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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现当代文学相关开题报告范文 跟中国现当代文学日译本过眼录之林守仁译《阿Q正传》有关函授毕业论文范文

版权:原创标记原创 主题:现当代文学范文 类别:职称论文 2023-12-30

《中国现当代文学日译本过眼录之林守仁译《阿Q正传》》

该文是现当代文学类论文参考文献范文跟现当代文学和《阿Q正传》和林守仁类论文参考文献范文。

裴 亮

缘起:为何关注日译本

关于20世纪中日文学的交流与传播,中日两国学者已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总体而言,日本学者较为注重中国作家留日资料的实证性研究,而中国学者则注重把握中日现代文学比较研究的整体框架和发展脉络.中日学者的研究各有所长也互为补充,但也存在亟待进一步开掘的薄弱环节,“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日本的同步译介史”研究即是其中之一.

译介史的研究关注翻译文本及其与译介活动相关的文献,涉及诸如:由谁?在何种环境与背景下?经由什么路径?翻译了哪些作家作品?等基本史料问题.近年来,以译介为视角展开的研究成果从关注对象而言,主要聚焦于周氏兄弟、郭沫若、郁达夫等“知日”作家与日本的关系问题,系统性和整体性仍显不够.而研究对象的过于集中,也易导致大量其它作家作品的翻译被忽视或遮蔽.散见于日本杂志上的诸如巴金、冰心、老舍、茅盾、朱自清、徐志摩等众多现代作家的日语翻译作品就缺乏基础性的整理.此外,由于语言的隔阂与地域的限制,这些资料也很难进入中国学者视野.傅斯年先生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1928年10月)中谈及史学研究时强调,“凡—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中略)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中略)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带有史学性质的译介史研究,同样有赖于新材料的发掘.事实上,“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日本文化界便开始关注中国文坛的代表作家和作品,“同步”译介活动也随之展开.从最初日本新闻记者在《北京周报》上对五·四“文学革命”所做的实时新闻报道,到青木正儿、井上红梅、松枝茂夫等日本汉学家对现代作家、作品的同时代译介,再到1930年代中期以竹内好、武田泰淳为中心创办的“中国文学研究会”等学术团体所进行的专业解读和研究,1949年以前日本对中国新文学发生、发展过程显示出极大的兴趣与关注.

因此,从发掘域外“同期”翻译史料文献的角度来梳理同时代的日本媒体、作家以及汉学家在新文学的发生、发展期对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翻译与传播活动,可以从“物”、“像”史的层面来还原和厘清中国现代文学如何进入日本语境、怎样被同步译介的历史.其重要性体现在:其一,可以提供一种“他者视角”和“域外坐标”,帮助我们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在东亚的“同时代”影响力,从而重新反思和定位作家作品的文学史意义.其二,新的日语文献史料的系统整理与运用,能扩大中国现代文学的史料范围和地域视野.其三,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外文学的互动互译日益成为比较文学关注的重要问题.特别是随着中国文化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中国文学与文化走向国际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对中国现代文学在日本的翻译情况进行系统的整理与研究,对客观认识中国现代文学进入接受国(日本)的历史语境和传播路径,增强当前中日文学交流与文化互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今年正值鲁迅创作的第一个短篇白话日记体小说,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发表一百周年纪念.该文首刊于1918年5月4卷5号的《新青年》,后来与1921年12月发表的《阿Q正传》等篇目一并收入小说集《呐喊》.《狂人日记》在鲁迅个人创作历程与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意义自不待言,然而值得关注的是,鲁迅作品在日本被重译次数最多,译本最丰富的作品却非《阿Q正传》莫属.《阿Q正传》最初的日文翻译出自井上红梅之手,但当时并未在日本境内发表,而是1928年连载于上海出版发行的日文报纸《上海新闻》.该译文后又改名为《支那革命畸人传》于1929年刊载在梅原北明主编的杂志《グロテスク》11月号上.这是《阿Q正传》的日文翻译第一次面向日本读者在日本文坛登场亮相.在此之后,先后出现了长江阳、松浦硅三、林守仁、增田涉、田中清一郎、中泽信二、小田嶽夫、尾上兼英、松枝茂夫、高桥和己、丸山升、西本龙介、驹田信二、藤井省三等译者于不同时期翻译的十余种译本.据笔者管见所知,总计有17种译本先后面世.持续时间之长,重译次数之多,影响范围之广,在鲁迅的众多作品中无出其右.正如鲁迅研究者竹内好在写于1948年的《<阿Q正传>的世界性》一文中所言:“中国的近代作家当中,在日本,鲁迅是最有名的;在鲁迅的作品当中,《阿Q正传》是最有名的.要是讲到中国的近代文学,无论谁,最先都会举出鲁迅的名字.要是讲到鲁迅的代表作品,大概人们都会举出《阿Q正传》.”而在众多译本中,鲁迅先生曾亲眼见过的就有井上红梅、松浦硅三、林守仁、增田涉所译的四个版本.其中林守仁的译本之所以十分独特,不仅在于此版本稀有难见,更重要的是因为林译本是唯一一个经过鲁迅亲自细致校阅并首肯的译本.

