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和城市公共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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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公共数字文化发展是"十三五"期间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建立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发挥更多公共数字文化的社会功能,为城市公共形象的塑造与提升寻找现实路径,本文将结合共建共享共治的理念,思考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与城市公共形象之间的关系与相互作用.
关键词:公共数字文化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城市公共形象
2017年7月颁布了《"十三五"时期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规划》.从2011年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开始,经历了"十二五"到"十三五"几年间的发展,我国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工作框架基本建立,服务网络覆盖全国,资源库已成规模,资源保障能力逐步加强,"十三五"期间公共数字文化的建设规划中,加入了新的内容即落实国家"互联网+"行动计划、大数据战略、明确公共数字文化战略地位,为基本建立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驾护航.
2017《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的先后出台,公共数字文化发展与治理更具法治化与现代化,无论是从政府治理、文化治理角度还是从社会文化发展来看,公共数字文化都被赋予了更为重要的任务.
一、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
（一）公共数字文化的发展
公共数字文化的概念起源于数字化实践与理念,早在1996年学者尼葛洛庞帝所著的《数字化生存》在美国出版,引起了巨大反响,该书提出一种全新的生存方式,人类生存于一个虚拟的、数字化的生存活动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人们应用数字技术（信息技术）从事信息传播、交流、学习、工作等活动,便是数字化生存.
早期的数字文化概念更多的与数字资源相等同,而公共数字文化就是具有公益性、公共性的数字文化资源总和［1］,这种概念在西方国家的实践中表现为对公共文化机构内的资源进行数字化,或对数字资源进行统筹管理,例如,美国在1990年就开始的"美国记忆"项目,就是对图书馆、博物馆、艺术馆等机构中的相关主题的资源进行整合.［2］
而西方国家并没有真正对应于公共数字文化的概念,我国的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来自于国家顶层政策设计.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公共电子阅览室,统称为三大惠民工程,他们形成了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骨干和基础工程.截至2015年底,文化共享工程数字资源总量累积达到532TB.2012年下半年开始进行国家公共文化数字支撑平台项目,在原文化共享工程国家中心主网站基础上升级建设成国家数字文化网,2013年12月开始进行了省级平台建设.2015年数字文化馆建设项目纳入文化共享工程体系.而到2016年8月中国文化网络电视直播服务人数达到211,175人次.［3］
（二）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
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主要依靠体系与标准两大支撑以及相关技术.体系支撑的研究主要从决策体系、运行体系和评价体系三个子体系展开.其中在决策体系方面进行组织与职责的相关研究,进行决策、管理和执行.在运行体系方面进行治理制度与方法研究,探索公共数字文化治理基本制度、治理管理办法等内容.在评价体系方面进行治理考核与评价研究,探索治理效果考核、执行效果考核、参与情况考核等内容.标准支撑的研究以公共数字文化治理标准与规范为主,包括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标准、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规范等.技术实现研究以公共数字文化治理平台建设及治理工具为主,具体包括治理平台功能探索和治理工具选择使用.
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是以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理念为基础,以公共数字文化治理实务为依据,明确公数字文化体系中各要素的位置、功能与优势,将文化治理的理念引入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当中,构建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实现公共数字文化治理效能.
二、城市公共形象与公共数字文化治理
（一）公共形象的认识
对公共形象的理论定义很多,简单看,公共形象是一种社会形象,是在公共场合与公共事件中的行动方式与思想判断的一体化展示.而公共形象背后的理念与传播学、组织学、社会学等等都有牵连,而一般公众认识的公共形象,又等同于公关形象、公众形象等等,可以是如明星、科学专家、政府领导这类个人形象,也可以是政府形象、行业形象、企业形象等组织形象.
学界对领导者公共形象研究更为丰富,指领导者通过各种传播方式展现给社会而使社会公众感受到的社会性形象.也就是说,领导者公共形象主要是一种借助于媒体传播的社会形象,是受众通过传播输出和"包装"而感知的形象.［4］总的来说,公共形象指的是一定的组织或个人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相对稳定的地位和整体映像,表现为公众对组织机构或个人的全部看法、评价和整套要求及标准.
（二）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与城市公共形象的关系
《"十三五"时期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纲要》明确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最关键的设施、效能、数字化三大问题,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承担着贫困地区的文化扶贫的重要任务.而城市公共数字文化的发展,却因为城市信息化的相对发达与社会文化繁荣,发展迅速,反而没有更为清楚的定位.
城市公共形象是一个复杂系统,除了前文提到的公众的一般评价与感受之外,城市公共形象更加突出社会的公共性,及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的体验,而这其中,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与公共形象的塑造关系更为密切,城市文明程度、历史特色、文化氛围等众多城市特征的表现都离不开公共文化服务的支撑,公共文化服务完善与否不仅影响一个城市的文明的进程,影响着社会成果的分配,社会价值的创造与追求,即社会发展,人民幸福的重大问题.
