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潘嘉俊油画作品《我是海燕》的艺术形象塑造与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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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潘嘉俊的《我是海燕》这幅油画作品,完成于“”后期,是一幅在当时很有影响力的美术作品,它不仅画面力度饱满,还在一定程度上为美术探索新方式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时代特色、题目名称、色彩、人物造型四个方面分析其所产生的社会意义,以此成就了其时代经典.
关键词：潘嘉俊；《我是海燕》；艺术形象；社会意义
“”时期,时任“”领导小组组长的陈伯达曾明确指出：“历史上的文化革命,常常是从文艺方面开头的.我们现在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正是在这样……我们的革命文艺团体,要实行自己的光荣任务,必须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1]到了“”后期,以及一批文艺工作的领导者掌权后,大力倡导“左”的文艺思想,使全国美术创作进入一个“红色”时代的.此时绘画创作的“三突出”原则影响着每一位艺术家,个人化的艺术探索逐渐贴合主流绘画创作,画家群体整体转向了“主体性、大尺幅、叙事性”的创作模式,作品中描绘的人民英雄形象也都必须要“高大全”“红光亮”,整个美术圈,只剩下题材、工农兵题材以及农民画三种艺术创作方向.这一切的文化氛围和原则指向,都导致当时的油画创作进入一个模式化、概念化的漩涡里.“领导出思想、作者出技术、群众出生活”的三结合创作方式,也被简单地理解和执行,并在全国进行推广.《我是海燕》这幅作品,就是出自这个时期,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油画作品.
一、作品《我是海燕》中艺术形象的塑造
《我是海燕》这幅油画作品创作于1971年秋到1972年春,当时作者潘嘉俊还是一名23岁的年轻战士,并无任何在美术院校学习的经历.1971年秋天潘嘉俊被调到广州军区美术学习班参与美术学习培训,期间跟随部队到边防海岛进行生活体验.他在海岛上看到边防战士不顾辛苦劳累维护战备线路的场景时深受感动,就以此为题创作了一幅两名战士在风浪中抢修电缆的草图,但是由于表现内容太过专业,学习班的同学提议进行修改,作者就选定“电话线路”这一个点进行再次的构思,期间还借来专业的工具设备进行亲身体验并进行资料搜集.凭着一股革命热情,最终创作出了油画作品《我是海燕》.
在这幅作品里,作者描绘了一名不畏艰险、顶着滂沱大雨去抢修电话线路的女战士.画里的女战士,一手扶着工具,一手手持电话,目光坚毅,身子挺拔,虽风雨加身却丝毫不受环境影响,斗志昂扬,看着她高大光辉的形象,好像真的就像高尔基描写的海燕：“这是勇敢的海燕,在怒吼的大海上,在闪电中间,高傲地飞翔.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来分析这幅油画作品艺术形象的典型性：
（一）作者认真的创作态度,是这幅画创作取得成功的前提.这幅作品产生于“”时期,“三结合”艺术创作方式被普遍推广和学习.这幅画的作者潘嘉俊当时作为一名年轻的革命战士和美术工作者,对此作了很好地学习.当时关于一手策划并在党内流传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曾明确主张艺术工作者对于人民英雄典型的发掘和创作,需要站在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无条件地深入到生活中去,进行调查研究.这个座谈会纪要经过批示,在各级党委、军委落实,很显然年轻的革命战士潘嘉俊也受到了这些党政方针的影响.他不畏辛苦,为了真实的表现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为了挖掘出献身在祖国大地的英雄人物,随部队深入祖国边防第一线,前后大约有半年多的时间,身体力行,取得了很多一手的创作资料,为《我是海燕》这幅经典作品的诞生做了很好的铺垫,这是成功的第一步,同样也是关键的一步.
（二）作品名字为《我是海燕》,也是其成为经典的关键因素之一.高尔基作为前苏联著名的文学作家,其作品多描写苏联社会底层的人民,通过文字给他们带去了生活的希望.高尔基的一生十分关心中国的革命斗争,并在国际上努力为中国发声.在30年代,中国革命形势高涨,文学家、革命家对其文章大力地翻译和推介,为中国的革命斗争提升了精神力,这些都使得他在中国享有很高的声誉.而这个油画作品名字叫做《我是海燕》则包含了两层含义：
第一,当时的边防战士,要时时对通信电缆进行检修维护,以确保祖国边防通讯安全.他们在检修电缆时的通话暗号即为：我是长江、我是黄河等,而作者描绘的广州边防区,大海即在眼前.《我是海燕》这个名字,暗示每一位边防战士像一只翱翔在祖国南大门的海燕,时时为祖国站岗戍边,完美地刻画出了当时每一位年轻人一颗红心报效祖国的光荣革命意愿.
