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人才战略和废除科举制度》
本文是人才战略有关本科论文怎么写与人才战略和科举制度和废除相关论文范文集。
【摘 要】1905 年科举制度被废距今已达112 年,一个世纪过后,今人在思考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时,科举制度被废一事仍然是一件不能绕过的大事.时至今日,科举制度的利弊和其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仍然众说纷纭,争议不休.晚清时人袁世凯、张之洞等人觉得非废科举不可,今日学者的后见之明却不断梳理出科举制被废的不良后果,甚至直接将1905 年科举制度被废与清政府在1912 年的寿终正寝联系起来.
【关键词】清末 科举被废 不良后果 人才战略
目前关于清末科举被废的研究汗牛充栋,而代表性的学者如关晓红、罗志田、刘海峰等人,或以研究科举制时旨在考察科举停废对士子命运与乡村社会的实际影响,或举出清末科举的改革试图跟上时代需要,但受到列强对科举的冲击,致使终究被废.而关于废除科举与清亡之间的关系,有主动和被动说之分.认为科举制度主动导致清亡的研究,如杨天宏,他认为清末科举废除导致重文轻武的观念改变,知识阶层地位下降,为军人秉政打开方便之门；以王先明为代表的一众学者认为科举制只是被动地被废,而此后清亦亡,二者之间关系不深,其考察近代绅士历史,通过大量数据,指出科举废除没有对绅士阶层造成明显影响,因为清末新学堂、地方自治和咨议局等全落入绅士阶层,难以说因为绅士阶层受到冲击而引致清亡.
而本文认为科举制度被废一事,不应该局限在清政府存亡的语境当中,而应该置之于“外源性现代化”的现代中国生成当中.科举制度被废,实不在于制度,而在于时代.科举制度不再适应时代的需要,确切地说是阻碍了新时代的到来.因为中国在面对工业革命后的西方列强,中国在战争、第二次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日俄战争当中,一再被教育：没有船坚炮利的军事,没有工矿企业的创富,没有科学技术的发展,就会落后,就会挨打.然而,由于科举制度对人才的抽取,使得新式学堂难以发展,新式人才的培养和选拔空间被压缩,进而导致富国强兵的人才培养空间不足,人才供给严重短缺.
由此看来,废除科举,不仅是由于科举所学不能富国强兵、抵抗外侮,更是因为科举制度构筑的人才培养开发、选拔任用通道压缩新式学堂及科技、军事、商业人才的生存空间.所以,若想立新,就必须破旧.科举制度不改,则新式学堂不举,国运就难有转机.
一、废除科举制度的动因
科举制度自隋唐确立,历经数代完善遂成,是为统治者提供官僚人才的重要制度.直至有清一代,遭逢“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受到翻天覆地的内外冲击,极需了解西学人才与学问舒解时困,一千多年来行之有效的“良制”科举顿时变成社会进步的窒碍.科举所培养的文武百官不但对时局问题显得束手无策,在某些层面上,他们对世界的无知,更常常把事情弄巧成拙.科举制度的本身的缺点也开始慢慢被察觉和认识.
早在1841 年,有识之士魏源已经观察到中国的问题在教育.在其作品《海国图志》中,就阐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1] 的思想,主张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抵御外国的侵略,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1861 年,冯桂芬承继前人思想,在《校邠庐》进一步提出,要“采西学、制洋器、筹国用、改科举”的新建议,又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冯桂芬既是洋务运动的早期拥护者,也是科举改革的最先提倡者之一.[2]张之洞更直接指出科举的“无用”,而且影响学堂的发展：“今时局日新,而应科举者拘瞀益甚... 故人才益乏,无能为国家扶危御侮者.于是诏设学堂以造明习时务之人才,又开特科以搜罗之,夫学堂虽立,无进身之阶,人不乐为也.”[3]
鉴于此,清朝的洋务派官员奕訢、曾国藩及李鸿章等,在1861 年展开了大型的洋务运动改革.针对科举的不足,成立了同文馆及广方言馆,加强翻译外文的工作和人才培训.另外,又派幼童赴美留学,直接接受西方教育.然而中国改革进度缓慢,远远追不上时代的步伐.1879 年,留学英国的严复,带着新颖的海军知识学成返国.他原本打算回国后一展抱负,但想不到清政府竟将他投闲至散,安排他在水师学堂当一个区区的洋文教习,上司却全是一群科举出身的“旧人才”,完全浪费了严复苦学得来的知识.受尽了科举压迫的严复曾叹息“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4]1881 年,留美学生重返国家,受到了冷漠和敌视.黄开甲是当中的一员,他回到老家汕头的时候,发现很多留在中国继续考科举的同学,已经在衙门找到了好差事.但是,他却只能当任一个月俸10 两银子的翻译,因而深深不忿.但是黄开甲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例子,更多的留美学生俸禄只有4 两银子一个月,比一般的苦力好不了多少.由此可见,清政府偏重科举,不重视这批新式人才,从而也大大地削弱中国富国强兵的尝试.[5]
二、废除科举制度的过程
1895 年甲午战争,中国意想不到地大败于“蕞尔小国”日本,大大警醒了国人的危机意识.相比依靠保守落后的科举教育取士的中国,日本早已经全面采取现代西方教育模式,历经数十年后,文武人才辈出.中日两国优劣立见,日本的现代化成就,令其成为了国人趋之若鹜的学习对象.废除过时的科举,建设现代化的教育,渐渐成为了国人的共识和奋斗目标.
