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中日母语者的认知模式与语言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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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珂月
（南开大学 汉语言文化学院,天津 300071）
摘 要：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探讨日语母语者和汉语母语者的认知差异,可以发现中日母语者在对外界事物和内心体验进行感知和表达时,认知模式具有显著差异.日语母语者倾向于基于主观感受的事态把握,而汉语母语者倾向于基于客观描述的事态把握,这种认知的差异使得中日母语者对于“内外”领域和会话合作也有不同的认识.
关键词：日语 汉语 认知模式 “内外”领域 会话合作
人们在认知客观世界的各种事物和过程的时候,将对客观世界的理解概念化、结构化的过程具有一定模式,尽管因为个体经验的不同存在差异,但在同一地域的人因长期共同生活,相互交流,从而形成了具有共性的认知思维模式,这种模式最直接地体现在社会规约的语言中.无论是信息传递、人际交流还是思维活动,语言都是人类认识和表达的工具,因此经过人类的主观加工,语言必定会具有主观性,主体将自身置于的位置对语言的主观性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视角的确定是说话人认知世界并做出语言表达的基础.
从视角出发来研究中日母语者的差异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日语母语者倾向于基于主观感受的“事态把握”,采取主观的、经验性的表达方式,所见所感直接进入话语,并且习惯于将个人领域（或所处一方的领域）和自身以外的领域界限分明地区分开.日语母语者通过多种方式表达个人的情感态度,建立起主观态度交流的合作关系,使得这种本于个体主观意志的会话不至于变为“自言自语”.（池上嘉彦、守屋三千代,2005）
汉语母语者倾向于基于客观描述的“事态把握”,采取抽象的、带有思维性的表达方式,会话参与者相对完整客观地叙述发生在自己身上或周围的事,并以这些事为中心继续对话,引发更多的事件叙述和情感表达.
从视角选择的类型来看,Ronald Langacker（1987：129）用剧院的比喻,将“观察排列”形象地分为两类,根据他的分类,日语母语者和汉语母语者的视角分属于“最佳观察排列”（人们专注于对外界的观察,把自身完全排除在观察范围之外）和“自我中心观察排列”（人们把自己纳入观察范围,使自己成为被观察的对象,同时扮演观察者和观察对象的角色）.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每一句日语和汉语母语者的语言都分属于各自的类,而是在总体上有这种倾向.例如,我们既可以说“小明正坐在桌子对面”,也可以说“小明正坐在我的对面”,前者是“最佳观察排列”,后者是“自我中心观察排列”.
下文将从三个方面举例说明中日母语者在认知模式上的差异.
一、主观把握事态或客观把握事态
日语母语者倾向于把自己作为认知的主体排除在语言的描述范围之外,主观地把握事态,因此很少使用第一人称代词「私」.这不是口语中因为经济原则而做的省略,而是从认知上日语母语者习惯将所见所感以经验的形式直接表达出来,把自身作为表达的原点,而不是作为表述的对象,因此不会注意到自身的客观存在.
如下列日语和汉语译文对比：
（1）a：あ、日本の方ですか.
b：啊,你是日本人吗？
（2）a：あれ？知り合いですか.
b：咦？你们认识呀？
（3）a：高橋さんは高校の後輩です.
b：高桥是我高中时的师妹. ①
（4）a：お友達からですか、小野さん？——あっ、わかりました？b：朋友打来的吗,小野？——哟,你听出来了？
（5）a：李さんを探しているんですが、どこにいますか.
b：我在找小李,她在哪儿？ ②
这些句子中,日语没有的人称代词,汉语翻译需补充人称代词.日语母语者很少说“你”“我”,因为在对话当中,不把“我”作为语言对象,而作为发出动作的出发点,涉及的对象则是对话中的另一方或者正在讨论的话题,没有人称代词既是礼貌的回避,也是日语母语者的认知模式使然.同等情况下的汉语句子需要点明人称,因为说话双方都将自己和对方作为语言对象,对话当中必须点明,形成客观、明确的描述.
与汉语不同,日语中第一、二人称大量缺失（只有表示对比的时候才使用）,是更为自然的日语表达,这不是一种省略,而是认知模式的差异造成的.在学习日语的过程中应理解这种以说话人为主体的认知方式,关注自己的经验感受,将自己的所见所感直接表达,才能更自然地使用日语.
二、内外的明确性或模糊性
日语母语者从说话主体的角度去观察事物,强调个人的经验感受,无形中竖起了与外界的屏障,将说话者本人的领域范围和外部世界加以区分,形成日语表达的「ウチ（内）」和「ソト（外）」之分.这种明确的内外之别不仅体现在语言上,也体现在文化习俗的各个方面,例如敬语体系就是文化习俗和认知模式共同在语言上的反映.而汉语母语者认知的内外界限却是模糊的,因为他们将自己和对方共同视为认知的对象,给予平等客观的对待.
