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传统廉洁文化中的自觉、自信和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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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_刘绪义（湖南长沙）
编者按：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德性文化,它有着严密的高度体系化的伦理价值,主要表现为道德论、政治论和人生论的贤人作风,无论是先秦诸子百家之学,还是此后的两汉经学,无论是宋明理学,还是乾嘉汉学,其都无一例外地散发出高度伦理化的中华人文精神.也正在这一人文精神的熏陶之下,中国传统士大夫奉孔子为精神教主,以儒家经学为经本,用积极入世的态度,实现了儒家修齐治平的生命历程,也因之铸就了一代又一代为生民所歌颂的清官廉吏.
衡量一个民族文化是否优秀,一个关键指标就是看这个民族是否有一股强大的自洁势能.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优秀,绵延数千年,至今依然成为全民族的重要精神支柱,是因为这种文化的自洁素养与廉洁自觉、自信和自律能力起着重要作用,其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我们现代社会好好传承.
去污自洁,免于腐败的廉洁自觉
中华文化的廉洁意识从何而来？其答案就在于去污自洁、免于腐败的廉洁自觉.这既是我们民族廉洁素养的历史存在,也是民族自觉的文化根基.早在战国时期,这种廉洁自觉就显露出来.《周礼·天官·小宰》说：“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这是古人评判官员的六大标准,即廉洁善能、廉洁高效、廉洁谨慎、廉洁公正,廉洁守法,廉洁明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六计”也就是“六廉”,即以善能、高效、谨慎、公正、守法、明辨为“廉”,此之谓“既断以六事,又以廉为本”.这不仅对后世的吏治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而且也可以说开启了民间的清官情结.
其一,说到民间的清官情结,现代人或许不屑,或以为清官靠不住,只是民众的心灵寄托,而只有制度才最可靠,然却不知,再好的制度都离不开人,没有好官,制度又如何延续？其二,清官情结正是一种廉洁自觉,因为这种清官情结本身就包含了守法意识在内.做一名清官不仅是许多士大夫官员的志愿或自诩,也是民众普遍的社会心理诉求.这直接影响着社会的政治生态,也影响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
历史上,确实不乏奸臣当道的时期,“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然而,这些脏官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相反,历史上也有一大批敢于为民请命、刚正不阿、不惜丢官罢职的良臣直吏,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清官廉吏,却永远活在民众的口碑之中.清官们“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秉德无私参天地兮”而名垂史册,照耀着中华文化的灿烂星空.这就是一种廉洁自觉.它不仅体现在官场,而且深深扎根于民间.多少书香人家甚至底层百姓的家训族规,都书写着一个“廉”字,告诫子孙不可与贪字沾染,后代犯罪者可开除族籍,不许入祠堂,不是贤子孙.这不仅是一种无形的道德压力,也是一股强大的廉洁自觉意识.
在儒家传统中,还有一个词将廉洁自觉化为一种功夫,这就是“慎独”.《大学》是这样解释“慎独”的：“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通俗理解便是,一个人独处之际,要有一种高度的道德自觉,做个意念诚实之人,不管是群居之中,还是独处之时,都不会自欺.即便是独处时,也会想象有“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不会人前人后两个样.“慎独”这门功夫,切中了社会普遍的从众心理,就是在没有直接强制的要求或压力下,个人依从于群体的行为表现.人人皆醉,不能唯我独醒；多人腐败,不能唯我独廉；你贪我也贪,不贪白不贪.这种从众心理正是官员腐败的直接动因,是一种可怕的社会心理泥潭.“慎独”二字正好把官员从这种社会心理泥潭中拔了出来.
宋代一位长期担任基层官员的理学家周敦颐,更是将“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爱莲精神大力张扬出来,将中华文化“去污自洁”的免疫自觉刻在了我们民族的脊梁上.更难能可贵的是,如周敦颐者,既不是达官显贵,又不是功臣名将,但是却能在死后不久,被朝廷配享孔庙,享受世代祭祀,极大地张扬了民族文化中的廉洁自觉精神.
志在天下,敢于担当的廉洁自信
如果说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生命力持有坚定信心的话,那么,廉洁自信则是文化自信的基石和土壤.正如腐败土壤中绝对培养不出文化自信一样,只有廉洁才能使一个民族的文化具有光彩、给人信心.