1898 年,京师大学堂成立,开中国新式学堂风气之先.八国联军一役之后,清政府重新推行改革,咨询各省地方大员,他们纷纷提出废除科举的愿望.因为在科举的压迫之下,新式人才没有出路.缺乏专门的人才,使改革难以施行,国家也难以富强以抵抗外侮.换言之,他们清楚意识到不打破“科举旧世界”,新式人才的“新世界”就无法建立.1901 年,两广总督陶模率先提出要“废科目以兴学校”,作为“图存四策”之一.[6]1903 年,张之洞和袁世凯再上奏《请递减科举折》,认为“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世界.”张、袁二人认为,科举既不能为国家富强提供人才,又影响了新式学校的发展,所以提出要废除科举之议.张百熙和荣庆亦附意张、袁的主张,指出“窃惟奉旨兴办学堂,已及两年有余,而至今各省学堂仍未能多设者,经费难筹也... 然经费所以不能捐集者,由科举未停,天下士林谓朝廷之意并未专重学堂也.”因此“必须科举立时停罢,学堂办法方有起色,学堂经费方可设筹.”张、荣二人也主张废除科举,但他们关心更多的是建校经费问题,因为新式学堂要是没有地方士绅的信任和财政支持,发展会寸步难行.[7]
1904 年,京师大学堂的进士馆开学,招收了进士一百余人.以往进士中举后,代表已经进入官僚行列.进士馆的设立说明了,清政府对科举去留的态度.与昔日相比,科举掌握了人才选拔和培训的绝对主导权威,新式学堂出现后,科举逐渐退居成选拔人才的工具.[8] 科举的废除变成只是时日的问题.1904-1905 年,在中国领土上发生的日俄战争对国人产生了极大的刺激,立即废除科举的呼声愈发壮大.1905 年,以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周馥、岑春煊与端方六名大臣联奏《请废科举折》,他们认为“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拟请宸衷独断,雷厉风行,立佩纶音,停罢科举”.清政府最终接受一众大员的建议,决意废止科举.在中国施行了一千三百多的科举制,就此寿寝正终.[9]
三、废除科举制度的后果
科举制的废除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有学者就认为,1905 年废除科举是中国新旧时代的一个分水岭,其划时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辛亥革命.由于废除科举所影响的层次和层面均是极其广阔的：从政治到社会、社会到经济、经济到民生,方方面面都出现了翻天覆地的改变.[10] 因此,我们不应只从一方面来看待,更应该将其一分为二地进行辩证思考,结合科举废除时中国社会的整体环境,更加全面的分析科举制的废除给当时、以及之后的中国所带来的种种影响.而废除科举制的影响,并不全是负面影响,甚至在某些层面上值得肯定.
