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有的国企明明赚钱能力很强，为啥还要对其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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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以来,从到地方,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步伐正在显著加快,在这一场并购浪潮中,资本市场正在有望成为主战场.其实,国企改革的步伐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在这些改革的国企中,有很多是涉及煤炭、钢铁等产能过剩领域,但也有一些改革的国企既不亏损,也没出现产能过剩.
那么为什么有些每年盈利超上百亿,甚至成为世界500强的国企还要进行改革？国企改革改的到底是什么？
国企改革的经验回顾
国企改革持续时间长,改革历程复杂,到现在还没画上句号.围绕国企改革的讨论,尤其需要以可观察的经验为基础.
在理论上,国企改革差不多就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部.社会主义体制初建时的构想,是凭借布尔什维克掌控国家机器,打造出一个超级国家公司,以至所有人都受国家雇用,实行计划经济.过去市场理论强调企业之间的竞争,但计划理论则强调把国民经济办成一个超级国家公司.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基本是同一个议题.
广泛地看,金融和其他国有体系以及地方(政府)公司等,也都是超级国家公司分权改革的产物.当然,由于苏联和中国都不发达,所以“超级国家公司”在实践中不可能纯粹.苏联有集体农庄,中国更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农民集体经济长期存在,搞不成清一色国有制.不过,农村非国有经济也服从国家指令计划,也为国家工业化服务.
农村围城市,市场围国企
计划经济时代,农村通过低廉的农产品支持国有企业的低工资、低物价、高积累.中国酝酿改革时,在1978年的经济务虚会上提出权力过于集中导致经济低效率.当时中国领导人走出去看世界,发现中国不仅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加大,就是以前不如中国的国家和地区,不少在战后也发达起来了.这使得当时的那一代领导人产生了紧迫感,希望中国经济能够加快现代化,也因此提出放权改革的思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四川经验为基础,将加强国有企业自主权写进了《决议》.那就是国企改革的先声.三中全会对农村部署休养生息,决定用外汇进口粮食来缓解农民的贫困.但实践结果是安徽、贵州、四川、内蒙古等地农村通过包产到户成为改革的领跑者,其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形成了“农村围城市”的改革态势.在竞争环境里,国企不改就稳不住了.
更大压力来自开放.早年特区自广东、福建等“边陲”开始,把中国台湾企业、香港企业、日资韩资企业“放”了进来.加上本土的乡镇企业和1988年的《宪法修正案》,给予合法地位的本土民营企业,国内产品市场的竞争激烈起来,再也不是国企一统天下的时候了.市场竞争的逻辑很简单：谁的产品质优价廉,消费者就买谁的账.过去基本上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怎么说国企优越都行.等到有对手上场,光靠嘴巴说说是赢不了的.更何况,竞争会从产品市场传导到要素市场,于是,按机制配置资源的新准则登堂入室,一系列市场定价问题提上日程.
其实,所谓资源定价问题,讲到底是产权界定问题,因为谁有权叫价、谁有权还价、谁必须承受决定带来的经营压力,归根到底都是财产权界定的问题.正是在市场竞争环境里,传统国企的控制权、经营权,乃至法定所有权的变革,相继提上改革的日程.
这样形成国企改革路径,与苏联有很大不同.中国经验是先“放”出一个市场,将国企推入,然后由市场竞争的逻辑推着国企改革向前走.起先人们接受企业经营自主权,后来发现,是产品定价权和要素定价权,最后才深入到企业产权的界定.一拍接一拍,随着市场竞争深化,人们关于国企改革的认知也不断深化.
背水一战,抓大放小
1997年年末,中国越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最后关口.恰恰在这个时段,国企大面积亏损.挑战很严峻:在有限开放环境里国企尚缺乏竞争能力,一旦入世全面开放市场,国企怎么生存？ 中国被逼推进国企改革,拉开了背水一战的帷幕.
当年国企职工人数最高峰值为1亿多.本来国企大面积亏损,从成因分析与工人的关系不大,因为从体制到管理都不是工人们在做决策.但是,到了大批国企包袱过重、积习难改之际,财政兜不起、银行帮不了、股市容不下,一大批国企非破产、重组不可,涉及下岗的工人就达几千万之众.不少老牌国企,很多工人一家几口都在一个厂子工作,企业亏损、欠薪、下岗,波及千家万户的生计.中国想要从当时的局面走出来,绝不仅仅只是经济层面的问题,还面临着思想观念、社会生活乃至政治架构层面的挑战.
