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崇儒和反儒：《儒林外史》的矛盾抉择》
本文是关于儒林外史类毕业论文怎么写与《儒林外史》和矛盾抉择和崇儒类学术论文怎么写。
章 芳
摘 要：《儒林外史》产生于程朱理学依然强盛的清初,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受到新兴实学的浸染.在崇儒还是反儒的道路选择上,以吴敬梓为代表的士林文人存在矛盾纠葛.一方面,作者生活的时代背景是程朱理学甚嚣尘上的封建社会,包括作者在内的士子们维护程朱理学甚至有时为之疯狂,甘愿耗尽一生心血；另一方面,他们又切身感受到社会的不公平,承受着理学思想、八股取士腐朽体制的压迫与残害.
关键词：《儒林外史》；崇儒；反儒；矛盾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6）11－0078－03
《儒林外史》的产生、流传与解读,都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对待儒学的态度.严格来说,这部小说所表现的儒学是程朱理学,与汉儒学,尤其是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孟儒学有明显差别.作为孔孟儒学的变体,程朱理学家认为“理”无所不在,它不仅是自然界而且也是社会的最高准则.在伦理规范上,“理”体现为三纲五常.程朱理学对先秦儒学的背离,对当时的士子文人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他们原本怀揣着“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信念,秉承“修、齐、治、平”的人生方针和“达则兼济天下”的处世原则,以及“求善”与“求治”的理念积极入世.但是以程朱理学为主导的八股取士制度束缚自由人性、禁锢社会发展、戕害独立精神,既不能促成“求治”,更不能臻于“求善”.一代知识分子思想被戕害,智能被斫伤,道德被腐蚀,一幕幕让人痛心疾首的人生悲剧接连上演,招致了清初大思想家顾炎武的屡次咒骂：“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故愚以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儒林外史》这幅儒林“群丑图”即是对这种现状的艺术展示,该小说产生于程朱理学依然强盛的清初,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受到新兴实学的熏染.在崇儒还是反儒的道路选择上,以吴敬梓为代表的士林文人陷入了矛盾纠葛.一方面,作者生活的时代背景是程朱理学甚嚣尘上的封建社会,包括作者在内的士子们维护程朱理学甚至有时为之疯狂,甘愿耗尽一生心血；另一方面,他们又切身感受到社会的不公平,承受着理学思想、八股取士这些腐朽体制的压迫与残害.想奋起反抗却又找不到明确目标的他们,面对的是整个体制,是深深植根于他们脑海中的思想,他们无法逃离自己赖以生存的社会,也无力与整个体制抗衡,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带给当时士人永无休止的苦恼.
一
当时的知识分子死守朱注,非朱子之义不敢学,缺乏独立思考的意识,没有推陈出新的胆识与魄力.《儒林外史》中形形色色的儒生几乎都丧失了自由意识.马二先生是个诚笃拙朴的人,20多年来科场不利,但仍然把科举看作天经地义,虔诚地宣传举业至上.他到处鼓吹：“人生世上,除了这事（指举业,笔者注）,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① 他还毫不隐讳地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② 并劝慰匡超人刻苦努力,从举业求官.认为“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③.马二先生痴迷于八股文,结果变成了一个麻木愚昧的人.他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他那套文思定势取消了他鉴赏美景的能力,所以游西湖时,对这“天下第一个真山真水的景致”浑然不觉.他的才华枯萎了,头脑里除了八股文之外,已无其他词汇,游了半天西湖,搜肠刮肚,才说出一句“真乃‘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的陈词滥调.马二先生是一个被科举时文异化了的迂腐的读书人.他送匡超人回家时还到“自己书架细细检了几部文章,塞在他棉袄里卷着”,他极力宣扬八股取士的权威性与合理性,从不怀疑自己的所作所为,当他的人生信条在自己身上实现不了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地把这种希望寄托在了后进匡超人身上,他的真心实意着实令人感动,但也正是这种“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执着,让我们越发感觉到心酸,为他的毫不觉醒而感到愤慨,为社会杀人于无形而感到恐惧.