廉洁自信是对廉洁这一社会价值观的自信和力行,来自去污自洁、免于腐败的廉洁自觉,夯实了廉洁文化的深厚根基,转而化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
庄子说：以天下为笼,则雀无所逃.一个人若胸怀天下,那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传统文化中的天下情怀培养了多少仁人志士的担当之志.屈原说：“定心广志,何所畏惧？”胡安国说：“有志于为学者,当以圣人为则；有志于从政者,当以宰相自期.降此,不足道也.”王夫之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唯志而已矣！”其将人和禽兽的差别归诸“志”,从而开启“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别样人生.魏源说：“功名待寄凌云阁,忧乐常存报国心.”曾国藩说：“大丈夫当以澄清天下为己任.”左宗棠说：“身无半亩,心忧天下.”
当然,这并不是说说而已,上述人物无不将毕生精力付诸他们的天下之志,为历史树起了一片廉洁碑林.一个人志在天下,自然就不会被眼前的利益所诱惑；志在天下,方有担当意识；志在天下,方才无畏无惧；志在天下,方有伟大人格.可以说,天下情结,是历史上志士仁人成功的命门；天下情怀,是中国廉官文化最具特色的传统.这是何等的廉洁自信！志是信念,是信仰,是力量.志在天下,就能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敢于舍弃个人私利,不惧腐败势力,以一种家国情怀担当起嫉贪如仇的赤子报国精神.
以湖南为例,从晚清到民国,再到今天,涌现出无数以求道为人生最大奋斗目标的清廉人物,为中国区域文化版图中最具特色的省份之一.从“做官以不要钱为本”的曾国藩,到“居官廉静宽厚,不求赫赫之名,而身际艰危,维持大局,毅然担当,从不推诿,有古名臣风”的刘坤一,上百个湘籍督抚、统兵大员贯穿晚清最后几十年,形成了一道湖湘味浓厚的廉官人才群体风景.
从廉洁自觉到廉洁自信,正是廉洁文化传统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强力支撑,“民不畏我严,而畏我廉；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公生明,廉生威”,深刻认识廉洁的人生价值,对廉洁保持高度自信,以廉安身,以廉立命的处世风格,不仅增添了中华文化的魅力和生命力,更让后来人看到廉洁的榜样力量,确立起廉洁自信,从而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腐败分子.
先忧后乐,艰苦朴素的廉洁自律
忧患意识本是中华文化的宝贵传统,其发展到宋朝时则凝结成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文价值.北宋文人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呈现了两种不同的处世态度：一是“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二是“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一种是“以物喜”“以己悲”,是以个人得失为中心的；一种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以天下忧乐为前提的.这也是两种不同的忧乐观.
而先忧后乐,就是要求从政为官者的悲喜不受客观环境和人事的影响,也不因个人得失而变化.当高居庙堂之上的时候,就为人民而忧虑,惟恐人民有饥寒；当退居江湖之间远离政治的时候,就为领导而忧虑,惟恐领导有险失.进退,是个人的事；宠辱,是一时的事.要以忧为主,以乐为次；以忧为先,以乐为后.忧起着引导和主导的作用,时刻牢记“乐不忘忧”这一根本原则,否则就会陷入“乐极生悲”.
后人对先忧后乐精神有着高度认同,苏东坡称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虽圣人复起,不易斯言.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欤.”宋代状元王十朋写诗称：“先忧后乐范文正,此志此言高孟轲.”明成化年间岳州知府李镜,面对岳州水灾灾民唱道：“先忧范相遗文在,载读宁无愧此身！” 清代著名书法家何绍基登岳阳楼写下“希文忧乐意,怀抱继前贤”.曾国藩则写了一副有名的“八字联”作为座右铭：“取人为善与人为善；忧以终身乐以终身.”
中国法学先驱、国学大师陈尔锡登岳阳楼则写下“眼前忧乐还吾辈,天下安危视此楼”；两登此楼,他对蔡和森说：“这先忧后乐的思想,较之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提法,境界更高了.”刘少奇在《论员的修养》一书中,将“先忧后乐”列为人的修养准则；则将“先忧后乐”列为中华民族三大传统美德之一.
正是先忧后乐这一文化美德,使得清俭自持、艰苦朴素的廉洁自律品质成为历史的主流.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他们深深懂得廉洁对于执行力、战斗力的重要性.只有立定不要钱、不怕死的志向,才能组织起一支真正有执行力、战斗力的队伍.历史上从来不乏拒绝富贵奢华的经典例子,而中华文化正是从自律走向自强,尽管其中有过曲折,有过教训,但这一历史规律从来没有中断过.
（作者系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后）
廉洁文化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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