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风气类有关论文如何写和当前农村不良社会风气的态势、成因与基于全国200多个村4000多家农户连续3年的调查方面本科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当前农村不良社会风气的态势、成因与基于全国200多个村4000多家农户连续3年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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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全国２００多个村约４０００家农户连续３年的调查,运用Ｓｐｓｓ统计分析,研究当前农村不良社会风气的总体态势,并深度剖析其形成的社会根源,在此基础上提出系统性、针对性的对策建议.研究表明,当前农村婚丧嫁娶大操大办、人情负债、孝道缺失、封建迷信等一系列不良社会风气严重,其主要原因是国家治理取向偏失和乡村长期缺乏内在治理要素培育,同时现代化转型严重冲击乡村内在治理,导致农村处于“失魂”“失根”“失血”状态.要当前农村不良风气,必须加强农村文化治理,强化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传承和发展乡村文明,激发农村内在文化动力,为乡村社会注入新资源、新要素、新活力.

关键词：转型期；农村社会；不良风气；文明乡风中图分类号：Ｆ３２８；Ｃ９１３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９１０７（２０１８）０２－００９４－０７

一、问题的提出

２０１６年“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开展农村不良社会风气专项治理,整治农村黄赌毒、非法宗教活动等突出问题”,“培育文明乡风、优良家风、新乡贤文化”.２０１７年“一号文件”再次提出“培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适应的优良家风、文明乡风和新乡贤文化,提升农民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加强农村移风易俗工作,引导群众抵制婚丧嫁娶大操大办、人情债等陈规陋习”.连续两年“一号文件”都提到整治社会风气、培育文明乡风,充分体现党和政府对当前农村社会风气问题的高度重视.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农村社会风气问题进行了一定的调查和研究,不过主要采用的是定性研究方法,且侧重于农村结婚彩礼、人情消费、老人赡养等单一问题的研究,缺乏全国性的大型调查和深度研究.那么,当前农村存在哪些不良风气,造成不良风气的社会根源是什么,又该如何培育文明乡风,传承乡村文明？为回答上述问题,课题组依托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百村观察”平台,围绕“乡村不良社会风气”这一问题,从２０１４年至２０１６年连续３年对全国３１个省（区）的农村进行问卷调查.２０１４年暑假调查到２６５个村４１７８家农户的有效样本,２０１５年暑假调查到２６７个村４０７８家农户的有效样本,２０１６年暑假调查到２６１个村３８１９家农户的有效样本,２０１６年１２月调查到２６２个村４２４５位农户的有效样本.依据调研数据,本文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以期对当前农村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总体研判,并深度剖析其形成的社会根源,在此基础上提出系统性、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二、当前农村不良社会风气的总体态势

　　（一）浪费攀比之风兴盛

１．“人情渐变异,压力猛如虎”.调查数据显示,有人情消费的受访农民２０１６年户均人情消费为５２９７．４７元,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高达１６．０８％.在农民的日常生活开销中,除饮食消费外,就属人情消费最高.据调研统计,１６．６６％的受访农户每年人情支出超过１万元,人际广、生意大的家庭要好几万元,５．９１％的受访农户人情支出占到家庭收入的一半,更有甚者要举债随礼.

随着人口流动的不断扩大,农村人情消费范围也不断延伸,消费媒介呈现货币化趋势,消费主体的心理呈现“亚健康”状态,农户人情消费的负担越来越重,人情压力也越来越大［１］.调查中有农民戏称：“人情不是债,头顶锅盖来卖,没钱的就是砸锅卖铁也得还人情”.调查数据显示,人情往来过程中,６３．５２％的农户表示“宁负债不欠情”；在沉重的人情消费负担之下,６６．６３％的农户赞同“人情猛于虎”这一说法；有５１．６８％的农户坦言人情消费压力非常大（见表１）.在农村,人们把人情看的比什么都重要,钱可欠,但人情不可欠.“你办酒席时别人随过礼,那别人办酒席,你就必须等额或更高的随礼,否则关系不好维持,而且还会被人戳脊梁骨”.频繁高额的人情支出让农民不堪重负.

　２．结婚花费飙升,“因婚负债”现象普遍.数据显示,农民的结婚花费持续增长,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前的结婚花费平均为１５２．８５元,进入９０年代农民的结婚花费飞速增至１３９４６．４６元,突破１万元大关.到了２１世纪,农民彩礼花费增速愈加迅速,头１０年的均值为５０７６５．５４元,２０１０年以来更是突破１０万元大关,达到１１４０１３．３８元.总体来看,农民的结婚花费均值呈现倍数增长的态势,每个年代的增长率都在１００％以上,尤其是２０世纪末和２１世纪初,增长率更是达到了２８０％和２６４％（见表２）.

