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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医融合协同治理：美国经验与其》

本文是关于美国学年毕业论文范文与协同和启示和美国经验方面论文范文文献。

冯振伟1,2, 张瑞林2, 韩磊磊3

（1.山东大学 体育学院,山东 济南 250061；

2.郑州轻工业学院 体育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2；

3.宜春学院 体育学院,江西 宜春 336000）

摘 要:美国作为体医融合的倡导者和先行者,协同体育、医疗、卫生、教育等多元主体通力合作,把体力活动作为健康促进的重要方式,强调医疗卫生与体育非医疗手段深度融合,通过明晰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及责任,构筑整体均衡的合作秩序,走出了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之路.运用文献资料、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在厘定体医融合协同治理的内涵与特征的基础上,对美国的体医融合协同治理体系进行探讨,研究发现：(1)采取顶层设计协同的治理环境；(2)构建多元化健康服务平台；(3)健全治理责任分担机制等协同治理举措.基于此,获得我国体医融合协同治理启示：(1)加强政府部门的核心领导,顶层设计协同治理框架；(2)协同体育和医疗机构联袂,构建体医融合服务平台；(3)建立科学的责任分担机制,明确多方主体治理责任等,促进我国体医融合协同治理有序推进,以期为我国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提供强力支撑.

关键词：体医融合；协同治理；美国；经验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0520X（2018）05001607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Sports and Medicine: Enlightenment

Acquired from American Experience

FENG Zhenwei1,2, ZHANG Ruilin2, HAN Leiei3

(1.School of P.E., Shandong Univ., Ji’nan 250061, Chna;

2.School of P.E., Zhengzhou Light Industry Univ., Zhengzhou 450002, China；

3. School of P.E., Yichun Univ., Yichun 336000, China)

Abstract:As the advocate and pioneer of collaboration between sports and medical institution, the U.S. has succesully initiated th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by integrating sports, medicine, health, and education. The U.S. takes physical activities as a major way to keep fit, emphasizing deep collaboration of medicine with sports. It constructs balanced cooperative order by clearing the liabilities and benefits of related partiess. Through literature study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author elaborates on the connotation and features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between sports and medicine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system of sports and medicine in the U.S., which has adopted toplevel design to realiz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ultivariate platform for health service, and responsibility sharing system. In China, the core leadership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toplevel governing framework should be built.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sports and medical institution is the guarantee for constructing a cooperative platform of sports and medical institution. The responsibility sharing system to define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related parties should be established.

Key words:collaboration between sports and medical institutio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U.S; experience

随着国民健身热情日益高涨,民众不仅对科学健身更加关注,而且开始参与运动辅助慢性病的预防与治疗［1］.顺应时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健康中国”建设的战略部署.2016年10 月,《“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发布,强调体医融合和非医疗健康干预.“全民健身”与“健康中国”战略叠加,给我国体育业和医疗业融合发展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新时代,进一步挖掘体育对于“健康中国”建设的意义与功能,协调体育业、医疗业深度融合,是顺利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迫切课题.然而,现实的体育业、医疗业各运行主体缺失协同机制,多主体跨界融合、协同治理能力羸弱,体医融合共生的沟通渠道与界面平台尚不完善.因此,革新体医分离思想观念,肃清历史体制机制障碍,破除利益相关者固化藩篱,寻求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格局,是顺应体育业、医疗业等深度融合的必然选择.美国作为体医融合的倡导者和先行者,协同体育、医疗、卫生、教育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把体力活动作为健康促进的重要方式,强调体医深度融合,通过协调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权利与责任,构建了可持续的协同治理路径［2］.体医融合已成为当前我国实施全民健身战略的技术关键,推动“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途径.因此,深入挖掘美国体医融合协同治理的经验,可为我国体育业与医疗业深度融合提供参考.

