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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图书馆相关论文如何怎么撰写 跟戴志骞时期清华学校图书馆参考服务方面电大毕业论文范文

版权:原创标记原创 主题:学校图书馆范文 类别:职称论文 2024-02-09

《戴志骞时期清华学校图书馆参考服务》

本文是学校图书馆类有关毕业论文格式模板范文和戴志骞和图书馆和清华相关论文如何怎么撰写。

郑锦怀,顾烨青

摘 要 戴志骞是一位接受过美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我国现代图书馆先驱.在其领导下,清华学校图书馆率先设立参考部以开展参考服务.文章通过梳理中英文史料,考察了戴志骞对参考服务的认识过程,辨析了清华学校图书馆参考部的设置时间及其名称与职能的演变情况,详细介绍了其开展参考服务的举措,包括积极扩充参考资料、向读者提供阅读指导、与其他图书馆联合开展馆际互借服务等.在当时极其有限的条件下,清华学校图书馆积极开展参考服务,引领并推动了我国图书馆界参考服务发展,其历史功绩值得铭记.

关键词 戴志骞 参考服务 清华学校图书馆 图书馆史研究

引用本文格式 郑锦怀,顾烨青. 戴志骞时期清华学校图书馆参考服务研究[J].图书馆论坛,2017(10):77-85.

参考服务(Reference Work)之谓,源于美国.另有参考咨询、参考工作等类似名词,名称虽异,而本质大致相同.一般认为,我国图书馆界真正意义上的参考服务始于20世纪20年代,清华学校图书馆则是我国第一家设置参考部以专门开展参考服务的图书馆.比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所收“参考咨询”词条就称:“20世纪20年代初参考咨询理论传入中国,清华大学图书馆首先成立参考部.”[1]而且学界公认,清华学校图书馆参考部的设置跟留美归来的现代图书馆先驱戴超(字志骞,常以字行;英文名多作Tse-chien Tai,简写为T. C. Tai)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詹德优称:“戴志骞,自美国学习图书馆归来,乃改弦更张,把清华学校图书馆办成学校参考图书馆.馆长和副馆长下设六个部:参考部,职员一人,由副馆长兼理……”[2]不过,2012年李凡提出:“清华学校图书馆参考部虽然名为‘参考’,却没有真正开展参考工作中答复咨询这一核心业务,更多地是履行着保存和管理参考书的职责.”他进而否认清华学校图书馆参考部是我国第一个专门开展参考服务的机构[3].

那么,戴志骞缘何会率先在清华学校图书馆设置参考部?其职能是什么?它到底有没有开展过参考服务?取得过什么成绩?有何影响?这些都需要广采史料,深入探究.

1 戴志骞对参考服务的认识过程

戴志骞之所以在清华学校图书馆率先设置参考部,跟他第一次赴美留学的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

戴志骞于1917年8月乘船赴美,入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New York State Library School)攻读图书馆学.根据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于1917年刊印的《信息公告1917-1918 》(Circular of Information 1917-18 ),该校计划于1917-1918学年为低年级(Junior Year)开设参考服务(Reference work)、图书选择(Selection of Books)、主题标目(Subject Headings)等课程;为高年级(Senior Year)开设图书选择、主题书目(Subject Bibliography)等课程,以及参考服务实践(Reference Practice Work)等实习课程[4].这些课程都跟参考服务关系密切.戴志骞直接进入高年级,在一年之内就完成了通常需要两年才能完成的课程,而且各门课程成绩都相当优异.比如,其参考服务课成绩为89.6分,图书选择课成绩为89.5分,主题标目课成绩也有76.5分[5].这表明通过一年的专业学习,戴志骞初步掌握了当时美国最为先进的参考服务理论与方法.

毕业之后,戴志骞并未立即回国.他先是利用暑假去美国各地图书馆参观考察.他发现,在美国高校图书馆中,参考服务与研究工作要比流通工作更加重要(The circulation is subordinate to reference and research work),而图书馆一般都会为学生提供书籍利用与图书馆组织等方面的指导,以便提高他们利用图书馆资源的能力[6].他还发现,欧美图书馆为了适应读者的需要,要么在图书馆内设参考部、儿童部、工程学部、历史部等专门部门,要么设立专门图书馆[7].1918年10月至1919年6月,他还到纽约厄普顿军营图书馆(Camp Upton Library)工作了将近1年,从而获取了一定的参考服务实践经验.