天价彩礼导致越来越多的农户娶不起媳妇,有些家庭因娶媳妇而致贫、返贫或债台高筑.在４０３３个有效样本中,２３．９０％的受访农户表示“因婚负债”,户均负债金额为２２１９２．８９元,结婚花费给他们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和压力.彩礼一直存在于农村的现实生活中,并且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２］.

在农村,“儿子娶媳妇,爹娘脱层皮”的现象普遍存在,农民直呼“娶不起”.甚至有的农民表示“过去养儿怕抽丁,如今养儿怕娶亲,娶亲拔了老树根”“儿子结婚犹如过鬼门关,不死也得昏三天”.

３．“厚葬薄养”问题严重,“因丧负债”现象普遍存在.通过考察农村丧葬花费情况发现,农村丧葬的平均消费为１８０１６．９９元,接近２万元.其中,酒席消费最高,其次是棺木费用（见表３）.访谈中了解到,有的受访家庭一次的白事花费高达７５万元,仅仅摆酒席的花费就高达１０万元.从实地调查中发现,一些地方崇尚“礼重则显孝”,通过物质和金钱的投入,以此表达自己的孝心.湖北省江汉地区的一位老人,久病不愈,生前有４子３女,子女怕耽误外出务工,将老人独自留在家中活活饿死.老人去世以后,按当地最高规格请３２位抬丧?抬棺,并在当地浩浩荡荡的“拖街”①.为老人送行,耗费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以此显示各自的孝心,这突出反映了“厚葬薄养”的问题.

　在农村为了面子,厚葬老人的现象比比皆是,有些家庭甚至“打肿脸充胖子”,不惜借钱操办,最终债台高筑.调查的１８０个样本显示,６．５４％的受访家庭因丧负债,平均每户负债８７７９．６６元.面对居高不下的“白色消费”,很多人坦言“负担不起”,同时也有不少人感叹“死不起”.在调查的２７５３个有效样本中,５５．８７％的农户反映丧葬消费压力较大,比重超过半数；３７．４１％的农户表示压力一般,只有６．７２％的表示压力较小.

（二）不孝之风日渐蔓延

１．老人与子女分开居住现象普遍.通过考察老年人居住情况,在４１７５个有效样本中,５４．７５％的老人与子女分开居住.可以看出,超过半数的老人属于空巢老人,没有和子女住在一起.而家庭居住情况对子女提供赡养的可能性有着显著的影响［３］.实地调查中发现,农村中“子女住洋房,父母住破屋”的现象不在少数,一些子女嫌弃老人脏、乱、差,或是担心照料责任人落在自己头上,通过各种方式将老人“请出去”,此后对老人不管不顾.

２．子女不赡养、不孝顺老人的问题突出.由表４可知,超过一成的受访老人表示子女不赡养自己（占比１４．５１％）.接近一成的老人表示子女不孝顺（占比９．０１％）.当前子女不赡养、不孝顺老人的问题比较突出,不孝之风在农村有所蔓延.

　３．子女对老人的精神关爱缺乏.除了生活照料缺失外,子女与老人定期联系也较少.在调查的２２７７位空巢老人中,３４．６５％的老人反映子女会定期联系自己,６５．３５％的老人表示子女只是不定期联系自己.调查发现,当前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的留守老人越来越多,仍有相当一部分的子女不定期联系父母,这使得留守老人的精神关爱十分缺乏.

除此之外,当前子女看望父母的时间也较少.

从子女看望父母的时间来看,在２２０６位受访的空巢老人中,５５．８９％的反映子女有空的时候才来看望,３６．６３％的表示“逢年过节”时子女才来看望,还有２．７７％和１．２２％的老人表示只有当自己“生病的时候”和“主动要求”时子女才来看望（见表５）.在农村,由于分家、年轻劳动力外出、孝文化断裂等原因,“精神赡养”缺乏问题日趋严重［４］,多数子女无法或者不愿定期看望父母,大都只有逢年过节才去看望老人.

