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自居易《长恨歌》为何书灵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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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恨歌》“灵界”的内容是指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在地愿为连理枝”,共44句,占全篇120句的三分之一有余,篇幅比例之大、地位之重无可置疑.如果剥离此部分情节叙述内容,单看正面描写李杨情境部分,“玄宗思念”与“太真钟情”篇幅基本对等,笔力均衡；倘若减去“灵界”内容,从“感其事”“形于歌咏”的角度说,不仅形式上无法摆脱限于人世的窠臼,而且也不能“曲尽其妄,周知其非”；从原初政治意图的角度来说,将大大削弱悲剧效果力度,而出于言外的“劝诫”说服力也将相应大打折扣.这正是白居易《长恨歌》的独创之处,对此,陈寅恪先生曾发表过最为精辟的洞见：
若依唐代文人作品之时代,一考此种故事之长成,在白歌陈传之前,故事大抵尚局限于人世,而不及于灵界,其畅述人天生死形魂离合之关系,似长恨歌及传为创始.此故事不限现实人世,遂更延长而优美.然则增加太真死后天上一段故事之作者,即是白陈诸人,洵为天才之文士矣.①
陈寅恪先生说《长恨歌》书“灵界”是白陈创始,是限于唐代文人作品范围.如果只论想象手法,白陈手法并非鲜见,其独创性并不在此,而在于“灵界”能够“畅述天人生死形魂离合之关系”,即“灵界”为“畅述”构建了充分表现人物情感的平台；“遂更延长而优美”,则指文本打破时空,更好地在非现实的时空下观照、表现人物形象.不过,还有两点也可视为《长恨歌》的独创,一是“灵界”的书写以诗歌形式选择帝王爱情的特殊题材并实现人物双重长恨.二是颠覆传统作品大团圆模式,以达到悲剧裂变效果.
仅就主题而言,“灵界”也是产生歧见的重要组成部分,只不过各家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而侧重点不同罢了.传统“讽谕”说,就十分关注作品的前半部分,视“灵界”内容为故事结果.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爱情”说,以马茂元、袁行霈先生为代表,着重强调后半部分,“灵界”成为讨论爱情主题的重要方面.一般认为王运熙先生首先提出了“双重主题”说,“诗篇一方面对李杨两人的生活荒淫、招致祸乱作了明显的讽刺,另一方面对贵妃的死和两人诚笃的相思赋予了很大的同情.”②虽然把前后两部分内容持平,但在爱情主题上“灵界”内容成为解读重心.尤其是新时期张中宇教授提出“有情婉讽”主题说,“试图吸纳各说的合理因素形成新的选择方案”“有情婉讽主题摒弃严厉的批判,回归温和的婉讽；同时正视李杨感情中本身包含.……由‘纯情’回归李杨关系的本来面貌.”③他把“灵界”部分纳入到各种因素的综合考察和分析中,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和时间的切近性.
所以,本文拟就《长恨歌》的原初创作意图及白居易九年后的反思、文体和文本特征、客观效果等几方面,探讨《长恨歌》书“灵界”的意义和价值.
一、从原初创作意图到诠次、“自述”内涵
“灵界”作为《长恨歌》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意图自然要纳入到整体创作意图之中.谈到《长恨歌》的创作缘起和原初意图,就不得不提到老生常谈且始终备受质疑的一段文字：
元和元年冬十二月,……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歌既成,使鸿传焉.
这段话出自一般称为通行本《白氏文集》卷十二《长恨歌传》的结尾部分.从“元和元年冬十二月”至“乐天因为《长恨歌》”属创作缘起,争论颇少,姑且不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意者”诸句上,之所以受到质疑,是因为有学者认为《丽情集》本更近于陈鸿原作,通行本则是经过宋初人改动的本子,不足凭信,而且很多人觉得《长恨歌》后半部分不能体现“意者”诸句所说的讽谕意图.但是,近年来仍有学者提出了疑义,这些疑义结论令人信服,几乎是难以推翻的.