大约在1919年7月底,带着留美期间收获的专业知识、直观认识与实践经验,戴志骞回到中国.在上海等地休整一段时间后,他回到清华学校继续执掌图书馆.此后多年间,他致力于对新图书馆思想的宣传与实践,不时阐述自己对参考服务的认识与思考.

1920年8月2-31日,北京高师举办暑期图书馆讲习会,戴志骞应邀授课,其讲义后来以《图书馆学术讲稿》为题刊于《教育丛刊》第3卷第6集.讲义第2章“图书馆管理法”提到大图书馆可以下设“管理部”“顾问部”,管理部下设图书馆馆长,馆长之下再设参考主任等12个职位,而顾问部下设参考科馆员等职位[8].此处的参考主任与参考科馆员即为专门从事参考服务之人.可惜这份讲义过于简略,我们无法从中了解戴志骞对于参考服务的具体认识.

1923年11月,戴志骞在《新教育》第七卷第四期发表《图书馆学简说》,提到:“应用图书馆者既如是之多,图书馆若无完善之参考部,实不足应其要求.学校图书馆之设参考部,所以供学生及各教授之研究者也.通俗图书馆设有职业参考部,亦所以供研究职业教育之参考者也.”[9]可见戴志骞坚信参考部是图书馆的重要组成部分,参考部的设立与参考服务的提供都是以服务读者为根本宗旨,意在促进学术研究.

离开图书馆界后,戴志骞在1931年9月《文华图书科季刊》第3卷第3期上发表了《图书馆员职业之研究》,归纳了合格图书馆员所应具有的7种品质,其中“有丰富之常识”“能具有为人服务之热诚”“宜以和蔼可亲之面目引人入胜”3种品质似乎就是专门针对参考馆员(Reference Librarian)提出的,叙述颇详,颇有启发[10].

2 清华学校图书馆参考部设置时间辨析

《清华周刊》于1914年3月创刊,至1937年5月停刊,共出版676期.该刊登载了大量“图书馆”“志图书馆”“图书馆汇志”“图书馆消息”“图书馆新闻”“图书馆纪事”之类的短小消息,及时记录了清华学校图书馆的发展历程,较为可信.

1921年3月11日,《清华周刊》第211期所载《图书馆纪事》提到:“扩充参考部:本校图书馆对于专门参考书籍素称缺乏,兹拟于馆内组织一参考部,以收纳此项书籍.闻已订购德法最新百科全书及各项专门书籍多种,下学期开始,均可到校云.”[11]这是我们在《清华周刊》上所能找到的涉及“参考部”的最早记载.不过,这条消息中“扩充参考部”与“拟于馆内组织一参考部”两种表述相互矛盾:前者表明参考部早已成立,而后者表明参考部还有待设置.那么,在1921年3月,清华学校图书馆参考部是否已经存在,还是仍有待设置?对此,我们找到了另外3条可以互相对照的间接史料.

其一,李希泌与张椒华合编的《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收有的《清华学校图书馆概略》指出,清华学校图书馆的性质被确定为参考图书馆,馆中设置了参考部、购置部、编目部、出纳部、登录部与装订部6个部门,其中参考部仅有职员1人,由副主任兼理[12].可惜的是,该文的撰写与发表时间不详,文中也没有明确指出该馆设置参考部的具体时间.不过,文中所附“历年藏书一览”记录了从民国“元年”到“十年四月止”历年间清华学校图书馆的“西文书册数”“中文书册数”“中西书籍总数”[13].由此推断,清华学校图书馆参考部至迟在1921年5月之前就已经成立.

