意识中存在着两个层次,一个是核心意识,这种意识是人和动物共有的生物学现象,不依赖语言、记忆、推理而存在.另一个拓展意识,这是人类独有的,它充分依赖于语言、工作记忆和推理,在有机体的一生中不断地发展,不时地与外界保持沟通,将个体把过去、现在和将来贯穿在一起.[17] 从而形成人对自然、社会的认识体系和价值向度.个体的拓展意识如果没有群体、社会的呼应,也仅仅局限于个体,难以实现应有的社会价值.换句话说,就是人的拓展意识虽然存在于个体,其作用的发挥必须转化成群体、社会意识.比如,伟人、领袖的意识需要发动群众,才能实现其个体意识的社会效应.民族体育主要是通过对个体、社会意识的影响,进而发挥着塑造民族意识作用.经过长期习练民族体育的个体,逐步被塑形,其意识产生特定的向度,由个体的意识逐步聚合而成的社会意识,最终构成民族意识.民族意识“是综合反映和认识民族生存、交往和发展及其特点的社会意识.”[18]“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阐释,是中华民族通过各种文化途径共同积淀的意识.其中不乏民族体育的身体行为贡献,比如民族体育的内隐竞争意识,就是在贵和尚中、刚健有为的综合作用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特有意识表现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民族体育行为不仅再现着民族意识,而且还极大地丰富着民族意识.民族体育意识中内隐竞争是一种合理处理行与思、力与德,利与争关系,追求德技双馨的竞争意识,它自然、平和地规范着民族体育行为和人的行为,生动、鲜活地强化着厚德载物、自强不息.人类文化的发展,就是在不断地将具体的实践行为转化成优秀、积极民族意识的过程,最终将有益文化演绎为的文明状态.

3 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人能弘道”,凡事须“力行”“力行近乎仁”.朱熹明示了“格物致知”的逻辑关系,王阳明更要求人们“知行合一”,身体力行是意识构建不容忽视的根本前提.马克思强调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实实在在的身体和身体行为的客观存在是决定意识的基础,没有包含大脑、思想在内的身体和身体行为难以凝练完整、成熟、积极的民族意识.民族体育文化,在不断完善行为体系历程中,在国家意志、政府力量的推动下,通过民众自觉的行为认同、制度激励、行为实践和文化记忆等身体行为技术路线可以有效地弘扬民族意识,实现民族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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