八股取士使封建社会文人思想僵化,鲁编修虔诚地宣扬：“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④ 八股文本来是窒息一切自由思想的僵硬模式,却被神化为点金术.鲁编修表面上看起来比较幸运,而恰在此幸运之中,其思维变得萎缩,他把科举看成是一切的标准以致于认为《离骚》“不是正经文字”,认为“名士”即是获取了功名的人,乃至择婿也持僵化的标准,误将遽公子之才理解成为科举之才,可见其思想已经变得迂腐乏味.再看鲁编修对其女儿的培养.在他的熏陶下,女儿鲁小姐在晓妆台畔,刺绣床前,摆满了八股文,“每日丹黄烂然,蝇头细批”.正像《红楼梦》中贾宝玉所说：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的女儿也“入了国贼禄鬼之流”,当她发现自己的夫婿并不长于此道时,便气得痛哭埋怨他“误我终身”,一方面逼夫用心举业,一方面把博取封号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每日拘着刚满4岁的儿子在房里讲“四书”,读文章,每晚都要“课子到三四更鼓”,这位“才女”受科举制度影响之大,流毒之深,使得少女的爱情、儿童的天真这些人性中最美好最真实的东西,就这样枯萎泯灭.
王玉辉是一个“做了三十年的秀才”的迂腐之人,受理学毒害已深入骨髓.三女儿出嫁不到一年就死了丈夫,女儿自己立志殉节,公婆不允,他却鼓励其自杀殉夫并称赞她“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当女儿果真绝食殉夫以后,他居然对老伴说：“你哭他怎的？他这是死的好,只怕我将来不能像他一个好题目死哩！”一条鲜活的生命在那个时代竟然如此卑贱！王玉辉不顾惜女儿的身体,三女儿更是不珍爱自己的性命,令人瞠目结舌.封建统治者所提倡的“烈女殉夫”,反映的是“天理”与“人欲”的根本对立,但是被程朱理学所毒害的人们却还牢记着“三纲五常”,把“殉夫”视为美德.王玉辉父女们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他们至死不悔、心甘情愿为之付出生命的迂拙令人唏嘘！
匡超人原本是个纯朴的农村青年,他用辛勤的汗水养活父母,但在马二先生的好心指点下,这个善良、勤劳的小伙子却走进了一个是非颠倒的世界.举业至上的歪风、腐朽沦丧的邪气,污染了他的心灵,扭曲了他的人性.学会了吹牛拍马、坑蒙拐骗的匡超人居然任意诋毁曾经于危难之时救济过他的马二先生,并无耻地伙同市井恶棍假刻印信、、选时文、充名士、攀结权贵,最后休妻再娶.匡超人正常人性的变质和精神沦丧是“圣人”和圣人之徒戕害的结果,他触目惊心的堕落全过程是功名富贵观念对传统儒家美德强力腐蚀的形象展示.吴敬梓用犀利、明快的笔法毫不留情地揭露、控诉了程朱理学对文人的精神毁灭与人性戕害.
绾结而言,作者以冷峻的笔墨“烛幽索隐”地解剖了这群狂热的理学崇奉者的思想根源,控诉了程朱理学对文人士子的身心毒害,通过对当代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理性审视,深刻地省察了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
二
《儒林外史》不仅形象地表现出知识分子受到牢笼和迫害的情形,在以沉重的心情反思当代知识分子出路的同时,还以赞赏的笔触描写了一些真儒名贤高尚的社会理想和超脱的生活情趣,他们不受羁縻,远避迫害,王冕、杜少卿、庄绍光、虞育德等人就是其中的典范.
王冕公开反对八股取士之法：“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的轻了.”杜少卿对那些“灰堆里的进士”根本不予理睬；迟衡山看不起“只不过讲个举业”的“读书的朋友”,当面教训高翰林这一类禄蠹：“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若是两样都要讲,弄到后来,一样也做不成.”甚至公子哥儿娄三、娄四在愤激之余也居然感慨：“俗语说得好,‘与其出一个斫削元气的进士,不如出一个培养阴骘的通儒’.”