1体医融合协同治理的内涵与特征

体医融合协同治理,是协同治理理论在体医融合领域的具体应用,是“体医融合”和“协同治理”构成的组合概念.所谓“体医融合”是基于运动的安全性、有效性及持续性,把体育、医疗等多项健康技术手段综合运用于民众科学健身及疾病预防、治疗与康复中,以获得健康促进的全生命周期过程［3］.国家体育总局赵勇副局长亦强调体育管理部门与医疗卫生部门要通力合作,通过建立经常会商机制、联合调研机制等,群策群力促进体医融合各项工作落到实处［4］.世界“有氧运动之父”肯尼斯·库珀(Kenneth.H.Cooper)博士则用科学的证据印证了体医融合对于防病治病、健康促进的显著成效.这些概念凸显出体医融合的多主体性、多因素性、跨域性等特征.

所谓“协同治理”,是一种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治理模式［5］.是指在公共服务领域,政府（或职能部门）、营利性组织、社团组织、公民个人等要素构成的开放系统中,凭借构成要素或子系统间的非线性耦合、协同,基于高级序参量的生成,多元主体参与公共事务治理,最终获得最大化的公共利益.其本质特征是对治理结构中主体多元及目标、资源、方式等复合要素的认知与厘定,并对协同过程与关系的正视与再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入攻坚期,协同治理亦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逻辑理路［6］.

基于两个概念的组合,体医融合协同治理是指基于健康促进的治理体系,以政府（或健康职能部门）、营利性健身机构、康复中心、医院、相关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通过法律规范、对话协商、利益制衡、责任传递等治理手段来加强多主体间协作与互动,实现体育和医疗业务融合,达成国民健康促进公共利益最大化.其特征可归纳为三个方面：（1）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是政府部门、私营机构、团体组织等多主体间自我协调的制度架构,所涉及维度己远远超出传统的单一主体.（2）治理目标协同,作为公平正义代表的政府制定战略或规章来主导体医融合体系,而作为市场效率代表的营利性组织利用机制来刺激有关体医融合技术的创新和推广,作为社会公益代表的社会组织利用自愿机制来弥补政府的失效及市场失能.（3）子系统协作,从系统论的视域,体医融合涵盖健康体适能、运动损伤与康复、特殊人群锻炼、体育治疗等多个健康服务领域,而该系统的维护涉及政府、盈利组织、社团组织、教育部门、社区等多元主体.

2美国体医融合协同治理的渊源

美国的福利型社会带给人民生活质量提升的同时也带来了健康隐患,因运动不足引起的国民健康危机成为头号健康杀手.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间,美国医疗费用从270亿美元迅速增长到1 920亿美元,令人费解的是,同时期慢性病患者并未取得良好治疗效果,且慢性病患病率达到高峰［7］.面对医疗费用快速增加和慢性病群体疾病威胁,美国开始关注国民健康,不仅从战略高度部署了体育与医疗相结合的治理框架,还不断探索体医融合的治理实践.卫生与公共服务机构把科学化运动同健康促进相结合,开始关注体医融合,强调运动促进健康的有效性及持续性［8］.基于“体医融合”理念,把体力活动同健康体检、合理营养和良好的生活方式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把体育非医疗手段和医疗手段相结合作为改善居民身体状况、提升生命质量的重要举措.