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陈寅恪先生,他指出“颇疑《丽情》本为陈氏原文,通行本乃经乐天所删易”④,周相录、张中宇、马萌等人也有详论,而最新研究成果,当是殷祝胜先生在《通行本<长恨歌>应为白居易手定说阐释》一文中得出的结论：
通行本《长恨歌传》虽可能不是陈鸿原文,但从它已见于金泽文库本等日本古抄本《白氏文集》可以推测,把它收进《白氏文集》的应该是白居易自己,则它是有可能为白居易的手定本.那么,“意者”诸句是可作为白居易本人对于《长恨歌》主题的解释看待,这一解释在《长恨歌》本文中又可以得到很好的见证,因此应被看做是对《长恨歌》主题的相当可靠的解释.⑤
殷先生考论精当,认为陈鸿《长恨歌传》是白居易收进《白氏文集》的,而金泽文库古抄本又远于宋初绍兴本,保留了通行本的原貌.所以,把“意者”诸句作为《长恨歌》书“灵界”的原初创作意图当不为悖谬.
值得注意的是,“意者”诸句的意思是什么？这段话排除了或歌颂坚贞爱情,或表达作者感伤情感的信息.其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指出《长恨歌》是“感其事”的作品,这在创作缘起中也有交代——“相与感叹”；另一方面,“惩尤物”是“以好美色为戒”之意,而非“惩罚尤物”的意思,更不能理解为“通行本依据‘女人祸水’的传统观念,认为杨妃是导致国家衰败的罪魁祸首”⑥,它的主动者是“好美色者”,而非“尤物”.“窒乱阶”即堵塞造成祸乱的道路,诗中人物无法做到,文本呈现的目的是为了劝诫.“垂于将来”是传至后世,以为鉴戒的意思,更强调了政治实用意义.（以上三处解释从张友鹤《〈唐宋传奇〉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总之,“意者”诸句强调《长恨歌》的原初创作意图重在劝诫.很多情况下,人们对这段话产生误读,或者理解偏移重心,试图在文中找到确证并加以放大,以致对《长恨歌》主题的解读有失偏颇,殊不知“劝诫”之意是出于言外整体寄寓,至多在文本局部中有所暗示.
但是,这一原初创作意图在九年后白居易诠次诗集而“自述”时,发生了变化.他于元和十年（816年）被贬江陵,编辑了十五卷诗集,并写出《与元九书》和《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律诗,把《长恨歌》归入“感伤诗”类中,根据他对感伤诗的解释,说明白居易认为《长恨歌》是“歌”的文体,有重“情”的内容和“感伤”的情调.《与元九书》叙述到《长恨歌》广泛流传和“时俗所重”的情况,表明时人更多的是迷恋于《长恨歌》的语言技巧、华美的意象意境,浓郁的情感表达,止于表层的文学形式.白居易也意识到《长恨歌》这种优胜之处,虽然他说这只是“雕虫之技,不足为多”,抑或有自谦之意,但是,连前贤、前辈“亦未忘情于其间哉”,言外意——何况我辈,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所以,他又有“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的“自述”.
又说：“今之仆诗,人所爱重者,悉不过杂律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为何“仆之所轻”？白居易关于诗的最高标准是“六义”,而对“六义”他所取者在于“美刺兴比”,“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除此之外,吟咏性情之作皆不足道,故此他极其看重“讽喻诗”.这一点至少表明《长恨歌》即使含有讽谕的因素,但也不具备“讽喻诗”的特点,白居易似乎意识到了《长恨歌》原初创作意图与其产生的社会效果发生了矛盾,换言之,原初意图并没有在现实效果中得到实现；与此同时,他从诗歌政治作用的立场出发,同样意识到了《长恨歌》存在的局限性.