日本《社会学事典》（见田宗介、栗原彬、田中义久主编）对「ウチ（内）」和「ソト（外）」的定义是：“在日本文化中,对以自我为中心的内心与表面及以家族、所属集团为基准的内集团与外集团所表现出的不同态度而言的通用说法.”
对待长辈、上级和不熟悉的人,日语有一套表示尊敬的敬语系统,如动词的ます形、名词前加「お」或「ご」,动词性敬语「おっしゃる」、「いらっしゃる」、「もし上がる」等,敬词形态“お+动词+なる、～られる”,谦词形态“お+动词+する”等（池田丰,2013）.通过尊敬或自谦表达敬意,形态非常丰富,在不同的场合使用敬语的需要是不同的.
以日语为母语音,在家里对家中的长辈要使用敬语,但在外面与别人谈起自己的家人时要使用谦称,对别人的家人使用敬称,如「母」（对内）和「お母さん」（对外）.汉语中对母亲的称呼没有“内外”的分别,只是用人称代词“我”“你”等区分.如非正式场合,关系亲近的人之间用“我妈妈”“你妈妈”,正式场合或表达尊敬时用“我母亲”“您母亲”.又如,日本人在公司内部对上级使用敬语,但如果有公司以外的人在场,对自己的上级就不再使用敬语,而对公司以外的人使用敬语（李小俞,2016）,而汉语中则没有这种用词的转换.
日语中决定敬语使用与否和使用的程度的诸多因素中,更注重“内”和“外”的动态关系,即对方或话题人是否与自己有血缘关系、是不是同一集团的人、是不是伙伴或同事等（李智慧,2014）,也更注重“内”和“外”的心理距离,即对方或话题人与自己的亲密关系.这种考量将日语母语者置于动态的各种事态中,根据不同情况将不同成分划归到“内”的一方,明确说话主体所包括的范围,再站在主体的角度向外观察和表达.
汉语母语者倾向于静态的分析,即说话双方及话题人之间的上下级、尊卑、长幼等的静态关系,对亲密关系的反映也不明显.尽管汉语中有“令郎—犬子”“尊姓—敝姓”等敬辞和谦辞的对立,“赐教”“赏光”“垂爱”“劳驾”等表示谦敬的动词数量丰富,但现代汉语口语中,这些谦敬词的使用大量减少.
根据George Lakoff（1987：272-275）的观点,日语母语者的这种认知模式可以抽象为一种动觉意象图式,即“容器图式”（王寅,2006）.说话人将伞下的区域视为自己的空间领域,自己处于这个空间之中,如果别人要一起打伞,只能“进”到这个范围中来,形成伞内、伞的边界、伞外三个结构成分.容器图式在认知与语言中普遍存在,如“我在家庭里”（in the family）、“人在社会中”（in thesociety）.日语母语者对“内”范围的理解是一种以自身为中心的特殊容器图式,其“内部”（interior）只容纳个体自身和他在不同层面上所处的集体,“边界”（boundary）是由个体主观确定的,“外部”（exterior）则是排除在内部之外的一切.日语母语者站在容器内观察,将各种事物的性状、变化过程和动作分为内部的、外部的、由内向外的、由外向内的进行理解和表达.例如：
表示“给”的不同动词,「あげる」表示我方给别人某物或做某事；「もらう」表示我方从别人那里得到某物或做某事；「くれる」表示别人给我方某物或做某事.日语用不同的词表现出不同的内外交流的方向.在汉语中,“我给他”和“他给我”都用的是同样的动词“给”.又如形容词「嬉しい」、「楽しい」在语义和用法上有所区别,「嬉しい」是说话主体在感知到外部事物的某种状态后,被激发的即时的感情,而「楽しい」是说话主体本身在做某事的过程中,从内部生发的具有持续性的感情,如「パーティーで懐かしい友達に会えて嬉しかった.（在聚会上遇见了想念的朋友很开心.）」是在聚会上遇见了朋友这件事让说话人感到高兴；「パーティーでは友達と楽しい時間を過ごした.（在聚会上和朋友度过了很开心的时光）」是说话人在和朋友聚会的过程中内心一直觉得很开心.汉语中的类似形容词,如“开心”“高兴”“愉快”等都没有这种区分.
三、基于情感交流或事实描述的会话合作
日语母语者能够站在自己的认知视角,表达自己的所见所感,而又能与对方建立起充分的共鸣,不至于落到“各说各话”的境地,基于情感交流的共同主观合作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于个人内心经验感受的细致体察,让他们倾向于设身处地地理解对方,互不侵犯对方的个人领域.会话当中,双方共见的现实事物和共知的知识背景不必再加以言说,而是集中注意力于情感态度的体会和表达,在面对总是带有情感态度和言外之意的日语时,非日语母语者通常会觉得“暧昧”而难以把握.而汉语会话基于事实描述,表达的是说话人在对包括自我的客观现实进行分析之后的意见,双方都站在平等客观的角度观察和表达,经常避免表露自己的情感态度,以求自己的观点具有客观性和说服力.