首先是打破封建官僚制度.科举考试是中国传统士人的唯一出路,莘莘学子寒窗苦读,把经史文集知识应用在考试之上,为了考取功名,以求获得一官半职.科举制是王朝与士人之间的纽带,也是王朝向下吸收士人,协助帝王统治国家的工具.可以说,科举的存在是传统官僚型帝制国家的附庸.在这种官僚型帝制国家下的官本位的社会,官僚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读书人只有入仕做官,才能荣华富贵,才能耀祖光宗,成为有地位、有尊荣的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因此,不少士子耗费一生精力,直到两鬓斑白,仍死抱书卷,不愿意放弃考取功名.在科举制这种单一的教育模式之下,读书人不但缺乏独立的思想,且因缺乏自然科学的认知而生成各式各样的迷信思想.例如,铁路初引进中国时,就受到士大夫集体的反对.他们认为筑铁路会破坏风水,因此作出过激烈抵制.由此可见,科举考试及其培养出来的人才,是中国迈向现代化之路的最大的障碍之一.[11]
所以要打破封建官僚帝制体制,先要废除科举制,已经成为了清末很多人的共识.1905 年在上海的一位目睹废科举过程的日本人曾说“废止科举是近来非常极端的措施,但未发生激烈的反对.”[12] 可见科举在中国人眼里早已经气数已尽.大家都明白到只有废除科举,才可以使得读书人能够转向自然科学领域方面发展；青年人才愿意进入新式学堂,学习西方知识和技能,促进近代中国科技发展,从而也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废止科举后,新式学堂确实得到长足的发展,1904 年为4476 所,1905 年猛增至23862 所.[13] 清政府的改革也一改作风,大量任用新式的官僚人才,例如：詹天佑、唐绍仪及周寿臣等等.这些人才在清朝灭亡后,不少仍留在民国政府效命,继续发挥他们的才能.另一方面,原来效忠旧王朝的士人阶层,在科举崩溃后,成为了不安现状的游离分子.这不但使现政权陡然失去原有的社会支持基础,而且也使传统的联结社会各阶层的聚合力急剧削弱.
其次,是改变精英阶层的思想.科举制废除前,袁世凯和张之洞等人都以为科举制已经变成士人的求财之途.[14]“使学校与科举分途,则学校终于有名无实.何者？利禄之途,众所争趋”,反映士人投身科举多是希望自己能获取功名利禄.而科举制一日不废,这种思想将不会停止,直到废除科举后,这种读经典考科举取功名的联系被打断,将士人从既往的思想约束中解放出来,转而更多的投入新学,无疑是更为紧贴时势所需.那些进入新式学堂的学生,虽然仍抱有士那种天下为己任的传统精神,但就不以士自居,也不自视为道统的载体[15],例如在民族国家观念影响之下,学生已将对国家的爱和对于某一姓的皇帝,及其所代表的以皇权为核心的旧权威秩序的敬畏分开.
接受新式教育的学生,并不如统治者所想是会维护社会秩序,巩固既定政治体制的群体,反而更多更大力地要求改革,成为推动近代中国改革的重要群体.[16]“为今日之学生者,当豫勉为革新之健将,使异日放一大光彩,以照耀于亚洲之大陆上.”由此随着他们日益学习西学,吸收了外国的共和思想之后,对于晚清政府之无能,更加感到王朝前途命运之渺茫,转而反抗封建制度,成为革命党成员者日益增多,而学生与其他群体接触,将其反抗颠覆现有秩序的主张传闻到新军、秘密会党,并且作结合,由是传统中国科举制下所培育的忠君的官僚消失,于新式学堂后变成一种具备现代意义的民族主义爱国情绪.
第三,是促进现代教育的发展.在实行科举制度期间,整个国家的教育依附于科举,成为这个制度的附庸.科举制度的废除,对新式教育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科举制废除后,新式学堂的增长更是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到1909年, 新式学堂增加到59117 所, 学生达1639641 人[17].1909 年, 清政府颁布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进一步确认学务为地方自治的主要内容,教育会、劝学所以及各级学堂均归地方自治事务的范围.“科举停止以来, 各省地方绅士热心教育, 开会研究者, 不乏其人”[18] 在时势变化下,地方绅士积极投身近代新式教育.地方教育行政权力的开放,各类学堂在地方的推广下为科举制废除后进身无路的绅士阶层提供了新的人生舞台.
废除科举促进了近代意义上新式教育制度的建立,伴随着现代教育体系开始逐渐建立,传统的“学而优则仕”教育模式开始解体,教育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经学为主导的传统学术格局逐渐解体,各门学科的分化和独立成为现实.在蔡元培受命为民国教育总长后,他主持教育部发布《中华民国教育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规定：[19]“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大学读经科,一律废止”；“中学校为普通教育,文实不必分科”；“废止旧前奖励出身”,这些举措为民初现代教育体制的建立扫除了障碍,奠定了理论基础.蔡元培又延揽了很多归国留学生到教育部任职.在1912 年5 月,教育部70 人当中便有60 余人有留日背景,如周树人、樊炳清、路孝植、马邻翼、毛邦伟等人,可见留学生于科举制废除后相比于此前更得到重用.