由此可见,白居易对《长恨歌》九年后的反思不无道理,但是,他的诠次、“自述”至少有一部分同原初意图扞格不入.那么,这二者能否辩证统一地解读呢？其实,原初意图是从诗歌的政治作用的角度定位的,而诠次、“自述”则是从“歌行”文体的性质作出衡量的,实在是一喉异曲,两手分书,根本不存在矛盾性.
假如把《长恨歌》文本总体置于“兴”的地位上,而把“劝诫”看作出于言外的寄寓,不但原初创作意图得以落实,而且白居易对《长恨歌》的归类、“自述”也能得到合理的解释,那么两者的抵牾问题也就不复存在了.关键的问题就是,《长恨歌》“兴”的优胜之处能不能同“劝诫”意图统一？这要细致探究文本中“兴”了什么.这个问题将在下文着重分析.张少康、刘三富先生所著《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对“兴寄”的内涵作出比较充分的阐述：“‘兴寄’既是强调作品要有充分的社会内容,同时也重视诗歌整体审美形象的表现.兴,指感兴、意兴,是诗人浮想联翩、形象思维十分活跃时的一种状态,作为诗歌本体来说,兴是指其审美意象中的现实寓意,也就是诗歌流露的思想情感所具有的社会内容.”“‘兴’的要义在于其委婉感发、启示,微言讽咏,托兴劝善而抑恶之意,而不在于朱熹所谓‘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⑦《长恨歌》李杨故事正是“兴”的内容本体,“灵界”属“兴”的局部,是诗人“感其事”“深于情”最突出的才力体现,正因“讽刺深隐,意在言外”（贺贻孙语）,诗人才可能在“劝诫”的高原上叙事、描写、渲染烘托、铺排乃至想象,纵诗笔驰骋,任深情歌咏,为后世人主提供一个修身、齐家、治国之道的反面蓝本.显然,“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的文本特征要求“感其事”的纵情泼墨.
二、文体、因果逻辑结构和非大团圆结局
1.感事而发,形之歌咏的文体特点
“灵界”部分是作者“感其事”的延伸,其内容又是怎样切和文体特点的呢？《策林·六十九·采诗》：“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形于歌诗矣”,陈鸿《长恨歌传》交代“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长恨歌》是“感其事”的作品.《与元九书》中说：“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白居易写《长恨歌》所谓“牵于外者”则指李杨故事传说,也就是“感其事”而作；闻一多先生曾指出中国古代诗人有一个“感事”传统（《歌与诗》《闻一多全集》第一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感事”不同于“纪事”,重在对“事”的感受体验.李杨故事在民间本已流传已久,这些民间传说早已使李杨的历史事迹面目全非,且掺入了汉武帝与李夫人、佛教目莲救母和道教求仙以及牛郎织女的故事,所以《长恨歌》对李杨故事作了虚化处理,而“灵界”是虚化处理的最有力的体现.
“情理动于内”则指被李杨故事传说之“情”“理”所触动.“形于歌诗”乃谓《长恨歌》之诗体.元稹说到“感伤诗”的特点指出：“感伤诗长于切”,“切”真切,追求浓烈的情感和艺术真实性；南宋姜夔说：“守法度曰诗,载始末曰引,体如行书曰行,放情曰歌,兼之曰歌行.”（《白石道人全集》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明代徐师曾《诗体明辨》解释道：“放情长言,杂而无方者曰歌；步骤驰骋,疏而不滞者曰行；兼之者曰歌行.”他们共同指出了“歌”体诗是长于表情的.反观《长恨歌》,表达情感无可争议,问题是,这“情”既包含诗中人物之情,又包含诗人之情；而《长恨歌》文本特别是后半部分,写玄宗思念之情,贵妃寄物寄词表达坚贞之情,显然属于人物之情,如果说含有作者之情,也只能是诗人借助故事本身而寄寓“情理”,因为文中直接表达作者情感的句子只有结尾两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其实,这也只能算作诗人以议论方式而出之的“感叹”,所以,《长恨歌》表现情感的侧重点则是人物的婉转情意,而诗人的意图却深寓其中,又出其外.还必须看到,《长恨歌》是具有强烈抒情风格的叙事诗,其叙事的基本特点是有鲜明的人物形象和完整的情节,全篇叙咏一个离合悲欢的感伤故事,所谓“其描写,如泣如诉,从《焦仲卿篇》得来.”（清 贺贻孙《诗筏》）,所以,探究“灵界”部分既要抓住“情致婉转”的表情特点,又要关注其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的叙事性.