　（三）重男轻女之风犹存

１．农民生男孩意愿强烈.调查显示,在生育政策只允许生一个孩子的情况下,４９．１２％的农户表示希望生男孩,只有９．０４％的表示希望生女孩,还有４１．８４％的表示生男生女无所谓（见表６）.可见,农民重男轻女的观念依然较重,尤其是江西、福建、广东等一些宗族观念较强的地方,生男孩的意愿尤为强烈.从实地调查来看,二孩政策放开以后,第一孩是女孩的家庭很多计划着生二孩,希望求得一子.

２．传宗接代观念重.进一步考察农民偏好生男孩的原因,在１９０７个有效样本中,为了“传宗接代”的农户占比超过六成；１７．８３％的是为了养老,７．７１％的是因为男孩是重要的劳动力；表示因为“继承家业”“壮大家族”和“有面子”的比重分别为５．０３％、２．９４％和２．５２％（见表７）.在许多农村地区,传宗接代是农民偏好生男孩的主要原因,这种现象在华南地区的宗族村庄尤其普遍,有些没有儿子的家庭会通过过继的方式来实现传宗接代的愿望.

（四）封建迷信之风抬头

１．农民迷信观念较重.改革开放以后,封建迷信活动在农村“死灰复燃”,而且持有迷信观念的人不在少数.从调查数据来看,在４０２７个有效样本中,有１２．７９％的农民表示自己相信鬼神存在,２３．８９％农民表示对此半信半疑,即３６．６８％的农民相信鬼神存在之说,从中可以看出,有相当一部分农民相信鬼神存在之说.

另一方面,在４０２４个有效样本中,有２０．３０％的农民相信“老人死后会继续保佑自己的家人”,３６．２１％的农民表示对此半信半疑,两者占比合计达到６３．７９％（见表８）,可见,大多数农民都相信祖先保佑这一观念.

　２．农村封建迷信行为普遍.逢年过节或特殊日子,多数农民会祭拜祖先、土地神、财神爷,还有部分农民会进庙烧香、看风水等.通过分析发现,在４０７８个有效样本中,进庙烧香、看风水、占卜问卦的农户不在少数,占比分别为４１．８８％、４１．０３％、３１．６８％（见表９）.由此可见,目前农村封建迷信行为普遍,有的家庭盖房子要请阴阳先生看风水,结婚、生子、丧葬等要看黄道吉日,还有些人到庙里抽签算运,占卜问卦等；甚至有些人通过拜土地爷、拜祖先等行为求医治病、请神驱鬼.

　（五）黄赌毒之风日益滋长

通过借助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中国农村社会动态跟踪系统”,对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１７年网络报道的“社会不良风气”事件进行专题.对初步数据源中的新闻事件类信息剔除重复后,共有３６３条“社会不良风气”事件的信息纳入农村社会动态跟踪系统,由此形成了事件分析的数据源.

１．农村不良风气中黄赌毒事件发生率较高.当前农村黄赌毒现象泛滥,黄赌毒（包括事件、事件、涉毒事件）的发生率为４６％,大操大办（包括彩礼和人情消费事件）的发生率为２５．６２％,出轨、家暴、子女不孝、邪教问题、权钱问题的发生率分别为８．８２％、７．９９％、７．１６％、３．８６％、０．５５％（见表１０）.可见,农村黄赌毒事件在农村发生率较高.访谈中了解到,部分农村地区的村民迷恋于黄赌毒,甚至有些乡镇干部或党员也染指其中.

`　２．东部现象严重,中部活动较多,西部贩毒事件频发.根据“中国农村社会动态跟踪系统”搜集的数据可知,农村中事件共有４１件,其中东部地区发生２８件,中部、西部地区分别发生了１１件、２件,可见,东部地区发生比重最高,为６８．２９％（见表１１）.实地调查中发现,在一些城乡结合部的网吧、歌厅、影像厅等经常上演、低俗内容；一些经济活跃、市场开放的农村,办理红白喜事邀请的歌舞团为了博取大家的眼球,也会出现一些低俗、的表演.`

在农村不良社会风气事件中,事件共有５０件,发生率为１３．７７％；其中,中部地区的发生率相对最高（见表１１）.目前农村的情况非常普遍,一些村庄不分男女老少、不论白天黑夜打牌.人数越来越多,金额越来越大,由过去的５毛、１元到现在的５０元、１００元,输赢少则几百,多则成千上万.

