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不躁不辍，清风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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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这个词汇,看起来比较光鲜,似乎只是近几十年才有的事.那么古人是不是就没有环保方面的困扰呢？试看古代长安地下水污染的故事.隋朝开皇二年（582年）,隋文帝命宇文恺修建大兴城（唐长安城,今西安城）.此君官至工部尚书,大概相当于今天的住建部长,被后人称为“建筑大师”、隋代的城市规划和建筑工程专家,专业水平毋庸置疑.
大兴城不是在旧有基础上进行改建、扩建,而是在短时间内拔地而起的新城.为什么不能在旧址扩建而只能另择新址兴建呢？因为地下水污染啊！汉长安城自汉高帝七年（前200年）兴建以来,一次次做首都,历经782年,污染严重,“水皆咸卤,”打井取的水不能用,生活不便.抛弃原址,迁都另建,这就是当时朝廷对于严重水污染的应对之策.
可隋文帝给的工期太短,开皇二年六月动工,十二月基本竣工,次年三月即正式迁入使用,前后仅九个月.宇文恺为了省工省时,在铺下水道时,并未将地下管道连在一起,而是留了许多未连通的竖管,导出的污水自由排放.
三百多年后,朱温劫持唐昭宗迁入洛阳,原因之一就是“长安水苦”——换言之,拜粪便尿液生活污水所赐,国际化大都市长安的地下水已严重污染而盐卤化,不再适合大规模人群居住了.瞧,隋大兴城（唐长安城）又和当年的汉长安城一样,被严重的地下水污染给毁了.事实上,从此以后,长安再也没有扮演首都的角色.这是否也可视为急于改善、粗暴治理而陷入轮回的一个样本？
可要是以为古人不重视环保问题、或者相关规定不够细、惩罚措施不够严,那就错了.早在远古时,舜就立了一个机构叫“虞”,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环保部”.到了周代,“虞”的规模更大,分工更细,有山虞、川衡、林衡、泽虞等四个平行部门.其中,山虞负责制定保护山林资源的政令,被美国学者埃克霍姆称为世界上最早的“山林局”；林衡负责巡视山林、执行禁令,川衡和泽虞则负责河流湖泊.
历朝历代都制定了一些关于保护环境的法规,战国时的秦国还颁布过一部专门的环保法令《田律》.古代对违反环保法令者的处罚相当严厉.《管子·地数》记载,在齐国,破坏封山是死罪,不得赦免；违令者左脚踏进,砍掉左脚；右脚踏进,砍掉右脚.《韩非子·内储说》记载,“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把灰烬之类生活垃圾倒在街道上的要剁手.后来不再如此血淋淋,但也够狠.如唐、宋时随便烧荒者“笞五十”,“伐毁树木”则以偷盗论处.
可这些禁令,实际执行效果如何呢？仍以水环境保护为例吧,唐宋法律都规定,将污秽物乱排到街巷的,杖六十——若这条法规真能阻止污染,那么上文所说的朱温挟唐昭宗迁洛阳时就不会出现“长安水苦”这个理由了.
再来看看我们的邻居印度.《印度环境保护法》1986年颁布实施,其特色便是：“伞形”立法架构、细化刑事制裁措施、有公民诉讼条款.任何人有权报告其发现的严重环境违法行为,并可以在报告60天后向法院起诉违反环境法律的个人、企业和政府部门.可这些法律措施并未能改变恒河在世人眼中的形象——作为印度人心目中的“圣河”,它不但15世纪就被诗人卡比尔记录为“地狱沿着恒河漂流而下,河里漂浮着男人和野兽腐烂的尸体”,而且在2007年被评为世界五条污染最严重的河流之一.游客们拍下的镜头令人作呕——虔诚的人们在漂浮着垃圾、混杂着粪尿的恒河水中怡然沐浴,对于身边那些漂浮的腐尸和不断撒入的骨灰视若无睹,安之若素.
政府可没有“圣浴”者们那么淡定,他们真的很想下大力气治理好它.2014年12月,印度政府派出120个专家组研究恒河118条支流的生态状况,研讨通过了76个旨在净化恒河水的方案,计划拨出超过15亿美元拯救这条圣河.可该计划至今仍遭受重大挫败,是何故？贪污低效、技术瓶颈、传统习俗、信仰障碍等等,每一块都是难啃的骨头.
可再难啃也得啃啊.既不急躁,也不停步,才有望重现绿水青山.话说莱茵河也曾一度沦为“欧洲最大的下水道”,其净化耗了大约20年.倘若当初知难而止或急于求成,还会有今天的莱茵河吗？因此,治理生态污染局不能知难而退,更不能敷衍应付、草草了事,要有钉钉子的毅力,向顽疾、痼疾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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