2.因果逻辑结构和非大团圆结局
《唐宋诗醇》从“作诗本末”和形象体系出发,对《长恨歌》的叙事情节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它把《长恨歌》全篇的情节发展分为四个部分,并对各部分之间的逻辑过渡作了精辟的分析.张中宇先生认为,《长恨歌》艺术结构的层层推进,并没有出现由婉讽向歌颂爱情的巨大转折,内容和形式均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从开篇至安史之乱爆发30句,具有突出而可认定的核心内容,即以承平日久滋生的骄矜懈怠而极度宠信杨贵妃为诱因导致的荒度朝政及毫无原则的裙带关系、用人失察、民风失伦等,暗示可能引发严重的政治后果.描写安史之乱的马嵬杨妃之死,突出了事件的残酷性和教训的惨痛.”⑧
把前后部分联系起来审视、考察,前者是后者的延伸,后者是故事发展的结果,明显存在着因果逻辑联系,即“唐玄宗与杨贵妃沉湎欢娱,不理朝政,终于导致了国家倾覆的政治悲剧,同时也造成了他们天人永隔的爱情悲剧.”⑨“白居易大力渲染李、杨爱情,爱情越真越深,就越珍贵,失去的就越多,破坏的就越重,对帝王的震动就越大,教训就越应记取.”⑩《长恨歌》中人物的行为、情节发展、结局都被纳入到一定的“因果链条”之中,创作意图也就隐含在因果链条的设定里,而读者对文本的解读必须遵循情节的发展逻辑.因杨妃专宠,懈怠朝政,无原则的封爵列土,导致安史之乱,六军不发,赐死杨妃,从而产生明皇刻骨铭心的相思.因“魂魄不曾入梦来”,故有道士寻觅,因道士寻觅才有太真寄物寄词,造成永久之“恨”.人世情景为因,仙界情境为果,由人世之欢而成天人永恨之悲.
关于《长恨歌》李杨故事的非大团圆模式结局,张中宇先生曾作出过深刻的论述,他的观点也基本上成为定论.他说：“由于‘梦’和‘仙界’都没有成为消解因素,这就使《长恨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也是真实的现实悲剧,它没有采用大团圆模式,没有给出哪怕是虚幻的圆满结局.”“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有意描写一个真正的人间悲剧——所以他没有写出梦中可以团圆,仙、人可以重逢,‘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更以非同寻常的力度,对各种可能的圆满结局加以相当明确的否定.”{11}不过,要补充的是,非大团圆结局是实现人物双重长恨的手段之一,“灵界”是颠覆大团圆模式不可或缺的驱动力,借此把故事的悲剧性推向顶峰的顶峰.