其二,1922年1月,清华学校学生刘聪强在《新教育》第4卷第1期上发表《清华图书馆》一文,内附“图书馆现在的组织方法”图1份.据之可知,当时清华学校图书馆下设6个部门,即庶务部、装订部、杂志部、购置部、借书部、目录部与参考部.此外,文末标有“五,二八,二十”字样,即该文写于1920年5月28日[14].由此,我们可以将清华学校图书馆参考部的设置时间提前到1920年5月以前.

其三,1931年5月,时任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主任洪有丰在《国立清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刊》上发表《二十年之清华图书馆》一文,回顾了清华学校图书馆自创建之后20年间的发展情况,并且附上该馆最新的组织关系图,其中包括参考股[15].

前引3种史料均未明确说明清华学校图书馆参考部的成立时间.但综合分析、仔细揣摩“迨八年秋,主任戴志骞先生自美国习得图书馆学归来,乃改弦更张”[16]、“一九一九年秋,戴志骞先生由美回国,复任图书馆馆长,对于管理上,大加振顿……”[17]与“民国八年秋,前主任戴志骞先生,乃改弦更张,厘订组织”[18] 3句话的文字与语气,可以判断:1919年秋季开学后,戴志骞当即根据其留美期间所学,对清华学校图书馆的组织与管理进行改革,其中就包括设置参考部.显然,《清华周刊》第211期所载《图书馆纪事》一文中“扩充参考部”与“拟于馆内组织一参考部”两处文字的矛盾当是周刊记者粗心大意导致的表述错误.事实是,清华学校图书馆早就设有参考部,而到了1921年3月,参考部亟需扩充,以适应图书馆发展的现实需要.

有必要指出,在参考部成立之前,清华学校图书馆就已经开展参考服务了.1919年2月,戴志骞在美国《公共图书馆》第24卷第2期“学校图书馆号”(Public Libraries,Vol. 24 No. 2“School Library Number”)上发表《中国图书馆现状》(Present Library Conditions in China)一文.在介绍清华学校图书馆时,戴志骞提到:“由于学校的快速发展与师生参考咨询数量的急剧增加,该馆曾经是,过去一直是,现在仍然总是,对新书无比热望.”(On account of the rapid needs of the college and the amount of reference work done by the faculty and students,the library was,has been,and is always in thirst of new books.)[19]可见,在1919年2月之前,甚至可以说,在1917年8月戴志骞第一次留美以前,清华学校图书馆就已经为学校教师与学生的咨询与求助提供帮助,即在事实上开展了参考服务.

3 清华学校图书馆参考部名称与职能的演变

如上所述,清华学校图书馆于1919年秋设置参考部.自那以后,其名称与职能发生过几次变化.

关于参考部诞生之初的职能问题,未见明确记载.不过,1921年2月,戴志骞在日本《跨越太平洋》杂志(The Trans-Pacific)发表《图书馆助力中国教育事业》(Libraries Aid in Educating China)一文,在介绍清华学校图书馆时指出:“该馆不仅为师生提供参考便利,还回答京津各校教师及散处各地的清华校友提出的许多参考问题.”[20]尽管戴志骞没有明确说明,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为读者提供参考便利与回答读者的参考问题就是清华学校图书馆参考部的职能之一;而且该馆十分开放,不但对本校师生提供服务,也乐于为北京与天津各所学校的教师及散处各地的清华学校校友提供服务.此外,如前所示,《清华周刊》第211期所载《图书馆纪事》提到:“本校图书馆对于专门参考书籍素称缺乏,兹拟于馆内组织一参考部,以收纳此项书籍.”[21]可见,参考部亦负责参考书籍的管理工作.

1925年6月,吴汉章在《清华周刊》第11次增刊上发表的《图书馆概况》指出,清华学校图书馆下设总务、参考、购置、登录、编目、杂志及新闻纸、装订等7部.其中,参考部的职责如下:“为参考书籍者解答各种疑问,兼监察阅览室及书库之布置.新到书籍与教员指定参考书,随时由本部揭晓于布告板(借书处附于此部之下.)”[22]可见此时参考部的职能增为4种:提供参考服务;监察阅览室与书库布置;发布新书到馆消息;图书出纳.