第二,该作品让人联想到了高尔基的作品《海燕》中描绘的场景.背景里、电闪雷鸣,而画里的女通讯员却勇敢坚毅,为了祖国边防通讯安全迎着暴风雨,排难而上,使人不禁想到了《海燕》里的那句名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这两个隐喻融合在一幅画里,强烈地感染了广大青年同胞,使他们受到鼓舞,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响应的号召,投身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去.就像当时的评论家所说：“是革命战士与天奋斗其乐无穷的战斗自豪的描写；是革命战士无所畏惧的精神气概的生动体现......是对社会主义时代革命青年精神面貌的真实写照,是对年青一代在三大革命斗争中茁壮成长的生动反映.”[2]41
（三）这幅画的颜色处理也很有时代特色.从色彩心理学的角度看,冷色调象征着：理性、客观、冰冷、压抑、消极、脆弱,暖色调则象征着：感性、主观、热情、活力、积极、坚强.在红色时代、红色主题以及红色方针的综合引导下,作者对画面的色调处理具有很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凶猛的暴风雨、狂躁的雷电,以及被大风吹得东倒西歪的树木花草,都被冰冷的冷色调吞噬,这些冰冷、脆弱的自然环境将画面中的女通讯员深深地包围起来,这些象征着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对立面的事物,好像都不想放过任何颠覆党和人民共同建立起来的革命事业的机会,想要折断通讯员手里那根象征社会主义生命线的通讯线.然而,画面里的女通讯员则是目光坚毅,身形稳重,仿佛任何困难都不能将她打倒.她高举的手臂,壮硕的身姿以及红色的脸庞都给予人们一种英雄般的革命力量,让人们坚定地认为,虽然暴风雨很猛烈,但是新中国的革命事业坚不可摧.让看到这幅画的每一位观者,内心都是十分的振奋和自强.这幅画在构图上也进行了着重处理,人物、电线杆、电线的三角形构图以及作者做的仰视化处理,都让女通讯员的身姿显得更加伟岸.
（四）这幅画里女通讯员形体塑造得十分壮硕有力.“”时期,男人女人同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新中国的革命事业需要每一个人投入十二分的热情去奉献.社会的舆论和生存的环境都不允许女人以古代那种“手如柔荑,软玉温香”的弱女子形象出现.在当时,“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明确表达了新中国对于女性解放问题上的方向正确和政治正确,男人能做的事,女人也一样能做,而且试想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又怎么能为社会主义事业做贡献,又怎么能不拖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进的后腿呢.因此当时包括《我是海燕》在内的所有油画,里面的女性都是精神饱满,形体壮硕的形象,这是新中国赋予她们的新面貌.这幅画在人物形体和脸部的塑造上,作者对当时流行的革命样板戏的经验进行了吸收和借鉴,“如戏剧化的造型,人物组合的‘三突出’构图、英雄形象的‘高大全’、色彩上的‘红光亮’等.……革命样板戏是特别注意用强烈的侧光和正面的追灯,来增加英雄人物的立体感并使其明快响亮的.把这种方法用于美术创作,其效果也是一样的,由于两面都有光的照射,这样就可以增强英雄人物的立体感,使其造型显得高大厚实,充满力量.”[3]145-147这一切都有力地烘托了女战士的英雄形象和气质,奠定了她们作为新中国建设者的女性地位.
二、作品所产生的社会意义
《我是海燕》这幅油画作品,作为后期歌颂工农民群体的主要代表作之一,其内在思想性与外在的视觉性,都和当时的国家政策得到了很好地结合,不论是创作方式,还是内容表达,都具有较高的“宣传”价值.它所产生的社会意义,也值得我们探讨.画面中的通讯员是一名女性形象.在中国,女性历来都被划分为弱势群体.但是在时期,女性地位得到大幅度提高,与男性相比,他们都是“党的好儿女”,未来“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他们都能为了新中国的建设前仆后继,奉献革命热情,在社会主义事业里完美地充当着“半边天”的角色,“女青年形象的‘高大全’,代表了一种坚定乐观、斗志昂扬、健康向上的无产阶级新风貌,并且紧跟了“飒爽英姿”的时代追风潮,迎合了新时期要求她们全身心奉献革命的需要.”[2]32因此,在这幅画里对女通讯兵英雄形象的成功塑造,既表现了新中国女性群体同样在的号召下敢于“与天斗”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又侧面突显了新中国革命青年的光辉形象.而且在当时,“在任何一幅美术作品中的工农兵形象的精神状态,或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或欢天喜地、喜气洋洋,都证明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和繁荣.”[3]141这种塑造出的“英雄形象”要表现出阳光、乐观、具有青春活力,这些特点在后期表现得十分鲜明,比如杨之光的作品《矿山新兵》、汤小铭的作品《女委员》、陈逸飞的作品《黄河颂》、陈衍宁的作品《渔港新医》等,这些作品都成了这个时代的美术缩影.
三、结语
《我是海燕》这幅油画作品以其精巧的构思和精准有力的人物塑造,成功地刻画了一位保卫祖国边防的女战士形象,在当时《人民日报》《解放军画报》等多家媒体争相发表,使其迅速的在全国流传开来,并先后到多个国家进行展览.这幅作于后期的美术作品,成于“红色海洋”中,又依靠其饱满的革命热情,为“红色海洋”注入了更加热情的活力,影响了之后的很多美术工作者.而作者潘嘉俊作为当时广东省美术界的一名新生代旗手,和汤小铭、杨之光、林墉等人一起,活跃在广东省美术界最辉煌的时期.他们创作的众多经典美术品,在响应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又有自己新的创造和开拓.清新、有活力、有生活气息的美术面貌在当时形成了美术界所共识的“广东风格”,既为美术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探索形式,又在全国彰显出了广东省美术人才整体创作的才华和青春活力.当下国内美术创作氛围十分活跃,各种国家级大型美术活动先后成功举办,美术创作环境虽然不再同于时期,但是众多艺术家在响应国家号召的同时,如何向更深层次挖掘个人艺术潜力,将个人风貌和时代风貌相结合,创造出新时代的经典作品.《我是海燕》这幅作品及其背后的创作过程和社会意义,仍然能为他们提供很好地借鉴.
参考文献：
[1]陈伯达.首都举行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J].红旗,1966（15)：5-14.
[2]吴松.四川美术学院2004届硕士学位研究生优秀论文集[M].2006.
[3]邹跃进.新中国美术史:1949——2000[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王康,民族大学美术学院国画系硕士研究生.
我是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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