作为美国政府公共医疗服务的最高行政职能部门——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HHS) ,统领体育与医疗业,主导民众健康与体力活动政策制定,在大众健康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同时,着眼大众体力活动标准的制定与推广.1979年,徐士韦等人发表了《国民健康:健康促进与疾病预防报告》,初次采取运动健康促进的“预防优先”策略,把体力活动融入国家健康促进计划［9］,把体力活动贯穿于生命的全周期过程.以“预防为先”的健康治理理念取代了“治病为主”的传统健康管理理念,以实现健康关口前移.从1980年启首,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牵头,协同基层政府、社区中心、民间组织及专业研究机构,每隔10年颁布新的《健康公民》计划,把体育手段作为健康促进的重要方式得以普遍推广,体育非医疗手段与卫生医疗手段融合的健康策略在国民疾病预防、增强体质等方面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同时期,HHS和美国农业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ture,USDA)定期修订出版《美国居民膳食指南》,为美国国民提供科学的膳食建议及合理运动指导［10］.伴随着体医融合理念深入人心,体力活动、合理膳食、健康体适能的实践及理论研究获得了大量成果.1995年,由美国运动医学会联合美国疾病与预防控制中心出版《体力活动和大众健康指南》［11］,此后不断修订,进一步提升了运动促进健康的实践价值.2007年,美国运动医学会倡导“运动是良医(Exercise is Medicine)”的理念,鼓励临床医生将“体力活动”作为基本生命体征融入问诊体系,提倡临床医生与健身指导人员共同参与疾病预防与治疗,促进民众健身科学化水平提高.2010年,美国疾病与预防控制中心、非盈利实体等多部门协同配合,颁布了首个《国民体力活动计划》(National Physical Activity Plan,NPAP),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2016年,在2011—2015年NPAP全方位的评估基础上,由各个组织组成的国民体力活动计划联盟颁布了2016—2020年NPAP.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联邦政府确立了体医融合的健康促进理念并深入推广.

3美国体医融合协同治理的经验探讨

3.1顶层设计协同的体医融合治理环境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总统体适能与体育咨询委员会、联邦机构工作组、美国运动医学会等多元主体,没有明确的等级隶属关系,相互依赖形成“协同”

结构.政府部门通过法律、监督、评价等手段,上下贯通,构建一个良好的资源、信息沟通环境,让其他主体形成强烈的健康促进协同意识.美国政府从顶层来设计体医融合的协同治理框架（图1）,通过政府宏观调控,实现与多个部门联动协同,从宏观层面营造了推进体医融合发展的治理环境.

图1美国体医融合的协同治理框架体系

3.1.1政府部门主导全局

早在1956年,总统艾森豪威尔设立了政府机构

“总统青少年体适能咨询委员会”,后来在肯尼迪时代,“总统体适能促进咨询委员会”取代之.1968年,“总统体适能与体育咨询委员会”(PCPFS)又取代该机构,着重于促进公民健康和全民体育的开展,解决美国公民体质健康问题.1978年,《业务体育法》获得美国国会通过,成为美国体育政策法规中一部重要的成文法.1979年起,美国开始系统参与公民体育与健康,初次研制出《健康公民》计划.随后发布了一系列健康计划及相关健康促进政策（表1）,成为美国政府关于国民体育与健康较为系统和权威的行动纲要.该政策体系的持续与稳步实施,肯定并提升了体育、卫生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有力地推动了体育与卫生等事业、产业融合发展.

表1目前美国出台的与“体医融合”相关的核心国家政策

政策名称政策制定部门时间政策作用及目标

《健康公民2020》联邦机构上作组(FIW),HHS2010年建立伙伴关系及网络,实现高质量的生活方式,降低过早死亡率；促进健康平等；构建适宜健康的社会和物质环境；推动健康发展及优化人生不同阶段的健康行为.

《美国人体育活动指南》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2008年向政策制定者、医疗卫生工作人员、健身专家提供政策与运动处方制定的依据,并向民众提供体力活动建议与指导.

《国民身体活动计划》（2016—2020）科研人员、疾病防控中心和非营利实体的代表构成的统筹委员会2016年营造进行体力活动紧迫感和危机感的文化氛围；保证各个部门伙伴关系、执行能力、评估等发展；定期对《计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估.

《促进老年体育的国家计划》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老龄研究所等6部门2001 年强调公共政策、医疗卫生、家庭与社区、宣传与营销、科学研究等6个领域,跨领域合作制定综合性健身计划.