1926年1月,戴志骞在《图书馆学季刊》第1卷第1期上发表《清华学校图书馆概况》一文,内附“清华学校图书馆管理之组织”表.据之可知,当时该馆下设参考股、西文编目股、中文编目股与管理股4个部门.综合该文与吴汉章文,可以推断,该馆应当是在1926年秋季开学后进行内部机构改革,将参考部改为参考股.但颇为奇怪的是,戴志骞仅列出了参考股的三种职责,即“整理杂志及书库”“书籍之出纳”“管理教员指定参考书及普通参考书”,却未将其实际提供的参考服务列入其中[23].

1927年4月29日,戴志骞在《清华周刊》第27卷第11期(总第408期)发表《清华学校图书馆之过去,现在,及将来》.此时清华学校图书馆已将参考股改为“参考出纳股”,职能包括整理书库及佳本书籍室、管理杂志报告及各种图表、书籍之出纳、管理教师指定参考书及普通参考书,但仍然未将参考服务列入其中[24].

大概是在清华学校升格为清华大学而戴志骞被迫辞职离校之后,清华大学图书馆将“参考出纳股”改回为“参考股”.洪有丰在其《二十年之清华图书馆》中指出,该馆参考股主要履行5种职责,排在首位的是“参考指导”,随后为“典藏”“借阅杂志”“借阅图书”“搜集参考资料”[25].

在此有必要指出两点:

其一,当前可资利用的清华学校(大学)校史资料很少提及图书馆职员的岗位分工与职责.比如,1921年《清华年报》(The Tsinghuapper)收录了一张当时清华学校图书馆职员的合影,并列出了姓名与职务,却未指明他们的具体职责[26].1924年9月,清华学校图书馆“新聘顾子刚先生管理参考部一切事务”[27].1928年9月,清华学校刚刚升格为清华大学,戴志骞就被迫离开,顾子刚与曾宪三、徐家麟、孔敏中、柳哲铭、马文珍、吴钰祥等也先后离开[28],而他留下的参考员职位则由沈学植继任[29].目前尚不清楚在顾子刚之前究竟有谁曾在参考部提供专职服务,而我们也很难深入考察参考部的职能活动.

其二,尽管清华学校图书馆特地设置参考部(参考股、参考咨询股)来负责参考服务,但其专职参考馆员极其有限,有时甚至仅有1人,因而很难承担所有范畴的参考服务.事实上,任何图书馆的参考服务都不仅仅局限于少数几个参考馆员提供的服务,其他部门馆员提供的相关服务也都应包括进去.因此,下文将从整体上把握清华学校图书馆在发展参考服务方面采取的举措.

4 清华学校图书馆开展参考服务的举措

清华学校图书馆参考部的设置,被后世学者誉为“当时国内学校图书馆最进步的一项措施”[30].起初,其工作重心并非参考服务本身,反倒是参考书管理、书刊管理、图书出纳之类,以至于戴志骞与洪有丰的介绍文章都对其有所忽略,而李凡也据此认为清华学校图书馆参考部名不符实.但是,如前所述,参考服务其实一直都是清华学校图书馆参考部的重要职能之一.自其成立以后,清华学校图书馆参考部一直致力于为读者提供更为优质的参考服务,“供学生及各教授之研究”[31].只是受经费不足、馆藏不多、人才缺乏、资源有限等现实因素的影响[32],参考服务无法全面开展起来.不过,根据当前掌握的资料,清华学校图书馆在参考服务方面其实还是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4.1 参考资料的扩充与管理

丰富而全面的参考资料是任何一家图书馆得以提供优质参考服务的物质基础.没有充足的参考资料,参考服务就成了无米之炊,参考馆员根本就无法为读者答疑解惑,提供帮助.对此,李小缘指出,参考部应“购置多种参考书籍如字典,辞典,年鉴,百科全书,手册,电话簿,索引,杂志索引等等……或报纸剪裁之新闻,凡可助解问题者,莫不搜集而珍惜之”[33].