三、实现人物双重长恨,达到悲剧裂变效果
“灵界”部分在刻画人物、表现主题方面几乎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细绎“灵界”,其确实是实现人物双重长恨的有力支撑,确实是体现作者劝诫主旨的深远寄托.正如韩桓德先生所言：“一方面为了忠实于客观历史内容就必须采取写实的态度,把这个故事的全过程写出来；另一方面,不仅叙述这个故事,而且要通过这个故事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态度,因而就不得不采取‘兴寄’与浪漫的手法,来润色和描述这个故事.”{12}韩先生所说的“为了忠实于客观历史内容就必须采取写实的态度”值得商榷,另当别论,至于说采取“兴寄”与浪漫的手法,应该重点就“灵界”内容而言,颇有见地.那么,白居易独创的“灵界”部分究竟怎样实现了人物的双重长恨？它在“兴寄”文本主旨方面又具有怎样的价值和意义呢？
《长恨歌》中“玄宗思念”固然是人世之“恨”,是单方之恨,有时有限,可长可短,可轻可重,可深可浅,其悲剧意义是有限度的.诗人采取“造境取意”法,大力书写惨情；“蜀江水碧蜀山青”四句,描写玄宗在蜀地的乐景和以我观物的感受,渲染唐玄宗的刻骨铭心之思.“黄埃散漫风萧索”四句,绘玄宗在蜀道的荒凉凄清之境,衬托丧妃的无限哀苦之情；“天旋日转回龙驭”六句写回宫途中,尽显他失神颓丧、无可奈何的情态；“归来池苑皆依旧”四句,物是人非,睹物思人,悲情难遣,庶几幻视,情意恍惚；“春风桃李花开夜”六句,春风桃李,秋雨落叶,时间跳跃,反衬其不变的相思,凄境怆然；“夕殿萤飞思悄然”八句,时间延长,加剧人物夜不能寐的痛苦程度,丧魂落魄,梦境难觅,悲情登峰造极.
然而,增加“灵界”,即“太真钟情”部分,包括“道士寻觅”“太真寄物”“太真寄词”三个层次,总体写仙界之境和太真悲戚钟情.“闻道汉家天子使”十句,写太真出场,震惊、激动、惶惑,环境冷落,情态凄艳；“含情凝涕谢君王”六句,写太真谢恩,渺茫伤情,冷寂失落；“唯将旧物表深情”六句写太真寄物,至微至真,寄寓忠贞之情；“临别殷勤重寄词”六句写太真寄词,回顾以往,表达绵绵相思.“灵界”处于非现实空间,使“恨”得以丰赡,超常延伸.临邛道士有超人之力,自然有可能而事实上觅到太真,而太真的穿着、情态、寄物、寄词却是在现实的经纬中裁织的罗锦,使想象不至于天马行空、毫无标的,其根本目的在于表现太真对玄宗的忠贞、渴望并坚信“天上人间会相见”,虽然如此,这种愿望终不能实现,也就是说“灵界”中的太真具备了永久之“恨”,联系人世中的明皇之“恨”,双方之恨无时无限,更深更重,更浓更长,其悲剧性不但在人世、在梦中无法消解,而且在“灵界”也无法消解,因此,诗人情不自禁地发出“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千古浩叹.诗人通过对此情感的“甚感”“至感”,以达到“曲尽其妄,周知其非,然后返乎真,归乎实”（白居易《和游春诗一百韵序》）的境界,“灵界”正是“曲尽其妄,周知其非”的体现和落实,它所产生的宛若核裂变的悲剧能量,爆发出无穷的震撼力和冲击力,弥漫在人世和“灵界”,释放在过去与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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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④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3、45页.
②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48-350页.
③张中宇.《〈长恨歌〉主题争论新思考》,《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⑤殷祝胜.《通行本〈长恨歌传〉应为白居易手定本说阐释》,《文学评论丛刊》,2012年第1期.
⑥马萌.《〈长恨歌传〉版本辨析》,《文学遗产》,2008年第1期.
⑦祝秀权.《〈关雎〉以色喻于礼》,《光明日报》,2017年11月4日.
⑧张中宇.《白居易〈长恨歌〉结构研究论述》,《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⑨高中语文教材.《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8页.
⑩胡可先,文艳蓉.《白居易〈长恨歌〉爱情主题考论》,《东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11}张中宇.《关于〈长恨歌〉主题倾向与文化意义》,《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
{12}韩桓德.《关于白居易〈长恨歌〉的评论》,《辽宁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作者通联：安徽太和第一中学]
长恨歌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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