《青少年体育国家标准》（修订版）青少年体育理事会2008年明确学校、家长的职责,其中的11项标准均涉及学校与家长的相应职责,强化家庭作为支撑青少年安全运动的关键要素.

3.1.2多职能部门跨界融合

政府成立联邦机构工作组(Federal Interagency Workgroup,FIW),总揽健康计划具体实施,该工作组包括总统体适能与体育咨询委员会、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教育部、农业部等多个部门成员,并且吸纳社会组织、营利性企业参与,并与交通、环保、教育、营养、医疗、住建等领域建立了网络合作伙伴关系,通过跨界人员协调,定期评估各部门的工作进展情况,树立典型案例.

3.1.3非营利组织强力支撑

疾病与预防控制中心、体力活动研究部门和一些公益性实体组织构成民间合作组织——统筹委员会,该组织制定并实施《国民身体活动计划》,并负责其运行情况.健康领域相关的25个全国性的社会组织,构成了统筹委员会的理事会成员,其中22个为体育、医疗领域的组织.除疾病与预防控制中心等个别组织为政府职能部门外,美国运动医学会、美国癌症协会等非联邦政府组织,为其主要构成.《国民身体活动计划》新周期的实施中,疾病与预防控制中心又成立体力活动与健康部门,持续推进部门之间的跨界融合.在统筹委员会协同合作的影响下,各个理事成员内部又通过设立、合作等融合方式,共同构筑复杂的体医融合协同运行机制［18］.

3.2构建主体多元的体医融合服务平台

美国自1980年实施国家健康战略以来,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等部门经过30多年的探索与实践,构建了多元主体体医融合服务平台.该平台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主导功能,社会组织和研究机构的协助效能以及体育健身与医疗卫生业的联动作用.多元化体医融合健康服务平台至少包括五个方面的构成主体（见表2）.

3.2.1主体之一：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HHS)

作为政府主体,宏观管理美国体育和卫生医疗事业,制定了系列体力活动标准,实施并推广国民健康计划,如周期性《健康公民》计划的制定、《美国居民膳食指南》及《国民体力活动指南》的修订与实施等,HHS作为国民科学化健身的宏观管理者、“体育”非医疗手段促进健康的倡导者,协同体育系统和医疗卫生系统合作,充分彰显“体医融合健康促进”的服务理念.

表2美国体医融合健康服务平台的多元主体

主体主体名称主体类型服务功能

1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行政机构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2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研究机构提供医学科学研究

3美国运动医学会社团组织倡导“运动是良药”

4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信息机构提供体质健康信息

5体力活动指南咨询委员会咨询机构提供体质活动指导

3.2.2主体之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

该机构由27个研究所及研究中心组成,积极探索生命及行为学机制,以医学科研成果促进运动健康水平,以获得预防、诊断和治疗各种疾病的目的.该机构成立研究基金（Intramural Research Program,IRP）,积极探索体育锻炼对于癌症等慢性疾病的干预机制及效果评定,研制减少患癌等疾病风险的最佳运动方案.与此同时,致力于体医融合健康促进的宣传工作.《运动与体重控制》、《老年人的体育运动》、《运动与心脏》、《运动与骨骼健康》等刊物的出版发行,能够普及体医融合理念、引领民众科学化健身.

3.2.3主体之三：美国运动医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AC)

该社会组织的核心理念是倡导“运动是良医”,通过与政府机构、健康产业、公共卫生等部门密切合作,在体育教育、运动科学、医学领域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推广健康生活方式.AC倡导体育工作者与医疗工作者沟通与协作,通过编写《运动是良医—运动与健康专家行动指南》,以促进两者合作为病人出具适宜的运动处方.同时,AC为国民编写了运动指南《运动是良医:公民行动指南》,要求国民定期参加体检,通过运动这一“药物”预防慢性疾病的发生.同时,AC开发健康健身职业认证体系,进行健康体适能教练等资格认证；并与其他部门合作,开展基层医卫人员运动损伤康复技能培训.