尽管“搜集参考资料”直到洪有丰时期才被列为该馆参考股的五大职责之一,但在戴志骞掌馆初期,该馆就在购置参考资料方面下了苦功.这主要是因为清华学堂(学校)是留美预备学校,多数课程均使用英文教材,教师通常都要求学生预先阅读指定参考书.受此影响,清华学校图书馆十分重视教学参考书的购置与管理,包括普通参考书(如百科全书、辞源、字典)和教师指定参考书等,以便为学校的教学活动提供有力支撑[34].该馆甚至在每年的购书经费中专门辟出一部分来购买教学参考书.比如,1923-1924学年,该馆可用的购书预算共计12000元,“将用以购中文书及杂志,教科应用书及普通参考书三项”[35].又如,在1924-1925学年,该馆购书经费共计12000元,其中,“各科教员指定购买之课本及参考书之费,占去三千一百元;……普通参考书费,占去一千元”[36],即专门用于购买教学参考书的经费多达3100元,占四分之一强.

在正常经费之余,清华学校图书馆还积极向学校当局申请专项资金,以购买各类极具学术价值的大部头丛书、典籍等,以便读者参考.比如,1923年戴志骞特地向校长申请约600元,以购买商务印书馆影印的日本《续藏经》,因为它“内容宏富,包含宗教,哲学,心理,及古昔中印风俗等等,为东方文化极有价值之参考书”[37].

清华学校图书馆还重视参考资料购置的连续性、系统性.比如,戴志骞掌馆期间,尤其重视购置与我国相关的西文图书,并且一直扩充不懈.1917年6月16日,《清华周刊》第3次临时增刊指出:“该馆现方极力汇集西文书籍之有关中国事务者,已托上海及英美书坊此项书籍矣.又该馆近搜得西文书籍之有关于中国日本者,六十有五种.”[38]1920-1921学年,该馆在购书预算中辟出500元用于购买“关于中国的西文书”[39].1921年3月,该馆积极求购已故英国驻华使馆律师阿兰的私人藏书,因为对方“所遗关于中国文化参考书及批评之外国本国书籍极多”,此外还专门“函致外国各大书局,购求关于中国之书籍,以便参考之用”[40].

在扩充之余,清华学校图书馆十分重视参考资料的管理:其一,集中放置,专人管理.前文已经指出,清华学校图书馆参考部从一开始就负有教师指定参考书与普通参考书的管理之责[41-42].该馆还专门辟有“参考室”[43-45]、“参考书架”[46],将相关参考图书集中放置,以方便师生读者取阅.比如,1923年10月5日《清华周刊》第288期就提到:“本学期中文教员应用课本参考书及指定学生之参考书,除少数因一时不及购备外,均已排列于书库第二层右边之第一排钢架上.闻其中如赵瑞侯先生所指定民国史之参考资料如《申报》,《东方杂志》及《民国新法令》等书,均罗列其间云.”[47]其二,改进管理方法.比如,1923年6月,《清华周刊》第九次增刊提到:“教员指定参考书用者较前亦见增多,参考部已制定参考书管理方法以免一切弊病.”[48]可见,该馆会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不时改进方法,提高管理水平.其三,编制参考书书目.刘国钧曾在1931年将编制参考书目列为参考部的三大任务之一[49],可见其意义之大.随着时间推移,清华学校图书馆馆藏参考书逐渐变得多而杂,不利于读者的查找与利用.于是,在1924年1月9日,该馆议决尽快编定一本“中文参考书目”,以方便读者据之查阅参考书,节时省力[50].