由此可见,废除科举制度并不一定全是一件坏事,其所带来的正面影响,于思想解放、促进现代教育和打破官僚制度上素来被轻视,欠缺足够的理解.不过,科举制被废亦有其负面影响,现述之如下：
第一,塾师队伍的边缘化.随着科举制于1905 年正式被废,取而代之的是全力兴建新式学堂.面对这个转变,首当其冲的便是大量从事儒学教育的塾师.山西乡绅刘大鹏遗世的日记便充分反映这情况,“昨日在县, 同人皆言科举一废, 吾辈生路已绝, 欲图他业以谋生, 则又无业可托,将之如何?”[20] 他多番提及的「将之如何」,表明其对前路的忧虑,由此可见科举制的废除,塾师转眼间变成一文不值的职业,既不通西学,而又因年纪渐长难以加入新式学堂学习新知,于是塾师群体日益萎缩,甚至消失①.更甚者地方政府由于财政和师资上的问题,无财力支撑建设新式学堂或是没有足够的教师于学堂任教,由是这些原以考科举获功名为志业的读书人,进不能入读新式学习紧贴时局以求用,退又无法继续塾师之业,于是出现加入会党等的秘密社会组织,成为潜藏的颠覆性社会力量.
第二,渐呈定势的城乡分化.废除科举制亦同时导致城乡之间的发展渐呈分离之势.传统中国士人以耕读为标榜, 多数人是在乡间读书, 继而到城市为官.新制则“学生”与城市的关联越来越密切, 而与乡村日益疏远.原有的科举制,低层读书人多可留在本地任塾师或从事地方事务,但随着鼓吹建立公立学堂,不同地方的财力便决定了兴建学堂数量的多少,也影响了城市和地方居民受新式教育的机会.乡间“除百一绅富家外, 大多数学龄童子皆将不识一丁”②而出于人望高处的心态下,即便乡村培育了新式读书人,这批人也不愿留在乡村.例如根据江苏江宁县的统计,常住人口中男性文盲为82.2%, 外出人口中男性文盲仅为63.9%,便可见一斑③.
第三,农村民间办学的式微.1905 年晚清政府废除科举制,更为大力推设公立学堂,但此举未考虑到地方广大群众对新式教育上抱有不认同的态度.过去操办地方塾馆多为自愿或半自愿的私人事业, 往往是创办者多出资, 而伴读或借读者所交束修多带补充性质, 贫者与富者的负担通常是有差别的；且还有宗族或地方的各类公田等民间建制,对贫寒而真能读书者而言, 提升社会地位的机会始终存在.反之新式学堂花费大得多, 特别是平白增添了专职的管理人员, 资金乃成大问题.更重要的是办学已成集体或之事, 这一由“私”向“公”的转变减弱了民间的积极性.即便成功创办,亦面对地方群众对新式学堂抗拒的态度.之所以不愿入读,一以为“科举已废,吾家子弟可不必读书”,二又认为“君等开设洋学堂,殆将引诱我家子弟,使吃洋教”,简而言之,地方群众基于其传统的观念和对新式教育的不理解,一下子难以全盘接受新式学堂.而地方乡民不承认新式教育传授的“知识”,④“乡村小学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故农民宁愿欢迎私塾,不欢迎学校,将孩子送到私塾里读书,而仅有的新式学堂学生在乡村中不受重视,便偏向城市寻求发展.
综上所述,自洋务运动以来,能贴近时势所需的富国强兵的人才数量严重不足,有识之士渐渐反思其背后原因,渐渐以为其关键在于科举制度之不合时宜,无法培养时势所需的人才,甚至压榨了新式学堂及人才的生存空间.而要改变这种情况,则只有破旧,科举制度不废,则新式学堂不举,国运亦难有转机.而废除科举制度,诚然带来一阵的负面影响,但对于建设新世界而言,是值得的做法.而过往研究主以论述科举制被废之流弊及负面影响,本文特此另辟新径,尝试从另一视角审视这议题.
人才战略论文参考资料：
本文评论:上述文章是适合人才战略和科举制度和废除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关于人才战略本科毕业论文，相关人才战略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