3.2.4主体之四：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NCHS)

美国权威的健康数据调查与统计机构,通过收集、分析和发布体质健康数据,在监控民众的健康状况、提供科学研究信息、指导美国公众健康等方面提供服务.该机构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数据调查：一是健康状况的相关调查(NHIS),二是有关健康与营养状况的调查(NHANES),且都涉及运动促进健康.同时,NCHS统计美国医生使用运动处方的情况及民众接受医生体力活动建议的情况,为健康促进提到了监督作用.

3.2.5主体之五：体力活动指南咨询委员会(Physical Activity Guidelines Advisory Committee,PAUAC)

该组织致力于体力活动领域的相关咨询服务,关注运动健康促进及其对慢性病的预防；肥胖与体重控制,肌肉、骨骼的运动损伤与不良反应；骨骼、关节以及肌肉的健康与机能表现；重点、特殊人群体力活动的实施等方面.另外,PAUAC通过创建“美国体力活动科学数据库”,提供体力活动的科学依据.

集医疗卫生与运动健身于一体的多元健康服务平台,充分发挥了多元主体的能动作用,各个主体从自身优势发挥了健康促进功能,同时相互联系与协同,形成了推动体医融合的强大合力.

3.3健全体医融合的治理责任分担机制

多元主体之间责任分担是跨界合作治理的应有之义,是合作治理有效执行的前提［12］.责任分担,对不同参与主体进行公平和合理的责任划分,最终通过相应的责任评估、协调、领导等机制得以保障.美国通过明确责任主体,实现与多个部门的联动合作,明确治理责任,实现体医融合治理责任分担安排.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3.3.1政府部门的统领责任

美国健康促进政策实施的主体是一个多方责任共同体,其成员包括总统体适能与体育咨询委员会、政府机构工作组、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社区组织及非营利性组织等机构,不同机构进行点对点的责任对接和协作,共同实现健康促进的政策愿景.例如：健康公民计划的制定与实施,由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负责健康公民计划的预发布并征求社会意见,不断完善后正式发布,各州地方政府、卫生机构在国家健康计划的指导下,负责制定本区域的健康计划.而身体活动计划由总统体适能与体育咨询委员会与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负责领导并实施.

3.3.2多方主体的分担责任

1980年,美国发布第一代健康公民计划以来,强调健康促进责任不能由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一家承担,应由社会各界共同分担、协作完成.由此,联邦政府设立联邦机构工作组,由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教育部、农业部等多个部门构成,专门负责健康计划的实施工作.该机构支持社会组织参与,鼓励营利性组织合作.并且与交通、企业、环保、教育等部门建立网络化伙伴关系,由跨区域协调人员定期对各部门的责任分担进行评估.在美国《国民身体活动计划》的实施中,专门明确公共健康、教育、工商业、大众传媒、交通、土地等8个部门的责任划分,发挥不同部门的能动作用,促进部门间的目标协同.

3.3.3科学的责任评价机制

为了科学评价《国民身体活动计划》实施成效,统筹委员会托付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预防研究中心,成立专门评价机构,对其进行精准评估.运用体力活动政策网络评估逻辑模型(Logic Model)的评价方法,采用政策分析与系统理论,通过收集政策信息与政策活动要素,利用相互关联的规划矩阵和因果对应的基本逻辑,处理相互关联的政策过程并描述政策系统的结构.基于人力、物力、财力、时间、技术的投入分析,活动类型、对象的活动分析和短期、中期和长期的效果分析,评价各方主体的责任和实施成效（详见图2）,围绕着逻辑模型构建的评价指标简便且易于收集.