4.2 提供阅读指导

4.2.1 积极撰写书评,向读者推荐书刊

这一工作主要是以《清华周刊》为依托.1922年3月,在戴志骞的允许与支持下,《清华周刊》决定“将新到及旧有书籍之有特别价值者,介绍于同学,每周在本刊发表”[51].1923年3月该刊创办《书报介绍副刊》,前后延续两年半(至1925年5月为止),共出版17期、700多页,登载书报评介文章384篇、近40万字,共评介图书231种、刊物79种、论文342篇[52].从一开始,清华学校图书馆的几位工作人员,包括戴志骞、毕树棠、余光宗、吴汉章等,都积极参与该副刊的编撰工作,并亲自撰写书评,向读者介绍最新图书、报刊与文章.比如,在《书报介绍副刊》第1期中,“序言”与“征求校友意见”除外,正文包括4个部分,即“介绍几种中文的定期刊物”(景)、“中文书报介绍”(毕树棠)、“英文杂志介绍”([戴]志骞、[余]光宗)、“西文书籍介绍”([戴]志骞、[余]光宗),后3个部分的3位供稿者均为清华学校图书馆工作人员.其后几期中,清华学校图书馆工作人员仍然是《书报介绍副刊》供稿主力,为这份副刊的存续提供了重要助力,也为清华师生了解馆藏文献提供了一条便利途径.

在袁同礼代理馆务期间,清华学校图书馆还曾在《清华周刊》发布代售图书的广告,向读者推荐中西文图书.1917年10月4日,《清华周刊》第114期向读者推荐《人类历史》《心身试验》《科学本源》《兽思》《兽智》《人类对于商业之能力》等六本西文图书,而负责接洽者居然是袁同礼本人[53].1918年2月14日,《清华周刊》第128期向读者推荐宋春舫所著法文版《海外劫灰记》[54].1918年2月21日,《清华周刊》第129期向读者推荐胡适的《近世欧洲名剧选刊》[55].这些图书都以特价出售,质优价廉,对于经济拮据的学生来说颇为实惠.

4.2.2 发布新书通报,编撰书目索引

早在1916年,戴志骞就将所购新书分类制表,以供读者据之查阅[56-57].他还将馆内订购杂志的篇目列成表格,即制成简易索引,方便读者据之检索[58].1923年5月起,清华学校图书馆每月刊印“分类新书单”两次,供读者查阅,颇为便利,以至于其他学校图书馆前来索取参考[59].

在戴志骞领导下,经过多年努力,查修等人终于编成《清华学校图书馆中文书籍目录》,戴罗瑜丽(戴志骞夫人,原名Julie Rummelhoff)也编就《清华学校图书馆西文分类目录》(Classified Catalog of the Tsing Hua College Library),均于1927年刊印,为清华学校图书馆的馆员与读者提供了极大便利,意义重大.

4.2.3 图书馆利用指导

早在1922年3月,戴志骞就为各级学生讲演《应用参考书之方法》,以提高学生对图书馆的利用水平[60].1925年11月,戴志骞为清华学校大学普通科讲演《如何利用图书馆》,主要介绍清华学校图书馆的发展历史,下属各部门概况,重要工具书的内容与使用方法,以及索引的编撰与使用方法等[61].此外,我们相信戴志骞等人还曾开展其他指导活动,以提高读者利用图书馆的水平与能力,可惜未见载于史料.

4.3 对外提供参考帮助与开展馆际互借

经过戴志骞等人的多年努力,清华学校图书馆在馆藏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其馆藏数量与质量在当时我国乃至亚洲图书馆界都是首屈一指,尤其是西文藏书很多,参考书籍齐全.因此,清华学校图书馆渐渐开始对外开放,为各地清华校友、他校人员乃至政府部门等提供参考帮助.比如,戴志骞在1924年提到:“财政部调查各国统计到我们清华图书馆来请问,结果都查得了,而他处则无法可想.其次为北京各大学校的学员也到我们这里来查参考资料.”[62]再后,清华学校图书馆还开创性地与其他图书馆进行合作,开展馆际互借.而这恰恰是当前中外图书馆界开展的最为重要的一种参考服务.