小说不仅反映了这些正直知识分子的思想言论,而且还描写了他们的出处行为.封建统治者要“征聘王冕出来做官”,但他却“连夜逃往会稽山中”.王冕是作者颂赞的原儒思想之楷模,是“敷陈大义,隐括全文”的纲目性名流.安徽巡抚李大人准备荐举杜少卿应鸿博之试,他却装病辞荐,对知县说：“不幸大病,生死难保,这事断不能了.”庄绍光被礼部侍郎徐大人所荐,虽然奉旨赴京“引见”,但他却认为“我道不行”,坚决“恳求恩赐还山”,回到南京玄武湖著书立说.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出于衣食考虑,不得不谋求一官半职,但在能够维持温饱以后,就表示要辞官归里.虞育德就曾对杜少卿表白：“我本赤贫之士,在南京做了六七年博士,每年积几两俸金,只挣了三十担米一块田,我此番去,或是部郎,或是州县,我多则做三年,少则做两年,再积些俸银,添得二十担米,每年养着我夫妻两个不得饿死,就罢了.”也有一些读书人在觉醒之后,毅然放弃“儒业”,而改以其他技艺谋生.例如秀才倪霜峰就不再攻读制义,而以“修补乐器”谋生；虞育德在功成名就做了南京国子监博士以后,也认为“儒业”不可安身立命,要求子女在“读书之余”“学个医”,将来也“可以糊口”.他们大祭泰伯祠,倡导礼乐,兴修青枫城,实践兵农,也曾努力争取把理想变成现实.儒家的名教、魏晋的超脱、礼乐工农的政治理想、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在这些真儒名贤身上得到了统一.
三
吴敬梓生活在封建社会晚期,出身于官僚地主阶级家庭的他自幼接受了儒家正统思想的教育,所以其思想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局限.虽然在小说中他极力讽刺受程朱理学毒害的知识分子,但他不可能完全抛弃儒学.这种矛盾是自然的,因为任何先进的思想家都不能完全脱离他的时代.在崇儒与反儒的矛盾纠葛中,吴敬梓一直在试图寻找平衡,但往往落入先推崇后反叛,最终无法与传统儒学彻底划清界限的圈套中,体现了以作者为代表的进步文人自身思想的矛盾.清初实学新兴,这一儒家学派主张“经世致用”,认为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反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空泛无用.他们主张实践,强调能养能教、有体有用,这无疑会对吴敬梓业已形成的思想产生一定的冲击与影响.
吴敬梓通过对小说人物命运的安排,揭示了那个时代体制的不合理,用人物命运的悲剧、个性的扭曲与人性的沦丧来否定当时的正统观念,反叛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儒学,然后又通过对王冕、杜少卿等理想人物传达了作者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他的政治理想的核心是‘出’：孝悌忠恕、仁义育德、礼乐兵农、清议致用.他的审美理想是‘处’：吟咏性情、乐天知命、江山佳丽,所谓‘真乃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是也.他的生活理想是具有近代人文主义特色的个性自由：在杜少卿的书房里,‘众客散座,或凭栏看水,或啜茗闲谈,或据案观书,或箕踞自适,各随其便’”⑤.在先崇拜后反叛或崇拜中暗藏反叛的矛盾纠葛中,蕴含的实际上是作者为重塑社会价值观和为当时知识分子寻找新出路所做的探索与努力.诚如陈美林、冯保善、李忠明在《章回小说史》中所言：“作者关注的就不仅仅是他自己以及周围知识分子的物质境遇、经济生活、社会地位,他更关心他们的精神寄托、安身立命的基点,他希望知识分子要有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并防止它们的失落.”⑥ 吴敬梓对儒学重塑的探索难能可贵,只是这种探索与努力是沉重的,尽管作者着力塑造了一些理想人物,这些人具有反叛精神,但是他们并没有找到出路,“小说中真正令人惊悚的是,真假儒士虽然在价值观和人生道路上迥然不同,但讲究文行出处的人无一不陷入困窘之中,正如破败的泰伯祠所象征的那样：严监生们固然是虚度一生的,那些真正的才德之士同样也是一事无成,他们的品性才学、追求努力似乎都只有不了了之,既不能改变自己的处境,更不能有益于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⑦.在放纵与苦闷的状态下不可避免地染上劣习,自王冕以下一代不如一代,作者对整个儒林是失望的,对整个社会也充满了感伤情绪.文末市井四奇人的出场,尽管是作者心造的幻影,但借助这一“苍凉的手势”,吴敬梓对江山、士人、百姓和儒家文化的合理内核寄予了薪尽火传的希望.
注释：
①②③④ 吴敬梓：《儒林外史》,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125、125、107、88页.
⑤⑦ 赵峻：《中国吝啬鬼之谜——以严监生为路径研读〈儒林外史〉》,《明清小说研究》2013年第1期.
⑥ 陈美林、冯保善、李忠明：《章回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页.
作者简介：章芳,女,1973年生,湖北荆州人,长江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湖北荆州,434023.
（责任编辑 刘保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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