如今的网络环境中经常会形成"群体极化效应".［5］表现为群体决策比个体决策更容易走向极端,而在先进的信息交互模式之下,群体极化效应发生频率与发生走向带有一定的风险与不安因素,因此城市公民在在如此的信息环境中需要有更为公平获取到的广泛信息,与更为公开平等的获取信息渠道来避免信息极端化形势,公共数字文化具备的公益性、文化性特性可以承担其这一责任.这也是城市文化治理的一种内在需要.
城市文化繁荣发展,文化经济生态协调发展.而公共数字文化仅仅依靠先进特点的促进力是有限的,而建立健全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发挥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将公共数字文化的作用力发挥到最大,是迎合互联网+时代的可取办法,也是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的非常有效的路径.
因此可以厘清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与城市公共形象之间的关系,即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是城市公共形象塑造与提升的有力支援,是城市文化发展的基础性保障,是社会价值核心形成的力量.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为城市公共形象铺设现实路径,同时也丰富化了城市的公共形象,在城市公共形象的发展中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构建共建共享共治的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
（一）共建共享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
周红云认为［6］,社会治理格局的全民共建共享理论来源于治理理论所强调的共治性,公共性理论,既强调的公共性和价值共享理论所强调的价值共享性,也体现了社会治理格局所蕴含的共治性、公共性和价值共享性.构建了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概念框架.
"共建"是多元主体、与共同参与和协同治理的集合,其逻辑关系是从多元到协作再到共治而逐步递进,"共享"是目标,也是共建的保障.从共治性、公共性和价值共享性的视角来看,共享不仅仅是物质成果的简单共享,而是指社会公共精神,公共利益、共识价值的共享.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社会治理格局是战略式规划,而共建共享共治在可以描述为,社会中大小不同的各样的共同体,基于协商,同等地位条件下,以共同体身份参与、建设和治理社会的格局,称之为共建共享共治格局.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意味着社会治理有赖于其成员的广泛参与,意味着社会治理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持续性状态,在这种治理格局之中,"共建共治"确立主体资格,"共享"则使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可持续、更有保障.共建共享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为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宏观指导,也为城市公共形象塑造进行了具体规划,体现共建共享共治的治理格局,是将社会公共性最大化展现的局势推动.
（二）城市公共形象提升策略
城市公共形象塑造的背后机理是不断强化的政府治理意念与推进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城市公共形象提升是一个动态过程,可以说是与时俱进的过程,公共形象与国家公共服务进程相一致.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提出,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容.
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也开始考察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现代化问题,治理现代化主要体现为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即用新的技术理念推动体系完善,创新治理能力的过程.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现代化的表征可以用制度化、高效化、公平化、规范化来归纳.这些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现代化的结构性特征和现代化的核心特征即精神特征,应是构建共建共享共治的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
作为创新意义的共建共享共治理念,将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的要素进行构建,以实现共建共享共治为目标,而进行体系运行,这是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现代化的运行逻辑,同时也是城市公共形象提升的新思路.共建共享共治与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与城市公共形象提升,通过理念--体系--运行的轨迹,可以形成一条理论与实践价值具备的实现路径,城市公共形象从抽象的概况落实到具化的内容,而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也可以通过共享共治共建的理念,找到切实帮助城市公共形象提升的方式.
四、结语
"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与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相适应的开放兼容、内容丰富、传输快捷、运行高效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网络初步建成；分级分布式资源体系基本建成；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总量达到3500TB以上；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效能显著提升；国家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云发挥巨大作用；社会力量参与程度明显增强；公共数字文化评估体系进一步完善.由此可见,公共数字文化发展前景可期,公共数字文化可以为包括城市公共形象在内的国家软实力提升发挥作用,因此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推进,城市公共形象的塑造需紧密联系公共数字文化,通过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的构建与运行,相互良性作用,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淼,孙红蕾,郑建明.公共数字文化:概念解析与研究进展［J］.现代情报,2017,37(07):172~177.
［2］邵燕,石慧.国外公益性数字文化建设实践解析及对我国建设的启示［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4(05):5~9.
［3］李宏.公共数字文化体系建设与服务［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17(01):5~11.
［4］春晔.领导者公共形象与大众媒介互动关系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3.
［5］郑建明,王锰.数字文化治理的内涵、特征与功能［J］.图书馆论坛,2015,35(10):15~19.
［6］周红云.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理论基础与概念框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6(02):123~132.
基金项目：本文系西北大学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孵化计划"专项课题（项目编号：17XNFH100）及南京大学研究生跨学科科研创新基金（项目编号：2016CW07）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王淼,女,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生,西北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数字文化论文参考资料：
归纳上述，此文是适合形象和治理和公共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关于数字文化本科毕业论文，相关数字文化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