统计数据显示,在７６起涉毒事件中,发生在西部地区的比重最高,为４４．７４％（见表１１）.在实际生活中,广西、贵州等边境地区是涉毒事件的高发区域,同时在一些经济条件较发达的地区,涉毒事件的情况也较多.有的外出务工的农民将吸毒、贩毒等恶习带回农村,使毒品向农村渗透,甚至有的农村在红白喜事时,农民还约在一起聚众吸毒.`

三、农村不良风气形成的原因

基于上文的分析,可知当前农村浪费攀比现象普遍,子女不孝的风气蔓延,重男轻女现象依然存在,封建迷信活动猖獗,黄赌毒之风日益滋长,这说明当前农村不良社会风气严重,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国家治理取向长期偏差,农村社会“失魂”改革开放后,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对乡村的治理也转向了经济发展.基层政府以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作为重要的政绩考核指标,在实际工作中片面强调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长期轻视或漠视农村社会风气等文化建设工作.重物质文明建设,而轻精神文明建设,导致农村文化建设长期投入不足,文化阵地“空壳”问题严重.有些地方虽然对文化建设有一定的投入,但为了追求政绩,往往只重视“硬件”投入,而忽视了文化建设的“软件”投入和长期培育,尤其对乡村内在的民风民俗、村规民约等很少涉及,从而导致农村文化建设成为“盲区”.由于文化建设的缺失,使得乡村治理缺乏内在的文化纽带,农村和农民普遍缺乏“精神食粮”,从而导致乡村治理“失魂”.

（二）社会转型冲击乡村文明脐带,农村文化“失根”

城镇化欲将传统的乡土社会“连根拔起”,为转型期的农村社会注入了更多的现代因子,传统农村封闭、落后的状态被打破,农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利益格局、规则体系都发生了变化,大量人口处于“失根”“无根”的“漂浮”状态,导致祖祖辈辈留传下来的精神根基未能保留和传承下去［５］.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利益原则和交换关系逐渐渗入农民的日常生活、生产、社会交往等各个方面,使得农民行为和动机对货币收入最大化追求更加强烈,“社会化小农”和“市场化小农”的特征越来越明显［６］.又因国家未能及时在乡村建立起新的价值观念和体系,使得农民很难抵御外部负面观点冲击,受市场利益观念影响越来越严重,从而导致“利益至上”“金钱至上”“消费主义”等观念成为农民的行为准则,农民的日常行为日益功利化,人情往来也日趋利益化,从而导致农村人情关系的异化,引发铺张浪费、大操大办、天价彩礼等一系列不良风气.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乡村传统文化不断流失,传统农村的伦理道德体系逐渐被消解,导致乡村治理内在的柔性作用、自律性机制逐渐消失,乡村秩序的内生基础也逐步消解,乡村赖以维系的文化纽带逐渐失去作用,从而导致农村社会陷入“失根”状态［７］.

（三）城乡失衡挤压乡村内在文化,农村治理“失血”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这不仅改变了农民的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而且使其对乡村文化的认同度降低,传统的理论价值规范也日渐断裂,农村的传统文化随着人口流动而“流失”和弱化［８］.对于外出农民而言,在城乡二元体制的限制下,“生长在农村,生活在城里”的状态,使其难以真正融入城市,同时由于种种原因又不愿意回到农村,这种“漂浮”状态导致农民精神和价值观念上的游离,农民返乡后多参加、、迷信等活动来消磨空闲时间,以此引发一系列不良风气.另一方面,青壮年的外流,使得农村发展的中坚力量削弱,“３８６１９９”成为农村主要人口,使得文化活动和文化建设难以持久开展.同时,乡村中年长者在乡村文化秩序的权威不断弱化,在家庭中的角色不断边缘化,难以有效规范村民的行为或习惯,这使得乡村内在礼俗难以发挥作用.留守老人问题日益突出,也是因为传统道德伦理观念弱化,引发了农村的不孝之风.总体而言,在城乡失衡背景下,乡村传统文化逐步消退,现代文化又尚未发展起来,使得农村文化生活贫乏,而没有文化的浸润,农村的治理处于“失根”“失血”的状态.

四、破除农村不良社会风气的对策建议

总书记指出：“要把培育文明道德风尚作为重要着力点,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舆论导向,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推动形成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社会风尚.”改善农村不良风气必须从培育和加强农村内在文化基础的角度出发,将国家治理的取向由“政权治理”“物质治理”转向“以文治理”,通过强化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传承和发展乡村文明,激发农村内在文化动力,以此为乡村社会注入新资源、新要素、新活力,从而为乡村社会“塑根”,通过文化的治理培育良好的公共秩序和道德规范,让文明积极的风气内化于每个农民心中.