「でも今日は大丈夫よ、少しくらい遅くなっても」と直子は言った.「久しぶりだからもっとお話がしたいもの.何かお話して.」 ③“今天多少晚一点没关系的,”直子说道.“好久不见了,想跟你多说会儿话.说点什么吧.”
这句话中,「よ」的作用上文已经提到.「もの」的使用表达了说话人强烈的愿望,不仅希望把自己的心情和想法告诉对方,还意欲将对方拉入自己的主观世界中,引起听话人的同情和共鸣（董芳良,2007）.汉语无法用相应的语气词表达,若想要加深表达的程度,通常添加副词“很”“真的”等,或者从原因和可行性上加以解释,即使这样也只是对某种意愿的强烈程度加以描述,无法表达出希望对方产生情感的共鸣的语感.
除了终助词和语气词之外,日语中还有助动词「たい」、形容词「ほしい」、动词「思う」、动词形式“意志形”等多种表示思想、意愿的方式.汉语中基本用“想”“想要”“要”等相似动词表示.又如,日语中可以单独使用感情形容词「嬉しい」、「寂しい」、「恥ずかしい」等直接表达说话人的感受,汉语中则必须加上人称代词或程度副词等附加成分,如“我很开心”,或者用描述的方式曲折表达情感,如“太好了”,不太可能单独使用“高兴”等感情形容词.正因为日语注重个人情感态度的表达,因此,用表达情感的词单独成句.
四、认知差异的文化根源
人类的认知能力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进步而不断发展,认知模式的形成离不开文化的影响,同时也是文化在意识层面的反映.分析日语母语者以个人为主体的事态把握方式的成因,离不开对其文化根源的探究.
日本列岛地域狭小、灾难多发、资源匮乏,与外界的交通也不便利.经济上沟通困难,长期自给自足.德川幕府从1633年开始到1639年,6年间颁布了5次“锁国令”,直到1868年德川幕府被推翻,才结束了闭关锁国政策.岛内以山地和丘陵居多,分为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四个大岛和众多小岛,本地人和外地人沟通不便.自然环境造成日本人关注自己的领域,形成有层次的“内外”意识.
这种以个体意识为中心构筑的“内外”关系使得日本人具有很强的内向性,形成奋发图强、自我激励的精神传统.明治维新和二战结束之后,日本两次实现了短时间之内的经济和技术的腾飞,离不开这种自立自强的精神.日本由大和人、阿依努人和琉球人组成,其中大和人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98%以上,是民族较为单一的国家,因此内向性也体现在日本民族文化的传承性和排外性很强,形成难以与其他民族融合的性格.（张芳芳,2013）
农耕文化影响下产生的集团意识也是日本“内外”观念产生的重要原因.水稻的传入和栽培改变了日本人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从绳文时代后期开始,竖穴式山地村落便逐步转向平原低地.”由于水稻种植初期,无论是体力、工具、种植经验都难以凭借个体的力量实现,必须依靠村落组织的统一规划和决策,和全体村民的共同劳作,在此过程中公共意识自然形成,并因恒久存在而固化（叶磊、惠富平,2011）.现代日本企业文化依然看重个人对企业的忠诚度,二战后日本企业的终身雇佣制和集体主义帮助日本经济迅速复苏.尽管在经济萧条之后取消了终身雇佣制,不少员工还是选择从一而终.个体生存的困难要求日本人重视个体和集体的和谐,在为个体生存而努力的同时也要服从集体的利益,为集体的利益做出自我克制和让步,处理好个体和集体之间的“内外”关系,本集体和外集体的“内外”关系,这让日本人形成以个体或个体所在集体为出发点的认知模式.
和中国相比较,由于对水稻种植的单一生产形态高度依赖,日本对村落集团协作生产和管理的依赖程度远远高于中国.尽管中国历史上长期以农业耕作为主要生产方式,但地域广博、地形多样的自然环境决定了作物栽培和畜牧养殖的多样性,再加上手工业和商业从晚唐开始逐渐走向繁荣,多样的生产方式减轻了中国人民的生存压力,导致个体对于集团的依赖程度低.此外,科举考试、商业贸易、边境战争等造成人口流动,促进地域、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使中国包容了各种各样的思想文化,形成高度容忍的文化特征,也就不存在严格区分“内外”的意识,而将“我”和“我方”视为观察和分析的对象,与外界置于对等的地位.
中日母语者在认知模式上的差异体现在语言的方方面面,根源于两国的文化差异.无论是汉语学习者还是日语学习者,想要自然、地道地运用语言,充分地理解双方的文化和认知模式的差异是必要的.母语为汉语的日语学习者常抱怨日语太“暧昧”,在说日语时总有一种令人不安的忧虑感.表面上是因为日语有着诸如复杂的敬语系统、多样的语气助词、难以把握的“言外之意”等因素,实际上这些因素都是日语认知模式的外显.中国人学习日语应尝试理解日本人从主观视角构筑起感官世界的认知方式,掌握在语言中包含各种微妙的情感态度的语言特征,把握形式与意义的对应关系.
模式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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