图2美国《国民身体活动计划》的评估模型示意图［14］

4对我国的若干启示

4.1加强政府部门的核心领导,顶层设计协同治理框架

“顶层设计”其涵义是沿用系统论的逻辑,从全局、宏观的角度,统筹规划某个项目的相关要素、相关层次,以集合有效的资源,来实现目标的方案［15］.这一概念着重于整体性、系统性及宏观决定性,被广泛应用于各个行业.对于体医融合系统,有赖于政府主导下顶层设计来构建协同治理体系.2017年5月12日,国家体育总局与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体医融合工作座谈会,开启了体医融合协同治理的顶层对话,会议强调体育部门和卫生部门要统一思想,明确任务,紧紧扭住“四个共同”推进体医融合［16］.

结合我国实际制定整体性框架,培育协同的体医融合治理环境已成为推进工作的战略选择.该框架应涵盖：（1）治理目标,促进国民科学健身水平及加大体育非医疗手段干预,充分发挥体育在疾病预防、治疗和康复中的重要作用,为深入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效途径.（2）治理主体及客体,以体育卫生管理机构、健身与医疗服务部门、营利性健康企业与社会志愿服务组织、民众等多方力量为体医融合协同治理的主体,明确多方主体的责任和义务；客体是在相关政策制定与实施、机构分工与协作、技术整合与规范、资源流通与分享等为实现体育与医疗健康促进所面临的各种问题.（3）治理工具,包括法律规范、政策引导、对话协商机制、责任分担机制、利益共享机制等等,政府部门一方面应自上而下完善和健全当前体医融合的法律法规体系,制定和配备更具操作性的政策体系,另一方面应自下而上,加强与企业、非政府组织、基层健康服务部门的对话、交流,构建信息反馈机制.如此,通过“上下联动”的战略性指导,加强各个子系统之间协同,形成体医融合协同治理的“封闭回路”.

4.2协同体育与医疗机构联袂,构建体医融合服务平台

美国协同体育、医疗、卫生等多元主体共同合作,构建健康服务平台,为实现协同治理奠定基础.然而,我国体育业和医疗业隶属于不同行业部门管理,管理模式条块化、健康服务碎片化.健康促进场域内体育业与医疗服务业信息、资源、人才的传递与沟通机制不够健全.借鉴美国经验,可采取以下几个措施：

4.2.1转变观念,重新认识体医融合对健康促进的价值和功能

基于“大健康”、“大体育”理念,整合部门资源,充分发挥发展改革、体育和医疗等部门系统间的协同效能,建立“体医融合”的联动管理机制.制定能够扶持体育与医疗服务业融合发展的法律法规,完善能够促进体育与医疗服务业融合发展的政策体系,促进与现有政策相衔接的新业态发展.通过引导营利性机构供给侧改革,引领体医融合健康消费新风尚；通过帮扶体医融合社会组织壮大,有效提升协同治理成效.

4.2.2推广“运动是良药”理念,发挥体育非医疗干预功效

将“运动是良药”理念纳入临床分级诊疗体系,用于医务人员对患者体力活动的评价和治疗手段,以促进体医技术、业务融合共生发展.打造体育专家与医疗人员共同诊疗科室,把体质评定纳入生命体征常规体检,体力活动纳入疾病诊断问询,为不同健康状况人群提供体质健康促进、运动处方等健康服务.结合不同病种患者的病理特征,把体育非医疗干预手段针对性地融入到不同科室,系统地促进患者参与疾病治疗.同时,科学构建不同人群的运动处方库,深入推广《全民健身指南》［17］,有效推动国民科学化锻炼水平,运用体育、医疗、卫生、营养等多重手段的叠加效应,充分发挥体育疾病预防功效.