（一）深化公共文化供给侧改革,提升文化服务

农村公共文化的建设是促进“以文治理”的基础和前提.针对当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不足、发展滞后的问题,需要充分发挥政府作用,加快推进农村公共文化供给侧改革,为农民提供优质的、均等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不断丰富农民文化生活.（１）以政府为主导,公共财政为支撑,强化政府对农村文化建设的职责,推进文化服务向基层倾斜.（２）引入市场机制,激发社会力量参与,推进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的工作,创新文化供给方式,提高文化服务的水平和供给效率.（３）供给过程中,避免“运动式、大水漫灌式”的供给方法,以民生问题为切入点,以农民满意为文化服务的出发点,结合农村的实际情况和特点,针对不同农民群体的实际需求,将文化服务的供给方式、供给内容与农民日常生活相结合,实现服务的有效供给,不断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水平［９］.（４）深入推进“精准宣传”,创新宣传方式,丰富宣传内容,融入地方文化,拉近公共文化与农民之间的距离,扩大宣传效果,让公共文化深入人心.

（二）深入推进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

移风易俗是“十三五”期间深化乡村文明行动的核心内容,是新时期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

破除农村社会的不良风气和陈规陋习,需要深化开展移风易俗活动,促进移风易俗真正“进村入户”,让文明乡风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一方面,可以鼓励和支持农村基层成立红白喜事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禁毒禁赌会等群众性自治组织,为移风易俗搭建服务平台；选举理事会成员,劝导和监督农民节俭办事.同时,充分利用村庄内闲置房屋、场地、器具等为农民节俭办理红白喜事提供方便.另一方面,开展新风讨论活动,征求群众意见和建议,制定移风易俗和文明新风的细则,将移风易俗纳入村规民约和村民自治章程,通过制度化的规范来约束农民行为.同时,建立长效的奖惩机制,推进新规新风“进村落户”.对于严格遵守文明新风规定的农户,适当的给予物质和精神上的奖励；对于大操大办、铺张浪费违反规定的村民酌情通报批评.

（三）传承和弘扬乡村文明,夯实文化根基

深入推进“文化治理”,需要充分挖掘和传承农村优秀文化,注重主流文化、乡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合创新.发挥村民自治组织的文化整合功能,加强传统文化场所如祠堂、茶楼、集市等的保护与利用,依托传统文化资源建设农村文化礼堂,打造村庄文化“地标”,充分利用当地优良乡风教化资源,组织民俗文化活动,塑造村民人文精神.并结合农村实际情况,积极培育“新乡贤”,对于乡村中社会威望高、品德好、能力强的人进行重点培养和发展,强化对乡贤能人公共文化、法律知识等多方面的培训,充分挖掘乡贤传统文化,吸引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发挥“新乡贤”引领示范作用,以此优化乡村治理资源,增强农村基层文化的自我发展能力.同时,村干部、乡贤能人可以鼓励和引导村民在村内组织开展优良家风、家训、家规的宣传活动,将优良家风融入到农民日常生活和青少年教育中,促使大家形成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时代新风尚融入乡土文化,利用各具特色的乡土传统文化,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

（四）衔接村民自治,激发文化治理内动力

要促进公共文化和文明价值观在乡村发挥作用,需要与村民自治有机结合起来,通过激发农民自身的积极性、主动性,以此提升乡村的内在治理能力.在文化服务和文化活动供给的过程中,积极探索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单元,根据农民的居住习惯、生活习惯等,依托自然村、村民小组等内生性单元,开展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活动.将农村文化服务与农民实践结合起来,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引导和鼓励地方探索多样化的村民自治实现形式,结合地方实际情况探索自治组织和活动,充分利用和挖掘村庄内在资源,发动农民参与文化服务和文化活动.同时,在公共文化建设过程中,赋予农民文化需求的表达权、决策权和监督评价权,不断完善村民的参与机制,通过扶持和引导农民成立文化组织,以组织化促进农民参与.优化以村务公开、评议、理财为主要手段的监督制度,促进农村公共文化有效实施.

本文为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委托的《农村社会建设和乡村治理》研究课题的成果之一,报告原题为《当前农村社会不良社会风气的态势、成因及对策建议》.此报告由中国农村研究院徐勇教授和邓大才教授主持,笔者执笔.在文章的写作过

程中,邓大才教授给予有益指导,在此致以谢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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