1925年11月6日,《清华周刊》第24卷第9期(总第358期)刊登《与图书馆主任谈话记》.戴志骞在接受访谈时指出外国图书馆开展馆际合作的益处:“外国图书馆,多是专门性质,管理与组织,无大困难,且外国互相邻近之图书馆,皆互通声气,互相利用,此馆所有,则彼馆可缺,彼馆所有,则此馆可缺,至为方便.”[63]受此启发,清华学校图书馆当时积极“与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协和医学校等商酌互用图书馆事”[64].尽管戴志骞并未细述,但此处的“互用图书馆”无疑是指图书馆对其他高校师生开放服务、提供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等.戴志骞还进一步提出北京高校图书馆协调一致、分别采购某类重点图书、共享使用的设想,“大概将来北大采买中国文献的书籍,燕京采购讲中国事情之西文书,协和采买医学书籍,清华采买各国文参考书,此事若成,则北京教育界,受益不浅矣”[65].这一设想在当时无疑具有高度的前瞻性,即便到了今天,也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在其实际开展过程中,不仅是清华学校图书馆、北平协和医学院图书馆等高校图书馆,连北京图书馆(先后改名为北平北海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这种公共图书馆,及中国政治学会图书馆这种社团图书馆都参与了进来.对此,北京图书馆(北平北海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的馆务报告中多有提及.1927年出版的《北京图书馆第一年度报告(十五年七月至十六年六月)》中未见载有与馆际互借相关的文字.但到了1928年,《北京图书馆第二年度报告(十六年七月至十七年六月)》就提到:“本馆为专门学者谋便利起见,与其他图书馆相约施行图书馆间互法,如专门学者有所需而为馆所未藏者,得由本馆向他馆借出供应之,他馆遇有此等需要时亦由本馆贷之.”[66]1929年,《北平北海图书馆第三年度报告(十七年七月至十八年九月)》有载:“图书馆间互相借贷图书之法颇收功效,本馆常借得他馆书以饷阅者,多称便利.而本馆贷与他馆者亦甚频繁.”[67]1931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十九年七月至二十年六月)》也指出:“北平各图书馆间互借书籍本年度日渐进展.各图书馆向本馆借书者几于无日无之,而本馆亦屡向协和清华政治学会图书馆借阅书籍,兹谨在本报告内特对于上列各图书馆表示谢意焉.”[68]

北洋政府教育部在1919年5月2日核准通过《京师图书馆与分馆交换阅览图书简则》《阅览互借图书暂行规则》,1921年9月15日又核准公园图书阅览所援照《京师图书馆与分馆阅览互借图书暂行规则》互借图书[69].但直到1929年1月28日至2月1日召开的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上,李继先与曹祖彬才分别提出“规定图书馆互借法条例案”和“各图书馆互借书籍法案”,并被议决通过,汇并为第106条“各图书馆互借书籍法案”,拟由协会制定标准条例,由全国各图书馆视情况酌量实行[70].可惜的是,这条提案其实并未全面转化为图书馆界的广泛行动.据沈祖荣所见,直到1933年秋,除北平各馆以外,竟然只有金陵大学与金陵女子大学之间订立了馆藏互借办法[71].由此可以看出,戴志骞领导下的清华学校图书馆在开展参考服务方面勇于开拓进取,颇有一种敢为天下先的魄力,值得图书馆界同人学习.

5 结语

在美国学习与工作两年之后,戴志骞对参考服务的理论与方法有了较深的理解,并且收获了一定的实践经验.他认识到参考服务对于图书馆乃至教育事业的重要性,于是在归国重掌清华学校图书馆之后,迅即在馆内设置参考部.可惜的是,受各种因素影响,清华学校图书馆参考部没能将参考服务当成工作重心真正开展起来,以至于各种史料中都少有记载.这其实也是民国时期其他高校图书馆参考部的真实写照.比如,金陵大学图书馆在1925年就尝试设置参考部[72],不久撤销,1929年复办[73],后又停办,1948年再次计划复办[74],一直未能做出什么成绩来.这种坎坷命运既反映了民国时期高校图书馆开展参考服务之不易,也从侧面凸显了戴志骞领导下的清华学校图书馆的难能可贵.毕竟该馆率先在中国设置了参考部,并且确确实实面向校内外读者开展了参考服务.其参考服务实践,尤其是与其他图书馆联合开展的馆际互借服务,对我国现代图书馆界起到了较大的引导与示范作用,在我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史上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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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锦怀,硕士,泉州师范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顾烨青,硕士,江南大学图书馆馆员.

收稿日期 2016-12-05

(责任编辑:吴卫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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