4.2.3加强院校合作,培养“健康技能”人才

懂体育、又懂医疗的复合人才是体医业务融合的执行者,是健康服务质量优化升级的操作者.要充分发挥体育和医学院校的办学优势,占据“体医融合”复合型人才培养“高地”.体育院校要树立“大健康观”意识,把“健康”融入专业人才培养思路,由“运动技术”培养转向“健康技术”培养,将“运动技能教学”渗透到“健康技能教学”,提高体育人才的“运动为健康”意识,强化科学化健身指导技能.医学院校要树立“大体育观”理念,增强“体育非医疗手段干预”应用,把体育干预作为重要手段贯彻于生命健康全周期过程.通过开设“体医融合”特色专业,完善体育与医学结合的课程体系,拓宽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合作领域,加大学生深入社区体育中心和社区医院的实习实践力度.

4.3建立科学的责任分担机制,明确多方主体治理责任

联邦政府的体医融合协同治理格局是由政府领导、社会组织和研究机构联动,体育、医疗等多部门协同,有专门针对教育、交通、土地、工商、非营利机构等的义务和责任划分,使职能部门、非卫生系统等多方积极性得以调动,有效推动了国家健康促进政策的落实.同样,实现我国体医融合协同治理,也需要国家多部门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以构建科学的责任分担机制,协调多方的治理责任.

4.3.1协调政府职能部门的治理责任

清晰划分不同职能部门在体医融合健康促进中的权利和责任,加强多元主体之间的沟通,完善各主体的治理责任传导机制、形成责任落实“闭合回路”.基于全局和全周期的治理流程,将体医融合理念融入多元主体的政策协同,通过设置发展改革、体育、卫生、环境、教育、住建、工商、税务等部门的责任目标,构建既相互协调又相互监督的运行机制,实现职能部门业务流程再造.另外,建议设立国家健康促进委员会,成员由体医融合的多方代表和社会组织构成,作为多元主体的协调机构,负责有关体医融合业务的实施和分担责任协调,实现体医融合的健康促进成效聚变.

4.3.2强化营利性组织的资源配置作用

基于供给侧改革,促进健康服务供给优化升级,有效发挥健康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引入政府系统以外体育和医疗的社会力量参与体医融合共享共建,抓好社会资本参与体医融合的引导、扶持、监督机制.通过项目支持、税收减免、财政补贴、政府购买服务等不同形式,提升营利性组织参与体医融合的能力和效率,积极促进体医融合健康产业孵化、成长,实现体育和医疗盈利组织资源优化配置.同时,及时考核、监督营利性组织参与体医融合的具体运行态势,科学评价、衡量体医融合共生发展水平.

4.3.3发挥非营利性组织的公益志愿作用

美国之强,强于社会组织.美国运动医学会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行业权威,在体医融合领域的运动医学、健康体适能、运动损伤与康复等方面成绩斐然,是科学运动的航向标.其会员投身到运动医学和运动科学领域,为美国乃至全世界人民推广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我国的体育、卫生等非盈利组织亦在“健康宣传”、“志愿者服务”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作用,其社会公益、服务意识强、分布广泛、组织灵活等属性,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体医融合的关联度,能够有效弥补政府的“失能”及营利性组织的“失效”.

5结语

随着“健康中国”建设的持续深入推进,体医融合正成为“健康中国”建设的一剂良方.然而,体医融合协同治理还处于顶层设计缺失,体育与医疗机构联袂不强、治理责任单一的尴尬境地.美国通过多年实施国民健康政策,走出了体医融合协同治理之路,通过跨越政府组织层级,打破公共部门界限,倡导公私领域合作,实现了健康促进利益优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美国经验,紧随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脚步,通过顶层设计协同治理框架；协同多元主体部门合作；明确多方治理责任,必然开创中国特色的体医融合协同治理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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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国家体育总局.推动体育和医疗深度融合［EB/OL］.http://www.rmzxb.com.cn/c/20170517/1540840.shtml.

［16］ 石国亮,刘晶.宏观管理、战略管理与顶层设计的辩证分析——兼论顶层设计的改革意蕴［J］.学术研究,2011(10):4146.

［17］ 蒋亚明.《全民健身指南》正式发布［N］.中国体育报,20170811(001).

美国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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