林守仁,原名山上正义(1896-1938),据于振铎先生考证,他的身份较为复杂,既担任过日本的新闻记者、也是诗人和剧作家,还曾加入日本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团体“东成社”.早在1925年他便作为新闻记者来到上海,就职于日文报纸《上海日报》.1926年作为日本新闻联合通信社的特派记者被派往广州,随后与赴中山大学任教的鲁迅相识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参见于振铎《<阿Q正传>的译者山上正义》,《鲁迅研究月刊》,1988).二者的交往经历亦可从他1928年发表于日本《新潮》杂志三月号的《谈鲁迅》以及1936年在《改造》杂志十二月号发表的悼念文章《鲁迅的死和广州的回忆》中窥见一斑.

林守仁所译《阿Q正传》(尺寸:13cm×20cm),由日本四六书院于1931年10月1日印刷、10月5日出版发行.译本封面的左上侧,竖排从右至左印有黑色美术体“支那小说集阿Q正传”的书名.左下侧印有用黑、白、红三色套印的带有版画风格的两个工人的形象,其中一人左手持铁锤,高举右臂作指引状,另一人右手持棍作跟随响应之势.封面右下侧印有“35sen”的字样,意指书籍定价“35钱”.书脊顶端用小字印有“国際プロレタリヤ文学選集(国际无产阶级文学选集)”,中书“支那小说集阿Q正传”书名,下书“鲁迅著·林守仁译”的字样.

从封面设计看来,这是一本鲁迅《阿Q正传》日译本的单行本.但查阅全书的目录和内容即可知,此书是日本文艺界的左翼进步人士为了纪念中国左联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等五位烈士而编选的一本有着强烈政治意味的文学选集,并作为“国际无产阶级文学选集(总计九册)”之一出版.书首扉页印有李伟森、宗晖、冯铿和殷夫四位烈士的肖像,并在肖像背面印有纪念献词:“谨以此书告慰因国民党血之暴行而牺牲的李、徐、冯、胡、谢等同志之灵,并献给在白色恐怖下继续英勇斗争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国民党の「血の政策」の犠牲となった同志李、徐、馮,胡、謝の霊に.白色テロ下に果敢な闘争を續くる中国左翼作家聯盟に捧げる.)”

全书总计158页,正文之前有日本著名的革命作家和新闻记者尾崎秀实(1901-1944)以白川次郎的笔名撰写的长篇序文《谈中国左翼文艺战线的现状》.该文详细地绍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背景及其战斗业绩,并转译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左联五烈士被害而发布的《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书》以及殷夫的诗歌来表达对反动政府杀害进步青年的强烈控诉.正文部分《阿Q正传》的翻译、注释以及由译者撰述的《关于鲁迅和他的作品》总计85页.除此之外还包括附编,分别选辑了左联五烈士中胡也频的《黑骨头》(白何畏编译)、柔石的《一个伟大的印象》(田佐夫翻译)、冯铿的《女同志马英的日记》(田佐夫翻译)四篇作品,占据了全书篇幅的一半之多.

林译版的《阿Q正传》虽在日本出版,但或因其政治意味及其内容的敏感性使得这个译本在日本的流传也较为艰难,如今在日本古书市场也已经成为稀见书籍.全日本也仅仅只有以文学类藏品为主的东洋文库、日本近代文学馆,以及位于鲁迅曾经生活过的仙台地区的东北大学图书馆等八所图书馆有此译本的收藏.笔者所藏此书购自的神保町旧书市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前一任收藏者乃是对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目录学研究领域具有开创之功的日本学者饭田吉郎先生.笔者购得此书时,书中仍留存了饭田吉郎先生1985年12月购得此书时书店开具的收据一枚.

饭田吉郎先生曾于1959年编辑出版《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文献目录》,后于1991年对该书重新进行了大幅增订.增订本搜集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大学图书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等所藏248种日文书刊中所发表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介绍、译文、评论多达1700多个条目,可谓是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资料索引的筚路蓝缕之作.想必1985年购入此书,正是在为修订版做资料补充的相关工作.