大的招数就是依据不同的国企在市场竞争中的不同状态,从实际约束出发寻求不同的突围之道：绝不能因为都是国企就按一个套路来处理,而是把国企这张“大纸”一片一片撕开来谋求实际问题的解决.就是说,要像庖丁解牛一般,把数目惊人的国企分拆开来,各自求解.事后按大类分,第一板块就是数目最多的中小国企,机制旧、包袱重、竞争力弱,甚至严重资不抵债.客观上讲,要这类企业全部扭亏增盈,重新以国企的身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一席之地,根本没有可能.办法就是效仿最早山东诸城出来的那条路:承包、出售、资产债务重组,实现国企转制,把一批扭亏无门的国企重新“放”回市场,允许国企破产或改成非国有企业,了清历史债务,在市场环境里重新出发.若问这片纸究竟有多大？大概是100万家企业、好几千万员工.用当时的语言,这是“放小”.
第二板块是一批规模比较大的国企,但在竞争性市场环境里运作,经营绩效不好,可是用“放小”的办法也不合适,因为资产规模很大,如以较高出手,社会上能接手的企业不多.“贱价出让”又犯“国资流失”之天条,反正不是用诸城之法说转制就转得了的.对这类国企,后来基本是在股份制框架里,允许非国有资本以增量进入,逐步改变全盘国资的结构.
以上两大板块改成之后,国企扭亏增盈的压力基本就减下来了.当然,并不是完全在国企架构下实现扭亏增盈,而是把一大批国企转制成非国企,或者改成非纯粹国企,这样,才消除了国企大面积亏损.
剩下第三板块,即经由合并重组、在国有控股的前提下利用境内外资本市场释放小部分股权的大型国企.对这些国企, 在国资委成立后,管人、管事、管资产,改善企业治理,并主动与世界500强大公司对标,改出了一批国有或国有控股的世界级大企业.
盈利的国企还要深改的理由
上一波国企改革的中心任务是扭亏增盈.这也带来了一种认识,即认为但凡国企实现了盈利,余下的就是要做大做强,再也不需要进一步改革.到了国企普遍盈利,特别是央企的年利润高达数万亿人民币、不少名列世界500强时,说国企还要深化改革,听起来似乎就不那么入耳了.
笔者认为,对央企的盈利可以做深入分析.
第一,企业账面利润并不完全是经济学范畴的利润,其中一部分可能是企业所占用资源的租金.譬如,资源型企业占用大量可开采资源,以及国家通信公司占用通信基础设施等.这些稀缺程度极高的资源,谁占用,都会产出收益.如果开放竞争,非国有企业或非央企公司,谁不愿意出一个价来争相占用这些资源？这里所说“出一个价”,是资源租金而不是利润,应该从央企账面利润里扣除,因为它并不代表央企经营决策和管理努力所带来的真正贡献.
第二,在市场经济里,利润具有资源配置导向的功能,因为不论利润如何产生,总意味着“需要向产生利润的方向投入更多的资源”.换言之,利润导向与市场准入只有在一起发挥作用,才能不断把企业创新之果“外溢”到整个产业、市场和国民经济.而在我国现实条件下,部分央企虽然获得高额“利润”,但所在市场又不开放准入,其他企业虽眼见超额利润,也不能进场来竞争一番.这种“关门赚得的利润”,对整体经济并不具有正面意义,因为这类“关门赚得的利润”,其实构成了一切其他企业和消费者的成本.现在大家看到,中国在全球市场上的成本优势消失得很快,其中一个原因,是大批中国企业的成本中含着“硬硬的难以消化的部分”.当下不少央企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资费水平偏高,甚至需要政府领导人出来喊话降低资费,恰恰表明市场不准入条件下的“关门利润”对国民经济不是福音,而是一种成本负担.
第三,央企的巨额账面利润,大部分由央企自己支配,在分配上并没有全额上缴国家财政,更没有回馈其产权主人即全国人民.至于把很小一部分央企利润或资产划给社保,本质上是对历史欠账的一种补偿,因为我国社保缺口主要来自过去低工资时代国企工人没有,也不可能预扣下足额的养老金.但是,国有资产并不仅仅来自国企工人的贡献,全国人民包括农民也对国资形成作出了贡献,而为多少年低价缴纳的粮食税,也是国资形成的一个来源.
第四,巡视组对一批央企巡视的结果,暴露出拥有天量利润、资产和无数“实际好处”的央企,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只关在牛栏里的大肥猫.从道义上、道理上和法律文本上,央企当然是国企,从而属于全国人民,但从实际控制权角度看,缺乏有效的制度监督是当下超大型国企的一个普遍的致命伤.
综上,盈利的国企固然是过去改革的成果,但并不意味着再也不需要深化改革.从紧迫性来看,现在也不亚于90年代上一波国企改革的那个时代环境,因为从机会成本的视角分析,当下盈利国企如不深化改革,付出代价的将不仅仅是某一个经济部门,不但是经济方面的,还有社会的和政治方面的.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改革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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