林守仁(山上正义)在悼念鲁迅的文章《鲁迅的死与广东回忆》(载日本《改造》杂志,1936年12期)中曾对翻译此书的过程有如下记述:“数年前,在上海听他(指鲁迅)说过希望出版《阿Q正传》日译本的决定版,而我早在广东时期就有翻译这本书的决心,并且与日本《新潮》杂志约定在该刊上发表.(中略)最后在上海,由作者(指鲁迅)直接领导下完成了翻译工作,(中略)大约花费了一个半月时间,其间鲁迅曾有五十几次对我的译文提出意见,并为我讲解原语的意义.”而查阅《鲁迅日记》,亦可从鲁迅自己的记录中得以佐证.鲁迅1931年的日记中有关于山上正义译本的两则记载,其一为三一年二月“二十七日晴.(中略)得山上正义信并《阿Q正传》日本文译稿一本”;其二为三月“三日雨.午后校山上正义所译《阿Q正传》讫,即以还之,并付一笺.”此“一笺”后于1975年由丸山升先生在日本收集山上正义传记材料时发现.鲁迅先生的书信及其为林译《阿Q正传》所亲笔撰写的校注手稿,后经日本学者增田涉先生通过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介绍牵线,整理后于1975年12月由文物出版社影印发行.鲁迅先生“一笺”的影印件如下:

此信由山上正义夫人敏子女士提供,信件用日语手写于白色信纸之上,在中国影印出版时由李甚译出,译文如下:

山上正义先生:

译文已拜读.我认为译错之处,或可供参考之处,大体上均已记于另纸,并分别标出号码,今随译文一并寄上.

关于序文——恕不能如命,请您自行撰写,仅希在序文中说明:这个短篇系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为一家报纸的《开心话》栏所写,其后竟然出乎意料地被列为代表作而译成各国语言,且在本国,作者因此而受少爷派、阿Q派之憎恶等.

草草顿首

Lusin

三一年三月三日

鲁迅所言及的“记于另纸”是指他亲自撰写的八十五条校释,亲笔写在印有红色格子的稿纸上,并标注了相对应的号码,以便译者对照查阅.鲁迅虽未答应山上撰写序文的请求,但允许他自行撰写.故而山上在译文之前撰写了《关于鲁迅及其作品》一文,来对鲁迅的作品及其地位进行评价:

我想,自从民国革命二十年以来,他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的唯一代表者.就他在文坛上的地位来说,今天也依然是当前文坛的泰斗.可是,今天的鲁迅并不是几年前的鲁迅,鲁迅是所说左倾了.正像中国当前文坛在最近几年中间急速趋向左倾一样,鲁迅也明显地左倾了.在所说左翼文艺以外,存不存在着文艺的今天的中国文坛上,鲁迅作为它的泰斗的地位依然还是没有变,这未必只是我一个人的见解.例如今年一月号的(美国)《新群众》上,在介绍鲁迅时,就称他是“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领袖”.

可是,鲁迅二十年来对中国文坛所作出的功绩,是不能简单的用泰斗等言词来加以论断的.他在具有特殊的发展形态、而今尚在发展中的中国当前文坛上,作出了极为特殊的功绩.(参见丁景唐:《记日本译印的左联五烈士的纪念集》,载《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三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年11月)

由此评价可知,林守仁(山上正义)译本在1931年的问世,是1930年代日本无产阶级运动潮流与政治背景之下的产物.《阿Q正传》中尾崎秀实的序言与山上正义自身对鲁迅的解读亦可见日本左翼人士不仅肯定了鲁迅作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领袖的地位,而且从政治意识上对鲁迅作为中国革命家、文坛泰斗地位的一次确认和积极推动.虽然这与鲁迅本人的意愿相去甚远,但客观上而言,经过鲁迅本人校阅过的《阿Q正传》日译本的出版确为鲁迅在日本的接受与传播作出了实际的贡献.

【附注:关于“鲁迅与林译《阿Q正传》的校注”部分的写作参考了熊融《关于鲁迅校订的日译本<阿Q正传>以及他与编译者的交往》(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76年第1期)以及戈宝权《对<关于鲁迅校订的日译本《阿Q正传》以及他与编译者的交往>的补正》(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76年第Z1期)两篇论文中相关史料的考证,因杂志体例所限,未及一一注明,特此说明.】

裴亮,日本九州大学博士,现任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珞珈青年学者.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近年来主要致力于以“越境”与“译介”的视角来展开中日近现代文学交流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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